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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人都想拥有一部私家车和一套住房，还有谁会以骑单车等不污染环境的行为以及租房为荣呢
2007年元旦前夕，中国发布了第一份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国家评估报告。该报告由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历时四年编制，九易其稿才完成。报告勾画了未来50年中国将面对的严峻气候挑战。但对这样一份报告，国内媒体却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根据《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描述，过去一百年，中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5至0．8摄氏度。估计到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增加1．3至21摄氏度，未来50年到80年内，全国平均温度将升高2至3摄氏度。
气候变暖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受到冲击。拿农业生产来说，报告预估，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7％，严重影响中国超长期的粮食安全。
治理困境
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中国治理碳排放的困难在于：一方面，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需要长时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当前人均能源消费过低、高碳燃料比例高而替代困难等基本因素的影响，在可见的将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暂时不参与承诺减排，但作为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大国，从应对全球变暖和对国际环境负责的角度来说，中国又理应减少碳排放的数量。
造成中国治理困境的原因，既有属于中国自身的技术和产业结构问题，更有由工业化国家开启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问题。从前者来看，由于技术和生产管理落后，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市场发达程度造成的GDP总值差异，致使中国当前能源消费效率低，单位GDP能耗远高于工业化发达国家。
按照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的理论，一国工业发展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发展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轻工业阶段；发展耐用消费品工业阶段；发展重化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是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粗放经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对环境的严重损害。
由于这些高耗能行业大多采取散、小、陋的低水平扩张，不仅浪费资源，也使各地的污染成为结构性污染，也就是说靠末端治理无法解决由于技术、经济等原因造成的污染。在此条件下，要实现能耗总量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是很困难的。
国际社会的难题
由于世界性贸易的高度发展，发展中国家不但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在向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靠拢，否则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
在能源消费问题上则体现在人均能耗和人均GDP的关系上。只要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则相应人均能耗同样上升。除非发达国家在人均能耗上创造出新的模式，大幅度地降低人均能耗，同时保持高度的物质文明水平，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基本上重复工业化国家已经走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为什么?这与人的需求有关。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饱暖)、生活需要、发展需要，從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后、逐步解决。经济学也给这种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不同，对不同资源的需求量不同，因此在消费者支付意愿上对各种稀缺资源的评价权数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环境污染对人的总福利影响要小得多，因为温饱问题的影响来得更大、更直接。因此，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动用一切资源、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一点基本需要是难免的。我们现在可以抨击当初“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开矿政策破坏了资源，污染了环境，但也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又有哪一类环保抵得过温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需求也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如今在城市，许多中国人都想拥有一部私家车和一套住房，并以此为实现梦想和拥有财富的标志，还有谁会以骑单车等不污染环境的行为以及租房为荣呢?
所以，中国对气候变暖的治理困境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只能依靠全人类的长期共同努力。但是，要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乃至生存模式，何其难也!这不但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加速与国际“接轨”
其实，对中国来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破坏是有利的。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式，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污染的危害。例如，想方设法将上游产业的污染排放物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出下游产品，让物资循环利用，物尽其用。
这种“生产就是治理”、“化污成金”既削减了污染排放，又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虽然这种循环利用受技术经济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的限制，不能覆盖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但可以大大推动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和深化污染治理的程度，实现主动地“边污染边治理”。
首份气候变暖国家评估报告的出台，不仅突出表示中国政府对这个全球性问题警惕性提高，也显示中国在环境问题的思考上，正加速与国际“接轨”。
2007年元旦前夕，中国发布了第一份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国家评估报告。该报告由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历时四年编制，九易其稿才完成。报告勾画了未来50年中国将面对的严峻气候挑战。但对这样一份报告，国内媒体却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根据《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描述，过去一百年，中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5至0．8摄氏度。估计到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增加1．3至21摄氏度，未来50年到80年内，全国平均温度将升高2至3摄氏度。
气候变暖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受到冲击。拿农业生产来说，报告预估，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7％，严重影响中国超长期的粮食安全。
治理困境
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中国治理碳排放的困难在于：一方面，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需要长时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当前人均能源消费过低、高碳燃料比例高而替代困难等基本因素的影响，在可见的将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暂时不参与承诺减排，但作为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大国，从应对全球变暖和对国际环境负责的角度来说，中国又理应减少碳排放的数量。
造成中国治理困境的原因，既有属于中国自身的技术和产业结构问题，更有由工业化国家开启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问题。从前者来看，由于技术和生产管理落后，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市场发达程度造成的GDP总值差异，致使中国当前能源消费效率低，单位GDP能耗远高于工业化发达国家。
按照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的理论，一国工业发展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发展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轻工业阶段；发展耐用消费品工业阶段；发展重化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是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粗放经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对环境的严重损害。
由于这些高耗能行业大多采取散、小、陋的低水平扩张，不仅浪费资源，也使各地的污染成为结构性污染，也就是说靠末端治理无法解决由于技术、经济等原因造成的污染。在此条件下，要实现能耗总量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是很困难的。
国际社会的难题
由于世界性贸易的高度发展，发展中国家不但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在向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靠拢，否则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
在能源消费问题上则体现在人均能耗和人均GDP的关系上。只要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则相应人均能耗同样上升。除非发达国家在人均能耗上创造出新的模式，大幅度地降低人均能耗，同时保持高度的物质文明水平，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基本上重复工业化国家已经走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为什么?这与人的需求有关。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饱暖)、生活需要、发展需要，從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后、逐步解决。经济学也给这种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不同，对不同资源的需求量不同，因此在消费者支付意愿上对各种稀缺资源的评价权数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环境污染对人的总福利影响要小得多，因为温饱问题的影响来得更大、更直接。因此，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动用一切资源、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一点基本需要是难免的。我们现在可以抨击当初“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开矿政策破坏了资源，污染了环境，但也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又有哪一类环保抵得过温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需求也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如今在城市，许多中国人都想拥有一部私家车和一套住房，并以此为实现梦想和拥有财富的标志，还有谁会以骑单车等不污染环境的行为以及租房为荣呢?
所以，中国对气候变暖的治理困境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只能依靠全人类的长期共同努力。但是，要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乃至生存模式，何其难也!这不但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加速与国际“接轨”
其实，对中国来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破坏是有利的。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式，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污染的危害。例如，想方设法将上游产业的污染排放物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出下游产品，让物资循环利用，物尽其用。
这种“生产就是治理”、“化污成金”既削减了污染排放，又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虽然这种循环利用受技术经济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的限制，不能覆盖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但可以大大推动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和深化污染治理的程度，实现主动地“边污染边治理”。
首份气候变暖国家评估报告的出台，不仅突出表示中国政府对这个全球性问题警惕性提高，也显示中国在环境问题的思考上，正加速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