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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些经典的“逆境成才”的故事,乃是被一代代流传的教育佳话｡可是,必须指出,历史上“逆境成才”的例子似乎并不少见,但那也仅仅只是一些个案,而非通例｡所谓“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成才观”,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关键词:逆境成才;顺境;科学理性;教育理念;教育投资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0-0113-04
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或教育思想有许多精彩和闪光的地方,但勿庸讳言,它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甚至谬误之处,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时至今日,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仍然对历代“逆境成才”的典范,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讲述给莘莘学子｡这似乎是一种理论误区｡对“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或“成才观”的宣传,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但过于渲染,不免会产生负面影响｡单从精神层面讲,宣扬“逆境成才”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将它无限放大,或把它放置到物质层面的所有领域,它恐怕未必能说明所有类似的问题｡因为它始终只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而不是通例,并不具备普遍性意义｡若将它上升到一种教育思想去推广,无异于将极端的例子再推向极端,有悖于教育思想的最根本的科学理性宗旨｡当今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人才也是多元的,而对人才的教育也应该是多元的､个性化的｡若从科学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逆境成才”的个例都不具备可实验性､可重复性｡在科学领域,每一项科学成果必须通过检验即实验｡而实验程序和方法必须经得起检验,实验结果必须能够重复｡再说,有些“逆境成才”的例子,如司马迁的故事､孙膑的故事､屈原的故事等,从人道主义､人性和科学道德､社会道德方面讲,都是不可实验､不可重复的,也是决不能再实验､再重复的｡
一､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东晋诗人､大文豪陶渊明曾曰:“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大多不喜欢“铜臭味”,甚至“视金钱如粪土”,而执着地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对文化的珍重､敬畏,像一个幽灵,一直徘徊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炎黄子孙的脑海里回荡｡当然,一种视文化如生命的情结,更是一直萦绕于历代文人､知识精英的脑海｡千百年来,千千万万个慈父慈母,含辛茹苦,千方百计都要供儿女去攻读圣贤之书,他们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为金科玉律｡而莘莘学子,千军万马都要来过读书赶考这一独木之桥｡十年寒窗,挑灯夜读,苦思冥想,读书——求学——做官——功名,漫漫之路从来就极不平坦｡然而,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虽不时陷入逆境､困境,甚至陷于绝境,却仍然慷慨激昂地吟唱先哲孟老夫子的教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无论在“全民皆农”的古代,“全民皆兵”的过去,还是在“全民皆商”的今天,也难得有这么一批“书生气十足”的文人“另类”｡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始终不愿丢弃那一份对文化的偏爱和执着追求｡恰似“决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秉承了中国历代文人､知识精英的气质和品行｡他们或许保留的是中国文化的最后净土,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必须指出,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良好宽松的科技､经济､社会环境,为莘莘学子的成才铺平道路,才是最好的“诺亚方舟”｡否则,谁也不能逃避遭受“滔天洪水”的厄运｡
当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不屈不挠精神的民族,向来不乏“硬骨头”｡或者像屈原被逼无路而投江自杀,或者像那500余位不知姓名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凛然就义,被秦始皇残忍地活埋,或者像嵇康“轻肆直言”而被司马昭处死｡令人钦佩的是,嵇康在法场临刑前,仍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奏一曲《广陵散》从容就义｡而在“文革”浩劫中,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也不乏“硬骨头”｡像马寅初､孙冶方､顾准､老舍､张志新等一大批学者和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多年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讲道:探讨科学,坚持真理,必须有一个开放宽松的环境｡发生类似烧死布鲁诺､割断张志新喉管的暴行,是人类历史的不幸,而这些血的教训,也揭示了人类追求真理必须塑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否则,即便不再重演科学的悲剧,恐怕也难免出现像美国物理学家塞姆·K·艾利森所说的现象:“第一流的科学家就会转向研究蝴蝶翅膀的颜色去了”①｡看来,捍卫科学的尊严,保护科学人才,保护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家园,如何打造坚固的“诺亚方舟”,乃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
勿庸讳言,从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到博取功名,报效国家,再到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乃是历代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梦想｡然而,这“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童话般的故事,并非一定可以降临到每一个辛勤学子的身上｡众所周知,悠悠岁月,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些经典的“逆境成才”的故事,乃是被一代代流传的教育佳话｡可是,必须指出,所谓“逆境成才”,历史上的例子似乎并不少见,但那也仅仅只是个案,而非通例,它们似凤毛麟角一般珍贵｡况且,有的甚至只是传说,如神话､童话般离奇｡那些真实感人的“逆境成才”的事迹,的确令人鼓舞,值得敬佩,但似乎不必大肆渲染,甚至去大力提倡｡诚然,对“逆境成才”者的艰辛､苦难,的确应抱以理解和同情;对其终成正果,对其得来不易的成就,当然应给予鼓励和奖赏;对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探索创新的精神,尤其应该予以学习和借鉴｡问题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切不可大力提倡和鼓励人人都去效仿“逆境成才”｡换句话说,我们社会的教育理念､“成才观”,为何不去强调改变逆境,创造更好的条件,尽力改善社会环境呢?对一个聪颖､勤勉､执着的学者,若能提供良好宽松自由的研究创造条件,一般会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恐怕是不用争辩的｡也就是说,经验和(统计学)常识告诉我们,顺境(良好的环境)较之逆境(恶劣的环境),成才的概率要高得多｡反之,“逆境成才”的概率则要低得多｡
顺便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几乎每一次灾难来临,“铁肩担道义”的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似乎都要首当其冲｡学术良知､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感之于文人或知识分子,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而苦难或灾难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著名学者李国文先生研究发现:“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②｡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组织修筑长城,虽有功德无量之谓,亦是名垂青史之举,但他大兴文字狱,焚书坑儒,却有祸国殃民之嫌,乃是遗臭万年之举｡秦始皇将500余位不知姓名的文人或知识分子残忍地活埋,开创了中国大面积残害知识分子的先河｡
在中国历史上,常被人们提及的“逆境成才”的经典案例有:司马迁受宫刑而发奋写《史记》､孙膑受髌刑而著《孙膑兵法》､屈原在流放生涯中写《离骚》､陈景润在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研究哥特巴赫猜想……这些事迹和人物,的确可歌可泣,催人泪下,也催人奋进｡但切莫忘记:这些所谓“逆境成才”者,毕竟只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和无助之下别无他法所作的痛苦的选择｡应该说,是时代需要､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奋斗,造就了司马迁这一伟大的史学家,孙膑这一伟大的军事学家,屈原这一伟大的诗人,陈景润这一伟大的数学家｡他们的“成才”,决非仅仅是“逆境”的功劳｡这些“逆境成才”者的成功及成才之路,显然只是偶然的､特殊的､个别的案例,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也就是说,是既不可实验,也不可重复的｡请想一想,有谁甘愿受宫刑(被残忍地阉割)､受髌刑(被残忍地削去膝盖骨)这种屈辱呢?又有谁甘愿被驱逐流放,落得报国无门,无家可归,投江自尽呢?又还有谁与宽大的住宅过不去,偏偏要去住8平方米的“鸽子笼”呢?而陈景润这位大数学家,虽不算英年早逝的人才,但他绝对不属于长寿类的知识分子｡若他早期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再稍好一些,他一定会再多活许多时间,也会再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多作许多贡献!在中国,科学技术人才毕竟还是一种稀缺资源｡而目前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囿于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工作压力等因素,或积劳成疾,或英年早逝,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总之,对“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或“成才观”,必须更客观､更冷静､更理性地去审视,去看待｡
二､“牛棚”里出得了“两弹一星”吗
诗圣李白曾仰天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屈原也曾叹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话说回来,中国的莘莘学子,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他们对文化､艺术､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已升华为人文精神,甚至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如屈原､王国维､老舍这三位中国的大文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皆因忧国忧民,而投江､投湖自尽,将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化作清水,去滋润那片心灵的净土｡历代中国人的慈父慈母,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读书｡而过往的人才成才之路,总是艰辛坎坷,布满荆棘｡但莘莘学子们却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人们把它形象地比喻为“鲤鱼跳龙门”｡此情此景,令人难忘,也令人感动,更令人深思｡
然而,一个社会,总不能依靠所谓“逆境成才”的模式去培育人才吧!一个社会的责任并非是无为地容忍逆境,去锻造人才,磨砺人才｡如果说,家庭是人才的摇篮,那么,这个摇篮温馨与否,对摇篮里的小小生命的成长至关重要｡较之风吹雨打,风和日丽对幼小生命的茁壮成长当然是更为有利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一个人的成才因素很多,家庭因素只是其中之一,家庭以外的诸多因素不可或缺｡一个人终究会踏入社会,“人是社会性动物”,是社会塑造了人｡如果可以选择,逆境肯定不如顺境受人青睐｡中国有一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讲的就是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不错,中国人向来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而著称,但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并不一定是中国人必须无条件遵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人类的理性必然会支配人们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无论怎么说,逆境毕竟可恶可恨,而成才则可喜可贺｡逆境需要排除,成才则必须张扬｡从大量的事实看,从统计学意义讲,逆境与成才,并非必然连在一起,二者并非“正相关”｡比如,非洲的饥民个个身处逆境,苦难深重,而那里的逆境并没有磨练那里的人们成才,去获取诺贝尔奖;而当代世界诸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身陷逆境者并不多见｡又如,过去,中国数十万敢于直言者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到农村“住牛棚”,劳其筋骨｡他们可谓身处逆境,历经磨练,饱经风霜,但并无多少人真正在那里“逆境成才”｡相反,倒是“十年浩劫”之后,在走出苦难,走出逆境之后,即在步入顺境顺路之后,大批人才方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例如,邓小平三起三落,当他走下坡路时,即身处逆境之时,绝不可能指点江山,成为总设计师;朱镕基被打成“右派”之时,即身处逆境之时,纵然再有经济头脑,也绝不可能对全国的经济工作指点迷津;钱学森等“两弹一星”元老,若当年也被赶下农村“住牛棚”,那“两弹一星”从何而来?
请不要忘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论对整个民族,还是对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带来的是苦难､灾难｡它何止是逆境,简直是苦难当头,灭顶之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影响､余毒､遗害,也决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清除的｡勿庸讳言,一个社会,不彻底改掉曾经染上的轻慢文化､亵渎科学､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陋习,将是一种隐患,一种悲哀｡在动辄“枪打出头鸟”,妒贤嫉能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科技和文化的创新谈何容易?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又谈何容易?看来,产生“文革”浩劫的体制和文化根源必须挖掘｡为提醒人们勿忘“文革”这段历史,文学大师巴金先生曾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著名建议｡遗憾的是,在众多纪念性楼堂馆所纷纷落成之后,这个“文革”博物馆至今仍只是空中楼阁｡既然认识到“文革”是反文化､反科学的,那么,采取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产生“文革”的体制根源和文化根源进行深刻的反思,也就显得十分必要｡深刻反思“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成才观”,对我们今天分析讨论逆境不利于人才成长,从而对塑造宽松自由的科学研究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文化土壤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科学创新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今天,我们对文化的敬畏,乃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但所谓文化,并非是绝对神圣或布满神秘色彩的东西｡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现代西方公认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学者､文化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即符号,人类的文化现象,是一个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③｡反思“逆境成才”的奇特现象,不得不反思文化,又不得不反思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里,顺便引证《科学与反科学》一书“译者前言”中的一段话:正确认识科学和科学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臭老九”成为社会的“下等公民”,基本人权得不到保证,从事学术研究随时都会成为遭受摧残的原因｡在“科学与政府的冲突”一章中,作者举出许多发生在德国､苏联､美国和南美的由政府操纵的反对科学的案例｡可惜此书没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如果说反科学,那“文化大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科学｡可惜,在“文革”中围绕科学家发生的许许多多使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仍然只是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我国科学史工作者能写出一部史实可靠､分析中肯的《“文革”中的科学和科学家》,那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尽管《科学与反科学》这本1972年出版的书没有提到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作为对反科学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文化大革命”｡作者认为,在反科学泛滥的时候,从理性角度捍卫科学常常毫无用处,因为对科学的反对是不受理性支配的④｡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竟然还有人对所谓“反右运动”､“文革运动”､“知青运动”等怀有虔诚的态度,甚至津津乐道地认为这些“逆境”锻炼了人的意志､能力,最终使其“成才”｡这种思维,看似冷静,其实是非理性或欠理性的,它显然与科学理性精神相悖｡人们或许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这样一种陷阱:唯“逆境成才”的思维误区｡殊不知,最终使人“成才”的东西,并不是“逆境”,抑或说,不仅仅是“逆境”,甚至应该说,“逆境”往往是负效应的,即起负作用的｡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人们可以､也必须面临困难或危险而无所畏惧,但作为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有谁甘愿去受苦受难,又去赞美“逆境”呢?这种“赞美”,轻而言之,与欣赏“病梅”的扭曲的审美观念别无二致;重而言之,则与欣赏“三寸金莲”的病态审美心理相差无几｡看来,“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成才观”,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三､调动蕴藏在莘莘学子中的创新潜能
中国有一句俗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且不说搞科研､教学需要良好的科研､教学条件和环境,就是学生读书､工人做工､农民种田等等,也同样都需要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尽管家庭环境再差､再恶劣,农村的父老乡亲也不忘有一个世代相传的期盼:“望子成龙”｡老百姓谁都懂得教育投资的重要性｡那些农村的慈父慈母们,即使自己身处逆境､困境甚至绝境,也要想方设法攒钱或借贷让子女读点书,以期出人头地,改变一下贫困的环境｡所以,鉴于这种状况,许多有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提出,要对贫困的农村学生实行免费上学(全免费,包括学费､杂费､书本费､笔墨纸张费以及食宿费等)｡这种敢于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学者令人钦佩｡可喜的是,中国的部分省市,也逐步开始实施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免费义务教育”了｡
科学与教育,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姐妹关系｡但勿庸讳言,教育的重要性似乎尚未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一些地区教育落后的局面,已成为影响和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经济的欠发达,又导致教育投资､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可在“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声中,人们目睹着其它行业高楼林立,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争先恐后,争奇斗艳,而我们的许多学校校舍(其中有的是危房),却仍然还是多年也长不大的“小兄弟”,偏安一隅｡顺便指出,在教育经费如此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囿于体制的缺陷和管理的漏洞,人们却眼睁睁地看见国有资产被一些大贪小贪侵吞､蚕食｡比如,前赴后继的“交通厅长现象”､“建设局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暴出的侵吞国有资产或国有资产流失数额,动辄数百万数千万元｡还有几百贪官潜逃国外,被他们卷走的资金有几百亿美金｡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一名小会计,竟然挪用公款2亿多元!这些现象,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另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车消费3000亿,吃喝､出国各2000亿｡如果按我国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为“三公”付出的代价是538元｡我国2004年完成税收25718亿元,我国最发达的沿海城市之一的广州市2004年完成税收为776.37亿元,也就是说,这7000亿的“三公”消费,相当于吃掉了9个广州市的年税收收入,可以修几个三峡工程了⑤!而它又不知可以建多少所希望小学?建多少所大学?建多少个实验室?购置多少科研､教学设备?解决多少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免费义务教育”?
我们赞同这样一种说法:最大的不公是教育的不公｡按说,人人都应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受教育又是决定将来就业､收入高低的前提和基础｡无论对于家庭还是社会,教育投资乃是对未来的投资,乃是未来的希冀｡然而,如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教育领域体现尤为突出:城市里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无处不像花园般美丽豪华,有的甚至追求“五星级”气派,而农村里的中学､小学(很少有幼儿园),危房到处可见｡城乡教育的不公可见一斑｡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前不久黑龙江沙兰小学被洪水夺去105名“祖国花朵”宝贵的幼小生命的惨况,发人深省!令人痛心疾首!而惨痛的教训再一次呼唤我们:必须打造坚固的“诺亚方舟”!这105名幼童中,或许就有司马迁似的史学家､孙膑似的军事学家､屈原似的诗人､陈景润似的数学家的幼苗｡是那可恨的“逆境”,可恶的洪水夺走了他们可爱的､宝贵的生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几乎可以说与贫困､贫瘠､贫穷是同义词｡一部反映农村问题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一部《中国农民调查》,几番成为畅销书和热门话题｡如果说“三农”问题是我们最大的隐忧,那么,农村教育问题则是隐忧中的隐忧!中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肩负着基础教育的重任,忽视农村基础教育,无异于忽视我们的未来!而中国未来的人才,未来诺贝尔奖桂冠的摘取者,或许就蕴藏在他们之中!
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⑥应当承认,人生之旅不会总是一路坦途,不会总是那么一帆风顺｡但我们的社会可以而且必须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坎坷､沧桑､苦难｡而除了政府财政公共开支用于教育投资之外,众多社会力量兴办的希望工程,希望小学,也正是为了减轻贫困农民的困难,使那些无辜无助的孩子们避免因家庭贫穷､处境窘迫而失学或辍学｡因此,必须向全社会呼吁:关注教育,即关注我们的未来!只有唤起全社会齐心协力排除不必要的逆境,创造良好宽松的教育环境和良好宽松的科技､经济､社会环境,使人们“生活得更阳光”,莘莘学子的成才之路才会愈走愈宽广!这样,或许才能跳出似乎唯有“逆境”(恶劣环境)才能“成才”的思维怪圈,告别几千年来流传的歌颂和鼓励“逆境成才”这种尴尬的理论和理论的尴尬｡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慧的竞争;而人才､智慧的角逐,与制度设计和环境塑造息息相关｡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⑦ 而如今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更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包括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或制度创新)以及价值观创新｡教育是科学的基石｡学校是塑造人才的摇篮｡唯有为各种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各类学生创造机会均等的公平环境和土壤,并扬弃“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或“成才观”,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蕴藏在所有莘莘学子中的创新潜能,使人人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注释:
① 刘开云:《中国的社会科学更需要奔向自然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3期｡
② 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③[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④[美]莫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⑤ 王祖康:《有多少公款经得起吃喝》,《杂文月刊》2005年第8期下｡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09页｡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逆境成才;顺境;科学理性;教育理念;教育投资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0-0113-04
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或教育思想有许多精彩和闪光的地方,但勿庸讳言,它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甚至谬误之处,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时至今日,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仍然对历代“逆境成才”的典范,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地讲述给莘莘学子｡这似乎是一种理论误区｡对“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或“成才观”的宣传,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但过于渲染,不免会产生负面影响｡单从精神层面讲,宣扬“逆境成才”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将它无限放大,或把它放置到物质层面的所有领域,它恐怕未必能说明所有类似的问题｡因为它始终只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而不是通例,并不具备普遍性意义｡若将它上升到一种教育思想去推广,无异于将极端的例子再推向极端,有悖于教育思想的最根本的科学理性宗旨｡当今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人才也是多元的,而对人才的教育也应该是多元的､个性化的｡若从科学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逆境成才”的个例都不具备可实验性､可重复性｡在科学领域,每一项科学成果必须通过检验即实验｡而实验程序和方法必须经得起检验,实验结果必须能够重复｡再说,有些“逆境成才”的例子,如司马迁的故事､孙膑的故事､屈原的故事等,从人道主义､人性和科学道德､社会道德方面讲,都是不可实验､不可重复的,也是决不能再实验､再重复的｡
一､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东晋诗人､大文豪陶渊明曾曰:“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大多不喜欢“铜臭味”,甚至“视金钱如粪土”,而执着地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对文化的珍重､敬畏,像一个幽灵,一直徘徊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炎黄子孙的脑海里回荡｡当然,一种视文化如生命的情结,更是一直萦绕于历代文人､知识精英的脑海｡千百年来,千千万万个慈父慈母,含辛茹苦,千方百计都要供儿女去攻读圣贤之书,他们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为金科玉律｡而莘莘学子,千军万马都要来过读书赶考这一独木之桥｡十年寒窗,挑灯夜读,苦思冥想,读书——求学——做官——功名,漫漫之路从来就极不平坦｡然而,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虽不时陷入逆境､困境,甚至陷于绝境,却仍然慷慨激昂地吟唱先哲孟老夫子的教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无论在“全民皆农”的古代,“全民皆兵”的过去,还是在“全民皆商”的今天,也难得有这么一批“书生气十足”的文人“另类”｡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始终不愿丢弃那一份对文化的偏爱和执着追求｡恰似“决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秉承了中国历代文人､知识精英的气质和品行｡他们或许保留的是中国文化的最后净土,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必须指出,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良好宽松的科技､经济､社会环境,为莘莘学子的成才铺平道路,才是最好的“诺亚方舟”｡否则,谁也不能逃避遭受“滔天洪水”的厄运｡
当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不屈不挠精神的民族,向来不乏“硬骨头”｡或者像屈原被逼无路而投江自杀,或者像那500余位不知姓名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凛然就义,被秦始皇残忍地活埋,或者像嵇康“轻肆直言”而被司马昭处死｡令人钦佩的是,嵇康在法场临刑前,仍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奏一曲《广陵散》从容就义｡而在“文革”浩劫中,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也不乏“硬骨头”｡像马寅初､孙冶方､顾准､老舍､张志新等一大批学者和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多年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讲道:探讨科学,坚持真理,必须有一个开放宽松的环境｡发生类似烧死布鲁诺､割断张志新喉管的暴行,是人类历史的不幸,而这些血的教训,也揭示了人类追求真理必须塑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否则,即便不再重演科学的悲剧,恐怕也难免出现像美国物理学家塞姆·K·艾利森所说的现象:“第一流的科学家就会转向研究蝴蝶翅膀的颜色去了”①｡看来,捍卫科学的尊严,保护科学人才,保护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家园,如何打造坚固的“诺亚方舟”,乃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
勿庸讳言,从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到博取功名,报效国家,再到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乃是历代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梦想｡然而,这“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童话般的故事,并非一定可以降临到每一个辛勤学子的身上｡众所周知,悠悠岁月,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些经典的“逆境成才”的故事,乃是被一代代流传的教育佳话｡可是,必须指出,所谓“逆境成才”,历史上的例子似乎并不少见,但那也仅仅只是个案,而非通例,它们似凤毛麟角一般珍贵｡况且,有的甚至只是传说,如神话､童话般离奇｡那些真实感人的“逆境成才”的事迹,的确令人鼓舞,值得敬佩,但似乎不必大肆渲染,甚至去大力提倡｡诚然,对“逆境成才”者的艰辛､苦难,的确应抱以理解和同情;对其终成正果,对其得来不易的成就,当然应给予鼓励和奖赏;对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探索创新的精神,尤其应该予以学习和借鉴｡问题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切不可大力提倡和鼓励人人都去效仿“逆境成才”｡换句话说,我们社会的教育理念､“成才观”,为何不去强调改变逆境,创造更好的条件,尽力改善社会环境呢?对一个聪颖､勤勉､执着的学者,若能提供良好宽松自由的研究创造条件,一般会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恐怕是不用争辩的｡也就是说,经验和(统计学)常识告诉我们,顺境(良好的环境)较之逆境(恶劣的环境),成才的概率要高得多｡反之,“逆境成才”的概率则要低得多｡
顺便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几乎每一次灾难来临,“铁肩担道义”的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似乎都要首当其冲｡学术良知､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感之于文人或知识分子,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而苦难或灾难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著名学者李国文先生研究发现:“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②｡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组织修筑长城,虽有功德无量之谓,亦是名垂青史之举,但他大兴文字狱,焚书坑儒,却有祸国殃民之嫌,乃是遗臭万年之举｡秦始皇将500余位不知姓名的文人或知识分子残忍地活埋,开创了中国大面积残害知识分子的先河｡
在中国历史上,常被人们提及的“逆境成才”的经典案例有:司马迁受宫刑而发奋写《史记》､孙膑受髌刑而著《孙膑兵法》､屈原在流放生涯中写《离骚》､陈景润在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研究哥特巴赫猜想……这些事迹和人物,的确可歌可泣,催人泪下,也催人奋进｡但切莫忘记:这些所谓“逆境成才”者,毕竟只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和无助之下别无他法所作的痛苦的选择｡应该说,是时代需要､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奋斗,造就了司马迁这一伟大的史学家,孙膑这一伟大的军事学家,屈原这一伟大的诗人,陈景润这一伟大的数学家｡他们的“成才”,决非仅仅是“逆境”的功劳｡这些“逆境成才”者的成功及成才之路,显然只是偶然的､特殊的､个别的案例,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也就是说,是既不可实验,也不可重复的｡请想一想,有谁甘愿受宫刑(被残忍地阉割)､受髌刑(被残忍地削去膝盖骨)这种屈辱呢?又有谁甘愿被驱逐流放,落得报国无门,无家可归,投江自尽呢?又还有谁与宽大的住宅过不去,偏偏要去住8平方米的“鸽子笼”呢?而陈景润这位大数学家,虽不算英年早逝的人才,但他绝对不属于长寿类的知识分子｡若他早期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再稍好一些,他一定会再多活许多时间,也会再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多作许多贡献!在中国,科学技术人才毕竟还是一种稀缺资源｡而目前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囿于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工作压力等因素,或积劳成疾,或英年早逝,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总之,对“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或“成才观”,必须更客观､更冷静､更理性地去审视,去看待｡
二､“牛棚”里出得了“两弹一星”吗
诗圣李白曾仰天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屈原也曾叹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话说回来,中国的莘莘学子,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他们对文化､艺术､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已升华为人文精神,甚至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如屈原､王国维､老舍这三位中国的大文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皆因忧国忧民,而投江､投湖自尽,将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化作清水,去滋润那片心灵的净土｡历代中国人的慈父慈母,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读书｡而过往的人才成才之路,总是艰辛坎坷,布满荆棘｡但莘莘学子们却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人们把它形象地比喻为“鲤鱼跳龙门”｡此情此景,令人难忘,也令人感动,更令人深思｡
然而,一个社会,总不能依靠所谓“逆境成才”的模式去培育人才吧!一个社会的责任并非是无为地容忍逆境,去锻造人才,磨砺人才｡如果说,家庭是人才的摇篮,那么,这个摇篮温馨与否,对摇篮里的小小生命的成长至关重要｡较之风吹雨打,风和日丽对幼小生命的茁壮成长当然是更为有利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一个人的成才因素很多,家庭因素只是其中之一,家庭以外的诸多因素不可或缺｡一个人终究会踏入社会,“人是社会性动物”,是社会塑造了人｡如果可以选择,逆境肯定不如顺境受人青睐｡中国有一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讲的就是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不错,中国人向来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而著称,但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并不一定是中国人必须无条件遵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人类的理性必然会支配人们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无论怎么说,逆境毕竟可恶可恨,而成才则可喜可贺｡逆境需要排除,成才则必须张扬｡从大量的事实看,从统计学意义讲,逆境与成才,并非必然连在一起,二者并非“正相关”｡比如,非洲的饥民个个身处逆境,苦难深重,而那里的逆境并没有磨练那里的人们成才,去获取诺贝尔奖;而当代世界诸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身陷逆境者并不多见｡又如,过去,中国数十万敢于直言者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到农村“住牛棚”,劳其筋骨｡他们可谓身处逆境,历经磨练,饱经风霜,但并无多少人真正在那里“逆境成才”｡相反,倒是“十年浩劫”之后,在走出苦难,走出逆境之后,即在步入顺境顺路之后,大批人才方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例如,邓小平三起三落,当他走下坡路时,即身处逆境之时,绝不可能指点江山,成为总设计师;朱镕基被打成“右派”之时,即身处逆境之时,纵然再有经济头脑,也绝不可能对全国的经济工作指点迷津;钱学森等“两弹一星”元老,若当年也被赶下农村“住牛棚”,那“两弹一星”从何而来?
请不要忘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论对整个民族,还是对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带来的是苦难､灾难｡它何止是逆境,简直是苦难当头,灭顶之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影响､余毒､遗害,也决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清除的｡勿庸讳言,一个社会,不彻底改掉曾经染上的轻慢文化､亵渎科学､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陋习,将是一种隐患,一种悲哀｡在动辄“枪打出头鸟”,妒贤嫉能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科技和文化的创新谈何容易?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又谈何容易?看来,产生“文革”浩劫的体制和文化根源必须挖掘｡为提醒人们勿忘“文革”这段历史,文学大师巴金先生曾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著名建议｡遗憾的是,在众多纪念性楼堂馆所纷纷落成之后,这个“文革”博物馆至今仍只是空中楼阁｡既然认识到“文革”是反文化､反科学的,那么,采取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产生“文革”的体制根源和文化根源进行深刻的反思,也就显得十分必要｡深刻反思“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成才观”,对我们今天分析讨论逆境不利于人才成长,从而对塑造宽松自由的科学研究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文化土壤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科学创新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今天,我们对文化的敬畏,乃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但所谓文化,并非是绝对神圣或布满神秘色彩的东西｡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现代西方公认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学者､文化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即符号,人类的文化现象,是一个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③｡反思“逆境成才”的奇特现象,不得不反思文化,又不得不反思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里,顺便引证《科学与反科学》一书“译者前言”中的一段话:正确认识科学和科学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臭老九”成为社会的“下等公民”,基本人权得不到保证,从事学术研究随时都会成为遭受摧残的原因｡在“科学与政府的冲突”一章中,作者举出许多发生在德国､苏联､美国和南美的由政府操纵的反对科学的案例｡可惜此书没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如果说反科学,那“文化大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科学｡可惜,在“文革”中围绕科学家发生的许许多多使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仍然只是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我国科学史工作者能写出一部史实可靠､分析中肯的《“文革”中的科学和科学家》,那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尽管《科学与反科学》这本1972年出版的书没有提到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作为对反科学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文化大革命”｡作者认为,在反科学泛滥的时候,从理性角度捍卫科学常常毫无用处,因为对科学的反对是不受理性支配的④｡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竟然还有人对所谓“反右运动”､“文革运动”､“知青运动”等怀有虔诚的态度,甚至津津乐道地认为这些“逆境”锻炼了人的意志､能力,最终使其“成才”｡这种思维,看似冷静,其实是非理性或欠理性的,它显然与科学理性精神相悖｡人们或许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这样一种陷阱:唯“逆境成才”的思维误区｡殊不知,最终使人“成才”的东西,并不是“逆境”,抑或说,不仅仅是“逆境”,甚至应该说,“逆境”往往是负效应的,即起负作用的｡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人们可以､也必须面临困难或危险而无所畏惧,但作为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有谁甘愿去受苦受难,又去赞美“逆境”呢?这种“赞美”,轻而言之,与欣赏“病梅”的扭曲的审美观念别无二致;重而言之,则与欣赏“三寸金莲”的病态审美心理相差无几｡看来,“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成才观”,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三､调动蕴藏在莘莘学子中的创新潜能
中国有一句俗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且不说搞科研､教学需要良好的科研､教学条件和环境,就是学生读书､工人做工､农民种田等等,也同样都需要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尽管家庭环境再差､再恶劣,农村的父老乡亲也不忘有一个世代相传的期盼:“望子成龙”｡老百姓谁都懂得教育投资的重要性｡那些农村的慈父慈母们,即使自己身处逆境､困境甚至绝境,也要想方设法攒钱或借贷让子女读点书,以期出人头地,改变一下贫困的环境｡所以,鉴于这种状况,许多有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提出,要对贫困的农村学生实行免费上学(全免费,包括学费､杂费､书本费､笔墨纸张费以及食宿费等)｡这种敢于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学者令人钦佩｡可喜的是,中国的部分省市,也逐步开始实施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免费义务教育”了｡
科学与教育,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姐妹关系｡但勿庸讳言,教育的重要性似乎尚未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一些地区教育落后的局面,已成为影响和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经济的欠发达,又导致教育投资､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可在“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声中,人们目睹着其它行业高楼林立,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争先恐后,争奇斗艳,而我们的许多学校校舍(其中有的是危房),却仍然还是多年也长不大的“小兄弟”,偏安一隅｡顺便指出,在教育经费如此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囿于体制的缺陷和管理的漏洞,人们却眼睁睁地看见国有资产被一些大贪小贪侵吞､蚕食｡比如,前赴后继的“交通厅长现象”､“建设局长现象”､“国土局长现象”,暴出的侵吞国有资产或国有资产流失数额,动辄数百万数千万元｡还有几百贪官潜逃国外,被他们卷走的资金有几百亿美金｡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一名小会计,竟然挪用公款2亿多元!这些现象,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另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车消费3000亿,吃喝､出国各2000亿｡如果按我国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为“三公”付出的代价是538元｡我国2004年完成税收25718亿元,我国最发达的沿海城市之一的广州市2004年完成税收为776.37亿元,也就是说,这7000亿的“三公”消费,相当于吃掉了9个广州市的年税收收入,可以修几个三峡工程了⑤!而它又不知可以建多少所希望小学?建多少所大学?建多少个实验室?购置多少科研､教学设备?解决多少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免费义务教育”?
我们赞同这样一种说法:最大的不公是教育的不公｡按说,人人都应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受教育又是决定将来就业､收入高低的前提和基础｡无论对于家庭还是社会,教育投资乃是对未来的投资,乃是未来的希冀｡然而,如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教育领域体现尤为突出:城市里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无处不像花园般美丽豪华,有的甚至追求“五星级”气派,而农村里的中学､小学(很少有幼儿园),危房到处可见｡城乡教育的不公可见一斑｡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前不久黑龙江沙兰小学被洪水夺去105名“祖国花朵”宝贵的幼小生命的惨况,发人深省!令人痛心疾首!而惨痛的教训再一次呼唤我们:必须打造坚固的“诺亚方舟”!这105名幼童中,或许就有司马迁似的史学家､孙膑似的军事学家､屈原似的诗人､陈景润似的数学家的幼苗｡是那可恨的“逆境”,可恶的洪水夺走了他们可爱的､宝贵的生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几乎可以说与贫困､贫瘠､贫穷是同义词｡一部反映农村问题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一部《中国农民调查》,几番成为畅销书和热门话题｡如果说“三农”问题是我们最大的隐忧,那么,农村教育问题则是隐忧中的隐忧!中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肩负着基础教育的重任,忽视农村基础教育,无异于忽视我们的未来!而中国未来的人才,未来诺贝尔奖桂冠的摘取者,或许就蕴藏在他们之中!
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⑥应当承认,人生之旅不会总是一路坦途,不会总是那么一帆风顺｡但我们的社会可以而且必须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坎坷､沧桑､苦难｡而除了政府财政公共开支用于教育投资之外,众多社会力量兴办的希望工程,希望小学,也正是为了减轻贫困农民的困难,使那些无辜无助的孩子们避免因家庭贫穷､处境窘迫而失学或辍学｡因此,必须向全社会呼吁:关注教育,即关注我们的未来!只有唤起全社会齐心协力排除不必要的逆境,创造良好宽松的教育环境和良好宽松的科技､经济､社会环境,使人们“生活得更阳光”,莘莘学子的成才之路才会愈走愈宽广!这样,或许才能跳出似乎唯有“逆境”(恶劣环境)才能“成才”的思维怪圈,告别几千年来流传的歌颂和鼓励“逆境成才”这种尴尬的理论和理论的尴尬｡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慧的竞争;而人才､智慧的角逐,与制度设计和环境塑造息息相关｡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⑦ 而如今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更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包括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或制度创新)以及价值观创新｡教育是科学的基石｡学校是塑造人才的摇篮｡唯有为各种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各类学生创造机会均等的公平环境和土壤,并扬弃“逆境成才”的教育理念或“成才观”,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蕴藏在所有莘莘学子中的创新潜能,使人人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注释:
① 刘开云:《中国的社会科学更需要奔向自然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3期｡
② 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③[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④[美]莫里斯·戈兰:《科学与反科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⑤ 王祖康:《有多少公款经得起吃喝》,《杂文月刊》2005年第8期下｡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09页｡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