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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闻名中外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只有近10万人口的贵州瓮安县城，有3万多群众走上街头。由于对一位16岁少女溺水死亡处置不当不满，再加上谣言煽动，愤怒的人群先后冲击了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并点火焚烧了3座办公大楼。
冲天大火震惊全国。在一段时间里，“瓮安执政”成了全国领导干部的一道考题，“瓮安之问”引发了社会的深沉思考。瓮安人的解答是写在现实中的。3年过去，瓮安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信访奇迹：80%纠纷可止于初访
2008年7月4日，“6·28”事件刚过去6天。龙长春从贵州省委办公楼出来，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就直接前往瓮安履任县委书记。此前，他的职务是铜仁行署副专员。一同“空降”的还有代县长谢晓东、公安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
新班子带着省委的基本判断上任：“6·28”事件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民间怨愤淤积太久的结果，是典型的泄愤式群体事件。“近10万人的县城，3万多人上街，办公楼烧着了有群众还欢呼。”龙长春坐在车上，一位老领导的话言犹在耳：“瓮安县委坐在火山口上了尚不自知！”
此时的瓮安县委大楼已是满目疮痍，龙长春只能先在林业局“安营”。在这里他劈出了第一板斧——县委书记大接访。“要化解民怨，就必须直面矛盾。”他在临时办公楼里先竖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屏风，又在一楼设立了信访接待室。一时间，楼前人流熙来攘往，办公室灯光彻夜通明。
4天后的赶场天，公开大接访的大棚搭到了县城中心的广场上。由于电视台提前发了预告，所以一大早访民就蜂拥而至。在此后的40天里，像这样的大规模公开接访又举行了两次。除了书记大接访，瓮安还同时启动了干部大巡访、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走访，俗称“五大访”。五大访引爆了全县的信访潮。2008年上半年县上信访只有42件，7月4日到年底，就爆涨到2121件次3449人次。许多长年积案都翻了出来。
大接访当年接案3170件，结案率达98. l%。“6·28”前，瓮安的信访结案率只有18%。半年间，信访结案率提高了80.1%。堪称奇迹。
大接访次年，瓮安信访量迅速回落，“80%的上访其实完全可以止于初访。”一份总结报告写道，“如果基层执政得力，民怨何以如此淤积，又怎么会爆发‘6.28’事件？”
权力失范：干群关系扭曲错位
“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干群关系的严重扭曲。”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分析说，“公仆跟他的主人，在角色上出现了严重错位。”
“玉山帮”案是这种扭曲错位的典型案例。“玉山帮”是当时瓮安最大黑帮。因其骨干多为玉山镇人而得名。在2008年7月被剿灭前，它已在瓮安横行了10年。其间，多名黑帮头目成为中共党员，一个黑老大的父亲甚至被任命为村支书，其能量让外间人瞠目。
瓮安中坪镇党委原书记杨兆明是被曝光的“玉山帮”保护伞之一。乡邻周知的是，他的儿子拜了“玉山帮”老大熊教勋做干爹。2005年，“老亲”熊教勋看上了一座铁矿，可当地商人的承包合同还没到期。多次滋扰威逼无效，熊教勋即请杨书记出场“劝退”，并允诺赠送未来“腾飞”洗矿厂干股。
具有红黑双重身份的原玉山镇派出所所长杨育平多次上演无间道。2007年1月，杨得知县公安局决意要禁赌，就给“玉山帮”传过话去：“我们搞的赌场应该停了，不如我带派出所把它砸了，也好给群众一个交代。”3天后，杨带着五六个警员冲到赌场，当场砸了啤酒机，还煞有介事地罚了“玉山帮”3000元。此事不仅成为杨育平夸口的工作业绩，还成为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证据。
重归公仆：组织压力逼出奇效
压力让瓮安人警醒。醒来后首先做的就是把公仆们“赶”到百姓中去接地气，建感情，找回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强制性的，自干部作风教育整顿以来已问责127名干部。
杨胜乾是雍阳镇原政法委书记，因“6·28”事件受到处分，被调往鱼河乡任乡长助理。深溪村是乡里情况最复杂的村，杨胜乾选择到那里“从头再来”。
治吏的同时也在治警。2011年春，瓮安公安系统选派了100名年轻干警到老百姓家去当“义工”。20天里，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请假，不准探视，凡私自离岗一律关禁闭7天。
瓮安县委组织部率先试水建立了“基层组织局”。他们首创了机关和基层党支部“双向组织生活”。“现在县乡村干部都实行了‘写民情日记’、‘记民情台账’制度，以检查干部下基层的情况和对农户的了解。”瓮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彭志伟说，“这些记录都是提拔任用干部的依据。”
熊永忠是铜锣乡著名的上访户。他所在的村组大片林地因构皮滩水电站的兴建而淹没，可国家给的补偿款却被原村支书廖德云私吞了。后来廖德云被判刑，可他的家族势力仍非常强大。讨款无果，熊永忠只有不断上访。
2011年8月，铜锣乡党委换届，熊永忠再次上访。令他意外的是，新来的党委书记宋华当场表态，15日内肯定给个答复。此时正值瓮安县推行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制度，铜锣乡党委将副书记下派村里兼任村党总支书记，同时将邻近两村的党总支副书记实行异地交流任职。
由于排除了人为干扰，实地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12天后，宋华等人到熊永忠家商议，听取意见，最后决定用一笔专门的资金解决问题。
等到这个结果，熊永忠大喜过望：“多年的上访路，走到这里，算是到尽头了。”不仅如此，在多次目睹了乡干部的新作风后，熊永忠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村党支部，他对记者说，为老百姓干事的党，值得加入！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4.27）B③
冲天大火震惊全国。在一段时间里，“瓮安执政”成了全国领导干部的一道考题，“瓮安之问”引发了社会的深沉思考。瓮安人的解答是写在现实中的。3年过去，瓮安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信访奇迹：80%纠纷可止于初访
2008年7月4日，“6·28”事件刚过去6天。龙长春从贵州省委办公楼出来，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就直接前往瓮安履任县委书记。此前，他的职务是铜仁行署副专员。一同“空降”的还有代县长谢晓东、公安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
新班子带着省委的基本判断上任：“6·28”事件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民间怨愤淤积太久的结果，是典型的泄愤式群体事件。“近10万人的县城，3万多人上街，办公楼烧着了有群众还欢呼。”龙长春坐在车上，一位老领导的话言犹在耳：“瓮安县委坐在火山口上了尚不自知！”
此时的瓮安县委大楼已是满目疮痍，龙长春只能先在林业局“安营”。在这里他劈出了第一板斧——县委书记大接访。“要化解民怨，就必须直面矛盾。”他在临时办公楼里先竖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屏风，又在一楼设立了信访接待室。一时间，楼前人流熙来攘往，办公室灯光彻夜通明。
4天后的赶场天，公开大接访的大棚搭到了县城中心的广场上。由于电视台提前发了预告，所以一大早访民就蜂拥而至。在此后的40天里，像这样的大规模公开接访又举行了两次。除了书记大接访，瓮安还同时启动了干部大巡访、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走访，俗称“五大访”。五大访引爆了全县的信访潮。2008年上半年县上信访只有42件，7月4日到年底，就爆涨到2121件次3449人次。许多长年积案都翻了出来。
大接访当年接案3170件，结案率达98. l%。“6·28”前，瓮安的信访结案率只有18%。半年间，信访结案率提高了80.1%。堪称奇迹。
大接访次年，瓮安信访量迅速回落，“80%的上访其实完全可以止于初访。”一份总结报告写道，“如果基层执政得力，民怨何以如此淤积，又怎么会爆发‘6.28’事件？”
权力失范：干群关系扭曲错位
“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干群关系的严重扭曲。”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分析说，“公仆跟他的主人，在角色上出现了严重错位。”
“玉山帮”案是这种扭曲错位的典型案例。“玉山帮”是当时瓮安最大黑帮。因其骨干多为玉山镇人而得名。在2008年7月被剿灭前，它已在瓮安横行了10年。其间，多名黑帮头目成为中共党员，一个黑老大的父亲甚至被任命为村支书，其能量让外间人瞠目。
瓮安中坪镇党委原书记杨兆明是被曝光的“玉山帮”保护伞之一。乡邻周知的是，他的儿子拜了“玉山帮”老大熊教勋做干爹。2005年，“老亲”熊教勋看上了一座铁矿，可当地商人的承包合同还没到期。多次滋扰威逼无效，熊教勋即请杨书记出场“劝退”，并允诺赠送未来“腾飞”洗矿厂干股。
具有红黑双重身份的原玉山镇派出所所长杨育平多次上演无间道。2007年1月，杨得知县公安局决意要禁赌，就给“玉山帮”传过话去：“我们搞的赌场应该停了，不如我带派出所把它砸了，也好给群众一个交代。”3天后，杨带着五六个警员冲到赌场，当场砸了啤酒机，还煞有介事地罚了“玉山帮”3000元。此事不仅成为杨育平夸口的工作业绩，还成为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证据。
重归公仆：组织压力逼出奇效
压力让瓮安人警醒。醒来后首先做的就是把公仆们“赶”到百姓中去接地气，建感情，找回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强制性的，自干部作风教育整顿以来已问责127名干部。
杨胜乾是雍阳镇原政法委书记，因“6·28”事件受到处分，被调往鱼河乡任乡长助理。深溪村是乡里情况最复杂的村，杨胜乾选择到那里“从头再来”。
治吏的同时也在治警。2011年春，瓮安公安系统选派了100名年轻干警到老百姓家去当“义工”。20天里，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请假，不准探视，凡私自离岗一律关禁闭7天。
瓮安县委组织部率先试水建立了“基层组织局”。他们首创了机关和基层党支部“双向组织生活”。“现在县乡村干部都实行了‘写民情日记’、‘记民情台账’制度，以检查干部下基层的情况和对农户的了解。”瓮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彭志伟说，“这些记录都是提拔任用干部的依据。”
熊永忠是铜锣乡著名的上访户。他所在的村组大片林地因构皮滩水电站的兴建而淹没，可国家给的补偿款却被原村支书廖德云私吞了。后来廖德云被判刑，可他的家族势力仍非常强大。讨款无果，熊永忠只有不断上访。
2011年8月，铜锣乡党委换届，熊永忠再次上访。令他意外的是，新来的党委书记宋华当场表态，15日内肯定给个答复。此时正值瓮安县推行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制度，铜锣乡党委将副书记下派村里兼任村党总支书记，同时将邻近两村的党总支副书记实行异地交流任职。
由于排除了人为干扰，实地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12天后，宋华等人到熊永忠家商议，听取意见，最后决定用一笔专门的资金解决问题。
等到这个结果，熊永忠大喜过望：“多年的上访路，走到这里，算是到尽头了。”不仅如此，在多次目睹了乡干部的新作风后，熊永忠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村党支部，他对记者说，为老百姓干事的党，值得加入！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4.27）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