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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灵昆镇中学13岁的初二学生小华（化名），平时经常打架、闹事、逃课。2005年11月8日上午，他在数学课上多次和同学说话，老师几次警告都不听。课后他被带到办公室，校长黄××一时气愤，打了他一巴掌。当天下午，父亲郑××带着孩子和黄校长理论，说小华回家后觉得头晕。次日早上黄校长带小华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正常。黄校长还预约后天下午给小华做CT。11日下午，黄校长再次来到小华家，郑××不同意，反复问校长有没有打人，遭到否认后，郑拿起菜刀顶住其脖子：“你到底有没有打他?”又叫儿子拿绳子把校长绑起来，小华不肯。于是，郑拿起桌上的电线缠住校长的脖子，拿刀砍了下去。小华连忙阻挡，刀砍在了他的手掌上，郑叫儿子出去包手，又砍了校长数刀，并割断了他的喉咙。校长惨死后，其74岁的母亲躺在床上没有了说话的力气，满头白发的老父亲连哭了两天两夜。19日清晨，千余民众送别黄校长，遗像上方挂着四个黑色大字：痛失师表……
这个案例摘自《中学生学习报》2006年4月25日第1558期《悲剧之后的思考》。读了这则案例，让人感到愤怒，感到悲伤，更让人感到痛心。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悲剧的发生是学生的错、家长的错还是校长的错，这种悲剧能否避免？校长身为教育者对学生负有无可争议的教育责任。学生在学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学生在学校应不应该有所约束？如果有，那又应该怎样约束？作为学生监护人的家长又有怎样的监护责任与义务？作为受教育者的社会对教育又有无责任呢？谈及这些，大多数老师都显得很无奈，也很无助。在此就这一问题，谈一谈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看法。
世纪之交，在以人为本、崇尚人性、发展个性的现代理论下，素质教育的改革在中小学正在普遍推行，2004年新课程改革在全国中小学全面实施。这两项改革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学生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既然如此，悲剧为什么还会发生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没有黄校长的“一巴掌”，悲剧或许就能避免，但又是什么促成了黄校长的“一巴掌”，而这“一巴掌”之后，黄校长该怎么办呢？这或许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想知道的。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起：
第一，学生评价。一般情况下，学生评价可分为道德评价和学业评价。但是长期以来，上层学校在录取学生时却仅以考试成绩为主。虽然有特长招生，但也只是点缀而已。所以学生为考试而学，老师为考试而教，长此以往，恶性循环，最终形成了成绩第一的应试教育。道德评价却因“不起作用”在学生评价中显得非常尴尬，无可奈何。没有了学生评价的正确导向，学生思想品德败坏、为所欲为，因为他们知道自立有了更多的权利。
第二，教育观念。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某种事物较为长期的、稳定的看法和态度。以分数为主的录取机制使应试教育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当然这对老师的评价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学生的成绩也是评价老师的最主要参数。因此，为了创造高考的辉煌，为了转嫁上级的压力，也为了保住不再“铁”的饭碗，我们不少老师特别是毕业班的老师几乎到了各种手段无所不用的地步。而且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做法有时甚至还能得到领导的支持。
第三，教育困惑。素质教育要求把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还给学生，这自然无可非议。但是面对越来越大胆的学生、面对孩子娇生惯养的家长，老师又该怎样去完成素质教育的使命，谁又能理解和尊重老师呢？“我们的基础教育要求中小学教师一方面要推进素质教育，另一方面要完成升学指标；一方面要把学生教好保证不出事，另一方面教师可以管教学生和保护自己的手段却越来越少；一方面要让家长满意，另一方面又要让学生满意……诸如此类的多种矛盾逼得教师左右为难，使得中小学教育陷入困境之中。”试想一下如果黄校长能手下留情，如果家长能够理解和尊重老师，如果社会能……悲剧或许就能避免，但这仅仅是假设，在实际的教学中怎样杜绝这“一巴掌”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面对、共同思考。
第四，教育权利。基础教育改革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注重教学主体学生的作用，并导致教师的作用正在悄悄地淡化，这使得学生的“主体”意识更加强烈。校园里不服管束者层出不穷，厌学者更是嚣张，“小华行为”正在与日俱增，作为教育主导的老师陷入了明显的弱势群体之列。为了“骗”（因为我们无权决定）学生去学，笔者在本学期引入了大学的“四六”制，即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40%，考试成绩占60%。结果我发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学生与以前不一样了，后进生开始上进了，“牛”学生慢慢懂事了，真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越来越爱他们了。通过这个实验我不禁想到：权利真好！其实像黄校长打学生的这种案例还有很多，但造成悲剧的却也罕见。大多数教师在事发后都怕影响不好而私下解决了，这就助长了个别学生及家长的气焰。我想教师的顾虑是多余的，因为教师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职业。在发生纠纷时，如果能正视纠纷、明确权责，必要时借助法律，那必然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实际上，造成悲剧的原因还有很多，而且这种悲剧的发生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防范悲剧的发生；如何从已发生的悲剧中吸取教训，防微杜渐，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每一个教育者都应该积极思考，从自身做起，再塑精神防线、再筑安全长城。
这个案例摘自《中学生学习报》2006年4月25日第1558期《悲剧之后的思考》。读了这则案例，让人感到愤怒，感到悲伤，更让人感到痛心。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悲剧的发生是学生的错、家长的错还是校长的错，这种悲剧能否避免？校长身为教育者对学生负有无可争议的教育责任。学生在学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学生在学校应不应该有所约束？如果有，那又应该怎样约束？作为学生监护人的家长又有怎样的监护责任与义务？作为受教育者的社会对教育又有无责任呢？谈及这些，大多数老师都显得很无奈，也很无助。在此就这一问题，谈一谈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看法。
世纪之交，在以人为本、崇尚人性、发展个性的现代理论下，素质教育的改革在中小学正在普遍推行，2004年新课程改革在全国中小学全面实施。这两项改革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学生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既然如此，悲剧为什么还会发生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没有黄校长的“一巴掌”，悲剧或许就能避免，但又是什么促成了黄校长的“一巴掌”，而这“一巴掌”之后，黄校长该怎么办呢？这或许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想知道的。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起：
第一，学生评价。一般情况下，学生评价可分为道德评价和学业评价。但是长期以来，上层学校在录取学生时却仅以考试成绩为主。虽然有特长招生，但也只是点缀而已。所以学生为考试而学，老师为考试而教，长此以往，恶性循环，最终形成了成绩第一的应试教育。道德评价却因“不起作用”在学生评价中显得非常尴尬，无可奈何。没有了学生评价的正确导向，学生思想品德败坏、为所欲为，因为他们知道自立有了更多的权利。
第二，教育观念。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某种事物较为长期的、稳定的看法和态度。以分数为主的录取机制使应试教育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当然这对老师的评价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学生的成绩也是评价老师的最主要参数。因此，为了创造高考的辉煌，为了转嫁上级的压力，也为了保住不再“铁”的饭碗，我们不少老师特别是毕业班的老师几乎到了各种手段无所不用的地步。而且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做法有时甚至还能得到领导的支持。
第三，教育困惑。素质教育要求把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还给学生，这自然无可非议。但是面对越来越大胆的学生、面对孩子娇生惯养的家长，老师又该怎样去完成素质教育的使命，谁又能理解和尊重老师呢？“我们的基础教育要求中小学教师一方面要推进素质教育，另一方面要完成升学指标；一方面要把学生教好保证不出事，另一方面教师可以管教学生和保护自己的手段却越来越少；一方面要让家长满意，另一方面又要让学生满意……诸如此类的多种矛盾逼得教师左右为难，使得中小学教育陷入困境之中。”试想一下如果黄校长能手下留情，如果家长能够理解和尊重老师，如果社会能……悲剧或许就能避免，但这仅仅是假设，在实际的教学中怎样杜绝这“一巴掌”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面对、共同思考。
第四，教育权利。基础教育改革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注重教学主体学生的作用，并导致教师的作用正在悄悄地淡化，这使得学生的“主体”意识更加强烈。校园里不服管束者层出不穷，厌学者更是嚣张，“小华行为”正在与日俱增，作为教育主导的老师陷入了明显的弱势群体之列。为了“骗”（因为我们无权决定）学生去学，笔者在本学期引入了大学的“四六”制，即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40%，考试成绩占60%。结果我发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学生与以前不一样了，后进生开始上进了，“牛”学生慢慢懂事了，真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越来越爱他们了。通过这个实验我不禁想到：权利真好！其实像黄校长打学生的这种案例还有很多，但造成悲剧的却也罕见。大多数教师在事发后都怕影响不好而私下解决了，这就助长了个别学生及家长的气焰。我想教师的顾虑是多余的，因为教师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职业。在发生纠纷时，如果能正视纠纷、明确权责，必要时借助法律，那必然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实际上，造成悲剧的原因还有很多，而且这种悲剧的发生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防范悲剧的发生；如何从已发生的悲剧中吸取教训，防微杜渐，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每一个教育者都应该积极思考，从自身做起，再塑精神防线、再筑安全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