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和守望

　　1903年8月13日，清政府驻美公使谭锦镛奉命来到旧金山处理外交事务，因为留着长辫子，他遭到了当地警察的侮辱和毒打，警察将他的辫子拴在栏杆上，像牵狗绳一样当街示众，在一片“长辫子，猪尾巴”的嘲讽声中，泱泱大国外交官的尊严被肆意践踏。围观的一位华裔商人不忍国人落难，花重金将他赎出，但遭此凌辱，谭锦镛自认无颜苟活，便從旧金山大桥纵身一跃，含恨自尽。
　　据史料记载，谭锦镛跳桥的那一刻，赎出他的华裔就在旁边，没有拦他。“没有拦他”，短短四字，笔锋下的屈辱和无奈力透纸背，如今读来更觉悲哀。跳桥是为尊严，不拦是为成全。这就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有些东西远比生死重要。这些东西是尊严，是气节，是信仰，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是千千万万看似虚无缥缈但却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外交官受辱自尽只是大国衰落的冰山一角。同样因为辫子受到侮辱的还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辜鸿铭。野史记载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时被洋人揪着辫子拖出男厕，让他到女厕如厕，羞愤的他当即剪去长辫，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个剪辫子的人。虽然日后他声称记载有误，剪辫子只是想将其作为赠与爱人的定情信物。但面对民族耻辱和个人风月，哪个更容易牵动当时年轻的辜鸿铭的心脏，相信熟悉他_生格的人自有论断。
　　辜鸿铭惊人的语言天赋支撑着他在欧洲至少能用9种语言与人畅通无阻地交流，他学贯中西，名声斐然。但对于黄皮肤的血脉，他无从选择;国家山河破碎、任人宰割，他也无法回避。他被认为是低等的民族和愚昧的弱者。他或许会失落，但他绝不自卑，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任人欺凌并不意味着甘为低头。建立在失落感上的自尊成为他执拗性格的写照，也成为他写《中国人的精神》的最原始动机。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坚船利炮撕开了中国的大门，天朝梦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使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国民普遍觉醒，西化强国成为主流。但有些激进的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和《论语》，学习拉丁文和《圣经》，这不仅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断层，更使儒学遭到了灭顶之灾。
　　就是在这样一个移风易俗、全盘西化的社会风潮下，辜鸿铭反而蓄起了长辫，穿上了长衫，成为清政府的殉道者。众人皆批判孔学，他却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力图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向世界，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西方也流传着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给外国人讲《中国人的精神》，外国人把会场坐满了，还往往是一票难求。1913年，辜鸿铭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辜鸿铭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人。
　　但与在海外的声名远扬相比，辜鸿铭在中国是孤独的。他在北京大学给学生上课时，又一次因为辫子受到了嘲笑。不过这次嘲笑他的是自己的同胞。他说“老夫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诸君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我的辫子长在脑袋上，但你们的辫子却藏在心中”，台下顿时鸦雀无声。辜鸿铭所说的“心中的辫子”是某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奴性”。他说，千万不要以为剪掉了头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English，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
　　时人认为留辫子是对满清王朝忠诚的象征。辜鸿铭也把留辫子看作忠诚。但不同的是，他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忠诚不仅仅是政治立场，更是一种精神立场。他在《君子之教》中写道：“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常标榜自己是“大中华最后一个代表”，他说：“如果把地球看成一个头，各个民族看作是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那条标新立异的辫子。”辜鸿铭留辫子是想螳臂当车，阻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吗？不，作为一介书生，他只是想留住中华文明的一缕神韵。从众易，逆流难。辜鸿铭以反革命面貌出现的这些行为，某种意义上更说明了他的坚定意志。这种坚定意志可能是整个20世纪中国随大流话语霸权现象中，国人最缺乏的一种独立精神。所以，与其说他是清政府的殉道者，不如说他是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超前和警言

　　1915年，辜鸿铭用英文写就的《中国人的精神》一经出版便轰动世界，此书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促使西方开始研究东方文明。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即使这种研究非常肤浅，但辜鸿铭好歹迈出了第一步。辜鸿铭身上充满了矛盾感，一个深受西方教育的人在革命年代，疯狂迷恋中国文化并为之宣传和辩解。他留辫子、娶日本小妾，痴迷于三寸小脚，流连于八大胡同，自傲于男权主义，全盘吸收儒家文化，无论好坏，以至于他的辩解看起来有点极端。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认为，美国人纯朴、博大，但是不深沉;英国人纯朴、深沉，但是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是没有纯朴，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这种特质概括起来就是“温良”，“一种难以言表的温良”。“我所说的温良，是指不冷酷无情、尖酸刻薄、粗野鄙俗或者暴戾恣睢。”在辜鸿铭看来，“温良绝不意味着懦弱或是软弱的服从，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温良。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是西方人不具备的一种品质。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生活在精神层面上。”
　　但辜鸿铭的思想过于理想。有强大的美国、英国、德国做参照，当时的中国支离破碎、任人欺凌，即使有着独一无二的温良，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也无法与坚船利炮相抗衡。所以，他的呐喊无法唤醒被蹂躏的民族自尊心，他的这份民族认同感显得“不可思议”又“不合时宜”。
　　因此作为辜鸿铭最广为人知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未必是中国人的扬眉，因为书里关于中国人精神的论调即使在当时看来都颇有争议，更遑论今日。但这本书一定是他的吐气，这本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秩序的崩溃让辜鸿铭看到了西方的弱点，在欧洲求学时的羞愤和自卑全都变成了傲骨和自尊。他极力阐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华文明的价值，试图用独一无二的文化维护没落大国的尊严，甚至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把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归于殖民扩张导致的武力崇拜，武力崇拜最终发展成为军国主义，促使欧洲社会秩序走向崩溃。他认为，欧洲的精神文明在其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时候没有与其协调发展，相反走向了极端。欧洲要想走出秩序崩溃，最好的药方便是用中国人的精神战胜欧洲人的物质，即用中国孔孟思想中的仁义，用中国人特有的“温良”去消除武力崇拜和军国主义。但同时，他又哀叹于当时中国对儒家文化的弃之敝履，愤慨中国的文化不自信，对所谓的“汉学者”猛烈抨击。
　　他以中国的孔孟之道去思辨西方民主革命的負面影响，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对比，批判当时中国社会的全盘西化。如果以现在的历史观看待《中国人的精神》，或许只能看到一个痴狂的老头对衰落帝国执拗的民族自豪，以及一些护短似的孩子气。可当置身于当时的世界，看到的就是一个固执的儒者，在无数人奋力鼓吹西化的浪潮中，冷眼旁观，孤寂坚守传统儒家文化，迎着来自外人的好奇目光与同胞的冷嘲热讽，蹒跚却又倔强独行的背影。可这有什么锚，当时的中国，所有仁人志士都在求治国良方，作为儒家最传统的“士”，辜鸿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然，书中还有一些类似“政治在西方是一门科学，在东方是一种宗教”以及“茶壶论”等极端和封建的观点，儒家文明救西论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有些论证也相当片面。为此，辜鸿铭饱受争议，从民国至今，世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欣赏他的人，说他真性情，有才学！讨厌他的人，说他顽固、狂妄。他的身上有种“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孤独与慷慨。
　　如今，用马克思的辩证观去审视辜鸿铭的思想，他对中国人精神的刻画是一针见血的。他说，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他是超前的，他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捍卫，正是当今中国号召敝化自信。他所谓的中国人的精神在革命、战争和思想变革的淘洗下依然存在并传承。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100年前的预言，最终又成了这个时代的警言。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生命的尽头犹据病榻讲儒学，数小时后，带着未讲完的内容离开了人世。究其一生，辜鸿铭就像是个“斗士”，为弘扬中国文化而斗，为宣扬中华文明而斗！特别是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文化输出”第一人。穿过历史的硝烟，抛开功过是非，对辜鸿铭的评价，或许可借用李大钊那句：“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中，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