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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周翰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学术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最高水平。作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杨周翰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莎士比亚研究中，对莎作进行了深入而又独到的分析，他“立足于文学性的研究”，摆脱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影响，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中国视野下的莎作研究，以中国的理论视角探索了中国学者研究莎士比亚的新话语体系;他的“莎作译介问题研究”寻找到了莎士比亚研究新的关注点。总体而言，他的莎学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性。
关键词：杨周翰;莎士比亚;比较文学
杨周翰（1915-1989）是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优秀的翻译家，曾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协会首任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杨周翰曾连任两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他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研究，又在莎士比亚研究中凸显自己的研究方法。相比于同时代莎学专家，杨周翰著述虽不多，却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杨周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基础上改写的《李尔王变形记》（King LeraMetamorphosed）发表于美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杰拉尔德·杰列斯比对此次演讲赞誉道：“他那绝妙地把莎士比亚的一个重要术语（即镜子论）翻译成中文所做的跨文化阐释简直使著名的‘新历史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以及一大群听众着了迷。” 。提及杨周翰的莎学成就时王宁教授曾指出“包括杨周翰本人在内的中国莎学研究者对于将莎士比亚这位世界文学大家介绍到中国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只有杨周翰一人同时在翻译、评论和研究莎士比亚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国际性的影响，这显然得益于他的比较文学视角，同时这也正是为什么国际学界对他的文学研究予以高度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段话同样揭示了杨周翰的莎学成果能独树一帜的原因。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杨周翰的一种自觉的理论意识，被其用于研究实践中，因此笔者认为从比較文学的视野着手，去理解杨周翰的莎学观，把握其莎学研究特色，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对“文学性”的关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学界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兴趣日渐减少，由此，国际上出现了一批唱衰的声音，认为比较文学将“消亡”。 彼时，中国的比较文学开始“复苏”，并对比较文学的“消亡论”持断然否定的态度。韦勒克（René Wellek）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提出比较文学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一问题，“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一观点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接纳。 80年代起“文学性”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界极大的重视，它所代表的人类普遍价值、审美维度和对文本及结构的关注成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
新批评派是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重要派别，自其诞生之初便受到我国文学界关注，其理论资料被卞之琳、曹葆华等学者译介入国内。新中国成立后，新批评派曾一度陷入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出现“方法论”的热潮，新批评派再次回到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中。从文论构成角度来看，新批评派主张由“外部批评”转向“内部批评”，即主张重视文本，这为中国比较文学界对“文本性”的重视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批评派对杨周翰的文学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7至1939年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燕卜荪（Wiliam Empson）曾在西南联大外语系任教，讲授“英国现代诗”和“莎士比亚戏剧”，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对杨周翰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经久的影响，“不从具体作品出发，不深挖作品本身，便贸贸然提高到理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就是燕卜荪先生给我的经久的影响。” 杨周翰在研究莎士比亚时，或是用具体的莎作片断佐证，或是引用国外莎评家观点，以求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说服力。比如，在提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用简练语言概括现实的特点时，便引用了十八首十四行诗中的片断来说明这一观点。
20世纪50-90年代，中国莎学搬用苏联莎学研究模式，运用阶级分析法阐释莎士比亚，成为那一时代中国莎学研究的独特模式和主流话语。 杨周翰及其同时代的莎评家如卞之琳、贺祥麟等人的早期莎学研究均表现出这一特点。受到新批评派的影响，杨周翰率先突破这一限制，将研究重点转向内部研究，他在《新批评派的启示》中提到“我只想指出我们对‘外围知识’强调过分，而对文学本身的规律特别是艺术性强调不够，这一点正是新批评派给我们的启示。” 得益于新批评派的启示，杨周翰成为新时期以来第一个明确指出前苏联莎学研究模式有严重不足的莎学家，他认为前苏联莎学“力图观察唯物主义观点，把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强调莎作的历史进步意义，反对把它同中世纪意识形态和艺术方法联系起来看，强调莎氏之人民性，与以上诸特点相联系，强调莎氏的乐观主义，强调莎氏的现实主义。以上的方向应当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往往缺乏辩证观点。强调革新，忽视继承，不承认莎氏无论在“道”或“文”上与中世纪有继承关系。在人民性的模糊观念下，为莎氏文过饰非，莎氏虽有赞美个别劳动者的地方，但明明也有藐视、害怕劳动者和劳动群众的地方，但苏联学者多避而不谈，相反，他们有不适当地拔高莎氏的思想意识的倾向。” 从历史上看，中国莎学通过对苏联莎学的学习的确取得了一批基础性的研究成果，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莎学开始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是否正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精神，以及莎评中的左倾问题。杨周翰于这一时期以“文学性”的研究理路为核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不足，对中国莎学反思马克思、恩格斯的莎士比亚论述以及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关系、构筑新的马克思主义莎学话语体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周翰重视文学性，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可以同《李尔王》举例。学界过去对《李尔王》的分析强调其政治内涵，认为李尔王是刚愎自用的封建暴君，在接触到一些因受到圈地运动而失去生产工具的穷苦百姓后，幡然悔悟成为新人，并以此认为莎士比亚批评了暴君和利己主义，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而杨周翰借用奈茨（Knights）的看法，认为《李尔王》更多地反映了自然与人性的观念，人与自然皆有善恶，李尔王最终完成了用爱克服恶的转变，“若说它有政治意义，其根本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伸张了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道主义，反映的圈地运动在剧本中是次要的。” 这一点只是在第三幕第四场中略微涉及到，并非是全剧的主旨，而自然与人性正是脱胎于“文本”的人类普遍道德价值。杨周翰虽然强调对作品“文学性”的关注，但并非认为文学研究应当忽略阶级立场，他所担忧的是在研究中因固执于外部研究，导致不能从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杨周翰尖锐地指出：在过去对《李尔王》的研究中，因为要与现实政治挂钩，便将剧中的一个“部件”扩大成“主体结构”，这种做法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种分析同剧本所客观反映的情况，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杨周翰认为此剧主要写的是权威与爱或人道的对立，权威与真理的对立，权威与社会正义的对立。正是因为对文学内部研究的关注，杨周翰能够突破当时在阶级中讨论文学的限制，指出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家的看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在解放思想时期我国学界迅速吸收西方莎学观点以更多角度解读莎士比亚有不小的引领作用。 二、中国特色的彰显
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海峡两岸有一批学者跃跃欲试，试图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1971年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会”上，台湾学者率先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想法，这一呼吁在大陆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主席杨周翰对此深表理解，但又持保留意见。杨周翰在《比较文学：界限、“中国学派”、危机和前途》 中提到，“中国学派”的建设应当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按照他的构想，“中国学派”应当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注重东方文学的研究，以跨语言、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在“中国学派”的建立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创造条件，尤其指出“我们的先辈学者如鲁迅等，他们的血液中充满了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中国文化是其人格的一部分。他们一接触到外国文学就必然产生比较，并与中国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比较学者来说，在对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有一定修養的同时，还要非常熟悉自己的文学、文化。杨周翰在其绝笔《欧洲中心主义》 中也提出了作为中国人，就必须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决不能以欧洲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应该从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因此，杨周翰常在中国的语境中研究西方文学问题，也常在西方的语境中研究中国问题，追求一种中立、客观的学术论断。
杨周翰博古通今，在研究莎士比亚时，常用中国传统文论来阐释莎士比亚，以求阐发出一些西方文论所不能阐明的内容。杨周翰从中国儒家传统文论“诗言志” 出发，认为作者创作是为了表达某种看法，并籍此来完成改造世界的理想，由此捕捉到了莎士比亚以爱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用“诗言志”的中国理念去研究莎作，这个“志”在莎剧中正是体现为爱和理想。他认为莎士比亚通过其诗歌和三十几部戏剧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企图改变封建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思想——爱征服一切，和将社会建设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理想，这便是莎士比亚的“志”。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以和谐和仁爱为尺度探讨了君权问题，在莎士比亚看来贤明的君主应当同时满足和谐和仁爱两个原则，因此剧中的君王如阴险的理查三世、未能处理好国家和谐的亨利四世都算不得贤明的君王。《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为自己辩护的一段话“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你们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要是你们欺辱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第三幕第一场）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对犹太民族的同情。在杨周翰看来莎士比亚的同情是存在的，但是并非局限在夏洛克的少数民族身份上，而是一种更广泛的、对所有受苦人民的同情，是一种至高的仁爱主义。从十四行诗到历史剧，再到喜剧、悲剧、传奇剧，莎士比亚的创作思想不断往纵深发展，因此很难用一句话精准概括。杨周翰基于国人的文学创作思维，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准确把握莎士比亚，以“诗言志”来统摄莎翁的创作思想是具有开创性的，这种研究理路对我们研究这位作品极其丰富的作家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
在研究莎士比亚时，我们通常直接研究莎士比亚的某部作品，或者几部作品，这种研究方式是最直接的，也最易有成效。但杨周翰受到金圣叹评西厢“烘云托月法”的启发，不直接研究莎士比亚，而是将莎士比亚同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做比较，精准定位莎士比亚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位置，以此探求莎士比亚作品中人文主义的内涵，这种另辟蹊径的研究方法，反而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杨周翰列举了自彼得拉克起到卡尔德隆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认为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三个特征，解放个性、理想主义和破坏性经历了微弱、到全盛、再到衰落的过程，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这种破坏性减少，以至于发展成为怀疑和悲观主义。杨周翰又列举了莎士比亚前后时期英国剧坛如李利（Lyly）的《亚历山大和坎帕斯庇》、基德（Thomas Kyd）的《西班牙悲剧》、琼生（Ben Jonson）的《狐狸》等，认为在此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已经有了巴洛克文学的风格。杨周翰在《巴洛克的含义、表现和应用》中归纳了巴洛克风格的五个特点：（一）忧郁，（二）悲哀、怜悯（三）、幻觉、（四）放纵、（五）神秘主义 ;并认为这些特点都可以在莎剧中找到对应，杨周翰认为王后对奥菲利亚的哀悼是怜悯，安东尼自戕前的独白是幻觉，《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充满了情欲的放纵。诚然如此，但莎剧中仍有不少内容是有违这些特点的。例如麦克白虽然相信命运，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是依旧拒绝投降，和麦克德夫决斗到了最后一刻。莎剧中的爱大都是放纵的，具有冲破一切阻碍的力量，但亲子之间的爱却是克制的，考狄利娅对李尔王的爱便是克制的，也因此失去了自己该受的封赏。杨周翰认为莎士比亚创作风格更接近巴洛克风格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要全然赞同，但是他从中国传统评论中总结出的不同于西方研究思路的方法，以他者来显照莎士比亚特点的研究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中西文学批评理论有不同的起源，因此也有一套不同的批评术语，不同的批评术语也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这一点在杨周翰的《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 中也有所阐释。杨周翰在点评莎氏的语言文字特色时便采用了一套中国术语，凸显出了中国学者的特点。例如用《文心雕龙》中的“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来形容莎士比亚简练的语言里有极深的内涵，用《左传》中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来赞誉莎士比亚的语言文字精美来使他的文字流传更广。虽然这套术语并未阐释出莎翁语言新的内涵，但是却以中国的审美情趣从另一个维度来表现了莎翁的语言功夫，彰显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态度。
杨周翰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就不能陷入欧洲中心主义。在他看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学，必须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独特眼光来审视西方文学，并且不时地以自己国家的文学作为参照，加以比较考察，这样就会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得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结论。在莎士比亚的研究中，杨周翰也一直秉持着这一观念，在吸收西方莎士比亚研究成果的同时，用中国独特的传统文艺思想解读莎作。 三、莎作译介问题研究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在西方已经接近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 80年代中后期杨周翰频繁地活跃于国际比较文学学界，常出入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赴欧美大学进行演讲，因此他对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自然也看到了国际上对翻译研究的重视，因此杨周翰除了重视莎作、莎评的译介，同样重视莎作译介过程中因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
杨周翰认为不同民族之间是可以共通的，同时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涉及了更深层的文化、宗教、政治等问题，因此差异更加重要，能凸显两个民族文化的不同。1989年杨周翰在《国外文学》上发表了《<李尔王>变形记》就朱生豪和孙大雨两个中译本中被翻译和忽略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试图揭示“翻译可能会有多大程度的误解及误解的原因，并提供一些实例表明跨语言与文化界限的交流之困难，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上的困难”。 根据译者对原著的不同理解，译作反映出不同的内容，虽然译者尽可能还原原著本身的面貌，但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译本与原著的表意差距只能缩小而无法消除。杨周翰的这一文章对研究莎翁的学者来说有极大的警示作用，译作某种程度上只能视作研究莎翁的参考文献而非第一手资料。
杨周翰提出《李尔王》第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对亲子关系“nature”的解读。他认为《李尔王》中的亲子關系是一种合乎宇宙秩序的人类天性，子女对父母忘恩负义就是违反自然，这种亲子关系还并且伴随一定的法律色彩，集中反映在“nature”中。而中国的亲子关系是以“孝道”为核心建立的严格长幼秩序，所以朱生豪将其翻译得最多的是“孝。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原著中的一些内容在译本中难以体现。在《李尔王》中“nature”有在分封国家时，考狄利娅因说“Ilove your majesty according to my bond， nor more nor less.”（1.1.81-82） 而失去受封地，“bond”也指契约，是具有法律意味的词，考狄利娅对李尔王的爱是受到一定的契约约束的。李尔请求里根赡养自己时，这种法律关系更加明晰。“Ageisunnecessary： On my knees I beg That you’ll vouchsafe me raiment， bed， and food.”（2.2.320-321）里根的一切都是李尔赐予的，但是最后李尔却需要跪下来乞求里根赡养自己。在中国亲子关系更多是一种道德约束，而非法律责任，因此若不从西方的语境中理解，则难以理解为什么李尔要“beg”。杨周翰能理解这一内容，不仅是因为他在欧洲有近十年的生活经验，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更是因为他有极其开阔的视野。杨周翰一向主张“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因此他告诫莎学者要多读莎评，读莎翁全部作品，甚至进一步阅读莎翁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上才能有真知灼见。
《李尔王》翻译中的第二个问题是“all”和“nothing”这一对反义词的翻译。“all”可以被译为“一切”，但是“noting”却难以找到合适的等义词，只能依照上下文的关系来翻译，这便导致了“all”和“nothing”这一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译本中难以体现出来。相较于“all”，“nothing”具有更加丰富的涵义。在第一幕第四场，弄人唱了一曲忠言逆耳的小曲劝人谨慎。肯特回答“Thisisnothing.”弄人回答“Can you make use of nothing？”李尔回答到“nothing can be made out of nothing.”朱生豪译为“这话一点意思没有”，“你不能从没有意思之间悟出一点意思吗？”“垃圾里时掏不出金子来的”，孙大雨译为“你这一车子的话没有说出点什么来”，“没有什么，可有什么用处吗？”这种翻译模式将“nothing”的含义限制在某个方面，虽然易于理解却损害了莎士比亚的语言魅力。莎翁是妙用语言的大师，剧作中娴熟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段和语言技巧，像这种重复修辞只是其语言魅力的很小一部分。杨周翰曾提到“莎氏作为语言大师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以上不过是我想到的几点，怎样把莎氏这方面的经验介绍给我国读者和作家，是一项值得从事的工作。” 在当时国内的莎学界对莎士比亚的语言功夫关注是比较少的，而杨周翰正是通过说明莎作的难以翻译来表现了这一点，为之后的莎学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自莎作传入中国开始，有林纾、孙大雨、梁实秋、朱生豪等学者参与了莎作译介活动，或是采用归化策略、或是采用异化策略，每个译本都显现了译者对莎作的理解，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这些译本或多或少存在误解。杨周翰的此篇《<李尔王>变形记》便是揭示了这种谬误，但他并未进行勘正，更多的是做出一种警醒，提醒莎学者阅读原文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也从翻译的角度说明了莎翁语言的精妙。莎翁的语言文字功夫受到众多莎学专家的关注。与杨周翰同时代的学者贺祥麟在专著《莎士比亚》中提及了莎翁通过语言塑造了生动的形象，张泗洋在《莎士比亚引论》中论及了莎翁的语言创作和谐之美，但大部分学者皆参照译本来分析莎翁的语言文字魅力，损害了些许说服力。杨周翰无疑是非常重视莎士比亚的语言文字功夫的，在《百尺竿头 十方世界》中，杨周翰为中国莎学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一便是研究莎氏的语言文字功夫，同时也指出通过翻译只能发掘出莎士比亚语言文字成就的一小部分。 因此最好阅读原作，相比之前杨周翰通过译本中的问题来说明莎氏的语言魅力更具有说服力。
四、结语
纵观杨周翰一生的学术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贯穿始终。其学术成果高产的十年，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后迅速发展的十年。杨周翰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用于莎士比亚的研究中，开拓了新的莎士比亚研究的模式。对莎作文本性的关注，改变了自五十年代以来受到的来自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影响，减少对外部政治、阶级因素的关注，让莎士比亚的研究回归更纯粹的文学讨论。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的莎士比亚研究更是开拓了国内莎士比亚研究的新方向，展现出了中国学者在莎学研究上的独特性、主体性，为建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话语体系打下了基础。杨周翰的莎作译介研究通过对译介过程中文化误读的揭示，提醒了莎学者要在对原文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更是彰显了莎氏的语言文字功夫。 回顾中国莎学发展历程，杨周翰的成果并不算丰硕，但影响巨大，其研究莎士比亚的质量和深度是无可替代的，通过学习杨周翰的研究思路和治学态度，及其在研究中反映的时代精神，对我们学习莎士比亚的后生而言无疑是有不小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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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53页。
【23】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9頁。
【24】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175-184页。
【25】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184页。
【26】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470-521页。
【27】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尚书·尧典》中记尧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28】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336页。
【29】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195-204页。
【30】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1993. p.47.
【31】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248页。
【32】引文出自The Norton Shakespeare，Stephen Greenblatt， Walter Cohen， Jean E. Howard， Katharine Eisaman Maus. ed.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33】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93页。
【34】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90页。
作者简介：苏磊（1996-），男，彝，四川成都，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上海市，200444，研究方向：莎士比亚，莎评。
关键词：杨周翰;莎士比亚;比较文学
杨周翰（1915-1989）是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优秀的翻译家，曾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协会首任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杨周翰曾连任两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他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研究，又在莎士比亚研究中凸显自己的研究方法。相比于同时代莎学专家，杨周翰著述虽不多，却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杨周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基础上改写的《李尔王变形记》（King LeraMetamorphosed）发表于美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杰拉尔德·杰列斯比对此次演讲赞誉道：“他那绝妙地把莎士比亚的一个重要术语（即镜子论）翻译成中文所做的跨文化阐释简直使著名的‘新历史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以及一大群听众着了迷。” 。提及杨周翰的莎学成就时王宁教授曾指出“包括杨周翰本人在内的中国莎学研究者对于将莎士比亚这位世界文学大家介绍到中国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只有杨周翰一人同时在翻译、评论和研究莎士比亚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国际性的影响，这显然得益于他的比较文学视角，同时这也正是为什么国际学界对他的文学研究予以高度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段话同样揭示了杨周翰的莎学成果能独树一帜的原因。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杨周翰的一种自觉的理论意识，被其用于研究实践中，因此笔者认为从比較文学的视野着手，去理解杨周翰的莎学观，把握其莎学研究特色，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对“文学性”的关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学界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兴趣日渐减少，由此，国际上出现了一批唱衰的声音，认为比较文学将“消亡”。 彼时，中国的比较文学开始“复苏”，并对比较文学的“消亡论”持断然否定的态度。韦勒克（René Wellek）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提出比较文学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一问题，“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一观点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接纳。 80年代起“文学性”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界极大的重视，它所代表的人类普遍价值、审美维度和对文本及结构的关注成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
新批评派是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重要派别，自其诞生之初便受到我国文学界关注，其理论资料被卞之琳、曹葆华等学者译介入国内。新中国成立后，新批评派曾一度陷入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出现“方法论”的热潮，新批评派再次回到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中。从文论构成角度来看，新批评派主张由“外部批评”转向“内部批评”，即主张重视文本，这为中国比较文学界对“文本性”的重视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批评派对杨周翰的文学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7至1939年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燕卜荪（Wiliam Empson）曾在西南联大外语系任教，讲授“英国现代诗”和“莎士比亚戏剧”，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对杨周翰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经久的影响，“不从具体作品出发，不深挖作品本身，便贸贸然提高到理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就是燕卜荪先生给我的经久的影响。” 杨周翰在研究莎士比亚时，或是用具体的莎作片断佐证，或是引用国外莎评家观点，以求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说服力。比如，在提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用简练语言概括现实的特点时，便引用了十八首十四行诗中的片断来说明这一观点。
20世纪50-90年代，中国莎学搬用苏联莎学研究模式，运用阶级分析法阐释莎士比亚，成为那一时代中国莎学研究的独特模式和主流话语。 杨周翰及其同时代的莎评家如卞之琳、贺祥麟等人的早期莎学研究均表现出这一特点。受到新批评派的影响，杨周翰率先突破这一限制，将研究重点转向内部研究，他在《新批评派的启示》中提到“我只想指出我们对‘外围知识’强调过分，而对文学本身的规律特别是艺术性强调不够，这一点正是新批评派给我们的启示。” 得益于新批评派的启示，杨周翰成为新时期以来第一个明确指出前苏联莎学研究模式有严重不足的莎学家，他认为前苏联莎学“力图观察唯物主义观点，把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强调莎作的历史进步意义，反对把它同中世纪意识形态和艺术方法联系起来看，强调莎氏之人民性，与以上诸特点相联系，强调莎氏的乐观主义，强调莎氏的现实主义。以上的方向应当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往往缺乏辩证观点。强调革新，忽视继承，不承认莎氏无论在“道”或“文”上与中世纪有继承关系。在人民性的模糊观念下，为莎氏文过饰非，莎氏虽有赞美个别劳动者的地方，但明明也有藐视、害怕劳动者和劳动群众的地方，但苏联学者多避而不谈，相反，他们有不适当地拔高莎氏的思想意识的倾向。” 从历史上看，中国莎学通过对苏联莎学的学习的确取得了一批基础性的研究成果，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莎学开始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是否正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精神，以及莎评中的左倾问题。杨周翰于这一时期以“文学性”的研究理路为核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不足，对中国莎学反思马克思、恩格斯的莎士比亚论述以及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关系、构筑新的马克思主义莎学话语体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周翰重视文学性，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可以同《李尔王》举例。学界过去对《李尔王》的分析强调其政治内涵，认为李尔王是刚愎自用的封建暴君，在接触到一些因受到圈地运动而失去生产工具的穷苦百姓后，幡然悔悟成为新人，并以此认为莎士比亚批评了暴君和利己主义，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而杨周翰借用奈茨（Knights）的看法，认为《李尔王》更多地反映了自然与人性的观念，人与自然皆有善恶，李尔王最终完成了用爱克服恶的转变，“若说它有政治意义，其根本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伸张了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道主义，反映的圈地运动在剧本中是次要的。” 这一点只是在第三幕第四场中略微涉及到，并非是全剧的主旨，而自然与人性正是脱胎于“文本”的人类普遍道德价值。杨周翰虽然强调对作品“文学性”的关注，但并非认为文学研究应当忽略阶级立场，他所担忧的是在研究中因固执于外部研究，导致不能从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杨周翰尖锐地指出：在过去对《李尔王》的研究中，因为要与现实政治挂钩，便将剧中的一个“部件”扩大成“主体结构”，这种做法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种分析同剧本所客观反映的情况，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杨周翰认为此剧主要写的是权威与爱或人道的对立，权威与真理的对立，权威与社会正义的对立。正是因为对文学内部研究的关注，杨周翰能够突破当时在阶级中讨论文学的限制，指出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家的看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在解放思想时期我国学界迅速吸收西方莎学观点以更多角度解读莎士比亚有不小的引领作用。 二、中国特色的彰显
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海峡两岸有一批学者跃跃欲试，试图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1971年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会”上，台湾学者率先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想法，这一呼吁在大陆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主席杨周翰对此深表理解，但又持保留意见。杨周翰在《比较文学：界限、“中国学派”、危机和前途》 中提到，“中国学派”的建设应当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按照他的构想，“中国学派”应当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注重东方文学的研究，以跨语言、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在“中国学派”的建立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创造条件，尤其指出“我们的先辈学者如鲁迅等，他们的血液中充满了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中国文化是其人格的一部分。他们一接触到外国文学就必然产生比较，并与中国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比较学者来说，在对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有一定修養的同时，还要非常熟悉自己的文学、文化。杨周翰在其绝笔《欧洲中心主义》 中也提出了作为中国人，就必须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决不能以欧洲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应该从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因此，杨周翰常在中国的语境中研究西方文学问题，也常在西方的语境中研究中国问题，追求一种中立、客观的学术论断。
杨周翰博古通今，在研究莎士比亚时，常用中国传统文论来阐释莎士比亚，以求阐发出一些西方文论所不能阐明的内容。杨周翰从中国儒家传统文论“诗言志” 出发，认为作者创作是为了表达某种看法，并籍此来完成改造世界的理想，由此捕捉到了莎士比亚以爱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用“诗言志”的中国理念去研究莎作，这个“志”在莎剧中正是体现为爱和理想。他认为莎士比亚通过其诗歌和三十几部戏剧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企图改变封建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思想——爱征服一切，和将社会建设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理想，这便是莎士比亚的“志”。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以和谐和仁爱为尺度探讨了君权问题，在莎士比亚看来贤明的君主应当同时满足和谐和仁爱两个原则，因此剧中的君王如阴险的理查三世、未能处理好国家和谐的亨利四世都算不得贤明的君王。《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为自己辩护的一段话“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你们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要是你们欺辱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第三幕第一场）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对犹太民族的同情。在杨周翰看来莎士比亚的同情是存在的，但是并非局限在夏洛克的少数民族身份上，而是一种更广泛的、对所有受苦人民的同情，是一种至高的仁爱主义。从十四行诗到历史剧，再到喜剧、悲剧、传奇剧，莎士比亚的创作思想不断往纵深发展，因此很难用一句话精准概括。杨周翰基于国人的文学创作思维，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准确把握莎士比亚，以“诗言志”来统摄莎翁的创作思想是具有开创性的，这种研究理路对我们研究这位作品极其丰富的作家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
在研究莎士比亚时，我们通常直接研究莎士比亚的某部作品，或者几部作品，这种研究方式是最直接的，也最易有成效。但杨周翰受到金圣叹评西厢“烘云托月法”的启发，不直接研究莎士比亚，而是将莎士比亚同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做比较，精准定位莎士比亚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位置，以此探求莎士比亚作品中人文主义的内涵，这种另辟蹊径的研究方法，反而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杨周翰列举了自彼得拉克起到卡尔德隆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认为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三个特征，解放个性、理想主义和破坏性经历了微弱、到全盛、再到衰落的过程，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这种破坏性减少，以至于发展成为怀疑和悲观主义。杨周翰又列举了莎士比亚前后时期英国剧坛如李利（Lyly）的《亚历山大和坎帕斯庇》、基德（Thomas Kyd）的《西班牙悲剧》、琼生（Ben Jonson）的《狐狸》等，认为在此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已经有了巴洛克文学的风格。杨周翰在《巴洛克的含义、表现和应用》中归纳了巴洛克风格的五个特点：（一）忧郁，（二）悲哀、怜悯（三）、幻觉、（四）放纵、（五）神秘主义 ;并认为这些特点都可以在莎剧中找到对应，杨周翰认为王后对奥菲利亚的哀悼是怜悯，安东尼自戕前的独白是幻觉，《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充满了情欲的放纵。诚然如此，但莎剧中仍有不少内容是有违这些特点的。例如麦克白虽然相信命运，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是依旧拒绝投降，和麦克德夫决斗到了最后一刻。莎剧中的爱大都是放纵的，具有冲破一切阻碍的力量，但亲子之间的爱却是克制的，考狄利娅对李尔王的爱便是克制的，也因此失去了自己该受的封赏。杨周翰认为莎士比亚创作风格更接近巴洛克风格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要全然赞同，但是他从中国传统评论中总结出的不同于西方研究思路的方法，以他者来显照莎士比亚特点的研究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中西文学批评理论有不同的起源，因此也有一套不同的批评术语，不同的批评术语也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这一点在杨周翰的《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 中也有所阐释。杨周翰在点评莎氏的语言文字特色时便采用了一套中国术语，凸显出了中国学者的特点。例如用《文心雕龙》中的“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来形容莎士比亚简练的语言里有极深的内涵，用《左传》中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来赞誉莎士比亚的语言文字精美来使他的文字流传更广。虽然这套术语并未阐释出莎翁语言新的内涵，但是却以中国的审美情趣从另一个维度来表现了莎翁的语言功夫，彰显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态度。
杨周翰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就不能陷入欧洲中心主义。在他看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学，必须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独特眼光来审视西方文学，并且不时地以自己国家的文学作为参照，加以比较考察，这样就会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得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结论。在莎士比亚的研究中，杨周翰也一直秉持着这一观念，在吸收西方莎士比亚研究成果的同时，用中国独特的传统文艺思想解读莎作。 三、莎作译介问题研究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在西方已经接近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 80年代中后期杨周翰频繁地活跃于国际比较文学学界，常出入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赴欧美大学进行演讲，因此他对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自然也看到了国际上对翻译研究的重视，因此杨周翰除了重视莎作、莎评的译介，同样重视莎作译介过程中因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
杨周翰认为不同民族之间是可以共通的，同时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涉及了更深层的文化、宗教、政治等问题，因此差异更加重要，能凸显两个民族文化的不同。1989年杨周翰在《国外文学》上发表了《<李尔王>变形记》就朱生豪和孙大雨两个中译本中被翻译和忽略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试图揭示“翻译可能会有多大程度的误解及误解的原因，并提供一些实例表明跨语言与文化界限的交流之困难，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上的困难”。 根据译者对原著的不同理解，译作反映出不同的内容，虽然译者尽可能还原原著本身的面貌，但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译本与原著的表意差距只能缩小而无法消除。杨周翰的这一文章对研究莎翁的学者来说有极大的警示作用，译作某种程度上只能视作研究莎翁的参考文献而非第一手资料。
杨周翰提出《李尔王》第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对亲子关系“nature”的解读。他认为《李尔王》中的亲子關系是一种合乎宇宙秩序的人类天性，子女对父母忘恩负义就是违反自然，这种亲子关系还并且伴随一定的法律色彩，集中反映在“nature”中。而中国的亲子关系是以“孝道”为核心建立的严格长幼秩序，所以朱生豪将其翻译得最多的是“孝。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原著中的一些内容在译本中难以体现。在《李尔王》中“nature”有在分封国家时，考狄利娅因说“Ilove your majesty according to my bond， nor more nor less.”（1.1.81-82） 而失去受封地，“bond”也指契约，是具有法律意味的词，考狄利娅对李尔王的爱是受到一定的契约约束的。李尔请求里根赡养自己时，这种法律关系更加明晰。“Ageisunnecessary： On my knees I beg That you’ll vouchsafe me raiment， bed， and food.”（2.2.320-321）里根的一切都是李尔赐予的，但是最后李尔却需要跪下来乞求里根赡养自己。在中国亲子关系更多是一种道德约束，而非法律责任，因此若不从西方的语境中理解，则难以理解为什么李尔要“beg”。杨周翰能理解这一内容，不仅是因为他在欧洲有近十年的生活经验，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更是因为他有极其开阔的视野。杨周翰一向主张“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因此他告诫莎学者要多读莎评，读莎翁全部作品，甚至进一步阅读莎翁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上才能有真知灼见。
《李尔王》翻译中的第二个问题是“all”和“nothing”这一对反义词的翻译。“all”可以被译为“一切”，但是“noting”却难以找到合适的等义词，只能依照上下文的关系来翻译，这便导致了“all”和“nothing”这一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译本中难以体现出来。相较于“all”，“nothing”具有更加丰富的涵义。在第一幕第四场，弄人唱了一曲忠言逆耳的小曲劝人谨慎。肯特回答“Thisisnothing.”弄人回答“Can you make use of nothing？”李尔回答到“nothing can be made out of nothing.”朱生豪译为“这话一点意思没有”，“你不能从没有意思之间悟出一点意思吗？”“垃圾里时掏不出金子来的”，孙大雨译为“你这一车子的话没有说出点什么来”，“没有什么，可有什么用处吗？”这种翻译模式将“nothing”的含义限制在某个方面，虽然易于理解却损害了莎士比亚的语言魅力。莎翁是妙用语言的大师，剧作中娴熟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段和语言技巧，像这种重复修辞只是其语言魅力的很小一部分。杨周翰曾提到“莎氏作为语言大师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以上不过是我想到的几点，怎样把莎氏这方面的经验介绍给我国读者和作家，是一项值得从事的工作。” 在当时国内的莎学界对莎士比亚的语言功夫关注是比较少的，而杨周翰正是通过说明莎作的难以翻译来表现了这一点，为之后的莎学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自莎作传入中国开始，有林纾、孙大雨、梁实秋、朱生豪等学者参与了莎作译介活动，或是采用归化策略、或是采用异化策略，每个译本都显现了译者对莎作的理解，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这些译本或多或少存在误解。杨周翰的此篇《<李尔王>变形记》便是揭示了这种谬误，但他并未进行勘正，更多的是做出一种警醒，提醒莎学者阅读原文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也从翻译的角度说明了莎翁语言的精妙。莎翁的语言文字功夫受到众多莎学专家的关注。与杨周翰同时代的学者贺祥麟在专著《莎士比亚》中提及了莎翁通过语言塑造了生动的形象，张泗洋在《莎士比亚引论》中论及了莎翁的语言创作和谐之美，但大部分学者皆参照译本来分析莎翁的语言文字魅力，损害了些许说服力。杨周翰无疑是非常重视莎士比亚的语言文字功夫的，在《百尺竿头 十方世界》中，杨周翰为中国莎学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一便是研究莎氏的语言文字功夫，同时也指出通过翻译只能发掘出莎士比亚语言文字成就的一小部分。 因此最好阅读原作，相比之前杨周翰通过译本中的问题来说明莎氏的语言魅力更具有说服力。
四、结语
纵观杨周翰一生的学术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贯穿始终。其学术成果高产的十年，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后迅速发展的十年。杨周翰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用于莎士比亚的研究中，开拓了新的莎士比亚研究的模式。对莎作文本性的关注，改变了自五十年代以来受到的来自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影响，减少对外部政治、阶级因素的关注，让莎士比亚的研究回归更纯粹的文学讨论。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的莎士比亚研究更是开拓了国内莎士比亚研究的新方向，展现出了中国学者在莎学研究上的独特性、主体性，为建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话语体系打下了基础。杨周翰的莎作译介研究通过对译介过程中文化误读的揭示，提醒了莎学者要在对原文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更是彰显了莎氏的语言文字功夫。 回顾中国莎学发展历程，杨周翰的成果并不算丰硕，但影响巨大，其研究莎士比亚的质量和深度是无可替代的，通过学习杨周翰的研究思路和治学态度，及其在研究中反映的时代精神，对我们学习莎士比亚的后生而言无疑是有不小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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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53页。
【23】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9頁。
【24】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175-184页。
【25】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184页。
【26】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470-521页。
【27】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尚书·尧典》中记尧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28】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336页。
【29】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195-204页。
【30】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1993. p.47.
【31】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248页。
【32】引文出自The Norton Shakespeare，Stephen Greenblatt， Walter Cohen， Jean E. Howard， Katharine Eisaman Maus. ed.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33】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93页。
【34】杨周翰.攻玉集 镜子与七巧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4），第90页。
作者简介：苏磊（1996-），男，彝，四川成都，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上海市，200444，研究方向：莎士比亚，莎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