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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季我努
列斯特·坦尼逃出集中营，参加了游击队，却因为当地人的告密而再度被抓回奥唐奈集中营。这一次，美国人中间出现了“美奸”。他们私藏武器企图逃跑的风声传到了日本人那里，新一轮恐怖开始了。本文编译自美国二战老兵列斯特·坦尼的回忆录《地狱的梦魇》。
集中营的情况，比我逃离前还要糟糕，空气中弥漫着尸体和粪便散发的恶臭，每天都有一百五十个兄弟悲惨地死去。我们的军医束手无策，原本可怜的药品早已用光。指望日本人救治伤员，好比指望太阳打西边出来。相反，日本守卫变得更加凶暴，一旦我们这些“猎物”失去了自卫能力，他们就会闯进来，进行猎杀。
废旧金属回收队
两天后，我走出集中营的机会来了。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劳动队回巴丹回收废旧金属，他们要三种人：卡车司机，焊接工和搬运工。尽管我的伤还没有好，但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可是只要能离开这个魔窟，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大约有九十个兄弟报名，日本人把我们赶进三辆卡车，没有给我们一点儿水或食品。我们早已衣衫褴褛，坐在车厢里，就像一群叫花子。路过圣费尔南多的时候，我发现了几个打扮成菲律宾人的美国人，他们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真正的菲律宾人是绝不会学出这种美国式手势的，他们只会打出“V”(胜利)的手势。这些美国人肯定是游击队员，而几天前，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颠簸了四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日本人征用了当地的一栋老校舍，作为营地。死亡行军途中，我曾经过这个学校，它离我被俘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开卡车只要四个小时，可在死亡行军途中，我和兄弟们却沿着相同的路线走了整整十二天。在这十二天里，有多少兄弟被日本鬼子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天一早，日本人就把我们从教室里赶了出来。看到在被俘前亲手破坏的坦克车辆，大家都心情沉重。一个伙伴说：“我们把它们炸掉，真是白费力气。日本人会把这些交通工具，变成炸弹。”
日本人把我训练成了一个喷灯操作员，切割在巴丹找到的所有钢材。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休息时间被剥夺殆尽，早上和下午各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除了把工作速度放慢些，作为战俘的我们已经不可能为美国的战争出什么力。不过有些兄弟还是想出了办法：推着独轮车往码头上卸货时，故意装作体力不支，把车子上所有废金属倒入大海，一天当中，“偶尔”倒上那么几次。日本看守很光火，他们冲着我们大叫，用巴掌、拳头，还有枪托教训犯错的兄弟。每当这时，我们就一起轻轻地哼唱起“星条旗永不落”。就这样，我们每天“挽救”回来的金属都会有一些注定要归于大海。
猎捕水牛
废旧金属回收是重体力活，我们大多数人都身患疟疾，实在吃不消日复一日的巨大消耗。第五天，我们请求看守允许我们去猎捕一些游荡在此的野生水牛，它们的肉能让我们更强壮，也能应付更多的工作。日本军官很高兴，挑了我和另外两个人去猎捕水牛。他们命令我们杀掉两头水牛带回来，会分给我们一些。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待遇啊！有两个看守和我们一起参与这次狩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支步枪，告诉我们，只要发现可以猎杀的动物，就可以得到子弹。
下午两点，我们坐上卡车出发了。我们在离营区五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四头悠闲吃草的水牛。大家迅速下车，日本兵发给我们子弹，指着两头大的，命令我们开火。我瞄准了一头水牛，连开三枪，它应声倒下，另外两个兄弟也击倒了另一头大的。另外两头小水牛给吓跑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脚步，四下张望，谁都知道这种巨大的动物死前反击的力量。日本兵示意我们向前，显然他们不想触这个霉头。
我们走到离两头倒下的动物一百码的时候，突然从树丛后面冲出来一头巨牛，这家伙比华尔街上的“纽约大飙牛”还大，它瞪着铜铃大的血红眼睛，粗壮的锋利的牛角像两把尖刀。转眼之间，它就冲到了离我们五十英尺的地方。
日本兵吓傻了，他们学着美国人的腔调喊着：“kill！kill！”说来迟那时快，我把步枪抵在肩头，瞄准目标，开了两枪，这头野兽倒在了离我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
捕猎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剥下牛皮，切割牛肉。剥皮和切割持续了几个小时，虽然大家身体状况都很糟糕，可一想到能吃上肉，似乎就有了无穷的力量。
我们决定带上猎杀的全部三只水牛。装完这些动物，我们就驶回了营地。在那儿，我们受到了来自战俘们的英雄式的欢迎。自从宰杀了第26骑兵师的一匹马后，战俘们在这三个月里还没吃过一点儿肉。日本人拿走了大部分的肉，最好的牛肉都被他们拿走了。
毒打带来日语学习
大约下午五点的时候，日本人把我们三个“猎人”安置在校舍里休息，这时一个人跑进来说日本人命令我马上去指挥部。
我走进指挥官的办公室，紧张地站在那儿。屋子里有五个人，其中一个是指挥官，另外的看起来像是看守。突然，那个指挥官开始用日语冲着我吼，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只能不断像日本兵那样，低着头说着“哈依”（日语：是的）。
指挥官很愤怒，又大叫了四五声，一次比一次声音大。我诚惶诚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着“哈依”。突然指挥官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打得我眼冒金星。四个看守一拥而上，用枪托猛击我的头部和颈部。我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哪里错了。我只能施展多次应付毒打的伎俩，模仿出遭到重击的痛苦。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巴丹死亡行军过程中，日本兵杀害了太多倒下的人，他们就是喜欢欺负虚弱的人。
在我又说了几声“哈依”之后，一个看守扯下了他制服上的皮带。这种皮带有大约三十五英寸长，上面还带着四英寸长，两英寸宽，至少八分之一英寸厚的金属锁扣。我回答一次“哈依”，就感觉到它击打在我的脸上、脖子上和鼻子上的剧烈疼痛。在脸上挨了第二次重击之后，我的鼻子破了，血也从鼻子和颧骨中流出来。毒打使我快要失禁，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不能拉在指挥官办公室的地板上。
我突然明白，我不能再说“哈依”了。他可能问的这样的问题：“那么你认为自己比我们更优秀吗？也可能他们是在问：“你认为我们是愚蠢的人吗？”如果我回答“哈依”，当然只能招致更多的毒打。我决定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说，不去试图回答他们的讯问，或许这样那些看守会停止这种惩罚吧。毒打又持续了十五分钟。就在我以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结束的时候，更多的看守走进了办公室。
他们把我推到了外面，命令我跪在一节竹竿上，然后把另一节竹竿放在我的膝盖弯里。我很快明白，他们要对我上夹棍。果然，两个看守站在了竹竿的两端。我的小腿传来剧痛，下面的细竹竿，顿时裂开了，锋利的竹刃，划开了我的皮肉。他们还嫌不够，一个看守拿来了一个从美军6 x 6卡车上拆下来的轮子，命令我把它举过头顶并一直保持这个姿势。过了几分钟，我的胳膊越来越疲劳，轮子的高度不断下降，看守一看到这种情景就又开始打我。突然有一个看守，蹲下来，用英语对我轻声说：“再坚持五分钟，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床上了。”
我在脑子里吟唱一首短歌，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1，2，3，4，你是为谁而生；5，6，7，8，别把自己当回事；9，10，11，12，在架子上你可以找到它……”
果然，这三百秒结束之后，一个看守把我踢倒在地，我顺势丢下了那个轮子，静静地躺在了地上，等待着下一个惩罚的来临。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把我扔在了黑暗的雨林中。
几分钟内，我的三个朋友来把我抬到了校舍的床铺上。一个人前后挪动着我的腿，试图恢复我肢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人擦去我脸上的血污，用凉水清洗我的眼睛、鼻子和嘴。第三个兄弟帮我清洗了脖子和后背，撕下自己的衬衫，帮我包扎伤口。
过了几天，我碰到了那个曾在我耳边低语：“只剩下五分钟”的日本看守。我向他鞠躬，并用英语说：“谢谢你，救了我！你能帮我学日语吗？我想理解你们的语言，学会说你们的语言。”他很高兴，用英语微笑着对我说：“你们都很勇敢，是好样的。别担心，我教你。”于是我从工具棚里拿出一支镐，举给他看，然后说：“这个日语里叫什么呢？”他慢慢地发出了一个词的音：“truabosh”。我的一个崭新的学习阶段开始了。
在几天的时间里，我已经学会了十件我们正在使用的设备的日语名字，每次他们命令我去拿一把常用工具，像一把铲子，一把镐或是锤子的时候，我都可以直接对他们的日语命令作出反应。
我的朋友们会问：“你怎么能这么快学会这门语言呢？”“很简单”，我说，“被人狠揍十次，你也能学会。”通过学日语，我帮助了自己和朋友摆脱了由于不能对看守的命令立刻做出反应而受到的暴虐殴打。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尽管我还是半调子日语，但是我再也没有因为听不懂看守的话，而受到惩罚。
美奸出现了
令人痛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中间的一个美国中士，迈克·苏利文（化名），竟然和日本人搞到一起去了。战前他是圣路易的一个职业拳击手，他很强壮，宽肩细腰，有强壮的二头肌，整个人锻炼得就像一头年轻的公牛。他对看守表现得十分友好，巧妙地施展手腕，当了我们的头。有些时候，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忠心，他竟然出手打我们。
有次我临时代替一个兄弟做卡车司机，不小心倒车倒过头，撞在了金属堆上。虽然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苏利文立即冲了上来，把我从驾驶员座位上拖下来。他左手揪住我的衬衫，右手狠掴我的脸，咒骂道：“你这个笨蛋，耳朵聋啦！”。我准备还手，但是身边的朋友使眼色制止了我，因为他们看到日本看守哈哈大笑，拍着手，大声说着：“吆西（非常好）”。如果我攻击他们的走狗，日本人饶不了我。
苏利文当“头”，并不是没有好处。他确实拯救了我们中的一些人的生命，如果不是因为苏利文插足进来，抢先惩罚我们，那些日本看守可能会把我们打得更惨。换句话说，他打在我们脸上的拳头的滋味，要比日本人用枪托、皮带锁扣、灌满沙子的竹棍猛击我们头部和背部的滋味儿要好受多了。
在工作期间，我们发现很多车辆、机枪，还有数以百计的手枪还能使用。一些兄弟捡了一些枪支回来，防备日本人在我们干完活之后杀了我们。我也偷偷地藏起了一把小手枪。手中有了武器，便有杀了为数不多的日本看守，逃到山区打游击的想法。大家议论纷纷，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成功的几率。我们要逃走，除了杀死日本人之外，那些不愿合作的同胞该怎么办？怎么对付苏利文这个杂碎？他肯定会向日本人告密。要暴动，首先要除掉这个绊脚石。这个家伙对于我们这些虚弱的人来说，太强壮了，如果不成功，肯定会牵连其他人。
时间一长，这事就走漏了风声。苏利文向日军指挥官告了密。日本人彻底地搜查了营地，找出了很多私藏的武器。我们当时很紧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奇怪的是，指挥官并没有追查下去。后来我才明白，日本是一个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国内的青壮年都上战场了。而我们这些白人技术工人是他们难得的劳动力，他们舍不得杀我们。
苏利文在战后没能回家，战争结束后他跳上了去旧金山的船，但有人把他赶下了船。
甲万那端战俘营
算起来，我们在巴丹整整工作了三个月，靠着我们90双手，把散落在巴丹的所有车辆的钢材全部切割下来，装上卡车，运回日本。1943年6月1日，奥唐奈集中营的兄弟们被陆陆续续地转移到甲万那端战俘营。
它位于甲万那端市区以东四英里，距离马尼拉六十英里，奥唐奈集中营在它西面，大约相隔十五英里，它是日本人在菲律宾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战俘营。我粗略估算，营房面积至少占地一百英亩，还有三百英亩的“魔鬼农场”。营区岗哨林立，四周被一些破烂的、锈迹斑斑的有刺金属网围着。日本人住在集中营中心区，战俘的营房位于东部。我们的随军医生几经争取，日本人才在营地的西北部设立了隔离病房，收容痢疾患者，还有那些无药可救的兄弟。剩下的地方则是“魔鬼农田”。
这座年战俘营里囚禁着两批截然不同的俘虏。奥唐奈的兄弟们是后来者。先到的是从克雷吉多岛押送过来的战俘。他们投降时，仍然补给充足，也没有经历恐怖的巴丹死亡行军，因此他们大都身体健康，总数大约有6000人。他们被关在集中营的3号营。奥唐奈的兄弟被关在五英里外的1号营里。在1943年10月29日合并之前，有63名战俘死在3号营，而1号营中却死去了2100名战俘。
甲万那端的“魔鬼农田”臭名昭著。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协助刨地和收割的机器，所有的活儿都要用双手完成。工作时间从上午六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天黑。中午我们会领到一碗米饭和一碗被称为“汤”的带颜色的水作为午饭。菲律宾的太阳很毒，很多兄弟缺乏衣物，经受不住长时间暴晒下，由于体表温度迅速升高，中暑倒下。日本人禁止我们在田间交谈，违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有人在耕作期间偷吃蔬菜，被抓住，他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兄弟们都觉得甲万那端战俘营的看守是日本军队当中素质最低劣的。如果不是被征调来当看守，他们在国内只能看澡堂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非常愚蠢，以至于他们的上司经常当中我们的面惩罚和羞辱他们。倒霉的还是我们，他们常把气撒在我们身上。我们给这些看守起了绰号。有一个家伙在我们干活的时候，总是喜欢大喊大叫，大家就叫他“大喇叭”。还有一个家伙说话语速很快，音调怪得像唐老鸭，他的外号就是“鸭子唐纳德”。
杀戮游戏
有一天点名的时候，有五个人没有应声。看守们发疯似的尖叫，叫大家在操场上席地而坐。他们没办法确认这些人是越狱了，还是生病了。这些蠢蛋立马就认为，集中营里发生了严重的越狱事件。他们的大喊大嚷，惊动了办公室里的指挥官。鬼子军官严厉地斥责他们，命令他们赶快去找。
两个小时之后，看守们汗流浃背地回来了。他们宣布抓到了这五个人。看守们对自己“高效率”的工作很满意，大笑着并互相拍打着肩膀。实际上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是企图逃跑的，而第五个人是藏在一间兵舍的地板下面被看守发现的，他病得很厉害，仅是想找个地方安静地离去，他已经被疟疾折磨的精疲力竭。
看守们用木棍毒打他们，踢他们的胃部、后背和腰肾处。一番折磨过后，每个人都倒在地上。接着，看守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把他们绑在平时鞭打战俘的柱子上。他们被绑了两天，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他们能得到的是日头的炙烤和看守们连续不断地毒打。看守们用沉重的皮带金属扣不停地抽打他们的脸、胳膊和头。还有一些看守，端起装了刺刀的步枪，佯装向这些可怜人的心脏刺去。两个没有军衔的军官从刀鞘中拔出武士刀挥舞着，似乎在练习如何砍掉他们的头。
到了第三天傍晚，游戏结束了。十个全副武装的看守押着他们来到了墓地，强迫他们为自己挖掘墓穴。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几个勇敢的战士不约而同地屹立在墓穴旁，夕阳映照在他们满是血污的脸上，他们昂首挺胸，眼神里陡然神采奕奕。日军指挥官示意看守蒙上他们的眼睛，一个兄弟一把抢过黑布，扔在地上。指挥官示意看守反绑住他们的双手。随后给他们每个人的嘴里放了一根点燃的香烟，并让他们面对警卫，警卫手中的步枪已经上好膛瞄准这几个兄弟。司令官把武士刀举过头顶，快速地挥下来。枪响了，四个兄弟应声倒下，还有一个兄弟傲然挺立，枪声再次响起，最后一个兄弟也倒下了。日军指挥官走到他们跟前，发现他们的身体还在颤动着。他从皮套里掏出左轮手枪，瞄准每个人的头部又开了一枪。这一次行刑，我们是观众。这一幕严厉地警示我们：逃跑，死路一条。鲜血淋漓、脑浆飞溅，再一次让我难以忍受。天啊！我怎样才能离开这个非人之地。
第二天一早，日本人我从队列中叫出来，并命令我收拾自己的行装，我将会和其他四百九十九名战俘一起离开。谣言开始流传：据说红十字会正在与日本军方协商释放美军战俘。我开始激动了起来，我终于有机会回家了，回家去见我亲爱的劳拉。
卡车载着我们向马尼拉进发。自由，自由即将来临！我们即将乘船离开这个人间地狱，自由就在前方！？
列斯特·坦尼逃出集中营，参加了游击队，却因为当地人的告密而再度被抓回奥唐奈集中营。这一次，美国人中间出现了“美奸”。他们私藏武器企图逃跑的风声传到了日本人那里，新一轮恐怖开始了。本文编译自美国二战老兵列斯特·坦尼的回忆录《地狱的梦魇》。
集中营的情况，比我逃离前还要糟糕，空气中弥漫着尸体和粪便散发的恶臭，每天都有一百五十个兄弟悲惨地死去。我们的军医束手无策，原本可怜的药品早已用光。指望日本人救治伤员，好比指望太阳打西边出来。相反，日本守卫变得更加凶暴，一旦我们这些“猎物”失去了自卫能力，他们就会闯进来，进行猎杀。
废旧金属回收队
两天后，我走出集中营的机会来了。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劳动队回巴丹回收废旧金属，他们要三种人：卡车司机，焊接工和搬运工。尽管我的伤还没有好，但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可是只要能离开这个魔窟，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大约有九十个兄弟报名，日本人把我们赶进三辆卡车，没有给我们一点儿水或食品。我们早已衣衫褴褛，坐在车厢里，就像一群叫花子。路过圣费尔南多的时候，我发现了几个打扮成菲律宾人的美国人，他们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真正的菲律宾人是绝不会学出这种美国式手势的，他们只会打出“V”(胜利)的手势。这些美国人肯定是游击队员，而几天前，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颠簸了四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日本人征用了当地的一栋老校舍，作为营地。死亡行军途中，我曾经过这个学校，它离我被俘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开卡车只要四个小时，可在死亡行军途中，我和兄弟们却沿着相同的路线走了整整十二天。在这十二天里，有多少兄弟被日本鬼子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天一早，日本人就把我们从教室里赶了出来。看到在被俘前亲手破坏的坦克车辆，大家都心情沉重。一个伙伴说：“我们把它们炸掉，真是白费力气。日本人会把这些交通工具，变成炸弹。”
日本人把我训练成了一个喷灯操作员，切割在巴丹找到的所有钢材。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休息时间被剥夺殆尽，早上和下午各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除了把工作速度放慢些，作为战俘的我们已经不可能为美国的战争出什么力。不过有些兄弟还是想出了办法：推着独轮车往码头上卸货时，故意装作体力不支，把车子上所有废金属倒入大海，一天当中，“偶尔”倒上那么几次。日本看守很光火，他们冲着我们大叫，用巴掌、拳头，还有枪托教训犯错的兄弟。每当这时，我们就一起轻轻地哼唱起“星条旗永不落”。就这样，我们每天“挽救”回来的金属都会有一些注定要归于大海。
猎捕水牛
废旧金属回收是重体力活，我们大多数人都身患疟疾，实在吃不消日复一日的巨大消耗。第五天，我们请求看守允许我们去猎捕一些游荡在此的野生水牛，它们的肉能让我们更强壮，也能应付更多的工作。日本军官很高兴，挑了我和另外两个人去猎捕水牛。他们命令我们杀掉两头水牛带回来，会分给我们一些。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待遇啊！有两个看守和我们一起参与这次狩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支步枪，告诉我们，只要发现可以猎杀的动物，就可以得到子弹。
下午两点，我们坐上卡车出发了。我们在离营区五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四头悠闲吃草的水牛。大家迅速下车，日本兵发给我们子弹，指着两头大的，命令我们开火。我瞄准了一头水牛，连开三枪，它应声倒下，另外两个兄弟也击倒了另一头大的。另外两头小水牛给吓跑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脚步，四下张望，谁都知道这种巨大的动物死前反击的力量。日本兵示意我们向前，显然他们不想触这个霉头。
我们走到离两头倒下的动物一百码的时候，突然从树丛后面冲出来一头巨牛，这家伙比华尔街上的“纽约大飙牛”还大，它瞪着铜铃大的血红眼睛，粗壮的锋利的牛角像两把尖刀。转眼之间，它就冲到了离我们五十英尺的地方。
日本兵吓傻了，他们学着美国人的腔调喊着：“kill！kill！”说来迟那时快，我把步枪抵在肩头，瞄准目标，开了两枪，这头野兽倒在了离我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
捕猎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剥下牛皮，切割牛肉。剥皮和切割持续了几个小时，虽然大家身体状况都很糟糕，可一想到能吃上肉，似乎就有了无穷的力量。
我们决定带上猎杀的全部三只水牛。装完这些动物，我们就驶回了营地。在那儿，我们受到了来自战俘们的英雄式的欢迎。自从宰杀了第26骑兵师的一匹马后，战俘们在这三个月里还没吃过一点儿肉。日本人拿走了大部分的肉，最好的牛肉都被他们拿走了。
毒打带来日语学习
大约下午五点的时候，日本人把我们三个“猎人”安置在校舍里休息，这时一个人跑进来说日本人命令我马上去指挥部。
我走进指挥官的办公室，紧张地站在那儿。屋子里有五个人，其中一个是指挥官，另外的看起来像是看守。突然，那个指挥官开始用日语冲着我吼，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只能不断像日本兵那样，低着头说着“哈依”（日语：是的）。
指挥官很愤怒，又大叫了四五声，一次比一次声音大。我诚惶诚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着“哈依”。突然指挥官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打得我眼冒金星。四个看守一拥而上，用枪托猛击我的头部和颈部。我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哪里错了。我只能施展多次应付毒打的伎俩，模仿出遭到重击的痛苦。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巴丹死亡行军过程中，日本兵杀害了太多倒下的人，他们就是喜欢欺负虚弱的人。
在我又说了几声“哈依”之后，一个看守扯下了他制服上的皮带。这种皮带有大约三十五英寸长，上面还带着四英寸长，两英寸宽，至少八分之一英寸厚的金属锁扣。我回答一次“哈依”，就感觉到它击打在我的脸上、脖子上和鼻子上的剧烈疼痛。在脸上挨了第二次重击之后，我的鼻子破了，血也从鼻子和颧骨中流出来。毒打使我快要失禁，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不能拉在指挥官办公室的地板上。
我突然明白，我不能再说“哈依”了。他可能问的这样的问题：“那么你认为自己比我们更优秀吗？也可能他们是在问：“你认为我们是愚蠢的人吗？”如果我回答“哈依”，当然只能招致更多的毒打。我决定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说，不去试图回答他们的讯问，或许这样那些看守会停止这种惩罚吧。毒打又持续了十五分钟。就在我以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结束的时候，更多的看守走进了办公室。
他们把我推到了外面，命令我跪在一节竹竿上，然后把另一节竹竿放在我的膝盖弯里。我很快明白，他们要对我上夹棍。果然，两个看守站在了竹竿的两端。我的小腿传来剧痛，下面的细竹竿，顿时裂开了，锋利的竹刃，划开了我的皮肉。他们还嫌不够，一个看守拿来了一个从美军6 x 6卡车上拆下来的轮子，命令我把它举过头顶并一直保持这个姿势。过了几分钟，我的胳膊越来越疲劳，轮子的高度不断下降，看守一看到这种情景就又开始打我。突然有一个看守，蹲下来，用英语对我轻声说：“再坚持五分钟，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床上了。”
我在脑子里吟唱一首短歌，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1，2，3，4，你是为谁而生；5，6，7，8，别把自己当回事；9，10，11，12，在架子上你可以找到它……”
果然，这三百秒结束之后，一个看守把我踢倒在地，我顺势丢下了那个轮子，静静地躺在了地上，等待着下一个惩罚的来临。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把我扔在了黑暗的雨林中。
几分钟内，我的三个朋友来把我抬到了校舍的床铺上。一个人前后挪动着我的腿，试图恢复我肢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人擦去我脸上的血污，用凉水清洗我的眼睛、鼻子和嘴。第三个兄弟帮我清洗了脖子和后背，撕下自己的衬衫，帮我包扎伤口。
过了几天，我碰到了那个曾在我耳边低语：“只剩下五分钟”的日本看守。我向他鞠躬，并用英语说：“谢谢你，救了我！你能帮我学日语吗？我想理解你们的语言，学会说你们的语言。”他很高兴，用英语微笑着对我说：“你们都很勇敢，是好样的。别担心，我教你。”于是我从工具棚里拿出一支镐，举给他看，然后说：“这个日语里叫什么呢？”他慢慢地发出了一个词的音：“truabosh”。我的一个崭新的学习阶段开始了。
在几天的时间里，我已经学会了十件我们正在使用的设备的日语名字，每次他们命令我去拿一把常用工具，像一把铲子，一把镐或是锤子的时候，我都可以直接对他们的日语命令作出反应。
我的朋友们会问：“你怎么能这么快学会这门语言呢？”“很简单”，我说，“被人狠揍十次，你也能学会。”通过学日语，我帮助了自己和朋友摆脱了由于不能对看守的命令立刻做出反应而受到的暴虐殴打。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尽管我还是半调子日语，但是我再也没有因为听不懂看守的话，而受到惩罚。
美奸出现了
令人痛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中间的一个美国中士，迈克·苏利文（化名），竟然和日本人搞到一起去了。战前他是圣路易的一个职业拳击手，他很强壮，宽肩细腰，有强壮的二头肌，整个人锻炼得就像一头年轻的公牛。他对看守表现得十分友好，巧妙地施展手腕，当了我们的头。有些时候，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忠心，他竟然出手打我们。
有次我临时代替一个兄弟做卡车司机，不小心倒车倒过头，撞在了金属堆上。虽然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苏利文立即冲了上来，把我从驾驶员座位上拖下来。他左手揪住我的衬衫，右手狠掴我的脸，咒骂道：“你这个笨蛋，耳朵聋啦！”。我准备还手，但是身边的朋友使眼色制止了我，因为他们看到日本看守哈哈大笑，拍着手，大声说着：“吆西（非常好）”。如果我攻击他们的走狗，日本人饶不了我。
苏利文当“头”，并不是没有好处。他确实拯救了我们中的一些人的生命，如果不是因为苏利文插足进来，抢先惩罚我们，那些日本看守可能会把我们打得更惨。换句话说，他打在我们脸上的拳头的滋味，要比日本人用枪托、皮带锁扣、灌满沙子的竹棍猛击我们头部和背部的滋味儿要好受多了。
在工作期间，我们发现很多车辆、机枪，还有数以百计的手枪还能使用。一些兄弟捡了一些枪支回来，防备日本人在我们干完活之后杀了我们。我也偷偷地藏起了一把小手枪。手中有了武器，便有杀了为数不多的日本看守，逃到山区打游击的想法。大家议论纷纷，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成功的几率。我们要逃走，除了杀死日本人之外，那些不愿合作的同胞该怎么办？怎么对付苏利文这个杂碎？他肯定会向日本人告密。要暴动，首先要除掉这个绊脚石。这个家伙对于我们这些虚弱的人来说，太强壮了，如果不成功，肯定会牵连其他人。
时间一长，这事就走漏了风声。苏利文向日军指挥官告了密。日本人彻底地搜查了营地，找出了很多私藏的武器。我们当时很紧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奇怪的是，指挥官并没有追查下去。后来我才明白，日本是一个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国内的青壮年都上战场了。而我们这些白人技术工人是他们难得的劳动力，他们舍不得杀我们。
苏利文在战后没能回家，战争结束后他跳上了去旧金山的船，但有人把他赶下了船。
甲万那端战俘营
算起来，我们在巴丹整整工作了三个月，靠着我们90双手，把散落在巴丹的所有车辆的钢材全部切割下来，装上卡车，运回日本。1943年6月1日，奥唐奈集中营的兄弟们被陆陆续续地转移到甲万那端战俘营。
它位于甲万那端市区以东四英里，距离马尼拉六十英里，奥唐奈集中营在它西面，大约相隔十五英里，它是日本人在菲律宾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战俘营。我粗略估算，营房面积至少占地一百英亩，还有三百英亩的“魔鬼农场”。营区岗哨林立，四周被一些破烂的、锈迹斑斑的有刺金属网围着。日本人住在集中营中心区，战俘的营房位于东部。我们的随军医生几经争取，日本人才在营地的西北部设立了隔离病房，收容痢疾患者，还有那些无药可救的兄弟。剩下的地方则是“魔鬼农田”。
这座年战俘营里囚禁着两批截然不同的俘虏。奥唐奈的兄弟们是后来者。先到的是从克雷吉多岛押送过来的战俘。他们投降时，仍然补给充足，也没有经历恐怖的巴丹死亡行军，因此他们大都身体健康，总数大约有6000人。他们被关在集中营的3号营。奥唐奈的兄弟被关在五英里外的1号营里。在1943年10月29日合并之前，有63名战俘死在3号营，而1号营中却死去了2100名战俘。
甲万那端的“魔鬼农田”臭名昭著。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协助刨地和收割的机器，所有的活儿都要用双手完成。工作时间从上午六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天黑。中午我们会领到一碗米饭和一碗被称为“汤”的带颜色的水作为午饭。菲律宾的太阳很毒，很多兄弟缺乏衣物，经受不住长时间暴晒下，由于体表温度迅速升高，中暑倒下。日本人禁止我们在田间交谈，违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有人在耕作期间偷吃蔬菜，被抓住，他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兄弟们都觉得甲万那端战俘营的看守是日本军队当中素质最低劣的。如果不是被征调来当看守，他们在国内只能看澡堂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非常愚蠢，以至于他们的上司经常当中我们的面惩罚和羞辱他们。倒霉的还是我们，他们常把气撒在我们身上。我们给这些看守起了绰号。有一个家伙在我们干活的时候，总是喜欢大喊大叫，大家就叫他“大喇叭”。还有一个家伙说话语速很快，音调怪得像唐老鸭，他的外号就是“鸭子唐纳德”。
杀戮游戏
有一天点名的时候，有五个人没有应声。看守们发疯似的尖叫，叫大家在操场上席地而坐。他们没办法确认这些人是越狱了，还是生病了。这些蠢蛋立马就认为，集中营里发生了严重的越狱事件。他们的大喊大嚷，惊动了办公室里的指挥官。鬼子军官严厉地斥责他们，命令他们赶快去找。
两个小时之后，看守们汗流浃背地回来了。他们宣布抓到了这五个人。看守们对自己“高效率”的工作很满意，大笑着并互相拍打着肩膀。实际上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是企图逃跑的，而第五个人是藏在一间兵舍的地板下面被看守发现的，他病得很厉害，仅是想找个地方安静地离去，他已经被疟疾折磨的精疲力竭。
看守们用木棍毒打他们，踢他们的胃部、后背和腰肾处。一番折磨过后，每个人都倒在地上。接着，看守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把他们绑在平时鞭打战俘的柱子上。他们被绑了两天，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他们能得到的是日头的炙烤和看守们连续不断地毒打。看守们用沉重的皮带金属扣不停地抽打他们的脸、胳膊和头。还有一些看守，端起装了刺刀的步枪，佯装向这些可怜人的心脏刺去。两个没有军衔的军官从刀鞘中拔出武士刀挥舞着，似乎在练习如何砍掉他们的头。
到了第三天傍晚，游戏结束了。十个全副武装的看守押着他们来到了墓地，强迫他们为自己挖掘墓穴。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几个勇敢的战士不约而同地屹立在墓穴旁，夕阳映照在他们满是血污的脸上，他们昂首挺胸，眼神里陡然神采奕奕。日军指挥官示意看守蒙上他们的眼睛，一个兄弟一把抢过黑布，扔在地上。指挥官示意看守反绑住他们的双手。随后给他们每个人的嘴里放了一根点燃的香烟，并让他们面对警卫，警卫手中的步枪已经上好膛瞄准这几个兄弟。司令官把武士刀举过头顶，快速地挥下来。枪响了，四个兄弟应声倒下，还有一个兄弟傲然挺立，枪声再次响起，最后一个兄弟也倒下了。日军指挥官走到他们跟前，发现他们的身体还在颤动着。他从皮套里掏出左轮手枪，瞄准每个人的头部又开了一枪。这一次行刑，我们是观众。这一幕严厉地警示我们：逃跑，死路一条。鲜血淋漓、脑浆飞溅，再一次让我难以忍受。天啊！我怎样才能离开这个非人之地。
第二天一早，日本人我从队列中叫出来，并命令我收拾自己的行装，我将会和其他四百九十九名战俘一起离开。谣言开始流传：据说红十字会正在与日本军方协商释放美军战俘。我开始激动了起来，我终于有机会回家了，回家去见我亲爱的劳拉。
卡车载着我们向马尼拉进发。自由，自由即将来临！我们即将乘船离开这个人间地狱，自由就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