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经济历经建国初期的探索阶段、改革初期的积淀阶段、南方谈话后的腾飞阶段，到达了一个关键的时点。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至今已有二十年时间。二十年来，在南方谈话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当前这个关键时点，重新回顾南方谈话的背景，分析其内容与历史意义，借鉴以往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经济发展
一、国民经济的探索与积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因战争破坏而处于极低的水平，物资供应匮乏，物价波动剧烈，经济建设亟待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进行了经济上的制裁与封锁，国民党残余势力暗中破坏工农业生产，经济重建的国际国内环境并不理想。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将“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确立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截至1952年底，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处理在华外资企业等手段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使之成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领导力量；农村进行了三年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建立了高度平均的农民土地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总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节，基本形成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
三年恢复时期形成的局面，实际上奠定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1953年底，为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国家计划的需要，以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1956年，改造高潮出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基于苏联经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最终确立。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形成了从上到下比较完整的经济计划管理体系；在分配体制方面，中央通过指令性财政计划控制财力和物力的分配，个人消费品分配以“基本平均”为原则。
1953年起，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根据总路线要求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总路线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在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五”计划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是，“一五”计划的成功经验并没有被很好的总结，其成就在随后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遭到了破坏。这两个运动盲目重视经济建设的“多”和“快”，忽视“好”和“省”，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资源浪费损失突出，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在分配原则上，人民公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平均主义泛滥，削弱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
从1961年开始，党中央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经过五年的努力，工农业、工业内部关系比较协调，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工农业生产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好转。
然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取得的显著成果和发展的良好态势遭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破坏。“文革”期间，国家工作重点完全脱离了经济建设，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文革”后期，虽曾对国民经济进行过两次调整，但都遭到了夭折，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文革”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百废待兴，但是经济发展没有立即被摆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核心位置上。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混乱的国民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这是自1954年后，经济问题首次从“四个现代化”的语境体系中被抽离出来，并被放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上来。以此为先导，城市和农村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革。在农村，贯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使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以分户经营为主；取消统购派购，农民获得了产品销售上的自主权；调整和发展乡镇企业。在城市，围绕“如何增强企业活力”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如下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逐步完成企业“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利改税”改革。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形式。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决定》的指导下，计划管理体制、流通体制、价格体系、金融体制、工资制度都出现了向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事业获得了进一步开展。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就在经济发展成果卓著的同时，1986年之后的社会经济中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过热的经济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为此，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方针，通过调整投资结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等手段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结果，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出现减缓和滑坡，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于是否定改革的“左”的看法逐渐抬头。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出现，这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苏东剧变则加剧了人们对于西方和平演变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担忧。 1992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改革、还是回归传统，是追求速度、还是强调稳定，是发展市场经济、还是依赖计划指令——这样一道难题，摆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二、朴素的真理与国民经济的腾飞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南方谈话”。针对“十字路口”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作了明确的解答，并就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做出了关键决策。具体而言，南方谈话中涉及经济发展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坚定不移地将经济建设置于全党工作的核心位置。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党的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整个谈话的核心，也是邓小平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经济发展是富民之本、强国之基，万不可重蹈阶级斗争误国误民的覆辙。
第二，要进一步破除思想禁锢，大胆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是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高屋建瓴地解答了当时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困惑，是基于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形势做出的科学论断，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极大地解放了人们思想。
第三，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认为“现在是发展经济的好机会”。从国际上看，战后长期冷战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局势日趋多极化，我国有可能争取到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来从事经济建设；从国内情况看，我国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建立起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积累了不少发展经验，社会环境稳定，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在发展速度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但也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第四，坚定不移地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否定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根本矛盾的说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同时，这个论断也包含着推进对外开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思想。
第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创新。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因而走了很多弯路，闹了很多笑话。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正确的指明了社会主义本质，为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南方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直接促进了近二十年来国民经济的腾飞。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南方谈话的内容要求和思想精髓应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之中，并通过市场建设、经济体制和开放进程三条路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南方谈话的历史功绩在于其解放了人们思想，破除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保守观念，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上起到了指明方向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国民经济发展曾多次面临方向性的问题——旧思路、旧体制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可以缓解短期的问题，长远来看不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新思路、新体制则存在很多风险，但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长远来看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实现。历史上很多次回归旧思路的实践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刻，南方谈话在采纳新思路、抛弃旧体制的决策中起到了决定性意义。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改革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5年，中央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抓大放小”战略，探索大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效益的方法；对国有中小型企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优胜劣汰促使资源合理流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宣布，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将步入充实和完善这一体制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立为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样的制度设立，一方面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让我国的整体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强调再分配过程的公平性，这有助于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南方谈话之后，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密不可分。1992年11月，世贸组织审议通过中国的申请，正式开始接纳中国“入世”的谈判；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广泛认可，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入世”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了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还以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改革。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方开放格局，利用外资保持良好态势，外贸进出口总额连年攀升，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日趋完善。 总而言之，南方谈话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也指明了一条新道路。南方谈话中关于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理论观点，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思路的积弊，发展出一套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改革路线，描绘出中国此后二十年经济腾飞的壮阔图景。
三、南方谈话对当前中国改革的指导与启示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深受其思想精髓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在国民经济的腾飞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首先，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拉大。这个问题在南方谈话中已被点到过，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而遭到了忽视。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我国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文革的教训，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GDP飞速增长，但却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GDP中心主义”观念。中国城市发展很快，农村发展比较缓慢；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比较缓慢；经济数量增长的很快，社会其他方面发展比较缓慢。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却没有富起来，导致了社会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拉大——这不仅带来了经济差距，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其次，经济结构不合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南方谈话以来，中国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加强基础产业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大力发展服务业等措施和手段，使整体经济结构趋于协调。中国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从第一、第二产业不断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但是，与先进国家发展经验相比，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不合理，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对经济的贡献度仍然不足。此外，这些年来虽然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但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并没有减轻，反而随着经济发展而大大增加了。这就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
再次，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自南方谈话以来，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在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民生问题尤其突出。从就业方面来看，我国人口基数大，需要就业的人口多。近年来，毕业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大军是两大直接面临就业的群体，这个群体一年又一年地在增长。与此同时，就业岗位却没有得到大的增长，就业难也就随之而来。从社会保障方面来看，从上个世界末到本世纪初，我国几乎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由于意识到将来各种问题的出现，国家政府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但步伐却无法赶上社会的需要。从教育和医疗方面来看，上学难和看病难一直是困扰社会公众的两大问题，如何实现教育公平，如何实现病有所医，正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此外，房价过高、交通拥堵、文化产品匮乏等等，都是摆在眼前突出的民生问题。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深水区”。以前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摸不到石头了。那么，进入“深水区”后的改革是否可以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里得到可资借鉴的东西？
综合考察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全过程，针对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并拟定文件，按照南方谈话的精神要求提出配套改革措施，成功地实践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中心内容，“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指明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决定性地位和意义。南方谈话二十年来，有赖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建设在我国各项事业中的核心地位，也充分说明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合理性。所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工作进程中，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事业都要服务于这个中心；在评价各项事业的是非成败时，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最终的评判标准。
第三，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最大创新。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固然可以保障个人就业的稳定性，但不利于调动个人工作的积极性，从总体上讲社会效率的损失很大；市场经济时代虽然存在失业问题，但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促使劳动者学习更为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提高自身素质，进而提高全行业生产力水平，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不过，只讲市场机制不讲宏观调控是行不通的，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更是行不通的。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时，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防范其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尚不成熟，体制本身存在很多弊端，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这一方面要求政府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统一，未来的发展才能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才能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四，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环境下，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科学发展观就是针对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提出来的，它指明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科学发展观是新形势、新环境下的南方谈话，它延续了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的理论保障。
参考文献：
1.张红军.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历史经验[D].吉林大学,2004.
2.高莹.论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其历史作用[D].武汉理工大学,2007.
3.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5.赵凌云.“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2).
6.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邓小平思想精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7.孙大力.南方谈话与九十年代的改革和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02(2).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经济发展
一、国民经济的探索与积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因战争破坏而处于极低的水平，物资供应匮乏，物价波动剧烈，经济建设亟待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进行了经济上的制裁与封锁，国民党残余势力暗中破坏工农业生产，经济重建的国际国内环境并不理想。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将“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确立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截至1952年底，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处理在华外资企业等手段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使之成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领导力量；农村进行了三年的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建立了高度平均的农民土地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总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节，基本形成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
三年恢复时期形成的局面，实际上奠定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1953年底，为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国家计划的需要，以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1956年，改造高潮出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基于苏联经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最终确立。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形成了从上到下比较完整的经济计划管理体系；在分配体制方面，中央通过指令性财政计划控制财力和物力的分配，个人消费品分配以“基本平均”为原则。
1953年起，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根据总路线要求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总路线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在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五”计划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是，“一五”计划的成功经验并没有被很好的总结，其成就在随后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遭到了破坏。这两个运动盲目重视经济建设的“多”和“快”，忽视“好”和“省”，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资源浪费损失突出，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在分配原则上，人民公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平均主义泛滥，削弱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
从1961年开始，党中央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经过五年的努力，工农业、工业内部关系比较协调，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工农业生产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好转。
然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取得的显著成果和发展的良好态势遭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破坏。“文革”期间，国家工作重点完全脱离了经济建设，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文革”后期，虽曾对国民经济进行过两次调整，但都遭到了夭折，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文革”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百废待兴，但是经济发展没有立即被摆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核心位置上。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混乱的国民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这是自1954年后，经济问题首次从“四个现代化”的语境体系中被抽离出来，并被放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上来。以此为先导，城市和农村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革。在农村，贯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使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以分户经营为主；取消统购派购，农民获得了产品销售上的自主权；调整和发展乡镇企业。在城市，围绕“如何增强企业活力”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如下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逐步完成企业“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利改税”改革。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形式。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决定》的指导下，计划管理体制、流通体制、价格体系、金融体制、工资制度都出现了向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事业获得了进一步开展。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就在经济发展成果卓著的同时，1986年之后的社会经济中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过热的经济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为此，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方针，通过调整投资结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等手段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结果，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出现减缓和滑坡，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于是否定改革的“左”的看法逐渐抬头。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出现，这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苏东剧变则加剧了人们对于西方和平演变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担忧。 1992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改革、还是回归传统，是追求速度、还是强调稳定，是发展市场经济、还是依赖计划指令——这样一道难题，摆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二、朴素的真理与国民经济的腾飞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南方谈话”。针对“十字路口”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作了明确的解答，并就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做出了关键决策。具体而言，南方谈话中涉及经济发展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坚定不移地将经济建设置于全党工作的核心位置。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党的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整个谈话的核心，也是邓小平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经济发展是富民之本、强国之基，万不可重蹈阶级斗争误国误民的覆辙。
第二，要进一步破除思想禁锢，大胆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是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高屋建瓴地解答了当时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困惑，是基于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形势做出的科学论断，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极大地解放了人们思想。
第三，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认为“现在是发展经济的好机会”。从国际上看，战后长期冷战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局势日趋多极化，我国有可能争取到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来从事经济建设；从国内情况看，我国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建立起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积累了不少发展经验，社会环境稳定，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在发展速度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但也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第四，坚定不移地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否定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根本矛盾的说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同时，这个论断也包含着推进对外开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思想。
第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创新。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因而走了很多弯路，闹了很多笑话。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正确的指明了社会主义本质，为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南方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直接促进了近二十年来国民经济的腾飞。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南方谈话的内容要求和思想精髓应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之中，并通过市场建设、经济体制和开放进程三条路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南方谈话的历史功绩在于其解放了人们思想，破除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保守观念，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上起到了指明方向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国民经济发展曾多次面临方向性的问题——旧思路、旧体制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可以缓解短期的问题，长远来看不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新思路、新体制则存在很多风险，但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长远来看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实现。历史上很多次回归旧思路的实践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刻，南方谈话在采纳新思路、抛弃旧体制的决策中起到了决定性意义。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改革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5年，中央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抓大放小”战略，探索大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效益的方法；对国有中小型企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优胜劣汰促使资源合理流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宣布，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将步入充实和完善这一体制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立为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样的制度设立，一方面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让我国的整体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强调再分配过程的公平性，这有助于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南方谈话之后，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密不可分。1992年11月，世贸组织审议通过中国的申请，正式开始接纳中国“入世”的谈判；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广泛认可，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入世”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了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还以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改革。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方开放格局，利用外资保持良好态势，外贸进出口总额连年攀升，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日趋完善。 总而言之，南方谈话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也指明了一条新道路。南方谈话中关于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理论观点，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思路的积弊，发展出一套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改革路线，描绘出中国此后二十年经济腾飞的壮阔图景。
三、南方谈话对当前中国改革的指导与启示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深受其思想精髓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在国民经济的腾飞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首先，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拉大。这个问题在南方谈话中已被点到过，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而遭到了忽视。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我国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文革的教训，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GDP飞速增长，但却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GDP中心主义”观念。中国城市发展很快，农村发展比较缓慢；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比较缓慢；经济数量增长的很快，社会其他方面发展比较缓慢。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却没有富起来，导致了社会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拉大——这不仅带来了经济差距，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其次，经济结构不合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南方谈话以来，中国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加强基础产业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大力发展服务业等措施和手段，使整体经济结构趋于协调。中国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从第一、第二产业不断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但是，与先进国家发展经验相比，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不合理，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对经济的贡献度仍然不足。此外，这些年来虽然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但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并没有减轻，反而随着经济发展而大大增加了。这就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
再次，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自南方谈话以来，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在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民生问题尤其突出。从就业方面来看，我国人口基数大，需要就业的人口多。近年来，毕业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大军是两大直接面临就业的群体，这个群体一年又一年地在增长。与此同时，就业岗位却没有得到大的增长，就业难也就随之而来。从社会保障方面来看，从上个世界末到本世纪初，我国几乎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由于意识到将来各种问题的出现，国家政府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但步伐却无法赶上社会的需要。从教育和医疗方面来看，上学难和看病难一直是困扰社会公众的两大问题，如何实现教育公平，如何实现病有所医，正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此外，房价过高、交通拥堵、文化产品匮乏等等，都是摆在眼前突出的民生问题。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深水区”。以前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摸不到石头了。那么，进入“深水区”后的改革是否可以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里得到可资借鉴的东西？
综合考察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全过程，针对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并拟定文件，按照南方谈话的精神要求提出配套改革措施，成功地实践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中心内容，“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指明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决定性地位和意义。南方谈话二十年来，有赖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建设在我国各项事业中的核心地位，也充分说明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合理性。所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工作进程中，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事业都要服务于这个中心；在评价各项事业的是非成败时，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最终的评判标准。
第三，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最大创新。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固然可以保障个人就业的稳定性，但不利于调动个人工作的积极性，从总体上讲社会效率的损失很大；市场经济时代虽然存在失业问题，但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促使劳动者学习更为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提高自身素质，进而提高全行业生产力水平，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不过，只讲市场机制不讲宏观调控是行不通的，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更是行不通的。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时，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防范其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尚不成熟，体制本身存在很多弊端，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这一方面要求政府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统一，未来的发展才能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才能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四，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环境下，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科学发展观就是针对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提出来的，它指明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科学发展观是新形势、新环境下的南方谈话，它延续了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的理论保障。
参考文献：
1.张红军.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历史经验[D].吉林大学,2004.
2.高莹.论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其历史作用[D].武汉理工大学,2007.
3.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5.赵凌云.“南方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2).
6.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邓小平思想精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7.孙大力.南方谈话与九十年代的改革和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02(2).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