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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目前会员数不到1万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这里荟萃了我国文学界的人才精华。在那些享誉文坛的作家中，当过兵的大有人在。或许您能从他们的成长史里得到人生的启迪。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刘恒、何建民、谭谈、高洪波都曾经是军人，更有像王朔、海岩、郑渊洁、阎连科，以及刚刚离开我们的著名诗人雷抒雁等未担任作协领导的作家，都经受过军旅人生的洗礼。
海岩因为尿裤子羞得想自杀
海岩的代表作有《便衣警察》《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玉观音》等。15岁参军的海岩说起当兵的经历忍俊不禁：“我当的是海军航空兵地勤，就是穿海军的衣服，干陆军的事。我是歼击机6型的电器员，实际就是电工。”
有一次训练得特别累，人紧张压抑到了极点，那天晚上睡觉尿了床。事情发生后，怕人发现，海岩就找了好多被子遮掩，结果，还是被人发现了，被子晾了出来。当时自尊心很强的海岩，自杀的心都有了，羞得不敢回连队。
后来又有一次队列的时候，连长在前面长篇大论地讲，天气太冷，他蹲在前排不能换脚，就这样憋啊憋，终于憋不住，又尿了，尿在棉裤里了。这次怕人知道，棉裤结冰了也不敢说，结果整个腿都肿了，那个冬天腿上长了冻疮。
那时候连长对他很好，他记得一次吃馒头，自己一口气吃了9个。撑得动不了，连长带着他转了半宿，不让他睡觉，怕他撑死。“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生活挺好的。
海岩说自己早期的时候是个很内向的人，说话都不敢太大声，当兵的时候每逢开会发言，他一喊“报告”就脸红。班长说：“一个当兵的战士，说话都脸红，让你去打仗，你肯定当逃兵。”从那以后，班长有意锻炼他，每次人多的时候都刻意让他说话，今天的海岩无论开大会、开小会，都能够面对很多人侃侃而谈。
王朔最苦的日子在新兵连
王朔与海岩的经历有些相似，同是15岁当兵，同是在海军部队，还有同在新兵连尿过床。王朔在《致女儿书》中回忆道：“我到部队在新兵连还尿过一次床。打了一天靶，成绩不好，又累又沮丧，晚上情景重演，幸亏天寒被薄，睡觉也穿着绒裤，没在床上留下痕迹。”
1976年王朔初来到山东即墨北海舰队新兵团，在那儿经受了3个月的新兵训练，这3个月是他人生最难忘的岁月：“到目前为止我吃的最大的苦是在新兵连。中午晚上全是窝头。没油水。改善伙食的时候，吃一种大包子，粉条馅儿，一手拿不住俩。我能吃六七个。连里最狠的，一顿吃13个。吃饭前还唱歌，唱不齐不吃。排着队，先派两个人到伙房抬来一大箩筐包子，抬到营房门口，让你看着它唱，干着急。每天晚上不折腾六七趟不让你睡觉。穿衣服躺着不行，都脱了，睡踏实了，嘟——哨响了，全收拾好，扛着枪，背着背包，跑八里地。回来你想睡觉？又给你吹起来。”
新兵训练结束后，王朔在部队里当了一名普通的“操舵兵”，再后来做了卫生员。1978年在大学恢复招生的时候，王朔兴起了报考文科的欲望，开始练习写作文，其间偶然将习作投往《解放军文艺》，居然中选，这便是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等待》。《等待》是一篇时代印迹很浓并且颇为稚拙的小说，是以一个女孩子的视角写的，写了一个北京女孩在理想、恋爱等方面与父母亲的观念碰撞，文笔还很学生腔。然而在1978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当时，它无疑是清新可喜的，一投中的给了王朔创作信心，也激发了他当作家的向往。
刘震云退伍后高考考了全省状元
刘震云当兵的想法很简单，由于饥饿。1974年，15岁的刘震云抱着能解决温饱的单纯想法，离天了家乡和亲人，当兵了。火车一下子就把他从河南延津拉到了甘肃的戈壁滩上。第一次见到火车，他觉得火车开动放气时的样子壮观极了。排长问刘震云想不想家，他心想：“有白馍吃还想什么家啊！”那时候拉兵的火车全是闷罐子，没厕所，都是车门拉一条缝，排着队往外尿。他尿了半天尿不出来，排长一问，他一转身，顿时尿了排长一裤子。排长当时就急了：“刘震云我算是认识你了！”这时候他才突然觉得有点想家了。这一去就是4年，扎扎实实地当了4年兵。
一进部队，刘震云就和一位战友学习写作。刘震云说：“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战友，比我大两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写诗，文学第一次离我这么近，我过去不知道诗是什么……” 一上火车那位战友就开始写诗“新家安在长城端”。刘震云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了，可见比我聪明到何等程度。”那位战友对刘震云说：“你别跟他们弄了，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就这么着，刘震云开始写诗。
1977年，刘震云退伍，在家乡当一名中学教师。也就在这一年，中断了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为了寻找人生新的出路，刘震云开始复习备考。1978年，刘震云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了新的学习与生活。
一直梦想着第二次入伍的何庆魁
赵本山的“御用”编剧何庆魁以《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卖车》等作品在央视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经典。而当年在部队的时候，多才多艺的何庆魁还曾因作风“稀拉”被点名批评过。
19岁的何庆魁入伍来到吉林省军区警卫营，成为一名哨兵。那是1965年3月。那时部队的政治学习抓得特别紧，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何庆魁因对毛泽东主席特别崇拜，学习更是用功，当时毛主席的著作，他能背诵好几本。后来营里推荐他到了省军区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何庆魁很快就成为演出队里的大拿。带弦的能拉，带眼的能吹，锣鼓能敲，快板会打，还能照猫画虎搞创作，只因形象有点“抱歉”，主持人的活没让他干。
政治学习上拔尖、业余演出中出众的何庆魁，军事训练和一日生活制度表现平平。因为晚上搞演出，何庆魁休息比别人要晚，白天站岗时，打磕睡的事时有发生，还曾误过岗，为这事领导可没少批他。在部队时，何庆魁最怕的是紧急集合，几乎每次他都是倒数第一，还总是丢三落四，背包打的也没有合格过。有一次，营长急了，将何庆魁拉到队伍前面，当着全营官兵的面批评他：“何庆魁，你说你是不是个稀拉兵？每次倒数第一，你是觉得站在最后就是副班长吗？可我从你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副班长的样子呀，我劝你好好当一名战士吧，别老想着当‘副班长’了！”从这以后，全营的战士都开玩笑地叫他“副班长”。 当了3年的兵，写了5份入党申请书，可党组织的大门始终没有向何庆魁敞开。他的档案里除了记载着3年当兵历史外，连个嘉奖都没有，记者问老何有何感想。他说：“不怨部队，确实是自己太目无组织纪律了，如果我要是一开始就好好表现，肯定也能入党提干的。回到老家后，特别是遇到挫折时，我就怀念当兵的岁月，有组织领导的关怀，有战友的爱护和帮助，再大的坎都能过得去。几十年来，我一直还做着第二次入伍的梦。如今到了这个岁数，只能是遗憾终生了！”
从火堆里扒出毕生理想的二月河
随着《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问世，二月河已经成为响当当的大作家。
二月河参军到部队时已经23岁，是总后勤部的一个工程建筑团，在打坑道、盖营房的劳作之余，高中毕业的二月河很快脱颖而出，担任了部队黑板报的“主编”。l969年元旦前夕，已经服役一年的二月河接到团部的命令，调任宣传股担任报道员。也就是在他到团部报到的当口，团里突然接到一道命令，团部换防，宣传股的上万册的各种图书属政治类的要打包，属“四旧”类的要焚烧。二月河负责焚烧“四旧”。随着火光的升腾，他鬼使神差地从火堆中扒拉出了一本《辞海》、一本《宋元学案》和一本《莱蒙托夫诗选》。这本1948年版的《辞海》从那以后就一直在他身旁。也就是有了这几本属于自己的书以后，二月河开始爱上了读书，一时间旧报纸、旧日历，前无皮、后没底的残书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应该说，二月河在担任报道员期间的工作是出色的，他每年不仅能上几十篇“火柴盒”、“豆腐块”之类的文稿，还为业余演出队编写了许多小节目，由他自编自演的小歌剧《通车之前》在团里上演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l970年，二月河换上了“四个兜”，成为宣传股的报道干事。这个全团干部可望而不可及的“肥差”，确实也给二月河带来了许多“实惠”。每年他可以数次上京城给《解放军报》送稿子，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不喜欢坐车的二月河几乎徒步走遍了整个北京城，无数次去过故宫，故宫里的故事也就更多地留在他的想象里。
1978年，因精简整编，二月河告别了哺育他10年的部队，转业回到了历史名城河南南阳，担任市委宣传部的干事。从此，他一面开展工作，一面进行历史小说的创作。
高原“男兵”毕淑敏
1969年，不满17岁的毕淑敏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戍边。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藏北空气稀薄，缺氧使人简直难以生存。第一眼看到阿里时，毕淑敏就被镇住了——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任何人的痕迹，那种荒凉甚至让她疑惑起自己是不是在火星上。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名女兵。
毕淑敏当兵时觉得很光荣，当时女兵的比例是千分之二点五。及至今天，毕淑敏当兵的地方再也没有招过女兵，因此，她们是空前绝后的一批。3年后，毕淑敏去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习，在校成绩优异的她，被院方确定留校，而毕淑敏却对领导说：“我们那儿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我要是不回去，以后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名额了。”她毅然又回到了阿里，谁料，这时其他女兵们都调走了，报到时干部科长翻出过去的名单，查出有个毕淑敏，性别中写的却是男性，因为这几年里部队已无女兵了。毕淑敏在阿里一干就是5年，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进工厂。
毕淑敏的父亲也是一位军人。一天，父亲突然对她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毕淑敏也确实想把藏北的军旅生活表现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悄然动笔了，一周内就完成处女作《昆仑殇》。这是1986年，毕淑敏34岁。这部中篇小说很快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毕淑敏从此步入中国文坛。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恒的青春期交给了部队
15岁入伍，刘恒当了6年兵，可以说，他的整个青春期都在部队度过的。
刚当兵的时候，刘恒给家里写信，就两三行，问爸爸妈妈好，问妹妹好，然后就没话了。信写得很短，总觉得没什么话可写，据他自己说：“上小学的时候最头疼的是作文，常常得3分。”
为什么开始学习写作呢？这些年，刘恒对媒体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就是转移青春期的苦闷。受不了苦闷之苦，开始读书自救。靠写作和想象，转移青春期的那种躁动。那时候年纪不大，是真的按那些标准去要求自己，按照那些标准去做人的。这种早期教育在身上打的烙印非常深。”
刘恒所说的苦闷，他解释为：一是欲望，二是欲望之无望，三便是浓浓的自卑感。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当时特别喜欢一位女兵，但自己感觉与人家条件相差甚远，人长的有些“着急”不说，那时女兵大多是有靠山的主，谁能看得起长得难看又没本事的战士？刘恒想起了那句成语“郎才女貌”。为了那位女兵，他拼命看书，每天记日记，有心要做一个有才华的人，想用才能去征服她。
刘恒从家里带了一套《红楼梦》被他翻看了好几遍。后来看遍了鲁迅的全部作品，刘恒成了鲁迅的信徒。读《伤逝》时刘恒落泪了，鲁迅的文章让刘恒读出了两个字：苦闷。鲁迅的苦闷如此深邃，却缓解了战士刘恒的苦闷，或者说升华了战士刘恒的苦闷。后来，他又迷恋上了高尔基的小说。在部队的6年，他扎扎实实地读了难以数计的书。
1975年刘恒结束了海军战士的生活，回到了家乡北京，成为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一名装配工人。当装配工的4年，也是他咬牙拼命写作的4年，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后来，他发表了长篇小说《黑的血》，中篇小说《伏羲、伏羲》《狼窝》和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等，这些作品标志着刘恒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个惊人的飞跃。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刘恒、何建民、谭谈、高洪波都曾经是军人，更有像王朔、海岩、郑渊洁、阎连科，以及刚刚离开我们的著名诗人雷抒雁等未担任作协领导的作家，都经受过军旅人生的洗礼。
海岩因为尿裤子羞得想自杀
海岩的代表作有《便衣警察》《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玉观音》等。15岁参军的海岩说起当兵的经历忍俊不禁：“我当的是海军航空兵地勤，就是穿海军的衣服，干陆军的事。我是歼击机6型的电器员，实际就是电工。”
有一次训练得特别累，人紧张压抑到了极点，那天晚上睡觉尿了床。事情发生后，怕人发现，海岩就找了好多被子遮掩，结果，还是被人发现了，被子晾了出来。当时自尊心很强的海岩，自杀的心都有了，羞得不敢回连队。
后来又有一次队列的时候，连长在前面长篇大论地讲，天气太冷，他蹲在前排不能换脚，就这样憋啊憋，终于憋不住，又尿了，尿在棉裤里了。这次怕人知道，棉裤结冰了也不敢说，结果整个腿都肿了，那个冬天腿上长了冻疮。
那时候连长对他很好，他记得一次吃馒头，自己一口气吃了9个。撑得动不了，连长带着他转了半宿，不让他睡觉，怕他撑死。“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生活挺好的。
海岩说自己早期的时候是个很内向的人，说话都不敢太大声，当兵的时候每逢开会发言，他一喊“报告”就脸红。班长说：“一个当兵的战士，说话都脸红，让你去打仗，你肯定当逃兵。”从那以后，班长有意锻炼他，每次人多的时候都刻意让他说话，今天的海岩无论开大会、开小会，都能够面对很多人侃侃而谈。
王朔最苦的日子在新兵连
王朔与海岩的经历有些相似，同是15岁当兵，同是在海军部队，还有同在新兵连尿过床。王朔在《致女儿书》中回忆道：“我到部队在新兵连还尿过一次床。打了一天靶，成绩不好，又累又沮丧，晚上情景重演，幸亏天寒被薄，睡觉也穿着绒裤，没在床上留下痕迹。”
1976年王朔初来到山东即墨北海舰队新兵团，在那儿经受了3个月的新兵训练，这3个月是他人生最难忘的岁月：“到目前为止我吃的最大的苦是在新兵连。中午晚上全是窝头。没油水。改善伙食的时候，吃一种大包子，粉条馅儿，一手拿不住俩。我能吃六七个。连里最狠的，一顿吃13个。吃饭前还唱歌，唱不齐不吃。排着队，先派两个人到伙房抬来一大箩筐包子，抬到营房门口，让你看着它唱，干着急。每天晚上不折腾六七趟不让你睡觉。穿衣服躺着不行，都脱了，睡踏实了，嘟——哨响了，全收拾好，扛着枪，背着背包，跑八里地。回来你想睡觉？又给你吹起来。”
新兵训练结束后，王朔在部队里当了一名普通的“操舵兵”，再后来做了卫生员。1978年在大学恢复招生的时候，王朔兴起了报考文科的欲望，开始练习写作文，其间偶然将习作投往《解放军文艺》，居然中选，这便是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等待》。《等待》是一篇时代印迹很浓并且颇为稚拙的小说，是以一个女孩子的视角写的，写了一个北京女孩在理想、恋爱等方面与父母亲的观念碰撞，文笔还很学生腔。然而在1978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当时，它无疑是清新可喜的，一投中的给了王朔创作信心，也激发了他当作家的向往。
刘震云退伍后高考考了全省状元
刘震云当兵的想法很简单，由于饥饿。1974年，15岁的刘震云抱着能解决温饱的单纯想法，离天了家乡和亲人，当兵了。火车一下子就把他从河南延津拉到了甘肃的戈壁滩上。第一次见到火车，他觉得火车开动放气时的样子壮观极了。排长问刘震云想不想家，他心想：“有白馍吃还想什么家啊！”那时候拉兵的火车全是闷罐子，没厕所，都是车门拉一条缝，排着队往外尿。他尿了半天尿不出来，排长一问，他一转身，顿时尿了排长一裤子。排长当时就急了：“刘震云我算是认识你了！”这时候他才突然觉得有点想家了。这一去就是4年，扎扎实实地当了4年兵。
一进部队，刘震云就和一位战友学习写作。刘震云说：“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战友，比我大两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写诗，文学第一次离我这么近，我过去不知道诗是什么……” 一上火车那位战友就开始写诗“新家安在长城端”。刘震云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了，可见比我聪明到何等程度。”那位战友对刘震云说：“你别跟他们弄了，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就这么着，刘震云开始写诗。
1977年，刘震云退伍，在家乡当一名中学教师。也就在这一年，中断了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为了寻找人生新的出路，刘震云开始复习备考。1978年，刘震云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了新的学习与生活。
一直梦想着第二次入伍的何庆魁
赵本山的“御用”编剧何庆魁以《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卖车》等作品在央视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经典。而当年在部队的时候，多才多艺的何庆魁还曾因作风“稀拉”被点名批评过。
19岁的何庆魁入伍来到吉林省军区警卫营，成为一名哨兵。那是1965年3月。那时部队的政治学习抓得特别紧，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何庆魁因对毛泽东主席特别崇拜，学习更是用功，当时毛主席的著作，他能背诵好几本。后来营里推荐他到了省军区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何庆魁很快就成为演出队里的大拿。带弦的能拉，带眼的能吹，锣鼓能敲，快板会打，还能照猫画虎搞创作，只因形象有点“抱歉”，主持人的活没让他干。
政治学习上拔尖、业余演出中出众的何庆魁，军事训练和一日生活制度表现平平。因为晚上搞演出，何庆魁休息比别人要晚，白天站岗时，打磕睡的事时有发生，还曾误过岗，为这事领导可没少批他。在部队时，何庆魁最怕的是紧急集合，几乎每次他都是倒数第一，还总是丢三落四，背包打的也没有合格过。有一次，营长急了，将何庆魁拉到队伍前面，当着全营官兵的面批评他：“何庆魁，你说你是不是个稀拉兵？每次倒数第一，你是觉得站在最后就是副班长吗？可我从你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副班长的样子呀，我劝你好好当一名战士吧，别老想着当‘副班长’了！”从这以后，全营的战士都开玩笑地叫他“副班长”。 当了3年的兵，写了5份入党申请书，可党组织的大门始终没有向何庆魁敞开。他的档案里除了记载着3年当兵历史外，连个嘉奖都没有，记者问老何有何感想。他说：“不怨部队，确实是自己太目无组织纪律了，如果我要是一开始就好好表现，肯定也能入党提干的。回到老家后，特别是遇到挫折时，我就怀念当兵的岁月，有组织领导的关怀，有战友的爱护和帮助，再大的坎都能过得去。几十年来，我一直还做着第二次入伍的梦。如今到了这个岁数，只能是遗憾终生了！”
从火堆里扒出毕生理想的二月河
随着《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问世，二月河已经成为响当当的大作家。
二月河参军到部队时已经23岁，是总后勤部的一个工程建筑团，在打坑道、盖营房的劳作之余，高中毕业的二月河很快脱颖而出，担任了部队黑板报的“主编”。l969年元旦前夕，已经服役一年的二月河接到团部的命令，调任宣传股担任报道员。也就是在他到团部报到的当口，团里突然接到一道命令，团部换防，宣传股的上万册的各种图书属政治类的要打包，属“四旧”类的要焚烧。二月河负责焚烧“四旧”。随着火光的升腾，他鬼使神差地从火堆中扒拉出了一本《辞海》、一本《宋元学案》和一本《莱蒙托夫诗选》。这本1948年版的《辞海》从那以后就一直在他身旁。也就是有了这几本属于自己的书以后，二月河开始爱上了读书，一时间旧报纸、旧日历，前无皮、后没底的残书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应该说，二月河在担任报道员期间的工作是出色的，他每年不仅能上几十篇“火柴盒”、“豆腐块”之类的文稿，还为业余演出队编写了许多小节目，由他自编自演的小歌剧《通车之前》在团里上演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l970年，二月河换上了“四个兜”，成为宣传股的报道干事。这个全团干部可望而不可及的“肥差”，确实也给二月河带来了许多“实惠”。每年他可以数次上京城给《解放军报》送稿子，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不喜欢坐车的二月河几乎徒步走遍了整个北京城，无数次去过故宫，故宫里的故事也就更多地留在他的想象里。
1978年，因精简整编，二月河告别了哺育他10年的部队，转业回到了历史名城河南南阳，担任市委宣传部的干事。从此，他一面开展工作，一面进行历史小说的创作。
高原“男兵”毕淑敏
1969年，不满17岁的毕淑敏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戍边。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藏北空气稀薄，缺氧使人简直难以生存。第一眼看到阿里时，毕淑敏就被镇住了——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任何人的痕迹，那种荒凉甚至让她疑惑起自己是不是在火星上。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名女兵。
毕淑敏当兵时觉得很光荣，当时女兵的比例是千分之二点五。及至今天，毕淑敏当兵的地方再也没有招过女兵，因此，她们是空前绝后的一批。3年后，毕淑敏去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习，在校成绩优异的她，被院方确定留校，而毕淑敏却对领导说：“我们那儿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我要是不回去，以后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名额了。”她毅然又回到了阿里，谁料，这时其他女兵们都调走了，报到时干部科长翻出过去的名单，查出有个毕淑敏，性别中写的却是男性，因为这几年里部队已无女兵了。毕淑敏在阿里一干就是5年，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进工厂。
毕淑敏的父亲也是一位军人。一天，父亲突然对她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毕淑敏也确实想把藏北的军旅生活表现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悄然动笔了，一周内就完成处女作《昆仑殇》。这是1986年，毕淑敏34岁。这部中篇小说很快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毕淑敏从此步入中国文坛。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恒的青春期交给了部队
15岁入伍，刘恒当了6年兵，可以说，他的整个青春期都在部队度过的。
刚当兵的时候，刘恒给家里写信，就两三行，问爸爸妈妈好，问妹妹好，然后就没话了。信写得很短，总觉得没什么话可写，据他自己说：“上小学的时候最头疼的是作文，常常得3分。”
为什么开始学习写作呢？这些年，刘恒对媒体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就是转移青春期的苦闷。受不了苦闷之苦，开始读书自救。靠写作和想象，转移青春期的那种躁动。那时候年纪不大，是真的按那些标准去要求自己，按照那些标准去做人的。这种早期教育在身上打的烙印非常深。”
刘恒所说的苦闷，他解释为：一是欲望，二是欲望之无望，三便是浓浓的自卑感。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当时特别喜欢一位女兵，但自己感觉与人家条件相差甚远，人长的有些“着急”不说，那时女兵大多是有靠山的主，谁能看得起长得难看又没本事的战士？刘恒想起了那句成语“郎才女貌”。为了那位女兵，他拼命看书，每天记日记，有心要做一个有才华的人，想用才能去征服她。
刘恒从家里带了一套《红楼梦》被他翻看了好几遍。后来看遍了鲁迅的全部作品，刘恒成了鲁迅的信徒。读《伤逝》时刘恒落泪了，鲁迅的文章让刘恒读出了两个字：苦闷。鲁迅的苦闷如此深邃，却缓解了战士刘恒的苦闷，或者说升华了战士刘恒的苦闷。后来，他又迷恋上了高尔基的小说。在部队的6年，他扎扎实实地读了难以数计的书。
1975年刘恒结束了海军战士的生活，回到了家乡北京，成为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一名装配工人。当装配工的4年，也是他咬牙拼命写作的4年，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后来，他发表了长篇小说《黑的血》，中篇小说《伏羲、伏羲》《狼窝》和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等，这些作品标志着刘恒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个惊人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