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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识别和使用人才，在古今一切社会中都是个重要的大问题。而人才问题总有“德”与“才”的两个方面。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刚开始，就发了一通关于德才关系的议论，它十分集中扼要、富有代表性，为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用人标准，提供了一份绝妙的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尚贤”思想以后，“贤人”就一直是褒词和尊称。司马光的德才观首先反对这种不加分析笼统称之为“贤人”的世俗之说，他指出：“夫德与才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这就是把使用人才的政治标准和才能标准有意识地明确地加以区别。接着司马光又指出：“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是对“德”与“才”下了个简短的定义，并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原则性的说明和规定。此后，司马光还举了劲竹“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入坚”，利金“不范，不砥砺，则不能击(强)”的譬喻，来进一步说明德才的关系。如果说司马光在这些一般性议论中的阶级性还不十分露骨的话，那么，在此后的发挥中就更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司马光的德才观所具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
根据德才两方面在一个人身上表现的不同情况，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类：“是故德才全尽谓之圣人，德才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作了这样的区别之后，司马光提出一个“宁用愚人、不用小人”的用人主张。他指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为什么要用“愚人”呢？司马光回答是：“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制之”。为什么不能用“小人”呢？司马光的回答是：“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言人的司马光是如何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阶级本性。封建统治者历来都是把臣民视若犬马的，臣民为君主效力也叫作“效犬马之劳”，这在封建社会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天经地义。因此，司马光把“愚人”比做“乳狗”是毫不奇怪的。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是司马光的这些议论至今尚有一定的影响，割裂德才统一、片面“重德”的用人观点还严重存在，有些人不过是换了一个名词来宣传司马光的观点，却还要披上一件“马列主义”的外衣。不说别的，仅从司马光的“德者，才之帅也”的一句话，就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为多年来，人们对“挂帅”一词是十分熟悉的。至于对“先德后才”、“宁用愚人、不用小人”等“古已有之”的原则，不少“今人”也颇有切肤之感的。因此，以上对司马光的德才观作了抄引介绍之后，还要多少作些必要的分析。
司马光所讲的“德”，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标准。“德为才帅”就是把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标准抬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上。这也是客观的阶级关系所决定，不能不如此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的利益处于和广大人民群众尖锐对立的状态，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得不严格地坚持他们的政治标准，凡是为统治者甘当犬马的就是有“德”的“君子”，否则，就是“奸”且“暴”的“小人”。才能再高，也在坚决排斥之列。因为在司马光看来，“才胜德”的“小人”是“有翼之虎”，对封建统治者说来是“危险分子”。而“才德兼亡”的“愚人”不过是“乳狗”，对统治者是没有威胁的。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标准来说，“翼虎”难驭，“乳狗”易制。因此，取“乳狗”而斥“翼虎”是很自然的。
司马光的德才观的核心要义是“德为才帅”、“先德后才”，由于突出强调了这方面，就把他的德才观中的仅有的一点合理因素——“才为德资”的思想也完全抛到一边。本来，“才者，德之资也”是说“才”是实现“德”的凭借，依靠“才”方能达到“德”的目的。一般说来，这还是不错的，它包含着德才统一的意思。从这个前提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无才之德是抽象空洞毫无实际意义的，“德”与“才”必须统一。可是，由于司马光本人在政治上是个有着明显保守倾向的大官僚，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使他不愿也不敢把德才统一的思想继续发挥，更不可能贯彻到底。
在长期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司马光的德才观可以说是占据统治地位并得普遍的贯彻。因为“才德全尽”的“圣人”固然是千载难逢，“德胜才”的“君子”也是凤毛麟角，“才胜德”的“小人”又在排斥之列，只有大量的任用“才德兼亡”的“愚人”。用“愚人”虽然使封建统治者受到的危险暂时较小，而黎民百姓却要大大遭殃。这种用人标准的确是“突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而突出的结果只能是给封建社会的政治带来更多的黑暗和混乱。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即令是“生逢盛世”的有识之士也往往发出“英俊屈下僚”的慨叹，更不必说政治极端腐败的王朝末日景象了。
司马光曾经批判“重才轻德”的思想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应当说，司马光的这段总结性的议论是非常片面的。在阶级社会里，用人当然不能不问政治，不能没有政治标准，不能“爱才”而“遗德”。但是，德才必须统一，这是个客观规律，德才两个方面不能有所轩轾，畸轻畸重，割裂德才的统一，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司马光的德才观的基本倾向是重德轻才，而“轻才”的结果是把“德”架空，从而也达不到“重德”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尚贤”思想以后，“贤人”就一直是褒词和尊称。司马光的德才观首先反对这种不加分析笼统称之为“贤人”的世俗之说，他指出：“夫德与才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这就是把使用人才的政治标准和才能标准有意识地明确地加以区别。接着司马光又指出：“夫聪察
根据德才两方面在一个人身上表现的不同情况，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类：“是故德才全尽谓之圣人，德才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作了这样的区别之后，司马光提出一个“宁用愚人、不用小人”的用人主张。他指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为什么要用“愚人”呢？司马光回答是：“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制之”。为什么不能用“小人”呢？司马光的回答是：“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言人的司马光是如何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阶级本性。封建统治者历来都是把臣民视若犬马的，臣民为君主效力也叫作“效犬马之劳”，这在封建社会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天经地义。因此，司马光把“愚人”比做“乳狗”是毫不奇怪的。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是司马光的这些议论至今尚有一定的影响，割裂德才统一、片面“重德”的用人观点还严重存在，有些人不过是换了一个名词来宣传司马光的观点，却还要披上一件“马列主义”的外衣。不说别的，仅从司马光的“德者，才之帅也”的一句话，就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为多年来，人们对“挂帅”一词是十分熟悉的。至于对“先德后才”、“宁用愚人、不用小人”等“古已有之”的原则，不少“今人”也颇有切肤之感的。因此，以上对司马光的德才观作了抄引介绍之后，还要多少作些必要的分析。
司马光所讲的“德”，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标准。“德为才帅”就是把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标准抬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上。这也是客观的阶级关系所决定，不能不如此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的利益处于和广大人民群众尖锐对立的状态，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得不严格地坚持他们的政治标准，凡是为统治者甘当犬马的就是有“德”的“君子”，否则，就是“奸”且“暴”的“小人”。才能再高，也在坚决排斥之列。因为在司马光看来，“才胜德”的“小人”是“有翼之虎”，对封建统治者说来是“危险分子”。而“才德兼亡”的“愚人”不过是“乳狗”，对统治者是没有威胁的。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标准来说，“翼虎”难驭，“乳狗”易制。因此，取“乳狗”而斥“翼虎”是很自然的。
司马光的德才观的核心要义是“德为才帅”、“先德后才”，由于突出强调了这方面，就把他的德才观中的仅有的一点合理因素——“才为德资”的思想也完全抛到一边。本来，“才者，德之资也”是说“才”是实现“德”的凭借，依靠“才”方能达到“德”的目的。一般说来，这还是不错的，它包含着德才统一的意思。从这个前提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无才之德是抽象空洞毫无实际意义的，“德”与“才”必须统一。可是，由于司马光本人在政治上是个有着明显保守倾向的大官僚，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使他不愿也不敢把德才统一的思想继续发挥，更不可能贯彻到底。
在长期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司马光的德才观可以说是占据统治地位并得普遍的贯彻。因为“才德全尽”的“圣人”固然是千载难逢，“德胜才”的“君子”也是凤毛麟角，“才胜德”的“小人”又在排斥之列，只有大量的任用“才德兼亡”的“愚人”。用“愚人”虽然使封建统治者受到的危险暂时较小，而黎民百姓却要大大遭殃。这种用人标准的确是“突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而突出的结果只能是给封建社会的政治带来更多的黑暗和混乱。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即令是“生逢盛世”的有识之士也往往发出“英俊屈下僚”的慨叹，更不必说政治极端腐败的王朝末日景象了。
司马光曾经批判“重才轻德”的思想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应当说，司马光的这段总结性的议论是非常片面的。在阶级社会里，用人当然不能不问政治，不能没有政治标准，不能“爱才”而“遗德”。但是，德才必须统一，这是个客观规律，德才两个方面不能有所轩轾，畸轻畸重，割裂德才的统一，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司马光的德才观的基本倾向是重德轻才，而“轻才”的结果是把“德”架空，从而也达不到“重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