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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树多。小时候，我熟悉村里的每一种树，就像熟悉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即使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也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只有棕树，我一直怀疑它的身份和来历。它们长得和其他树太不一样了，树干不会分生枝杈，一直到树顶才会长叶。奇特的叶子像巨大的绿色巴掌，又像一把把撕破的蒲扇。
我家菜园边上有一排棕树，大概七八棵。靠近棕树的菜畦上，每年都会冒出好几棵棕树苗。没有人播种，大概是它们也羡慕土壤肥沃，趁人不注意偷偷跑到菜园里安家落户。小棕树苗很可爱，努力向上的绿色手掌，打了蜡似的泛出微光。母亲却很讨厌它们，见一棵拔一棵，扔得远远的。这时候，若是邻居棠爷爷经过，他一定会唠叨好几遍：“可惜呀，可惜，千棵棕，万棵桐，世世代代不受穷……”
那时候还小，我听了很多次，才把这句话听清，但仍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瞅着棠爷爷坐在屋前老梨树下抽烟，我巴巴地跑过去，坐在他面前，请他解释那句话。他笑眯眯地抽着自己卷的纸烟，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棕树身上的一道道纹路。他说，棕树和油桐树，以前是宝贝呢。
清明前后，村里各处山坡上的油桐树开花了，雪白的花朵很漂亮，但我们从不摘油桐花。大家都知道，油桐果摘回家晒干了，可以卖钱。棕树，能和油桐树比？
棠爷爷朝里屋指，看看那是什么？
我看见一件挂在墙上的蓑衣。这有什么好看的，我家也有一件。
棠爷爷说，蓑衣就是棕树生出来的孩子。
我围着蓑衣看了又看，一根根棕丝垂下来，就像棠爷爷的胡子。它应该和棠爷爷一样老。
我从里屋出来时，棠爷爷跟前多了两把大扇子——棕树叶。他的两只手枯瘦得像干柴棍，手腕处的骨节凸起得很高。他把棕树叶背面的硬筋撕掉，大扇子散成一条一条的。梨树已经挂果了，一个个绿色的小葫芦藏在叶片背后。不知哪棵树上有知了，叫得没心没肺。阳光从梨树叶的缝隙里洒落下来，棠爷爷就在那些细小的光斑里，用棕树叶编了一个方形的小笆篓。真的，那一刻，我觉得他太神奇了，一根纸烟还没有燃尽，几片棕树叶翻来覆去，就变成了一个我的拳头大小的小笆篓，还有两根多余的棕树叶，他熟练地搓了几下，打个结，成了笆篓的提绳。
从棠爷爷手里接过小笆篓，我欣喜若狂，提着它走来走去，又用手捏捏它。里面是空的。棠爷爷笑了，吩咐我捡块小石子来，答应再给我编一个。第二个小笆篓里有颗小石块，摇晃起来哐哐哐响。大概小石块也和我一样高兴，在小笆篓里面跳舞吧。可我看不到，小笆篓是全封闭的，我不想把它们打开，那会弄坏它们。我想学棠爷爷的样子编一个，可他编得太快了，我根本来不及记住步骤和过程。他要下地干活去了，把剩下的棕树叶递给我，说，想编啥，就编啥。
我会编啥？我坐在老梨树下忙忙碌碌，太阳挂到村子西边那棵老枫树上时，我编出了几条“麻花辫”：两条棕树叶左右相互交叠，如此重复，两端各打一个结。我提着自己的杰作，晃来晃去，真想找个人炫耀一番，可是老梨树下除了我，就剩下棠爷爷家的老白狗了。它靠着树躺着，闭着眼，看都懒得看我一眼。
突然间，老白狗站起来，懒洋洋地抖抖身子，叫了几声。禾场下的田埂上走来一个人，老白狗的叫声让她停下来，不敢往前走了。那是大姐。她还有个妹妹。她们的妈妈说话和我们不一样，速度很快，噼噼啪啪，叮叮当当，我从来都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偶尔有一两个本地方言词语从她嘴里蹦出来，听懂了，也觉得很滑稽。大人们说，她是四川人，某一年，跟着做石匠的父亲来到我们这里，住进村里最穷的一家，然后生下两个女孩。她管大的叫大姐，小的叫小妹。全村人也跟着叫，大姐，小妹，渐渐都忘了她们的名字。
我朝大姐招招手，她冲我一笑。老白狗又躺下来，眯起眼睛看看我们，又睡着了。我献宝似的把“麻花辫”递给她看，却没有得到期望中的赞赏。她拨弄了几下，就扔到一边去了。她说，这不是麻花辫，辫子应该是三股，这个顶多就算条毛毛虫，或者一条死蛇。她比我矮半个头，泛黄的头发梳成两条整齐的麻花辫，光溜溜的，垂在肩上。村里只有她的妈妈才会花一个早晨的时间给两个女孩编辫子。我真想揪住她的辫子解解气，可我不敢。父亲和母亲说过，棠爷爷也说过，不许欺负她们一家人。
“我不会，你会吗？”我几乎要和她吵起来。
“我爸爸会编蚂蚱！”她也不示弱，清瘦的脸上，两个眼珠子快要瞪出来了。
老白狗又站起来，摇摇尾巴。棠爷爷背着锄头回来了。看到两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剑拔弩张的模样，他咧开嘴笑起来，露出没了牙的牙床。后来，在他的调停下，我把小笆篓分了一个给大姐，条件是，她爸爸要给我编一个蚂蚱。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大姐家。她家很小，也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论辈分，我要叫她父亲松爷爷。大人们不大喜欢他，说他不爱干农活。可我们小孩子都喜欢他。他家有很多书，饭桌上，床上，地上，门背后，到处都是。大多数书已经很旧了，有的写着我看不懂的繁体字。他会讲故事，梁山好汉，《西游记》里各种稀奇古怪的妖精，都是他说给我们听的。
我去的那天，大姐的媽妈，那个胖胖的四川女人——松奶奶，蹲在禾场上洗头。大姐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把我拉进屋。屋里很暗，松爷爷躺在床上看书，蚊帐仿佛也是暗黑色，破了好几个窟窿。看到我，他从床上坐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和松奶奶一样，说话声音很轻很柔，让人觉得舒服。
松爷爷砍了几片棕树叶，还没完全长开的新叶子，娇柔的嫩黄色。他给我们编蚂蚱，工具是一把生锈的剪刀和他枯瘦的手指。他的手指有魔力，几片平淡无奇的棕树叶在他手上灵活地舞动，一个故事还没有讲完，一只翠绿的蚂蚱出现在我们面前，有头，有翅膀，有肚子，还有细细的触须和腿脚。这个刚刚诞生的小东西，好像有了生命似的，让这间窄小的屋子亮起来。
松爷爷把第一只蚂蚱给了我。大姐不乐意了，她也要一只。松爷爷摸摸她的头，笑嘻嘻地，又开始编第二只。我呆了，忘了我还会说话。这一次，他编的是一只蝴蝶，深绿色身体，薄薄的嫩绿的翅膀，细长的触角，微微颤动。
我想用蚂蚱换大姐的蝴蝶，看了看，还是舍不得。松爷爷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又给我编了一只蝴蝶，还多编了一只蚂蚱，要我带回家给妹妹。松奶奶喊他下地干活去，我恋恋不舍地朝满脸骄傲的大姐挥挥手，回家了。
因为这两只蚂蚱和蝴蝶，我和大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事没事喜欢朝她家跑，听松爷爷讲故事，请他给我编蚂蚱。我也曾求他给我编别的，他说，他只会编蚂蚱和蝴蝶。大姐也经常来我家，我们一起在棠爷爷家的老梨树下，逗逗老白狗。树上的梨一天天由绿变黄，空气中飘着诱人的梨香，棠爷爷经常会摘梨给我们吃。
有一天，松爷爷又给我们编蚂蚱了。我知道他读过很多书，懂很多事。我突然想起了棕树，说了一句话：“棕树肯定不是我们村里土生土长的树，肯定是外来的树！”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那一次，我说了很多，说棕树蒲扇一样的叶子、鱼籽一样的花，还有布满皱纹长着胡子的树干，和村里的每一种树都不一样。松爷爷一边微笑着听我滔滔不绝，一边给我编蚂蚱。松奶奶给我端来一杯水，说了几句话，我一句也没听懂。然后，我说了一句：“你看，四川奶奶一说话，别人就知道她不是我们村的。”话一说完，松爷爷脸上浅浅的笑容消失了，松奶奶也默默地出去了。屋里陷入沉默。
我回家后把这件事学说了一遍，马上挨了一顿打。我不服气，说给棠爷爷听，他也笑我是个傻丫头，松奶奶虽然是四川人，嫁到这里就是我们村的人了。就像棕树，不管它是什么样子，或者原产于哪里，长在我们村，这里就是它们的家。我偏说松奶奶是外地人，挨打活该。
第二年端午节，母亲早早地洗了粽叶，淘好糯米，又砍了棕树叶，搓成一条条细绳，捆粽子。煮好的粽子清香扑鼻，母亲提了一大串，吩咐我给大姐家送去，出门前，一再嘱咐：“松奶奶就是松奶奶，不准叫四川奶奶！”
我家菜园边上有一排棕树，大概七八棵。靠近棕树的菜畦上，每年都会冒出好几棵棕树苗。没有人播种，大概是它们也羡慕土壤肥沃，趁人不注意偷偷跑到菜园里安家落户。小棕树苗很可爱，努力向上的绿色手掌，打了蜡似的泛出微光。母亲却很讨厌它们，见一棵拔一棵，扔得远远的。这时候，若是邻居棠爷爷经过，他一定会唠叨好几遍：“可惜呀，可惜，千棵棕，万棵桐，世世代代不受穷……”
那时候还小，我听了很多次，才把这句话听清，但仍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瞅着棠爷爷坐在屋前老梨树下抽烟，我巴巴地跑过去，坐在他面前，请他解释那句话。他笑眯眯地抽着自己卷的纸烟，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棕树身上的一道道纹路。他说，棕树和油桐树，以前是宝贝呢。
清明前后，村里各处山坡上的油桐树开花了，雪白的花朵很漂亮，但我们从不摘油桐花。大家都知道，油桐果摘回家晒干了，可以卖钱。棕树，能和油桐树比？
棠爷爷朝里屋指，看看那是什么？
我看见一件挂在墙上的蓑衣。这有什么好看的，我家也有一件。
棠爷爷说，蓑衣就是棕树生出来的孩子。
我围着蓑衣看了又看，一根根棕丝垂下来，就像棠爷爷的胡子。它应该和棠爷爷一样老。
我从里屋出来时，棠爷爷跟前多了两把大扇子——棕树叶。他的两只手枯瘦得像干柴棍，手腕处的骨节凸起得很高。他把棕树叶背面的硬筋撕掉，大扇子散成一条一条的。梨树已经挂果了，一个个绿色的小葫芦藏在叶片背后。不知哪棵树上有知了，叫得没心没肺。阳光从梨树叶的缝隙里洒落下来，棠爷爷就在那些细小的光斑里，用棕树叶编了一个方形的小笆篓。真的，那一刻，我觉得他太神奇了，一根纸烟还没有燃尽，几片棕树叶翻来覆去，就变成了一个我的拳头大小的小笆篓，还有两根多余的棕树叶，他熟练地搓了几下，打个结，成了笆篓的提绳。
从棠爷爷手里接过小笆篓，我欣喜若狂，提着它走来走去，又用手捏捏它。里面是空的。棠爷爷笑了，吩咐我捡块小石子来，答应再给我编一个。第二个小笆篓里有颗小石块，摇晃起来哐哐哐响。大概小石块也和我一样高兴，在小笆篓里面跳舞吧。可我看不到，小笆篓是全封闭的，我不想把它们打开，那会弄坏它们。我想学棠爷爷的样子编一个，可他编得太快了，我根本来不及记住步骤和过程。他要下地干活去了，把剩下的棕树叶递给我，说，想编啥，就编啥。
我会编啥？我坐在老梨树下忙忙碌碌，太阳挂到村子西边那棵老枫树上时，我编出了几条“麻花辫”：两条棕树叶左右相互交叠，如此重复，两端各打一个结。我提着自己的杰作，晃来晃去，真想找个人炫耀一番，可是老梨树下除了我，就剩下棠爷爷家的老白狗了。它靠着树躺着，闭着眼，看都懒得看我一眼。
突然间，老白狗站起来，懒洋洋地抖抖身子，叫了几声。禾场下的田埂上走来一个人，老白狗的叫声让她停下来，不敢往前走了。那是大姐。她还有个妹妹。她们的妈妈说话和我们不一样，速度很快，噼噼啪啪，叮叮当当，我从来都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偶尔有一两个本地方言词语从她嘴里蹦出来，听懂了，也觉得很滑稽。大人们说，她是四川人，某一年，跟着做石匠的父亲来到我们这里，住进村里最穷的一家，然后生下两个女孩。她管大的叫大姐，小的叫小妹。全村人也跟着叫，大姐，小妹，渐渐都忘了她们的名字。
我朝大姐招招手，她冲我一笑。老白狗又躺下来，眯起眼睛看看我们，又睡着了。我献宝似的把“麻花辫”递给她看，却没有得到期望中的赞赏。她拨弄了几下，就扔到一边去了。她说，这不是麻花辫，辫子应该是三股，这个顶多就算条毛毛虫，或者一条死蛇。她比我矮半个头，泛黄的头发梳成两条整齐的麻花辫，光溜溜的，垂在肩上。村里只有她的妈妈才会花一个早晨的时间给两个女孩编辫子。我真想揪住她的辫子解解气，可我不敢。父亲和母亲说过，棠爷爷也说过，不许欺负她们一家人。
“我不会，你会吗？”我几乎要和她吵起来。
“我爸爸会编蚂蚱！”她也不示弱，清瘦的脸上，两个眼珠子快要瞪出来了。
老白狗又站起来，摇摇尾巴。棠爷爷背着锄头回来了。看到两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剑拔弩张的模样，他咧开嘴笑起来，露出没了牙的牙床。后来，在他的调停下，我把小笆篓分了一个给大姐，条件是，她爸爸要给我编一个蚂蚱。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大姐家。她家很小，也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论辈分，我要叫她父亲松爷爷。大人们不大喜欢他，说他不爱干农活。可我们小孩子都喜欢他。他家有很多书，饭桌上，床上，地上，门背后，到处都是。大多数书已经很旧了，有的写着我看不懂的繁体字。他会讲故事，梁山好汉，《西游记》里各种稀奇古怪的妖精，都是他说给我们听的。
我去的那天，大姐的媽妈，那个胖胖的四川女人——松奶奶，蹲在禾场上洗头。大姐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把我拉进屋。屋里很暗，松爷爷躺在床上看书，蚊帐仿佛也是暗黑色，破了好几个窟窿。看到我，他从床上坐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和松奶奶一样，说话声音很轻很柔，让人觉得舒服。
松爷爷砍了几片棕树叶，还没完全长开的新叶子，娇柔的嫩黄色。他给我们编蚂蚱，工具是一把生锈的剪刀和他枯瘦的手指。他的手指有魔力，几片平淡无奇的棕树叶在他手上灵活地舞动，一个故事还没有讲完，一只翠绿的蚂蚱出现在我们面前，有头，有翅膀，有肚子，还有细细的触须和腿脚。这个刚刚诞生的小东西，好像有了生命似的，让这间窄小的屋子亮起来。
松爷爷把第一只蚂蚱给了我。大姐不乐意了，她也要一只。松爷爷摸摸她的头，笑嘻嘻地，又开始编第二只。我呆了，忘了我还会说话。这一次，他编的是一只蝴蝶，深绿色身体，薄薄的嫩绿的翅膀，细长的触角，微微颤动。
我想用蚂蚱换大姐的蝴蝶，看了看，还是舍不得。松爷爷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又给我编了一只蝴蝶，还多编了一只蚂蚱，要我带回家给妹妹。松奶奶喊他下地干活去，我恋恋不舍地朝满脸骄傲的大姐挥挥手，回家了。
因为这两只蚂蚱和蝴蝶，我和大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事没事喜欢朝她家跑，听松爷爷讲故事，请他给我编蚂蚱。我也曾求他给我编别的，他说，他只会编蚂蚱和蝴蝶。大姐也经常来我家，我们一起在棠爷爷家的老梨树下，逗逗老白狗。树上的梨一天天由绿变黄，空气中飘着诱人的梨香，棠爷爷经常会摘梨给我们吃。
有一天，松爷爷又给我们编蚂蚱了。我知道他读过很多书，懂很多事。我突然想起了棕树，说了一句话：“棕树肯定不是我们村里土生土长的树，肯定是外来的树！”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那一次，我说了很多，说棕树蒲扇一样的叶子、鱼籽一样的花，还有布满皱纹长着胡子的树干，和村里的每一种树都不一样。松爷爷一边微笑着听我滔滔不绝，一边给我编蚂蚱。松奶奶给我端来一杯水，说了几句话，我一句也没听懂。然后，我说了一句：“你看，四川奶奶一说话，别人就知道她不是我们村的。”话一说完，松爷爷脸上浅浅的笑容消失了，松奶奶也默默地出去了。屋里陷入沉默。
我回家后把这件事学说了一遍，马上挨了一顿打。我不服气，说给棠爷爷听，他也笑我是个傻丫头，松奶奶虽然是四川人，嫁到这里就是我们村的人了。就像棕树，不管它是什么样子，或者原产于哪里，长在我们村，这里就是它们的家。我偏说松奶奶是外地人，挨打活该。
第二年端午节，母亲早早地洗了粽叶，淘好糯米，又砍了棕树叶，搓成一条条细绳，捆粽子。煮好的粽子清香扑鼻，母亲提了一大串，吩咐我给大姐家送去，出门前，一再嘱咐：“松奶奶就是松奶奶，不准叫四川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