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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爱的，胡雪岩》的主创交流会上，我问潘惠森先生：“如果在关汉卿、徐渭和汤显祖之中选一人入戏，你会选谁？”潘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徐渭，因为这个人太有意思了。”这个答案没有出乎我的意料，相对而言，关汉卿是“普天下郎君领袖”，游戏人间，诚然一个可与之大快朵颐、把酒言欢之人，但正典野史相关记载皆大缺。汤显祖的作品闪耀剧坛，但说起他，总觉奇幻全入了他的戏，平凡人生中的他让人敬而难亲。唯有徐渭，知之不多不少，其足以用“惨烈”和“魔幻”来形容的人生、其“千古奇崛”的文字、其超时代的现代思维，实在是太适合入戏。
潘先生选择胡雪岩入戏，也可视作“选人入戏”的范本一种。胡雪岩，历史中实有其人，但可采信的历史记载寥寥，倒是稗官野史、街谈巷议的传说多如牛毛。其人生之壮阔波澜，与历史之共舞与挣扎，都让其像极了戏台上的人。因此，在巨大而又不至于纯然空谈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中，潘先生写出了一个可亲可爱的胡雪岩。
这是一出让人发自内心喜欢的戏，胡雪岩的命运、精妙的“黑洞”与“鹿”的譬喻，令人好奇的舞台空间变换、角色的魅力，甚至迭出的笑点，都是让我们甘心在剧场里坐上三个小时的原因。
胡雪岩托政治力量而起，又在政治斗争中陨落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式的命运，让我们唏嘘。贯穿全剧的“鹿”，作为一个称不上隱喻的意象，不在具体的情节里，而在祭鹿仪式后忽然沉静下来的氛围中，旁生一枝，独自逸出，成为胡雪岩人生一种明确的预言与譬喻，也让我们有所意会。胡雪岩有关“黑洞”的言说，让这个戏有了强烈的潘惠森的味道，而胡雪岩关于“是谁允许我这么做，又是谁让我成为这样的角色”的发问，直指时势与一个朝代的命运。在这样的时代中，他有了机会，他欲成神，一个用金钱堆起来的神，但最终仍然被“黑洞”吞没。黑洞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欲望，是政治的可怖，是时代的不容，还是某种自然规律的不可控？这一发问与自白让我们感到惊奇。
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原因，那么胡雪岩与妻子之间那种暗自的角力、胡雪岩与阿香亲密而又若即若离的关系，也让我们感到耐人寻味。面对常年不着家的胡雪岩，胡妻句句说着不介意，却句句言不由衷。有趣的在于胡雪岩意会妻子的这种言不由衷，想表达些什么无奈却拳拳打在棉花之上，二人构成了一种无解的两性关系。反观与胡妻同一演员扮演的红颜知己——渔女阿香，更像极了胡雪岩与内心自我的对话，他一人置身黑洞之中，无处倾诉，于是有了阿香，在第二次与洋人的较量中，他看似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但实则内心也是摇摆的。阿香，也就在此刻立在了他的对面，外化了他内心的矛盾。但在戏的最后，胡妻从皮影箱中拿出了一个女性皮影，阿香与胡妻又在此刻合成了一体。到了这里，阿香究竟是独立的存在，还是胡雪岩内心的外化形象，抑或是胡妻的一重分身，就成了此戏容易为人忽略但有着较大思量空间的问题。
在落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在想，《亲爱的，胡雪岩》这个戏究竟有何可供解读或者深入言说的地方？以上的问题可以供我们思量，但以上的问题，似乎还不足以满足我们的胃口。
言及编剧，这个戏以切片的方式展示了胡雪岩横跨数十年时光的崛起与陨落，直至剧末，落入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中国式成功与落寞情调，这种言说自古皆有，我们反复再反复，大概也就算得上一种有关“兴衰”的永恒母题了；言及导演，他拎出了剧本中“鹿”这个重要的意象连缀全剧，复式舞台的多景灵活变换是对舞台空间的一种有效控制，暗合的是中国戏台的时空流动传统，凡皮影、昆曲女伶、民歌等诸多中国元素的使用也是可圈可点，但终觉繁乱；言及演员，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之处，也准确、也扎实，不让人失望，但也没让人惊喜。这个成稿于1998年的作品，它在各方面都做到了良好，正如前文所言，《亲爱的，胡雪岩》选人入戏保守，叙述偶有精妙之处，是一出让人不觉虚度一晚的好戏，但最终也是一出让人没有感到多少“冲击”的戏。
在导演眼里，透过胡雪岩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在编剧眼里，写胡雪岩，写的是一个生命个体，生命如此有限，但他活得如此丰富，如此波澜壮阔，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都已经获得了真正的人生。有关胡雪岩的故事也因此有了一个永恒性，那就是“人生而为人，在这个旅程中，究竟该去追求什么？”胡雪岩命运的曲折与复杂，让这个问题仍然停留为一个问题，平淡者羡慕其波澜壮阔，勇者不愿落其晚景。于我，胡雪岩生命个体的命运，比诡谲的历史与政治，更令人关心，也更是戏应有之义。如果胡雪岩是一头鹿，那么呦呦鹿鸣，他的生命之曲放声唱到了老，我们的呢？
“亲爱的”胡雪岩，胡雪岩“可亲可爱”之处在哪里呢？我想是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他要飞黄腾达，早早就选择了要成就一番事业，无论是游走官商之间，还是混迹漕帮，他都毫不顾忌，这样的人，让我们感到亲近；他眼见洋人用鸦片烟毒害中国百姓，试图用收购茶叶的方式为自己、国人赢得一份尊严，我们感到他的可爱。至于在他意欲成神的过程中，究竟损害了多少平民的利益，究竟功过如何评定，并不是这个戏的任务。这个戏的任务，最终写出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的意气风发与最终陨落。在门庭破败之后，有另一商人出高价欲买“胡庆余堂雪记”这块招牌，胡雪岩却戏谑一般地让漕帮拿去补船板，这一选择举重若轻，可谓是一处“神来之笔”，道出了一个中国商人最后的坚持与智慧。
那么我们所不满足的究竟是什么呢？除了导演方面可以再做些减法之外，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个戏有一重“隔”，这重“隔”来自时代，也来自强者意志。动荡晚清的时代，于我们而言是一种隔雾看花，而胡雪岩是生命和时代的强者，也因此与大多数人有了不同。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戏节奏之快与舞台之纷繁，让人目不暇接，以至于，有些重要的段落，容易被淹没在剧情之中，留白尚有不足。但我们最终还感受到，主创在自我的意识内做到了他们的极致，自圆其说了一个戏，之后的思索、喜爱、讨厌或无感，都与主创无关了。穿过将近二十年的时光，这个戏重新来到我们面前，仍然可以引起我们的触动与思索，其生命力，也就可见一斑了。
潘先生选择胡雪岩入戏，也可视作“选人入戏”的范本一种。胡雪岩，历史中实有其人，但可采信的历史记载寥寥，倒是稗官野史、街谈巷议的传说多如牛毛。其人生之壮阔波澜，与历史之共舞与挣扎，都让其像极了戏台上的人。因此，在巨大而又不至于纯然空谈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中，潘先生写出了一个可亲可爱的胡雪岩。
这是一出让人发自内心喜欢的戏，胡雪岩的命运、精妙的“黑洞”与“鹿”的譬喻，令人好奇的舞台空间变换、角色的魅力，甚至迭出的笑点，都是让我们甘心在剧场里坐上三个小时的原因。
胡雪岩托政治力量而起，又在政治斗争中陨落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式的命运，让我们唏嘘。贯穿全剧的“鹿”，作为一个称不上隱喻的意象，不在具体的情节里，而在祭鹿仪式后忽然沉静下来的氛围中，旁生一枝，独自逸出，成为胡雪岩人生一种明确的预言与譬喻，也让我们有所意会。胡雪岩有关“黑洞”的言说，让这个戏有了强烈的潘惠森的味道，而胡雪岩关于“是谁允许我这么做，又是谁让我成为这样的角色”的发问，直指时势与一个朝代的命运。在这样的时代中，他有了机会，他欲成神，一个用金钱堆起来的神，但最终仍然被“黑洞”吞没。黑洞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欲望，是政治的可怖，是时代的不容，还是某种自然规律的不可控？这一发问与自白让我们感到惊奇。
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原因，那么胡雪岩与妻子之间那种暗自的角力、胡雪岩与阿香亲密而又若即若离的关系，也让我们感到耐人寻味。面对常年不着家的胡雪岩，胡妻句句说着不介意，却句句言不由衷。有趣的在于胡雪岩意会妻子的这种言不由衷，想表达些什么无奈却拳拳打在棉花之上，二人构成了一种无解的两性关系。反观与胡妻同一演员扮演的红颜知己——渔女阿香，更像极了胡雪岩与内心自我的对话，他一人置身黑洞之中，无处倾诉，于是有了阿香，在第二次与洋人的较量中，他看似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但实则内心也是摇摆的。阿香，也就在此刻立在了他的对面，外化了他内心的矛盾。但在戏的最后，胡妻从皮影箱中拿出了一个女性皮影，阿香与胡妻又在此刻合成了一体。到了这里，阿香究竟是独立的存在，还是胡雪岩内心的外化形象，抑或是胡妻的一重分身，就成了此戏容易为人忽略但有着较大思量空间的问题。
在落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在想，《亲爱的，胡雪岩》这个戏究竟有何可供解读或者深入言说的地方？以上的问题可以供我们思量，但以上的问题，似乎还不足以满足我们的胃口。
言及编剧，这个戏以切片的方式展示了胡雪岩横跨数十年时光的崛起与陨落，直至剧末，落入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中国式成功与落寞情调，这种言说自古皆有，我们反复再反复，大概也就算得上一种有关“兴衰”的永恒母题了；言及导演，他拎出了剧本中“鹿”这个重要的意象连缀全剧，复式舞台的多景灵活变换是对舞台空间的一种有效控制，暗合的是中国戏台的时空流动传统，凡皮影、昆曲女伶、民歌等诸多中国元素的使用也是可圈可点，但终觉繁乱；言及演员，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之处，也准确、也扎实，不让人失望，但也没让人惊喜。这个成稿于1998年的作品，它在各方面都做到了良好，正如前文所言，《亲爱的，胡雪岩》选人入戏保守，叙述偶有精妙之处，是一出让人不觉虚度一晚的好戏，但最终也是一出让人没有感到多少“冲击”的戏。
在导演眼里，透过胡雪岩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在编剧眼里，写胡雪岩，写的是一个生命个体，生命如此有限，但他活得如此丰富，如此波澜壮阔，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都已经获得了真正的人生。有关胡雪岩的故事也因此有了一个永恒性，那就是“人生而为人，在这个旅程中，究竟该去追求什么？”胡雪岩命运的曲折与复杂，让这个问题仍然停留为一个问题，平淡者羡慕其波澜壮阔，勇者不愿落其晚景。于我，胡雪岩生命个体的命运，比诡谲的历史与政治，更令人关心，也更是戏应有之义。如果胡雪岩是一头鹿，那么呦呦鹿鸣，他的生命之曲放声唱到了老，我们的呢？
“亲爱的”胡雪岩，胡雪岩“可亲可爱”之处在哪里呢？我想是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他要飞黄腾达，早早就选择了要成就一番事业，无论是游走官商之间，还是混迹漕帮，他都毫不顾忌，这样的人，让我们感到亲近；他眼见洋人用鸦片烟毒害中国百姓，试图用收购茶叶的方式为自己、国人赢得一份尊严，我们感到他的可爱。至于在他意欲成神的过程中，究竟损害了多少平民的利益，究竟功过如何评定，并不是这个戏的任务。这个戏的任务，最终写出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的意气风发与最终陨落。在门庭破败之后，有另一商人出高价欲买“胡庆余堂雪记”这块招牌，胡雪岩却戏谑一般地让漕帮拿去补船板，这一选择举重若轻，可谓是一处“神来之笔”，道出了一个中国商人最后的坚持与智慧。
那么我们所不满足的究竟是什么呢？除了导演方面可以再做些减法之外，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个戏有一重“隔”，这重“隔”来自时代，也来自强者意志。动荡晚清的时代，于我们而言是一种隔雾看花，而胡雪岩是生命和时代的强者，也因此与大多数人有了不同。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戏节奏之快与舞台之纷繁，让人目不暇接，以至于，有些重要的段落，容易被淹没在剧情之中，留白尚有不足。但我们最终还感受到，主创在自我的意识内做到了他们的极致，自圆其说了一个戏，之后的思索、喜爱、讨厌或无感，都与主创无关了。穿过将近二十年的时光，这个戏重新来到我们面前，仍然可以引起我们的触动与思索，其生命力，也就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