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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岑老师的名字是在海南的三亚，在“相聚椰树下”的笔会上。
　　那次笔会特意邀请了几个少年作者，我这个北方孩子有幸被列入其中。
　　会议期间，主办单位——一家名气很大的儿童文学刊物的编辑老师问我，你认识岑老师吧?我说，哪个岑老师?编辑老师说，就是你们县城里的岑老师啊!你在三中，他在一中。我摇摇头。那你回去认识一下吧，他是你们地区少有的了不起的作家，编辑老师说，认识岑老师对你写作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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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北牧县县城里有三所中学。三中是重点，水平高的老师在这里，成绩好的学生、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气人家的子女都在这里。一、二中老师水平一般，学生成绩也一般，学生家庭大都没什么背景。
　　开完笔会，我回到县城就去一中找岑老师。
　　一中地处县城北郊，三栋砖房都是二十年前建的，屋脊已经塌腰。三栋房子中，前两栋是教室，后一栋是办公室。办公室北面是一片小树林，再往北便是农田与荒野了。
　　我走进校门，问门卫老人岑老师在不在。门卫老人很热情，连连点头说在，并要带我去找。我说我自己去找吧。
　　我推开语文教研室的门，见有八九位老师在那里。他们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喝茶，有的在谈论昨晚的牌局……很热闹。
　　哪位是岑老师?我间。
　　没人回应。
　　哪位是岑老师?我提高了声音。
　　他们仍在看报纸喝茶谈牌局。
　　哪位是岑老师?我又提高了声音。
　　这时，他们听到了我的间话，抬起头。其中一位老师说，你间岑老师?这里没有岑老师!
　　一中没有岑老师?是我听错了编辑老师的话?是门卫老人听错了我的话?我退出语文教研室，又回到传达室。门卫老人说，有岑老师!怎么没有?他准在教室上课，下课了我去给你找。
　　下课铃响过，门卫老人出去了。一会儿随门卫老人走来一个人。那人捧着教材和备课簿，衣袖和前襟落着粉笔灰。门卫老人对我说，这就是岑老师。
　　岑老师看上去年龄四十上下，身材高挑，脸色微黑，大眼睛，深眼窝，乳黄色休闲裤，黑色夹克衫，稳重深沉中又透出几分潇洒。
　　岑老师见了我，说，我就知道是你。然后说出了我的名字。
　　我感到奇怪，说，你怎么知道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岑老师笑笑，笑过之后又是一脸的严肃，说，我想你会找我。
　　我开门见山说了我的来意。可岑老师并没有与我谈文学，而是谈校园生活，谈学习。
　　我说，岑老师，我想听你谈文学。
　　岑老师说，我怎么谈得好文学?
　　我说，你是作家啊!是咱这地区少有的作家阿! 岑老师说，作家?我不是作家。 见过岑老师一面，我觉得有很多话要对他说，也很想听他对我说些什么。我就又去一中找他，可因为他忙，几次都没能如愿。于是我就去他家找。有人告诉我，岑老师每天傍晚都要领着他的儿子到北郊的田野去散步。
　　那天傍晚，我来到通往岑老师住所的那个小巷口。
　　那是一条长长的小巷。
　　岑老师拉着儿子从小巷走出来。岑老师边走边对他儿子说着什么，还做着手势。他儿子不住地点着头。就这样，他们父子朝北，朝农田和荒野走去。
　　夕阳的光辉打在他们父子的背上，很柔和，又很有质感。
　　我没有打扰他们。我觉得那一刻的情景很美，岑老师的儿子二定很幸福。
　　 看着那走在夕阳光辉里的父子俩，我想，岑老师的家也一定很好，也一定很美很温馨。
　　于是，有一次我就跟岑老师说想到他家去看看。
　　岑老师想了想，说，还是别去了，那屋很矮、很小，屋里很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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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岑老师的一些事情我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他生在农村，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就分到一中。他教的课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他参加工作近20年，可至今还没评上高级职称。他喜欢写作，写少年小说，发表过不少作品。爱人与他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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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岑老师在写一部长篇少年小说，叫《谁在草垛上唱歌》。那时，岑老师和我已认识很长时间，他也开始跟我谈论文学。他说，他喜欢文学非常偶然。
　　岑老师的家在苦艾甸深处的一个小村。小村有三十来户人家，三十来户人家中大多姓王。王姓的孩子歧视外姓人。少年的岑老师很孤独。没人和他玩，他就自己到甸子深处，看天边变幻的云朵，看头顶上飞翔的大鸟，看蒿草怎样被风吹倒又怎样站起来……有时一坐就是半天。一天，他从行走在苦艾甸上的一位老人那里得到本小说书，他就看了起来。看书的时候，他忘掉了孤独。他反反复复地看，直到把那本书看烂了。岑老师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日子全由妈妈支撑着，家里很穷。每年岑老师都靠打草换得学费和买书本的钱。因此，岑老师对蒿草有很深的感情。那时候，他就在一些作文里把这种感情写了出来。上师专时，他把小时候写的东西拿出来看，才知道那就是写作，才知道自己早已走近了文学。
　　岑老师对我说，现在的时代，你喜欢上文学实在难得。
　　岑老师告诉我他在写那部长篇少年小说《谁在草垛上唱歌》的时候，我俩正走在县城北郊的田野上。
　　当时，我们身旁的那片谷子已经泛黄，很大一片泛黄的谷子很辉煌。
　　辉煌的谷子地里站着一个草人。
　　岑老师停住了脚步，很兴奋地让我看那个草人。
　　岑老师说，真是个好草人!现在能像草人这样对待自己生活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都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生活啊。说着，岑老师拾起一朵迟开的野花，走进谷地，把那朵野花插在了草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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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过几次，一中的学生就认识了我。他们知道我来自三中，便有一种本能的仇视。
　　一中和二中的学生，一二年级时对三中的学生是敬佩和羡慕的；升入三年级后，那种敬佩和羡慕就变成了忌恨与仇视。
　　见了我，一中的女生远远地躲开；男生则围上来打哈哈，说到底是三中的学生，长得也俊!
　　见到这种情形，岑老师便对我说，以后你就别来一中了，再找我就到北郊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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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与岑老师交往，三中的老师先是不解，然后是气愤。
　　你怎么老往一中跑啊?那是什么地方?你怎么能跟那个姓岑的交往?他连高级职称都没有啊!难道三中没有老师了?
　　这以后，如果课堂上我有一个问题没答好，老师马上会说，以前你可从没有这种情况啊!
　　语文老师对我更是心存不悦，好像我与岑老师的交往是对他的蔑视，是对他的否定，是对他的不信任。我这个小作家他白培养了，一枚已经快熟的果子被人摘了!作文课上，他开始挑我的毛病。
　　 同学们也把我视为三中的背叛者。
　　在三中，我已是四面楚歌。
　　有关我的坏话也纷至沓来。甚至有人传说，岑老师和我在恋爱!岑老师怎么怎么与我约会，怎么怎么一起下饭馆，怎么怎么散步，怎么怎么……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跟真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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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恋爱”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我妈的耳朵里。
　　你怎么能跟他交往?妈妈向我发难。他是好老师，还是作家。我说。可他连高级都不是。他对语文和文学有深刻的理解。可是……他可是一个就要离婚的男人啊!妈妈的嘴唇在发抖。看得出，此时的妈妈正竭力压制着火气。那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说。
　　妈妈的火气压制不住了，它忽地蹿上来，排山倒海轰轰烈烈噼噼啪啪。一个温柔的妈妈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
　　什么深刻的理解?骗你们小姑娘的把戏!
　　妈妈骂着，冲进我的房间，找出我所有的文学书籍和我写的作文，嗤啦嗤啦，撕得粉碎，然后打开窗子，扔下楼去。
　　都是这些可恨的东西!都是这些可恨的东西把你搞疯的!妈妈边说边撕边扔。
　　那些变成碎片的书本在空中飞舞、飞舞，如一群蝴蝶、一群小鸟。阳光下，它们很从容很优雅很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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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北郊找岑老师。
　　见我来了，他没吱声。
　　我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沉寂。谷子地里的草人也无精打采的。它头上的野花已被秋阳晒干。
　　沉寂了很长时间，岑老师说，看，草人头上那花、那花……还是再给它戴上一朵吧。说着，他就站了起来，又要给草人拾一朵野花。
　　其时，蒿草已开始衰败，想找一朵开放的花朵已是很难的事情。岑老师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朵，他就又走进谷子地，走近草人……
　　做完这一切，岑老师又回来坐在原处。
　　书给撕了?半天，岑老师间我。
　　我再买。我说。
　　你的作品也给撕了?岑老师说着便扬起头，把目光放在了远处的一朵云彩上。
　　我还会写。我说。
　　你们这个时候，喜欢文学也是很难的。岑老师说着把目光从远处的云彩上撤回来，低下头，很难过的样子。他有点儿像小孩。
　　又过了一会儿，岑老师说，这次我又没评上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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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岑老师离婚的事是在一个晴好的秋日。
　　岑老师很平静。他说，我本不想叫你知道这些。但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告诉你。她跟一个人住楼去了。她想住楼，可我没有。就这样。儿子已被我送到乡下他奶奶那里。
　　岑老师离婚我很难过。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人们竟把岑老师的离婚与我连在了一起。
　　有一阵子，同学们见了我就嘁嘁嚓嚓，老师们也不再跟我说啥。他们似乎都不看我，但我知道，我身上满是目光。
　　小镇上，有一点儿事很快就会传开，况且这是师生间的绯闻!
　　一中的师生不正眼看岑老师，街上的人们也不正眼看岑老师，甚至有的女生开始拒上岑老师的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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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岑老师决定离开一中，离开北牧县。
　　临行前一天，岑老师把我叫到北郊的田野。在那片辉煌的谷子地边上，我俩做了最后一次交谈。
　　这时，田野里的蒿草已彻底衰败。那片辉煌的谷子已被割倒躺在地上，可那个草人却依然站在那里。
　　看着那个草人，岑老师说，现在我真的找不着给它戴的花朵了。
　　我说，来年春天这里有数不清的花。
　　我看不到春天里的草人了。然后岑老师就对我说了他的想法，他要走了。
　　去哪呢?我的心里顿时一酸。
　　去南方。
　　去南方做什么呢?我尽力抑制着泪水。
　　人么，什么都得做，什么都能做!岑老师拍拍身上的上，又说，我已把《谁在草垛上唱歌》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也把你的地址和名字给了他们，如果书出版了，稿费就寄到你这儿，不出版，书稿也退给你。你替我收好。这算我求你了。
　　我的泪水终于淌了下来。
　　我等着岑老师再说些什么。我想，临行之前，岑老师总会对我说些希望寄托鼓励之类的话，可他没说。
　　看了我好一会儿，岑老师说，我走了!然后转身就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岑老师一点儿一点儿远去，他魁梧的身影很孤单，一副孤立无援的样子。我不忍看，就任泪水模糊了这片蒿草衰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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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后，我收到北京一家出版社退回的《谁在草垛上唱歌》的手稿。手稿有青砖那么厚，很重。我用油布把它包好，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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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所师范大学。师大毕业，我特意回到了北牧县，去一中当了老师。这时，一中的三栋砖房已被一幢新建的五层大楼所取代。一中的教学环境与教学质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一中好起来，可岑老师却走了。
　　我特别想念岑老师。
　　课余，我经常带着我的学生走出校门，朝北，穿过小树林，走向农田和荒野，看蒿草怎样萌发，头顶上的大雁怎样飞来飞去，雪花和柳絮怎样在空中飘舞……若是在秋天，看到农田里的草人，我会对学生们说，现在已很少有人这样对待生活了!我们应该这样对待生活啊!然后拾起一朵迟开的野花，走过去，给草人戴在头上。我说，岑老师就是这样做的，不过你们不知道岑老师。他是一个好老师，还是作家。他写过一本长篇少年小说，叫《谁在草垛上唱歌》。然后我就背《谁在草垛上唱歌》的片段给学生们听。背那些片段的时候，我眼前时常是一片模糊的世界。那片模糊的世界里，岑老师远去的身影依然很孤单，依然是一副孤立无援的样子。他身后是一片蒿草衰败的世界，前面也是一片蒿草衰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