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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将自家客厅里的一幅油画，搬进了《苍黄》主人公李济运的客厅里：深蓝色的花瓶，插着一束正在怒放的粉红玫瑰。花瓶却是歪斜着，岌岌欲倾的样子，使人不免想把那花瓶扶正；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画框，花瓶又歪了，画框中不起眼的地方，写着小小的一个字；怕。
47岁，介于“不惑”与“知天命”的王跃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怕”是他自己的真实心境，“我越活越怕了，怕有意无意的言行举止伤害到任何一个人。”
这也是他的新作《苍黄》希望传达的内涵一为官者心中要有所“惧怕”。
十年前，官场小说《国画》引爆文坛，作者王跃文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号。
近十年间，他创作了一系列官场小说，《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大清相国》等等。但十年后的这本《苍黄》，是他继《国画》后最看重的一部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乌柚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济运，谙熟官场潜规则。但同时又是一个尚有正义感的人，他与县长明阳等四人共同举报横霸一方的县委书记刘星明，致其落马。老同学熊雄接替县委书记一职，李济运本以为终于得见正义，却很快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尴尬，继而陷入困顿、绝望……
现在的官场运作“技术”难度提高了
《瞭望东方周刊》：读者看了《苍黄》后对乌柚县官场感觉很失望，甚至绝望，这是不是你的刻意设计?
王跃文：不是刻意设计，我的写作是跟着生活的逻辑走。我的小说与别人同题材的小说不一样，别人一开始就写一个大的腐败案件，把故事设计得惊心动魄。其实，生活中并不是每天都在发生惊心动魄的事情。我就是写日常状态下的官场。《苍黄》里的具体事件怎么发生，怎么应对，这是官场处理事情的常态，是一种现实的反映。我湖南有一个朋友看完这本书以后，给我发了条六个字的短信：看《苍黄》，心很痛。绝望也好，心痛也罢，我觉得不是我给的，是生活本身给的。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画》到《苍黄》正好十年，你眼中的中国官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跃文：这十来年，官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律法规的建设、办事程序的透明等一些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这些进步，与一些官场中人的心路、期望是矛盾的，他们觉得法制越健全，办事程序越公开、越透明，他们就越为难，很多事情随着自己的意愿做不行，就会有埋怨。比如说现在机关进公务员是逢进必考。有的人就怀念过去的岁月，某个领导批个条子，就进来了。现在官场运作起来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缝子可钻，但是提高了“技术”难度。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李济运还是很无奈。
王跃文：权力的运用，对某些官场中人来说有时好像成了官场的全部，所以有的官员手里掌握了权力以后，他愿意做的就是尽量把权力最大化，别人对他的控制越少越好，没有控制与监督更好。
有的县委书记在一个地方就是皇帝。一人专制，民主是写在纸上的，集权才是真的。充其量如果民主一点也就是“我吃肉、你喝汤”。有的人做了领导以后，就不给下属任何权力，单位进人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最后就很可能像刘星明一样，被下面的人集体搞下去。
《瞭望东方周刊》：刘星明倒台，熊雄接任，让读者看到了希望，但是很快发现并非如此，李济运等四个举报者都受到打击，为什么会如此?
王跃文：熊雄到了乌柚县后性情马上就变，他不得不变，不得不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小说里我写得很含蓄，熊雄从市物价局长调来当县委书记，上任以后，立马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他对老同学李济运的称呼改变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先是叫他济运兄，然后是济运，最后称李主任，-完全就是上下级公事公办的关系了。四个县级干部一起举报了县委书记，在上面有些领导看来，不是正义对峙邪恶，而是认为这个班子不团结，新派来的人也不愿意面对底下有这样铁板一块的权力结构，所以后来那些参与举报的人很快就被瓦解掉了。
“听起来太像虚构了，所以我没写进小说里”
《瞭望东方周刊》：你早已脱离官场，现在的写作素材来自哪里?
王跃文：有自己的观察，也有官场朋友的交流，现在媒体那么发达，比如小说里把上访人员送到精神病院，其实就是在山东发生过的真实案例。
当然很多故事情节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原型，还是虚构为主。当年写《国画》我就写过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上级领导来视察，地方为了整治环境，除了打扫卫生，把街面搞整齐以外，就把当地的“闲杂人员”，主要是算命的、要饭的、残疾人全部放到收容所里面，关三天，供他们吃、住，上级领导走了以后再放出来。后来一些地方连这点都不想做了，因为那些“闲杂人员”放在那里还要吃、得花钱，于是干脆租一辆车，把人往别的地方一拉，拉远远的，估计你再想回来也要两三天。
事隔几年后，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发在长沙的一个报纸上，题目叫“向王跃文道歉”，为什么呢?他说当初他看《国画》的时候非常愤慨，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是这样?不可能的!王跃文歪曲生活，把现实生活搞得乌烟瘴气。但是他在文章中说，他今天知道了，小说里写的事情就发生在身边。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苍黄》中刻画了一个《中国法制时报》记者成鄂渝，到处敲诈勒索，这个人物形象从何而来?
王跃文：这样的记者我身边就有。前几年，我们那边还发生过一件更令人作呕的事情，作家如果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写下来，别人还以为你是瞎编滥造。
有一个政法记者，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领导拉关系，找个工程让别人去做，他捞点钱。他采取的手段非常恶心，比如知道你这个局今年要搞一个什么项目，他就请局里的领导出去玩，把领导带到娱乐场所泡小姐，事先把小姐收买好，把那个避孕套留下来，然后他拿回家编上号，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在哪里做的，放在他们家专门买的一个冰柜里面冻着，这是真实的事情。他用这种手段牵制了很多官员，有一件事情让某官员办，若没办好，他会打个电话问：“那天晚上你在某某地方玩得高兴不?”对方一听，赶紧就去给他办了。
这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听起来太像虚构了，所以我没写进小说里。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官员，因为被确定为副县长选举的“差配”(陪衬)，想不通，突然疯了。不少读者觉得他疯得太突兀了。现实中有这样的人吗?
王跃文：还真有这个原型，在我们当地，一位基层干部没有受任何事件的刺激，就是睡一觉起来，第二天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领导了，走出去跟人握手谈工作，成天夹着公文包在政府大院里面转来转去。
“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这次为什么选择一个县级政府作为你的官场样本，你认为县级官场的特性在哪里?
王跃文：就中国目前来说，县级政府才算得上是一个很完备的官场，除了立法权等少数几个权力之外，中国官场 所有的职能特点在这一级都具备了。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同老百姓打交道，这个特点上一级官场没有，这就决定了县一级的官场与上级官场相比更具有复杂性。反映目前中国的国情、或者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县级政府更能真实还原这一切。
《瞭望东方周刊》：乌柚的官场中几乎没有实话，官场规则与人的价值观构成怎样的关系?
王跃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在进人官场以后，他的价值判断都会被官场规则慢慢腐蚀，是否成功就看你官做得有多大，是否成熟就看你这个人是否圆滑，判断你是不是有能力的标准，是有了事情你能不能把它摆平。所以现在有一句顺口溜，叫做“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
这样一来官场中很多的是非其实并不是正常的是非，慢慢地对人的整个价值体系是一种破坏，包括对成功的看法，不少官场中人心中都有这么一条约定俗成的定律：官做得越大就越成功。从这个逻辑上讲，天底下的官员全部是失意之人，官做到哪一级才算大?为什么很多官员退下来以后身体马上就垮了，做大官的欲望是他的精神兴奋剂，当一切走到头的时候，也是他的意念终结的时候。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现实的各种社会矛盾往往非常集中地暴露在基层，肖可兴副县长笑李济运适合做大领导，直接面对老百姓会心软。你是否认为在基层当领导就必须心狠、强硬?
王跃文：基层领导就是这样，要吵架就吵架，要拍桌子就拍桌子，需要讲好话就讲好话，能进能退，能软能硬。老百姓一不满意就会骂娘，我们当时有一个乡党委书记实在忍不住被群众愤骂，终于拍案而起，他说，太气人了，你们老是骂我、欺负我，以为我是干部、党委书记就不可以骂你们，谁都是娘生的，从现在起，我宣布5分钟之内我不是乡党委书记。接下来，他就“回敬”性地骂了对方。5分钟时间到，他不骂了。这是乡党委书记做的事，换成哪个省长省委书记，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小说写了很多官场中人身不由己的尴尬，那么多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却又为什么死死守在里面不突围出来?
王跃文：我也问过很多官员。前几年下面很多地方，有的乡镇财政几乎就付不了他们的工资了，很多乡镇为了招待上面的领导，就在周围的饭馆里面赊账，赊到最后都赊不到了，饭店一听是乡政府的，不接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但还是有那么多人要进去。
我就问为什么?乡干部告诉我，大家总觉得好像还存一些希望，比如我现在在这里当一个乡党委书记，工资也很少，我请个客还要去赊账，我就总想着好好干，干几年以后也许一下子进城了，一下子提拔了。
有个县里还发生这么一个真事。到了年底，乡干部的工资、奖励没兑现，没钱发，乡党委书记说你们等着，下午放假我去借钱发工资。这个书记就跑到一个私人老板那里借了5万块钱出来，结果在他去往县城的公交车上被扒手扒走了。他自己大哭一场，乡里的干部却不理解，还骂他：你借了钱，你就应该回来，怎么是在去县城的路上被扒了呢?你肯定是准备拿这钱去送礼跑官的。
《瞭望东方周刊》：《苍黄》中的那一幅“歪瓶子”油画的频频出现，显然代表了你的某种态度，你在提醒官场中人要有敬畏，那么你觉得乌柚县官场的问题，到底是人性坏了还是制度有问题?
王跃文：人性本身有一些黑暗和缺失，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去限制，那些黑暗的东西会被无限放大。乌柚县官场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因，既有人性黑暗的东西，也有黑暗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自己由政府官员到作家的身份转变有什么感触?
王跃文：我的感触就是解脱。
47岁，介于“不惑”与“知天命”的王跃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怕”是他自己的真实心境，“我越活越怕了，怕有意无意的言行举止伤害到任何一个人。”
这也是他的新作《苍黄》希望传达的内涵一为官者心中要有所“惧怕”。
十年前，官场小说《国画》引爆文坛，作者王跃文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号。
近十年间，他创作了一系列官场小说，《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大清相国》等等。但十年后的这本《苍黄》，是他继《国画》后最看重的一部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乌柚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济运，谙熟官场潜规则。但同时又是一个尚有正义感的人，他与县长明阳等四人共同举报横霸一方的县委书记刘星明，致其落马。老同学熊雄接替县委书记一职，李济运本以为终于得见正义，却很快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尴尬，继而陷入困顿、绝望……
现在的官场运作“技术”难度提高了
《瞭望东方周刊》：读者看了《苍黄》后对乌柚县官场感觉很失望，甚至绝望，这是不是你的刻意设计?
王跃文：不是刻意设计，我的写作是跟着生活的逻辑走。我的小说与别人同题材的小说不一样，别人一开始就写一个大的腐败案件，把故事设计得惊心动魄。其实，生活中并不是每天都在发生惊心动魄的事情。我就是写日常状态下的官场。《苍黄》里的具体事件怎么发生，怎么应对，这是官场处理事情的常态，是一种现实的反映。我湖南有一个朋友看完这本书以后，给我发了条六个字的短信：看《苍黄》，心很痛。绝望也好，心痛也罢，我觉得不是我给的，是生活本身给的。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画》到《苍黄》正好十年，你眼中的中国官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跃文：这十来年，官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律法规的建设、办事程序的透明等一些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这些进步，与一些官场中人的心路、期望是矛盾的，他们觉得法制越健全，办事程序越公开、越透明，他们就越为难，很多事情随着自己的意愿做不行，就会有埋怨。比如说现在机关进公务员是逢进必考。有的人就怀念过去的岁月，某个领导批个条子，就进来了。现在官场运作起来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缝子可钻，但是提高了“技术”难度。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李济运还是很无奈。
王跃文：权力的运用，对某些官场中人来说有时好像成了官场的全部，所以有的官员手里掌握了权力以后，他愿意做的就是尽量把权力最大化，别人对他的控制越少越好，没有控制与监督更好。
有的县委书记在一个地方就是皇帝。一人专制，民主是写在纸上的，集权才是真的。充其量如果民主一点也就是“我吃肉、你喝汤”。有的人做了领导以后，就不给下属任何权力，单位进人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最后就很可能像刘星明一样，被下面的人集体搞下去。
《瞭望东方周刊》：刘星明倒台，熊雄接任，让读者看到了希望，但是很快发现并非如此，李济运等四个举报者都受到打击，为什么会如此?
王跃文：熊雄到了乌柚县后性情马上就变，他不得不变，不得不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小说里我写得很含蓄，熊雄从市物价局长调来当县委书记，上任以后，立马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他对老同学李济运的称呼改变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先是叫他济运兄，然后是济运，最后称李主任，-完全就是上下级公事公办的关系了。四个县级干部一起举报了县委书记，在上面有些领导看来，不是正义对峙邪恶，而是认为这个班子不团结，新派来的人也不愿意面对底下有这样铁板一块的权力结构，所以后来那些参与举报的人很快就被瓦解掉了。
“听起来太像虚构了，所以我没写进小说里”
《瞭望东方周刊》：你早已脱离官场，现在的写作素材来自哪里?
王跃文：有自己的观察，也有官场朋友的交流，现在媒体那么发达，比如小说里把上访人员送到精神病院，其实就是在山东发生过的真实案例。
当然很多故事情节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原型，还是虚构为主。当年写《国画》我就写过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上级领导来视察，地方为了整治环境，除了打扫卫生，把街面搞整齐以外，就把当地的“闲杂人员”，主要是算命的、要饭的、残疾人全部放到收容所里面，关三天，供他们吃、住，上级领导走了以后再放出来。后来一些地方连这点都不想做了，因为那些“闲杂人员”放在那里还要吃、得花钱，于是干脆租一辆车，把人往别的地方一拉，拉远远的，估计你再想回来也要两三天。
事隔几年后，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发在长沙的一个报纸上，题目叫“向王跃文道歉”，为什么呢?他说当初他看《国画》的时候非常愤慨，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是这样?不可能的!王跃文歪曲生活，把现实生活搞得乌烟瘴气。但是他在文章中说，他今天知道了，小说里写的事情就发生在身边。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苍黄》中刻画了一个《中国法制时报》记者成鄂渝，到处敲诈勒索，这个人物形象从何而来?
王跃文：这样的记者我身边就有。前几年，我们那边还发生过一件更令人作呕的事情，作家如果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写下来，别人还以为你是瞎编滥造。
有一个政法记者，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领导拉关系，找个工程让别人去做，他捞点钱。他采取的手段非常恶心，比如知道你这个局今年要搞一个什么项目，他就请局里的领导出去玩，把领导带到娱乐场所泡小姐，事先把小姐收买好，把那个避孕套留下来，然后他拿回家编上号，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在哪里做的，放在他们家专门买的一个冰柜里面冻着，这是真实的事情。他用这种手段牵制了很多官员，有一件事情让某官员办，若没办好，他会打个电话问：“那天晚上你在某某地方玩得高兴不?”对方一听，赶紧就去给他办了。
这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听起来太像虚构了，所以我没写进小说里。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官员，因为被确定为副县长选举的“差配”(陪衬)，想不通，突然疯了。不少读者觉得他疯得太突兀了。现实中有这样的人吗?
王跃文：还真有这个原型，在我们当地，一位基层干部没有受任何事件的刺激，就是睡一觉起来，第二天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领导了，走出去跟人握手谈工作，成天夹着公文包在政府大院里面转来转去。
“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这次为什么选择一个县级政府作为你的官场样本，你认为县级官场的特性在哪里?
王跃文：就中国目前来说，县级政府才算得上是一个很完备的官场，除了立法权等少数几个权力之外，中国官场 所有的职能特点在这一级都具备了。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同老百姓打交道，这个特点上一级官场没有，这就决定了县一级的官场与上级官场相比更具有复杂性。反映目前中国的国情、或者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县级政府更能真实还原这一切。
《瞭望东方周刊》：乌柚的官场中几乎没有实话，官场规则与人的价值观构成怎样的关系?
王跃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在进人官场以后，他的价值判断都会被官场规则慢慢腐蚀，是否成功就看你官做得有多大，是否成熟就看你这个人是否圆滑，判断你是不是有能力的标准，是有了事情你能不能把它摆平。所以现在有一句顺口溜，叫做“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
这样一来官场中很多的是非其实并不是正常的是非，慢慢地对人的整个价值体系是一种破坏，包括对成功的看法，不少官场中人心中都有这么一条约定俗成的定律：官做得越大就越成功。从这个逻辑上讲，天底下的官员全部是失意之人，官做到哪一级才算大?为什么很多官员退下来以后身体马上就垮了，做大官的欲望是他的精神兴奋剂，当一切走到头的时候，也是他的意念终结的时候。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现实的各种社会矛盾往往非常集中地暴露在基层，肖可兴副县长笑李济运适合做大领导，直接面对老百姓会心软。你是否认为在基层当领导就必须心狠、强硬?
王跃文：基层领导就是这样，要吵架就吵架，要拍桌子就拍桌子，需要讲好话就讲好话，能进能退，能软能硬。老百姓一不满意就会骂娘，我们当时有一个乡党委书记实在忍不住被群众愤骂，终于拍案而起，他说，太气人了，你们老是骂我、欺负我，以为我是干部、党委书记就不可以骂你们，谁都是娘生的，从现在起，我宣布5分钟之内我不是乡党委书记。接下来，他就“回敬”性地骂了对方。5分钟时间到，他不骂了。这是乡党委书记做的事，换成哪个省长省委书记，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小说写了很多官场中人身不由己的尴尬，那么多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却又为什么死死守在里面不突围出来?
王跃文：我也问过很多官员。前几年下面很多地方，有的乡镇财政几乎就付不了他们的工资了，很多乡镇为了招待上面的领导，就在周围的饭馆里面赊账，赊到最后都赊不到了，饭店一听是乡政府的，不接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但还是有那么多人要进去。
我就问为什么?乡干部告诉我，大家总觉得好像还存一些希望，比如我现在在这里当一个乡党委书记，工资也很少，我请个客还要去赊账，我就总想着好好干，干几年以后也许一下子进城了，一下子提拔了。
有个县里还发生这么一个真事。到了年底，乡干部的工资、奖励没兑现，没钱发，乡党委书记说你们等着，下午放假我去借钱发工资。这个书记就跑到一个私人老板那里借了5万块钱出来，结果在他去往县城的公交车上被扒手扒走了。他自己大哭一场，乡里的干部却不理解，还骂他：你借了钱，你就应该回来，怎么是在去县城的路上被扒了呢?你肯定是准备拿这钱去送礼跑官的。
《瞭望东方周刊》：《苍黄》中的那一幅“歪瓶子”油画的频频出现，显然代表了你的某种态度，你在提醒官场中人要有敬畏，那么你觉得乌柚县官场的问题，到底是人性坏了还是制度有问题?
王跃文：人性本身有一些黑暗和缺失，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去限制，那些黑暗的东西会被无限放大。乌柚县官场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因，既有人性黑暗的东西，也有黑暗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自己由政府官员到作家的身份转变有什么感触?
王跃文：我的感触就是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