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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贾平凹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暂坐》有回归《废都》的意味,通过对一群女性人物浮沉命运的描写,表现对时代病征的批判,以及面对都市文化时既爱又恨的立场。小说详尽描绘了活色生香的现实生活,刻画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展现了复杂多变的精神生态,是一部具有“超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同时,贾平凹第一次以比较明显的方式,化身小说人物,把自己写进了小说。
关键词:贾平凹 《暂坐》 疾病的隐喻 超现实
相隔仅两年,继《山本》之后,高产的贾平凹又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暂坐》,顺带还有个《酱豆》,什么时间正式出版尚未可知。几乎同时推出两个长篇,这在文坛上非常少见,说明年近七旬的賈平凹宝刀不老,创作力没有衰减的丝毫迹象,甚至老而弥坚。这个小说依然烙印着“贾氏出品”的基本风格,但与近来几部不同的是,作者的叙述视野在反复进退中从并不久远的过去回到了眼底当前,从凋敝荒凉的农村回到了喧嚣热闹的城市,回到了自己更熟悉的正在度过的生活场景。这部小说勾写了一组女性人物,择取了一段叙事时空,剥开了一个现实截面,呈示出来的却是真实、杂沓、多维的社会镜像。贾平凹始终是一个密切关注时代发展的作家,即使写历史也会延续到当下,在稍嫌琐碎的话语呢喃中,述说着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和独特理解。这部小说的烟火气旺了,语言也比以往丰丽、活络、智性。贾平凹的小说常常悬置着一双超然的慧眼,文本内外站立着一个隐身的“我”,或者谓知识分子视角,试图帮助人们看清真相,寄以关怀,给以开示。在这部小说中就有一个大神级的被人膜拜的文化名人“羿光”,他仿佛从《废都》中走来,像“意味着文化人精神的分裂与没落文人的复活”①的庄之蝶,穿越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道德文化论争火线,得了气候,修成了正果。至少从表象来看,已经酷似老贾自己了。
一、散而不乱的叙事结构
贾平凹近年的小说多以女性作为主要人物形象,如《带灯》《极花》《山本》,前两者直接就是重点关照当代女性的生存命运。这次他写了一组女性人物,小说中是十姊妹,她们每人都佩戴着暂坐茶庄女老板海若赠送的一块美玉,被与她们相好的作家羿光称为“西京十块玉”。如果算上病重的夏自花和外国人伊娃,就是西京十二钗。另外还有几位女性,多为陪衬,其中辛起的事迹遭遇比较典型,甚至影响了小说最后的结局,她只和几个姐妹关系紧密,处于圈子边缘,否则就组成十三钗了。
小说开头从曾在中国留学的俄罗斯女孩伊娃由圣彼得堡回到西京,寻找旧识写起,将姐妹们一一牵引出来,并走进她们的生活空间。这些女人以海若为大姐大,暂坐茶庄是她们聚会的据点。她们的职业身份形形色色,多是在这个城市中拥有了自己的事业,正在努力打拼的成功、半成功人士。比如:陆以可开着一家广告公司,向其语与人合伙办了康复医院,希立水经营着汽车专卖店,虞本温开火锅店,司一楠开红木家具店,严念初从事医疗器械生意,应丽后是有着二十三间门面房的包租婆,等等。以物质财产论,她们的个人资产估计多在千万以上,是这个城市里相对来说比较富有的商人群体。她们开豪车,住大宅,喝拉菲,购买名牌奢侈品,休闲方式也很多样和高级。然而在婚恋方面,以我们平常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外表光鲜的中青年富婆并不幸福,甚至非常失败。她们不是大龄剩女,就是离异分居,作为第三者插足者不乏其人,还有人搞基,家庭残缺不全。即使是她们的事业和富裕生活的得来,也不都是通过正大光明的奋斗途径。比如严念初,先与一个收藏玉石的老教授结婚,私下与别人生女,离婚自然就有钱了。夏自花、辛起做了富商的小三。陆以可、海若、向其语等人都是利用官员的关系维持、壮大自己的生意。所以,当市委书记倒台之后,相关官僚在劫难逃,利益输送链条上的人员受到牵连,这些赖以生存的女人也自身难保。结果,海若在接到自称纪委的约谈电话后不知去向,茶庄以不明原因发生爆炸。而夏自花不治而亡,冯迎死于空难,姐妹之间也因为纠纷和互不信任产生隔阂,感情破裂,姐妹同盟名存实亡。心烦意乱的伊娃不得不遗憾地返回俄罗斯,小说首尾相顾,完成了“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
如果把这十几位女性的故事分开讲述——从章节安排来看貌似是在这么干,无异于一盘散沙。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是十几个。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仍还是日子的泼烦琐碎,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不同的是这次人物更多在说话。”②但作者有本事把这些碎片化的人和事聚拢起来。让她们结成小团体是一种手段,通过交际、谈话、生意帮衬、共同处事等,攒起一个相对封闭的闺蜜集团。在西京这个活色生香、烟熏火燎的城市,她们的活动空间受到一定限制;但不动又不行,比如躺在医院里的夏自花,脱单也不行,比如飞往国外的冯迎,下场都很悲惨。这个集团一旦解散,也就意味着故事的悲剧性结束。另外,小说自始至终设置了两个比较大的悬念:一是姊妹们为迎接活佛的到来而做着准备,满怀期待,然而活佛始终没来;二是夏自花因为白血病住进医院,牵动姐妹们的心,想尽办法进行救治,轮流值班护理,并照顾其衰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夏自花病逝后又为她安排后事,帮助解决孩子的归宿。如果还有第三个悬念的话,那就是一直没有出现的冯迎,跟随书画家代表团去了菲律宾,是小说中时隐时现的一个诡异性存在,最后传来的消息是,她早已在马航坠机事件中去世了(但小说时间与之对不上,存在两年误差)。本来伊娃是作为一个线索人物出现的,却提供了第三者观察视角,为小说的背景营造、批判姿态、结构谋篇带来了便利。
小说没有什么十分完整的特别精彩的故事,无非是一些利益与情感纠纷,实属常见的日常生活现象。小说中的人物羿光在就佛学发表议论时联系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他说:“我现在的小说就是写日常生活的”,但“小说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活得多好,多有意义,最后是如何摆脱痛苦,而关注这些痛苦。”③贾平凹这一代作家早就认识到,好小说不仅在于讲一个好故事,而在于讲好一个故事。好故事可遇不可求。像他这样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的作家,讲故事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更多时候在于享受写作的快感,盘玩语言,探寻意义。对于流于写作惯性的作家来说,语言早已不是问题。小说中夏自花的凋零,冯迎的坠亡,连同她们身上的故事,背后的风景,诠释了生命之轻与重的永恒主题。因为太过悲伤,作者尽量把它们压到常规生活的表层之下,却难掩灰色暗影,反增沉重与迷惘。对作者和读者来说,故事有着永远的魅力,但在大问题面前确实低级了些。这部小说值得阅读的东西还在于作者沉积了近七十年的思想成分。在雾霾笼罩的这个小世界中,处处都弥散着作者意欲宣扬的某些观念,尤其在漫不经心的世情对比中传达出来:愚昧与文明,丑陋与善良,冰冷与温情,以及初具哲学形态、宗教化了的生命观。不管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农民,当他们成为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不妨聆听一下他们的絮叨。何况他们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算得上是得道高人。作家不同风格的愤怒、仁慈与智慧,才是这个时代如同至宝的正法眼藏。贾平凹在访谈中也说:“小说并不是仅仅写写故事,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而应有生活的智和慧。”④这也是这部小说最为精心最为动人之处。近些年来,贾平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有数十万的发行量,称得上是当今文坛第一人,稿费丰厚,但它值这个钱——尽管还不够他一幅字画的润格。正是有了这些无形的因素,原本混沌不分的这部小说显得真气充沛,散而不乱,杂而有序。其实杂乱,正是这个世界、社会的本来面目,而秩序只是暂时的或者人为的。 二、新常态下疾病的隐喻
小说对现代都市的想象以及对现代性症候的揭示,容易让人想起那部闹得沸沸扬扬的《废都》。三十年之后,当年的“废都”已经变成了“雾都”。至少在作者笔下,形容这个社会的最好语词就是雾霾了,或者说雾霾是时代特点的象征物。自始至终,小说都被浓重的雾霾笼罩着,作为外国人的伊娃感受最深,中间也几经点染。因为伊娃的加入,它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隐喻。雾霾所导致的空气污染,降低了识别度,增加了患病几率,破坏环保,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在晦暗、诡谲、压抑、迷乱、鬼里鬼气的环境中,社会生态发生变异,人的精神发生病变。雾霾让城市变得如同鬼域。“好像有妖魅藏著,路面难以分辨斑马线,车辆似乎沉沦,所有的建筑一下子全失去了重量,漂浮着,恍惚不定。”⑤小说写鬼市、露水市,本为早市,很正常的一种市民商业活动,此时却与传说或《聊斋志异》中见不得光天化日的鬼市差不多了。
这里的雾霾的修辞功能不是“陌生化”——今天的人们似乎早已习惯并且调侃式地接受它,不仅是“感情误置”,而是在天气和人类行为共同作用下导致的一种异象,包含有天谴的成分。因为雾霾的遮罩,让这个社会增加了迷幻色彩的伪装,其内在实质还是一样的,甚至欲盖弥彰。当不正常变成了新常态,见惯不惯、事不关己或者无力改变的时候,人们是否应该与之达成和解,是否还有兴致去关心,是否还有重复批判的必要,作为作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想到这些,不禁令人感叹:小说真的是越来越难写了。王德威在评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特色时,使用了“丑怪”一词。他认为,“我们对某一社会的生活经验,或好或坏,往往日久生习,也因此逐渐失去洞烛细微的审美或认知能力。”这些作家的“怪招”,“无非刺激我们迟钝的感官,使我们面对原不该等闲视之的社会现实。”⑥贾平凹的创作虽有强烈的“审丑”意识,但并不太怪,甚至十分传统。能够写出这样一部不讨巧的小说,实属难得,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现实文化语境以及老生常谈的见怪不怪的问题。
贾平凹擅长写女性,更擅长写社会病相,通过女性来反映社会问题容易抓住症结所在。尽管小说写了一些女性一个时间段内的故事,但以贾平凹这一代作家的性格,无不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意欲对整个社会进行剖析审视。这些外表优雅、内心惶惶的女性并非高高在上,与世隔绝,她们原来大都是普通市民,好不容易爬上来,稍不留神就会重新跌落。被癌症击垮的夏自花是一例,被港商抛弃的辛起也是一例。套用名人名言,她们的幸福及其幸福的获得途径是相似的,却各有各的不幸。考察她们的发迹史,都不怎么干净。混到她们这种程度的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给人一种女强人的形象,过得比一般人好,活得更精彩是她们的优越感。甚或还有一种小资情结,一种优雅病。海若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咱众姊妹不求在政治上多贵,经济上多富,婚姻上多完整,也仅仅要活个体面点,自在点,就这么难?”⑦她的质问其实是困扰所有人的问题。作为女性,她们摆脱不了既有的社会偏见。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她们离开了自己的男人,又不得不依附其他男人,甚至沦落为男性消费的对象。就像伊娃带来的俄罗斯套娃,女性包括每个人都是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然而她们的努力似乎是在试图逃离,变得单一。她们结成小团体,互相慰藉,相拥取暖,一方面是人以群分,惺惺相惜,另一方面是不安全感使然,让她们抱成一团,利益倒在其次。在轮流照顾病重住院的夏自花方面,她们完全是无私的。她们是善良的一群,对弱小的底层民众怀有深深的同情。这种正面书写,以及前面所述把女人逼成变态,恰恰反衬出社会的病象。
她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物质崇拜,更多的是精神空虚,这才是致命的。活着或者死亡,最痛苦的不是没权没势、贫穷、疾病,而是精神孤苦无依。人到中年以后,信仰的缺失确实可怕。海若把茶庄二楼改造成佛堂模样,活佛来了,接待供养,不来就作为静坐的场所。活佛最终是没有来,姐妹们的愿望落了空。民间底层风行的某些信念如今活跃在现代都市中,号称文明的人笃信不疑,成为一种时尚,值得警惕。她们把命运交给民间信仰,崇信佛道,使用扑克算卦,身上戴玉,拆字解梦,讲究风水,附会自然现象,都说明她们对现实生活怀有深深的困扰,或者背有负罪感,对未来缺少足够的信心,前景迷茫。她们善良,大概是相信因果报应。小说中安排了一次放生活动,小唐在街头花一千元买了一只大龟,姐妹们相约晚上到曲湖放生,又怀疑有人晚上从湖里捞了龟,白天拿去卖,然后被人买了放生,再卖,再放生……。这里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不是不好判断,问题是道德与不道德又能怎么样?得知严念初欺骗老教授之事后,蒙在鼓里的其他姐妹非常气愤。经严念初介绍,王院长担保,应丽后借款一千万给吴老板,结果吴老板跑路,也引起了公愤。对于夏自花成为别人的情人,辛起被港商抛弃,她们又表现得十分矛盾。这一切都可以视为精神危机,或者属于精神疾病范畴。“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⑧夏自花得了白血病,且不说作者选择这种病有些套路,有些柔美、感伤的文艺,它也并非没有现实原因或影射。冯迎意外坠机,按下了生命的终止键,成为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突发事件,亦事出有因,绝非偶然。现当代时期的作家们对城市的态度是暧昧的,对它的不满在于其中充斥着罪恶,自不待言。至于司一楠与徐栖的性取向偏差,虽不能歧视,但在目前的国内文化语境中,也算不上正常与健康。小说还多次写陆以可的“父亲妄想症”,她看大杂院里的修鞋匠像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从夏自花的情人曾老板身上也看到了父亲的影子。陆以可的“恋父”是童年遭遇使然,同时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暗物质,相信父亲在天之灵。这种幻觉与迷信已经是一种明显的精神疾病了。
三、作家本人的投影
小说中有一个叫羿光的作家,也是书法家、收藏家兼学者,当地文化名人,是被这十块玉环绕的一个人物。他有个工作室,叫拾云堂。羿光是个怪咖,称得上是一个有文化的老流氓。比如他喜欢年轻的漂亮女性,与其有染者不知凡几,至少与十姊妹中的海若、希立水等关系不同寻常,伊娃也被他多次勾引上床(因为不行,没弄成)。羿光还有收集女人头发的怪癖。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为姐妹们崇拜的偶像,如同众星拱月般受到爱戴,处处维护他的形象和尊严。如果是出于对知识分子与文化的敬仰,可以理解,更重要的羿光身上有利可图,比如他的书法作品可以卖大价钱,他还有政府上层方方面面的关系网络。羿光对佛学有研究,懂风水,博学洽闻,会忽悠,头戴光圈,给她们造成一种错觉,如同施了致幻术。除了令人不屑的性情方面,至少在身份上羿光与贾平凹自己非常相像。 昆德拉在谈到小说家及其生活时说:“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征:不喜欢谈自己。”但是并不代表他不在小说中写到自己。任何创作无非是写作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当一部小说完成的时候,小说家的身体就会被挖掉一块,这一部分在小说中再生,塑造了另一个小说家。“小说家毁掉他生活的房子,然后用拆下来的砖头建起另一座房子:即他小说的房子。”⑨笔者想用感性文字,而非学术语言,以亲眼所见,而非道听途说,来说明这个问题,为小说解读提供一点佐料。
三年前,单位筹建莫言研究中心,在朋友周旋之下,笔者专程去西安拜访了贾平凹先生,应约到他的工作室“暂坐”,他欣然为我们中心题名。去的时候不巧,是清明节前一天,贾平凹在作协接待一个采访团(当时红柯也在),完了要回丹凤县老家上坟,让我等他回来再说。于是我在西安住了四五天,静候消息。贾平凹工作室与其府上不在一个小区。工作室是复式两层,一层有客厅、书房、卧室、厨房、洗手间;二层是写书法和画画的地方。屋里摆设比较杂乱,可能东西太多的缘故,仔细看还是有秩序的,这很像贾平凹的小说。大部分是一些古玩,几乎摆满了所有的空间,充斥着每个角落。在里面穿行需要小心翼翼。没被彻底占领的最宽敞的地方是洗手间,但也摆着好几方砚台。与小说人物羿光相比,真人贾平凹不仅懂得佛禅,而且富有实物收藏,蔚为大观。它们有陶器,青铜器,木雕,各种石头,包括玉石,瓶瓶罐罐,各种杂件。最多的是陶质和石质佛教造像,安静祥和的佛,低眉顺眼的菩萨,面目狰狞的达摩、力士,丑陋的供养人,还有一些动物造型,如狮子、马、蟾蜍、猴子,及其他不明生物。置身其中,犹如走进了一座中小型博物馆。大都很有分量,笔者担心楼层能否承受得了这样的重压。
为了收藏这些心爱的物件,贾平凹花费了很多心血,有的是从省外淘回来的。对此笔者略有耳闻。因为地下出土的东西多,在封闭的空间和幽暗的光线中,给人感觉阴气很重。这样想的时候,就见墙上挂着一块不大的原木字牌,上书“阳气丛生”。走进他搞创作的书房,也是满满当当。两边墙壁,橱柜,桌几,地上,堆满了各样物品,仍以佛像为主,还有罐子、根雕、铁钟、石兽等。守着这么多怪异的东西,就不怕干扰吗?抬头一望,瞧见被淹没的书案后面墙上挂着个大匾,写着“眼前无物”四字。作家是最怕打搅的,而老贾的访客很多,每次预约,都是络绎不绝。怎么办?就用红笔画个舞剑的门神,也写上字:“我家主人在写书,勿扰。”我跟他上二楼写字,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每层的两边都摆着一个石猴。从一楼到二楼,这里一个猴,那里一个蛙,各种姿态的佛像,怪兽,奇石,秦砖汉瓦……应接不暇。满屋子都是宝贝,都是能量级很大的东西,一般人哪能镇得住?所以客厅墙上也悬挂着匾额,乃“耸瞻震旦”四个大字,雄强粗犷,苍劲老辣。
贾平凹是个“鬼才”,没想到工作室给人阴森森的感觉。他如此热衷收藏一般人所忌讳的东西,一方面是为了收藏地方文化历史,另外他自己也说“他不怕鬼,他觉得这带鬼气的东西激活了他无穷的想象力。”⑩何况大都是些佛像、神兽,本为护佑、镇守、祥瑞之物,纵有妖孽也不敢作祟,人更不敢造次了。老贾属大龙,命硬,也是个“狠人”,像羿光一样懂风水,经他这么一摆弄,也就万物肃整,相安无事。当然,也只有他能在这样神鬼莫测、阴阳惨舒、奇正相生的环境中安之若素、挥笔如麾。贾平凹的小说弥漫着鬼里鬼气的神秘色彩,此特点的形成离不开他对“巫鬼文化”的迷恋。早年有人认为他并没有“宗教宿命论、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他自己并不迷信鬼神宗教巫祝,当他借助巫—鬼文化造成神秘性的时候,也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审美手段。” 下结论尚早。从后来的持续创作及言谈中可以看出,贾平凹非常相信鬼神等未被科学所证明的超自然现象及精神存在。与其说他鬼气逼人,毋宁说他神性毕现。
在没有多少书的书房内,笔者看到了贾平凹写作最近几部小说的直接证据。首先是发现了两张纸,一张装了框,是莫言写给他的一首打油诗,道是:“网上误入上书房,奇珍异宝无尽藏。魁星挥笔做文章,牛鬼蛇神侍两旁。”估计老莫也被震撼了。另一张在一个高几上,供着的佛头下面,用一个小石兽压着,是老贾亲笔抄写的“美德十三条”:1.饮食节制;2.言语审慎;3.行事有章;4.坚毅果敢;5.尚俭助人;6.惜时勤奋;7.真诚可信;8.正直不阿;9.中庸适度;10.居处整洁;11.内心宁静;12.节欲养神;13.谦逊待人。内容是《暂坐》这部小说中茶庄老板海若让人拿给伊娃学习的“员工守则”。小说中说,这是“海姐读书摘下来的,做了员工守则”。不知道老贾是从哪里摘抄的,据查原始版本来自富兰克林的修身美德十三条,翻译不同,意思大概如此。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他正在写这个小说。趁老贾不注意,笔者坐到了他的书案前,想沾点福气,又有点害怕被吸了生气。供写字的地方十分有限,只能平铺三张稿纸,稿纸上反搁着一副眼镜,周围都是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相貌各异的神像盯着。写有提示内容的稿纸挂在旁边,或者搭在前面的那些佛像上。桌上放着五六支笔,笔筒里也插着一些,以备随时取用。还有三包高级香烟,一个盛满烟屁股的青花瓷盘,一个玻璃水杯,几块不同形状的玉石。一看就是纯手工写作,没有电脑设备。靠近一张稿纸细看,只见写着“陆菊人”几个字,这一定是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山本》了。当时还不叫《山本》,盛传叫《秦岭志》。
二楼有一张书画案,后面橱门上挂着“每字三万”的润格提示,这是2017年的价格。听说现在已经是每字四万了。在小说中,羿光的书法受到追捧,得不到的就有些葡萄酸。比如希立水的同学城管局的许少林就瞧不起羿光,说他是“用毛笔写的钢笔字”。有人就说:“我也知道羿光临帖少,书法功力欠缺,名人字画嘛,字画不贵,人贵。”许少林说:“我更是看不上他的人。” 这也可能是老贾面对风言风语给出的一种调侃回应。
四、余论:超现实与超写实
这次老贾在小说中把西安(西京)好好地描写了一番,各个阶层的生活,尤其是市井文化,充满了浓烈的煙火气息。生活在西安,贾平凹总是有一种自豪感,也像莫言、张炜等作家一样,都在为自己的家乡赢得荣誉。小说对西安城的描写,代表性的都提到了。旧城,曲湖新区,老城墙,方言土语,民风民俗,饮食文化,秦腔……最令人难忘的是应丽后、严念初和王院长吃羊肉泡馍那段,极尽能事。在贾平凹笔下,上不了大雅之堂的羊肉泡馍硬是吃出了满汉全席般的高大上感觉。 写小说就是写自己。除了那“十块玉”,不管是日常,还是官场的故事,估计都是贾平凹的平时积累所得,如今一股脑儿倒出了。不知道为什么,贾平凹在“后记”中提到了“超现实主义”,并提到了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从其相关表述、具体的创作来看,恐怕对超现实主义有所误解。或者,他的理解还不够彻底。又或者,这是他独特的理解。笔者不敢苟同。其实,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都是“超级写实主义”或“超写实”,而不是什么“超现实主义”或“超现实”。超写实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但与如同摄像般的拷贝现实的写实主义相区别,它善于通过高超的技术或技巧来模拟现实,并关注细节,描写人眼不容易看到的现实和并不存在的幻觉,因而它所描画的对象分辨度和精确度更高。如果不理解的话,可以参考罗中立画的那个头裹白布、手端粗瓷碗的沧桑的老汉,画名叫《父亲》,以及现在炒得热门的冷军的绘画。超现实可供参考的作品也有很多,比如达利的那幅树枝上挂着软塌塌的鐘表的名画《记忆的永恒》,以及带有奇幻色彩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文学上的超写实正是来自于绘画艺术。超写实也存在不同风格。就文学而言,在现实主义瓶颈之内,无非还是巧剪裁、找典型,采用提纯方法进行极致书写。这有点像摄影术,有了单反之后,就不好再使用傻瓜功能,而是依赖手动多功能和高超的摄影技术了。同时,还要考验摄影师的功夫,以及灵感、运气等稍纵即逝的东西。
贾平凹认为的“超现实”,大概是写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把人的感觉、想象、潜意识变幻成真实场景,以凸显社会、生活及伦常表象之后的真相。这一设想的目的与魔幻现实主义差不多。不过在《暂坐》这部小说中,贾平凹的笔还是紧紧贴近现实,缺少“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运用。因此,这部小说稍稍离开地面、具备起飞姿态的还只是思想部分,而不是所表现的具体社会内容。
注释:
①阎纲:《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81页。
②贾平凹:《〈暂坐〉后记》,《当代》2020年第3期,第118页。
③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第27页。
④王雪瑛、贾平凹:《与贾平凹关于长篇新作〈暂坐〉的对话——面对生活存机警之心,从事创作生饥饿之感》,《文汇报》2020年6月17日第10版。
⑤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第5页。
⑥[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页。
⑦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第87页。
⑧[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⑨[法]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5页。
⑩吴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中国文化报》2009年2月17日,第3版。
张器友:《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第75页。
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第35页。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贾平凹 《暂坐》 疾病的隐喻 超现实
相隔仅两年,继《山本》之后,高产的贾平凹又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暂坐》,顺带还有个《酱豆》,什么时间正式出版尚未可知。几乎同时推出两个长篇,这在文坛上非常少见,说明年近七旬的賈平凹宝刀不老,创作力没有衰减的丝毫迹象,甚至老而弥坚。这个小说依然烙印着“贾氏出品”的基本风格,但与近来几部不同的是,作者的叙述视野在反复进退中从并不久远的过去回到了眼底当前,从凋敝荒凉的农村回到了喧嚣热闹的城市,回到了自己更熟悉的正在度过的生活场景。这部小说勾写了一组女性人物,择取了一段叙事时空,剥开了一个现实截面,呈示出来的却是真实、杂沓、多维的社会镜像。贾平凹始终是一个密切关注时代发展的作家,即使写历史也会延续到当下,在稍嫌琐碎的话语呢喃中,述说着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和独特理解。这部小说的烟火气旺了,语言也比以往丰丽、活络、智性。贾平凹的小说常常悬置着一双超然的慧眼,文本内外站立着一个隐身的“我”,或者谓知识分子视角,试图帮助人们看清真相,寄以关怀,给以开示。在这部小说中就有一个大神级的被人膜拜的文化名人“羿光”,他仿佛从《废都》中走来,像“意味着文化人精神的分裂与没落文人的复活”①的庄之蝶,穿越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道德文化论争火线,得了气候,修成了正果。至少从表象来看,已经酷似老贾自己了。
一、散而不乱的叙事结构
贾平凹近年的小说多以女性作为主要人物形象,如《带灯》《极花》《山本》,前两者直接就是重点关照当代女性的生存命运。这次他写了一组女性人物,小说中是十姊妹,她们每人都佩戴着暂坐茶庄女老板海若赠送的一块美玉,被与她们相好的作家羿光称为“西京十块玉”。如果算上病重的夏自花和外国人伊娃,就是西京十二钗。另外还有几位女性,多为陪衬,其中辛起的事迹遭遇比较典型,甚至影响了小说最后的结局,她只和几个姐妹关系紧密,处于圈子边缘,否则就组成十三钗了。
小说开头从曾在中国留学的俄罗斯女孩伊娃由圣彼得堡回到西京,寻找旧识写起,将姐妹们一一牵引出来,并走进她们的生活空间。这些女人以海若为大姐大,暂坐茶庄是她们聚会的据点。她们的职业身份形形色色,多是在这个城市中拥有了自己的事业,正在努力打拼的成功、半成功人士。比如:陆以可开着一家广告公司,向其语与人合伙办了康复医院,希立水经营着汽车专卖店,虞本温开火锅店,司一楠开红木家具店,严念初从事医疗器械生意,应丽后是有着二十三间门面房的包租婆,等等。以物质财产论,她们的个人资产估计多在千万以上,是这个城市里相对来说比较富有的商人群体。她们开豪车,住大宅,喝拉菲,购买名牌奢侈品,休闲方式也很多样和高级。然而在婚恋方面,以我们平常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外表光鲜的中青年富婆并不幸福,甚至非常失败。她们不是大龄剩女,就是离异分居,作为第三者插足者不乏其人,还有人搞基,家庭残缺不全。即使是她们的事业和富裕生活的得来,也不都是通过正大光明的奋斗途径。比如严念初,先与一个收藏玉石的老教授结婚,私下与别人生女,离婚自然就有钱了。夏自花、辛起做了富商的小三。陆以可、海若、向其语等人都是利用官员的关系维持、壮大自己的生意。所以,当市委书记倒台之后,相关官僚在劫难逃,利益输送链条上的人员受到牵连,这些赖以生存的女人也自身难保。结果,海若在接到自称纪委的约谈电话后不知去向,茶庄以不明原因发生爆炸。而夏自花不治而亡,冯迎死于空难,姐妹之间也因为纠纷和互不信任产生隔阂,感情破裂,姐妹同盟名存实亡。心烦意乱的伊娃不得不遗憾地返回俄罗斯,小说首尾相顾,完成了“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
如果把这十几位女性的故事分开讲述——从章节安排来看貌似是在这么干,无异于一盘散沙。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是十几个。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仍还是日子的泼烦琐碎,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不同的是这次人物更多在说话。”②但作者有本事把这些碎片化的人和事聚拢起来。让她们结成小团体是一种手段,通过交际、谈话、生意帮衬、共同处事等,攒起一个相对封闭的闺蜜集团。在西京这个活色生香、烟熏火燎的城市,她们的活动空间受到一定限制;但不动又不行,比如躺在医院里的夏自花,脱单也不行,比如飞往国外的冯迎,下场都很悲惨。这个集团一旦解散,也就意味着故事的悲剧性结束。另外,小说自始至终设置了两个比较大的悬念:一是姊妹们为迎接活佛的到来而做着准备,满怀期待,然而活佛始终没来;二是夏自花因为白血病住进医院,牵动姐妹们的心,想尽办法进行救治,轮流值班护理,并照顾其衰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夏自花病逝后又为她安排后事,帮助解决孩子的归宿。如果还有第三个悬念的话,那就是一直没有出现的冯迎,跟随书画家代表团去了菲律宾,是小说中时隐时现的一个诡异性存在,最后传来的消息是,她早已在马航坠机事件中去世了(但小说时间与之对不上,存在两年误差)。本来伊娃是作为一个线索人物出现的,却提供了第三者观察视角,为小说的背景营造、批判姿态、结构谋篇带来了便利。
小说没有什么十分完整的特别精彩的故事,无非是一些利益与情感纠纷,实属常见的日常生活现象。小说中的人物羿光在就佛学发表议论时联系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他说:“我现在的小说就是写日常生活的”,但“小说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活得多好,多有意义,最后是如何摆脱痛苦,而关注这些痛苦。”③贾平凹这一代作家早就认识到,好小说不仅在于讲一个好故事,而在于讲好一个故事。好故事可遇不可求。像他这样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的作家,讲故事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更多时候在于享受写作的快感,盘玩语言,探寻意义。对于流于写作惯性的作家来说,语言早已不是问题。小说中夏自花的凋零,冯迎的坠亡,连同她们身上的故事,背后的风景,诠释了生命之轻与重的永恒主题。因为太过悲伤,作者尽量把它们压到常规生活的表层之下,却难掩灰色暗影,反增沉重与迷惘。对作者和读者来说,故事有着永远的魅力,但在大问题面前确实低级了些。这部小说值得阅读的东西还在于作者沉积了近七十年的思想成分。在雾霾笼罩的这个小世界中,处处都弥散着作者意欲宣扬的某些观念,尤其在漫不经心的世情对比中传达出来:愚昧与文明,丑陋与善良,冰冷与温情,以及初具哲学形态、宗教化了的生命观。不管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农民,当他们成为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不妨聆听一下他们的絮叨。何况他们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算得上是得道高人。作家不同风格的愤怒、仁慈与智慧,才是这个时代如同至宝的正法眼藏。贾平凹在访谈中也说:“小说并不是仅仅写写故事,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而应有生活的智和慧。”④这也是这部小说最为精心最为动人之处。近些年来,贾平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有数十万的发行量,称得上是当今文坛第一人,稿费丰厚,但它值这个钱——尽管还不够他一幅字画的润格。正是有了这些无形的因素,原本混沌不分的这部小说显得真气充沛,散而不乱,杂而有序。其实杂乱,正是这个世界、社会的本来面目,而秩序只是暂时的或者人为的。 二、新常态下疾病的隐喻
小说对现代都市的想象以及对现代性症候的揭示,容易让人想起那部闹得沸沸扬扬的《废都》。三十年之后,当年的“废都”已经变成了“雾都”。至少在作者笔下,形容这个社会的最好语词就是雾霾了,或者说雾霾是时代特点的象征物。自始至终,小说都被浓重的雾霾笼罩着,作为外国人的伊娃感受最深,中间也几经点染。因为伊娃的加入,它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隐喻。雾霾所导致的空气污染,降低了识别度,增加了患病几率,破坏环保,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在晦暗、诡谲、压抑、迷乱、鬼里鬼气的环境中,社会生态发生变异,人的精神发生病变。雾霾让城市变得如同鬼域。“好像有妖魅藏著,路面难以分辨斑马线,车辆似乎沉沦,所有的建筑一下子全失去了重量,漂浮着,恍惚不定。”⑤小说写鬼市、露水市,本为早市,很正常的一种市民商业活动,此时却与传说或《聊斋志异》中见不得光天化日的鬼市差不多了。
这里的雾霾的修辞功能不是“陌生化”——今天的人们似乎早已习惯并且调侃式地接受它,不仅是“感情误置”,而是在天气和人类行为共同作用下导致的一种异象,包含有天谴的成分。因为雾霾的遮罩,让这个社会增加了迷幻色彩的伪装,其内在实质还是一样的,甚至欲盖弥彰。当不正常变成了新常态,见惯不惯、事不关己或者无力改变的时候,人们是否应该与之达成和解,是否还有兴致去关心,是否还有重复批判的必要,作为作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想到这些,不禁令人感叹:小说真的是越来越难写了。王德威在评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特色时,使用了“丑怪”一词。他认为,“我们对某一社会的生活经验,或好或坏,往往日久生习,也因此逐渐失去洞烛细微的审美或认知能力。”这些作家的“怪招”,“无非刺激我们迟钝的感官,使我们面对原不该等闲视之的社会现实。”⑥贾平凹的创作虽有强烈的“审丑”意识,但并不太怪,甚至十分传统。能够写出这样一部不讨巧的小说,实属难得,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现实文化语境以及老生常谈的见怪不怪的问题。
贾平凹擅长写女性,更擅长写社会病相,通过女性来反映社会问题容易抓住症结所在。尽管小说写了一些女性一个时间段内的故事,但以贾平凹这一代作家的性格,无不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意欲对整个社会进行剖析审视。这些外表优雅、内心惶惶的女性并非高高在上,与世隔绝,她们原来大都是普通市民,好不容易爬上来,稍不留神就会重新跌落。被癌症击垮的夏自花是一例,被港商抛弃的辛起也是一例。套用名人名言,她们的幸福及其幸福的获得途径是相似的,却各有各的不幸。考察她们的发迹史,都不怎么干净。混到她们这种程度的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给人一种女强人的形象,过得比一般人好,活得更精彩是她们的优越感。甚或还有一种小资情结,一种优雅病。海若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咱众姊妹不求在政治上多贵,经济上多富,婚姻上多完整,也仅仅要活个体面点,自在点,就这么难?”⑦她的质问其实是困扰所有人的问题。作为女性,她们摆脱不了既有的社会偏见。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她们离开了自己的男人,又不得不依附其他男人,甚至沦落为男性消费的对象。就像伊娃带来的俄罗斯套娃,女性包括每个人都是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然而她们的努力似乎是在试图逃离,变得单一。她们结成小团体,互相慰藉,相拥取暖,一方面是人以群分,惺惺相惜,另一方面是不安全感使然,让她们抱成一团,利益倒在其次。在轮流照顾病重住院的夏自花方面,她们完全是无私的。她们是善良的一群,对弱小的底层民众怀有深深的同情。这种正面书写,以及前面所述把女人逼成变态,恰恰反衬出社会的病象。
她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物质崇拜,更多的是精神空虚,这才是致命的。活着或者死亡,最痛苦的不是没权没势、贫穷、疾病,而是精神孤苦无依。人到中年以后,信仰的缺失确实可怕。海若把茶庄二楼改造成佛堂模样,活佛来了,接待供养,不来就作为静坐的场所。活佛最终是没有来,姐妹们的愿望落了空。民间底层风行的某些信念如今活跃在现代都市中,号称文明的人笃信不疑,成为一种时尚,值得警惕。她们把命运交给民间信仰,崇信佛道,使用扑克算卦,身上戴玉,拆字解梦,讲究风水,附会自然现象,都说明她们对现实生活怀有深深的困扰,或者背有负罪感,对未来缺少足够的信心,前景迷茫。她们善良,大概是相信因果报应。小说中安排了一次放生活动,小唐在街头花一千元买了一只大龟,姐妹们相约晚上到曲湖放生,又怀疑有人晚上从湖里捞了龟,白天拿去卖,然后被人买了放生,再卖,再放生……。这里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不是不好判断,问题是道德与不道德又能怎么样?得知严念初欺骗老教授之事后,蒙在鼓里的其他姐妹非常气愤。经严念初介绍,王院长担保,应丽后借款一千万给吴老板,结果吴老板跑路,也引起了公愤。对于夏自花成为别人的情人,辛起被港商抛弃,她们又表现得十分矛盾。这一切都可以视为精神危机,或者属于精神疾病范畴。“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⑧夏自花得了白血病,且不说作者选择这种病有些套路,有些柔美、感伤的文艺,它也并非没有现实原因或影射。冯迎意外坠机,按下了生命的终止键,成为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突发事件,亦事出有因,绝非偶然。现当代时期的作家们对城市的态度是暧昧的,对它的不满在于其中充斥着罪恶,自不待言。至于司一楠与徐栖的性取向偏差,虽不能歧视,但在目前的国内文化语境中,也算不上正常与健康。小说还多次写陆以可的“父亲妄想症”,她看大杂院里的修鞋匠像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从夏自花的情人曾老板身上也看到了父亲的影子。陆以可的“恋父”是童年遭遇使然,同时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暗物质,相信父亲在天之灵。这种幻觉与迷信已经是一种明显的精神疾病了。
三、作家本人的投影
小说中有一个叫羿光的作家,也是书法家、收藏家兼学者,当地文化名人,是被这十块玉环绕的一个人物。他有个工作室,叫拾云堂。羿光是个怪咖,称得上是一个有文化的老流氓。比如他喜欢年轻的漂亮女性,与其有染者不知凡几,至少与十姊妹中的海若、希立水等关系不同寻常,伊娃也被他多次勾引上床(因为不行,没弄成)。羿光还有收集女人头发的怪癖。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为姐妹们崇拜的偶像,如同众星拱月般受到爱戴,处处维护他的形象和尊严。如果是出于对知识分子与文化的敬仰,可以理解,更重要的羿光身上有利可图,比如他的书法作品可以卖大价钱,他还有政府上层方方面面的关系网络。羿光对佛学有研究,懂风水,博学洽闻,会忽悠,头戴光圈,给她们造成一种错觉,如同施了致幻术。除了令人不屑的性情方面,至少在身份上羿光与贾平凹自己非常相像。 昆德拉在谈到小说家及其生活时说:“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征:不喜欢谈自己。”但是并不代表他不在小说中写到自己。任何创作无非是写作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当一部小说完成的时候,小说家的身体就会被挖掉一块,这一部分在小说中再生,塑造了另一个小说家。“小说家毁掉他生活的房子,然后用拆下来的砖头建起另一座房子:即他小说的房子。”⑨笔者想用感性文字,而非学术语言,以亲眼所见,而非道听途说,来说明这个问题,为小说解读提供一点佐料。
三年前,单位筹建莫言研究中心,在朋友周旋之下,笔者专程去西安拜访了贾平凹先生,应约到他的工作室“暂坐”,他欣然为我们中心题名。去的时候不巧,是清明节前一天,贾平凹在作协接待一个采访团(当时红柯也在),完了要回丹凤县老家上坟,让我等他回来再说。于是我在西安住了四五天,静候消息。贾平凹工作室与其府上不在一个小区。工作室是复式两层,一层有客厅、书房、卧室、厨房、洗手间;二层是写书法和画画的地方。屋里摆设比较杂乱,可能东西太多的缘故,仔细看还是有秩序的,这很像贾平凹的小说。大部分是一些古玩,几乎摆满了所有的空间,充斥着每个角落。在里面穿行需要小心翼翼。没被彻底占领的最宽敞的地方是洗手间,但也摆着好几方砚台。与小说人物羿光相比,真人贾平凹不仅懂得佛禅,而且富有实物收藏,蔚为大观。它们有陶器,青铜器,木雕,各种石头,包括玉石,瓶瓶罐罐,各种杂件。最多的是陶质和石质佛教造像,安静祥和的佛,低眉顺眼的菩萨,面目狰狞的达摩、力士,丑陋的供养人,还有一些动物造型,如狮子、马、蟾蜍、猴子,及其他不明生物。置身其中,犹如走进了一座中小型博物馆。大都很有分量,笔者担心楼层能否承受得了这样的重压。
为了收藏这些心爱的物件,贾平凹花费了很多心血,有的是从省外淘回来的。对此笔者略有耳闻。因为地下出土的东西多,在封闭的空间和幽暗的光线中,给人感觉阴气很重。这样想的时候,就见墙上挂着一块不大的原木字牌,上书“阳气丛生”。走进他搞创作的书房,也是满满当当。两边墙壁,橱柜,桌几,地上,堆满了各样物品,仍以佛像为主,还有罐子、根雕、铁钟、石兽等。守着这么多怪异的东西,就不怕干扰吗?抬头一望,瞧见被淹没的书案后面墙上挂着个大匾,写着“眼前无物”四字。作家是最怕打搅的,而老贾的访客很多,每次预约,都是络绎不绝。怎么办?就用红笔画个舞剑的门神,也写上字:“我家主人在写书,勿扰。”我跟他上二楼写字,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每层的两边都摆着一个石猴。从一楼到二楼,这里一个猴,那里一个蛙,各种姿态的佛像,怪兽,奇石,秦砖汉瓦……应接不暇。满屋子都是宝贝,都是能量级很大的东西,一般人哪能镇得住?所以客厅墙上也悬挂着匾额,乃“耸瞻震旦”四个大字,雄强粗犷,苍劲老辣。
贾平凹是个“鬼才”,没想到工作室给人阴森森的感觉。他如此热衷收藏一般人所忌讳的东西,一方面是为了收藏地方文化历史,另外他自己也说“他不怕鬼,他觉得这带鬼气的东西激活了他无穷的想象力。”⑩何况大都是些佛像、神兽,本为护佑、镇守、祥瑞之物,纵有妖孽也不敢作祟,人更不敢造次了。老贾属大龙,命硬,也是个“狠人”,像羿光一样懂风水,经他这么一摆弄,也就万物肃整,相安无事。当然,也只有他能在这样神鬼莫测、阴阳惨舒、奇正相生的环境中安之若素、挥笔如麾。贾平凹的小说弥漫着鬼里鬼气的神秘色彩,此特点的形成离不开他对“巫鬼文化”的迷恋。早年有人认为他并没有“宗教宿命论、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他自己并不迷信鬼神宗教巫祝,当他借助巫—鬼文化造成神秘性的时候,也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审美手段。” 下结论尚早。从后来的持续创作及言谈中可以看出,贾平凹非常相信鬼神等未被科学所证明的超自然现象及精神存在。与其说他鬼气逼人,毋宁说他神性毕现。
在没有多少书的书房内,笔者看到了贾平凹写作最近几部小说的直接证据。首先是发现了两张纸,一张装了框,是莫言写给他的一首打油诗,道是:“网上误入上书房,奇珍异宝无尽藏。魁星挥笔做文章,牛鬼蛇神侍两旁。”估计老莫也被震撼了。另一张在一个高几上,供着的佛头下面,用一个小石兽压着,是老贾亲笔抄写的“美德十三条”:1.饮食节制;2.言语审慎;3.行事有章;4.坚毅果敢;5.尚俭助人;6.惜时勤奋;7.真诚可信;8.正直不阿;9.中庸适度;10.居处整洁;11.内心宁静;12.节欲养神;13.谦逊待人。内容是《暂坐》这部小说中茶庄老板海若让人拿给伊娃学习的“员工守则”。小说中说,这是“海姐读书摘下来的,做了员工守则”。不知道老贾是从哪里摘抄的,据查原始版本来自富兰克林的修身美德十三条,翻译不同,意思大概如此。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他正在写这个小说。趁老贾不注意,笔者坐到了他的书案前,想沾点福气,又有点害怕被吸了生气。供写字的地方十分有限,只能平铺三张稿纸,稿纸上反搁着一副眼镜,周围都是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相貌各异的神像盯着。写有提示内容的稿纸挂在旁边,或者搭在前面的那些佛像上。桌上放着五六支笔,笔筒里也插着一些,以备随时取用。还有三包高级香烟,一个盛满烟屁股的青花瓷盘,一个玻璃水杯,几块不同形状的玉石。一看就是纯手工写作,没有电脑设备。靠近一张稿纸细看,只见写着“陆菊人”几个字,这一定是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山本》了。当时还不叫《山本》,盛传叫《秦岭志》。
二楼有一张书画案,后面橱门上挂着“每字三万”的润格提示,这是2017年的价格。听说现在已经是每字四万了。在小说中,羿光的书法受到追捧,得不到的就有些葡萄酸。比如希立水的同学城管局的许少林就瞧不起羿光,说他是“用毛笔写的钢笔字”。有人就说:“我也知道羿光临帖少,书法功力欠缺,名人字画嘛,字画不贵,人贵。”许少林说:“我更是看不上他的人。” 这也可能是老贾面对风言风语给出的一种调侃回应。
四、余论:超现实与超写实
这次老贾在小说中把西安(西京)好好地描写了一番,各个阶层的生活,尤其是市井文化,充满了浓烈的煙火气息。生活在西安,贾平凹总是有一种自豪感,也像莫言、张炜等作家一样,都在为自己的家乡赢得荣誉。小说对西安城的描写,代表性的都提到了。旧城,曲湖新区,老城墙,方言土语,民风民俗,饮食文化,秦腔……最令人难忘的是应丽后、严念初和王院长吃羊肉泡馍那段,极尽能事。在贾平凹笔下,上不了大雅之堂的羊肉泡馍硬是吃出了满汉全席般的高大上感觉。 写小说就是写自己。除了那“十块玉”,不管是日常,还是官场的故事,估计都是贾平凹的平时积累所得,如今一股脑儿倒出了。不知道为什么,贾平凹在“后记”中提到了“超现实主义”,并提到了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从其相关表述、具体的创作来看,恐怕对超现实主义有所误解。或者,他的理解还不够彻底。又或者,这是他独特的理解。笔者不敢苟同。其实,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都是“超级写实主义”或“超写实”,而不是什么“超现实主义”或“超现实”。超写实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但与如同摄像般的拷贝现实的写实主义相区别,它善于通过高超的技术或技巧来模拟现实,并关注细节,描写人眼不容易看到的现实和并不存在的幻觉,因而它所描画的对象分辨度和精确度更高。如果不理解的话,可以参考罗中立画的那个头裹白布、手端粗瓷碗的沧桑的老汉,画名叫《父亲》,以及现在炒得热门的冷军的绘画。超现实可供参考的作品也有很多,比如达利的那幅树枝上挂着软塌塌的鐘表的名画《记忆的永恒》,以及带有奇幻色彩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文学上的超写实正是来自于绘画艺术。超写实也存在不同风格。就文学而言,在现实主义瓶颈之内,无非还是巧剪裁、找典型,采用提纯方法进行极致书写。这有点像摄影术,有了单反之后,就不好再使用傻瓜功能,而是依赖手动多功能和高超的摄影技术了。同时,还要考验摄影师的功夫,以及灵感、运气等稍纵即逝的东西。
贾平凹认为的“超现实”,大概是写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把人的感觉、想象、潜意识变幻成真实场景,以凸显社会、生活及伦常表象之后的真相。这一设想的目的与魔幻现实主义差不多。不过在《暂坐》这部小说中,贾平凹的笔还是紧紧贴近现实,缺少“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运用。因此,这部小说稍稍离开地面、具备起飞姿态的还只是思想部分,而不是所表现的具体社会内容。
注释:
①阎纲:《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81页。
②贾平凹:《〈暂坐〉后记》,《当代》2020年第3期,第118页。
③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第27页。
④王雪瑛、贾平凹:《与贾平凹关于长篇新作〈暂坐〉的对话——面对生活存机警之心,从事创作生饥饿之感》,《文汇报》2020年6月17日第10版。
⑤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第5页。
⑥[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页。
⑦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第87页。
⑧[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⑨[法]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5页。
⑩吴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中国文化报》2009年2月17日,第3版。
张器友:《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第75页。
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第35页。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