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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红”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首播，反响一般，随后又在以青年娱乐为主的B站（bilibili，著名弹幕视频网站）登录，却意外的蹿红，成为2016年现象级的文化热点。作为现象级纪录片在新媒体平台意外走红，值得每一个纪录片学者深思，这次“意外”走红又给纪录片发展带来哪些启示呢？本文结合新媒体纪录片的时代特征去分析纪录片创作，并且尝试从纪录片叙事的角度分析其主题、结构等，从中总结纪录片创作中的新方法论。
关键词：故事化叙事；新媒体；“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1-0118-02
纪录片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精英拍给精英看”的一门写实电影艺术，这源于纪录片创作的艺术性，而纪录片的生产属性决定着既要保持艺术创作特性，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商业属性，以客观世界为创作载体的纪录片，天然缺乏着“俄狄浦斯情节”式的受众吸引，因此很难大众化，在生存发展方面略显尴尬。与其他影视艺术门类相比，纪录片的叙事戏剧性显得比较羸弱，一直以来，在纪录片创作的方法论上亟待破壁和重塑更新，为纪录片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于网络大众，无疑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影片是一部纪录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领域的文物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的纪录片，该片按修复门类分为3集，分别是青铜器、钟表和陶瓷组，木器、漆器和织绣组，书画修复、临摹和摹印组。该片在知名弹幕视频B站登录播出后，在90后、00后中意外的迅速蹿红，短短几天内播放量突破百万次，一向评分严苛的豆瓣给出评分高达9.4分，超过另一现象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有数据显示，在微博上引起超过747万次话题阅读，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
以故宫为题材的纪录片并不少见，《故宫》《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故宫100》等，无论从制作团队、后期特效，还是文本、构图、解说词都是力求精益，在制作成本上要远远高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却在话题度和影响力上都远不及后者，那么到底是哪些特质属性，使得《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受B站青睞，成为现象级纪录片作品？
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播放平台不同，传播渠道不一样，导致了传播力度和用户讨论度上的差异。央视是传统电视媒体的“扛旗者”，在播出时间上有着非常严格的控制，《我在故宫修文物》在播出之前没有做过多的宣传，播出后很显然没有达到预期反映和关注度；bilibili是新媒体网站视频中的代表，中国大陆一个ACGN相关的弹幕视频分享网站，也被称为哔哩哔哩、B站，网站最大的特点是悬浮于视频上方的实时评论功能，进行双向互动，用户很轻松就可以完成在线讨论，拥有很强的互联网交互特性，广受青年用户的青睐，是当下国内最大的年轻人潮流文化娱乐社区。在B站诞生出大量网络流行语，充分体现当今90后、00后的审美观念和趣味。《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意外走红，虽不意味着新媒体比传统媒体强大或者优越，却从侧面提供了一条新型的“纪录片+新媒体”的传播之路，为纪录片更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我在故宫修文物》运气好，在传统媒体上“有心栽花”没能“成功”，却“无心”试水新媒体的时候意外“柳成荫”，那一定是某些特质符合类似于B站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使得其二次爆发，那影片究竟有哪些特点迎合了新媒体的特性？
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如何讲好故事往往成为纪录片成功与否的创作核心，纪录片创作中最主要的创作矛盾在于叙事，主题是纪录片创作的灵魂，叙事则是一部纪录片成功与否的关键。在纪录片题材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当下，深挖主题、精巧叙事显得尤为重要，借鉴《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大国小匠为主题的成功突围，在新媒体语境下纪录片创作上，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供借鉴：一是在叙事主题力求构建“我”的共性原则；其次在叙事视角上反差大，叙事结构切口小；三是纪录片叙事大众化，走心即受众引力。
一、主题视角：第一人设“我”的身份重合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关于故宫文物修复者的纪录片，强调的主角是“我”，而“我”就是指故宫文物修复者，本来与观众没有什么关系，却因为第一人称视角，将“我”和屏幕前面的受众“我”联系在一起，这种第一人称暗示和提醒，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受众与“国之巨匠”的距离，很多受众在观看时会有设定的虚拟身份，从而达到心理的某种共存。
这种零距离的第一人称视角恰如其分的给了新媒体强烈互动的氧气，符合新媒体互动社交的特性，受众在达到身份认同的时候，会触发行动和给予反馈，寻求集体的共鸣，从而获得一种存在感和仪式感。
在B站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每当出现新人物上场的时候，弹幕出现类似“我就是男神王五胜”“我的女神纪东歌”、“我想和她在故宫骑自行车”等刷屏，当看到青铜器修复大师王有亮骑车出故宫抽烟的时候会有“前方高能预警”“我服”“碉堡了”等弹幕频繁弹出，这几乎成为一种用户相互间约定俗称的弹幕礼仪，而这大大增强了用户的仪式感和参与感。
二、叙事视角：切口小、反差大
《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文物修复者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切口，拥有强大话题性的“故宫”甘当“绿叶”，成为纪录片叙事的背景，这是一个很小的却又很巧的切口设计，影片中有一句解说词“这与我们想象中的气氛肃穆、战战兢兢面对文物不同。修复国之瑰宝的现场，其实大多数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显得很日常化。”这句话奠定了叙事的基调，不会采用太过庄严的语言和严谨的文本去叙事，那么如此平淡的展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为何能够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呢？在叙事视角上虽然采用了大众化叙事视角，却在片子的整体上形成了众多的反差，这种反差恰好迎合了乐于解构一切的青年文化口味。
1.现代解构传统——格物与趣味共鸣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中，主体是修复者，客体是故宫文物，修复者是现代人，文物是有着时间意义的历史物品，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的反差，一是修复者本身对传统的认知，在影片中最为明显的一段就是“王五胜修复唐三彩的马尾”，由修复师的自身讲述来析疑解惑。木器组屈峰作为年轻一辈的修复师，对修复工作有独特的认知，他提出用用中国古代“格物致知”的精神来要求自己，同时用修复师的品格修养去赋予器件不一样的解读[1]。这本身就是现代人对传统的一种解读。二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解构如火如荼，充满了90、00后解构一切的文化味道，比如“修复马尾”这段，会有很多弹幕弹出如“用我的马尾好了！”“唐三彩的马尾是朝着地的！”“大师的想法果然不一样”等，既是一种参与，同时也是一种趣味上的共鸣。 2.年轻人的快餐文化——修复者的慢生活
影片采用了参与式拍摄手法，绝大部分采用固定镜头，很少使用运动镜头，最大程度的展示了故宫文物修复者的“慢”，但编导有意无意的在镜头中点缀了有趣的快节奏生活的镜头，比如王津师徒参加钟表展览，编导特意快速切换镜头去表现故宫之外的城市快节奏生活，诸如此类的镜头虽然不多，但总能看出编导的叙事意图，极力在构建一种反差，恰如其分的表达了修复者们“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大师气韵。
这种大师的慢生活姿态，放在以年轻人快节奏文化为主的新媒体上，又会形成另外一种奇妙的反差，很多年轻人会用很多词汇通过弹幕去表达那种慢的向往，譬如“我要去故宮应聘”“在故宫骑自行车是怎样的一个体验”“我要当青铜器修复师”“我也想在故宫打杏子”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话题讨论度。
3.国宝级修复大师——生活上的普通人
一般以故宫为题材的纪录片，绝大多数会被拍成文献类纪录片，可以试想一下：屈峰、王五胜等正襟危坐，庄严肃穆的镜头、字斟句酌加工后的文本解说词、情景再现式的特效合成，如果是这样，绝对不会有B站弹幕弹出的“我要嫁给王友亮”，只会形成“修复大师是敬而远之、高高在上的国匠”身份。影片成功之处是将国宝级修复大师和生活中的普通人两种身份巧妙的融合起来，且毫无突兀感和距离感。观众看到的是“隔壁邻居、街头菜场”的普通人的生活，“国宝级修复大师也会像普通人一样骑自行车、抽烟”等，这种人设上的反差融合，使影片本身显得没有那么严肃呆板，从而拉近与用户的距离，修复师们以双重身份给观众带来立体的观赏体验，同时丰富的记录内容也极大满足了观众的求知心理和猎奇心理。
三、“小故事”板块化叙事：走心即受众引力
纵观近些年在荧屏上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其中影响力最大的非《舌尖上的中国》莫属，一部美食类的纪录片竟然被拍的如此“有滋有味”，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故事化叙事。故事化叙事运用到纪录片中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BBC纪录片将这种故事化叙事运用到了极致——8分钟一个小故事，这在《舌尖上的中国》运用的炉火纯青，《我在故宫修文物》也采用相同的叙事方法——板块化故事叙事。
《我在故宫修文物》依托的是板块式叙事结构，它打破了传统叙事方式中的时间顺序，辅以时间的回溯、跳跃、穿插等表现形式，“按照人物、时间、地域或主题的不同，将不同的内容分成不同的部分的一种结构形式”[2]。影片将修复者按不同工种分为不同的板块，每个工种具体工作不同，但工种内部基本上讲述的是师傅带徒弟的中国传统传承关系，师傅与徒弟在每个工种上面的表现却各有不同，这些不同都是通过小故事体现出来的，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小故事，比如王友亮喂食宫廷御猫，集体打杏子，王津参加钟表博览会偶遇收藏家，屈峰参加同学会，张纪歌泰合广场骑自行车等，这些小故事的时间几乎是新媒体平台播出时候的弹幕最集中的时候，也是观众最为感兴趣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小故事对受众的吸引力，当颇有人情味的小故事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时候，让国宝修复大师独特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也给观众带来更多的人文思考。故事化叙事是现在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方法，结合新媒体平台交互式特征，小故事化叙事更加走心，更加具有人文力量，能够调动起受众观影和互动兴趣，也更符合新媒体的大众化传播需求。
《我在故宫修文物》以“讲好故事”代替传统说教，“择一事，终一生”是修复者们的国匠精神，以故事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就像一棱多棱镜，角度不一样，所看到的也不一样。从纪录片创作的角度来看，影片结合时代特征成功突围颇具研究价值，给予纪录片创作上新的启发，纪录片如何更好的结合“互联网+”是每一个纪录片创作者的课题。总之，本文尝试提供一些带有新媒体特征的纪录片创作上的思考，供鉴之。
参考文献：
[1] 豆露露.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策略[J].现代视听，2016（9）.
[2] 刘璟.浅谈纪录片的结构艺术[J].青年记者，2009（23）.
[3] 陈力丹.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4）.
[责任编辑：东方绪]
关键词：故事化叙事；新媒体；“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1-0118-02
纪录片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精英拍给精英看”的一门写实电影艺术，这源于纪录片创作的艺术性，而纪录片的生产属性决定着既要保持艺术创作特性，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商业属性，以客观世界为创作载体的纪录片，天然缺乏着“俄狄浦斯情节”式的受众吸引，因此很难大众化，在生存发展方面略显尴尬。与其他影视艺术门类相比，纪录片的叙事戏剧性显得比较羸弱，一直以来，在纪录片创作的方法论上亟待破壁和重塑更新，为纪录片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于网络大众，无疑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影片是一部纪录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领域的文物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的纪录片，该片按修复门类分为3集，分别是青铜器、钟表和陶瓷组，木器、漆器和织绣组，书画修复、临摹和摹印组。该片在知名弹幕视频B站登录播出后，在90后、00后中意外的迅速蹿红，短短几天内播放量突破百万次，一向评分严苛的豆瓣给出评分高达9.4分，超过另一现象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有数据显示，在微博上引起超过747万次话题阅读，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
以故宫为题材的纪录片并不少见，《故宫》《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故宫100》等，无论从制作团队、后期特效，还是文本、构图、解说词都是力求精益，在制作成本上要远远高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却在话题度和影响力上都远不及后者，那么到底是哪些特质属性，使得《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受B站青睞，成为现象级纪录片作品？
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播放平台不同，传播渠道不一样，导致了传播力度和用户讨论度上的差异。央视是传统电视媒体的“扛旗者”，在播出时间上有着非常严格的控制，《我在故宫修文物》在播出之前没有做过多的宣传，播出后很显然没有达到预期反映和关注度；bilibili是新媒体网站视频中的代表，中国大陆一个ACGN相关的弹幕视频分享网站，也被称为哔哩哔哩、B站，网站最大的特点是悬浮于视频上方的实时评论功能，进行双向互动，用户很轻松就可以完成在线讨论，拥有很强的互联网交互特性，广受青年用户的青睐，是当下国内最大的年轻人潮流文化娱乐社区。在B站诞生出大量网络流行语，充分体现当今90后、00后的审美观念和趣味。《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意外走红，虽不意味着新媒体比传统媒体强大或者优越，却从侧面提供了一条新型的“纪录片+新媒体”的传播之路，为纪录片更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我在故宫修文物》运气好，在传统媒体上“有心栽花”没能“成功”，却“无心”试水新媒体的时候意外“柳成荫”，那一定是某些特质符合类似于B站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使得其二次爆发，那影片究竟有哪些特点迎合了新媒体的特性？
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如何讲好故事往往成为纪录片成功与否的创作核心，纪录片创作中最主要的创作矛盾在于叙事，主题是纪录片创作的灵魂，叙事则是一部纪录片成功与否的关键。在纪录片题材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当下，深挖主题、精巧叙事显得尤为重要，借鉴《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大国小匠为主题的成功突围，在新媒体语境下纪录片创作上，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供借鉴：一是在叙事主题力求构建“我”的共性原则；其次在叙事视角上反差大，叙事结构切口小；三是纪录片叙事大众化，走心即受众引力。
一、主题视角：第一人设“我”的身份重合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关于故宫文物修复者的纪录片，强调的主角是“我”，而“我”就是指故宫文物修复者，本来与观众没有什么关系，却因为第一人称视角，将“我”和屏幕前面的受众“我”联系在一起，这种第一人称暗示和提醒，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受众与“国之巨匠”的距离，很多受众在观看时会有设定的虚拟身份，从而达到心理的某种共存。
这种零距离的第一人称视角恰如其分的给了新媒体强烈互动的氧气，符合新媒体互动社交的特性，受众在达到身份认同的时候，会触发行动和给予反馈，寻求集体的共鸣，从而获得一种存在感和仪式感。
在B站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每当出现新人物上场的时候，弹幕出现类似“我就是男神王五胜”“我的女神纪东歌”、“我想和她在故宫骑自行车”等刷屏，当看到青铜器修复大师王有亮骑车出故宫抽烟的时候会有“前方高能预警”“我服”“碉堡了”等弹幕频繁弹出，这几乎成为一种用户相互间约定俗称的弹幕礼仪，而这大大增强了用户的仪式感和参与感。
二、叙事视角：切口小、反差大
《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文物修复者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切口，拥有强大话题性的“故宫”甘当“绿叶”，成为纪录片叙事的背景，这是一个很小的却又很巧的切口设计，影片中有一句解说词“这与我们想象中的气氛肃穆、战战兢兢面对文物不同。修复国之瑰宝的现场，其实大多数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显得很日常化。”这句话奠定了叙事的基调，不会采用太过庄严的语言和严谨的文本去叙事，那么如此平淡的展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为何能够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呢？在叙事视角上虽然采用了大众化叙事视角，却在片子的整体上形成了众多的反差，这种反差恰好迎合了乐于解构一切的青年文化口味。
1.现代解构传统——格物与趣味共鸣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中，主体是修复者，客体是故宫文物，修复者是现代人，文物是有着时间意义的历史物品，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的反差，一是修复者本身对传统的认知，在影片中最为明显的一段就是“王五胜修复唐三彩的马尾”，由修复师的自身讲述来析疑解惑。木器组屈峰作为年轻一辈的修复师，对修复工作有独特的认知，他提出用用中国古代“格物致知”的精神来要求自己，同时用修复师的品格修养去赋予器件不一样的解读[1]。这本身就是现代人对传统的一种解读。二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解构如火如荼，充满了90、00后解构一切的文化味道，比如“修复马尾”这段，会有很多弹幕弹出如“用我的马尾好了！”“唐三彩的马尾是朝着地的！”“大师的想法果然不一样”等，既是一种参与，同时也是一种趣味上的共鸣。 2.年轻人的快餐文化——修复者的慢生活
影片采用了参与式拍摄手法，绝大部分采用固定镜头，很少使用运动镜头，最大程度的展示了故宫文物修复者的“慢”，但编导有意无意的在镜头中点缀了有趣的快节奏生活的镜头，比如王津师徒参加钟表展览，编导特意快速切换镜头去表现故宫之外的城市快节奏生活，诸如此类的镜头虽然不多，但总能看出编导的叙事意图，极力在构建一种反差，恰如其分的表达了修复者们“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大师气韵。
这种大师的慢生活姿态，放在以年轻人快节奏文化为主的新媒体上，又会形成另外一种奇妙的反差，很多年轻人会用很多词汇通过弹幕去表达那种慢的向往，譬如“我要去故宮应聘”“在故宫骑自行车是怎样的一个体验”“我要当青铜器修复师”“我也想在故宫打杏子”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话题讨论度。
3.国宝级修复大师——生活上的普通人
一般以故宫为题材的纪录片，绝大多数会被拍成文献类纪录片，可以试想一下：屈峰、王五胜等正襟危坐，庄严肃穆的镜头、字斟句酌加工后的文本解说词、情景再现式的特效合成，如果是这样，绝对不会有B站弹幕弹出的“我要嫁给王友亮”，只会形成“修复大师是敬而远之、高高在上的国匠”身份。影片成功之处是将国宝级修复大师和生活中的普通人两种身份巧妙的融合起来，且毫无突兀感和距离感。观众看到的是“隔壁邻居、街头菜场”的普通人的生活，“国宝级修复大师也会像普通人一样骑自行车、抽烟”等，这种人设上的反差融合，使影片本身显得没有那么严肃呆板，从而拉近与用户的距离，修复师们以双重身份给观众带来立体的观赏体验，同时丰富的记录内容也极大满足了观众的求知心理和猎奇心理。
三、“小故事”板块化叙事：走心即受众引力
纵观近些年在荧屏上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其中影响力最大的非《舌尖上的中国》莫属，一部美食类的纪录片竟然被拍的如此“有滋有味”，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故事化叙事。故事化叙事运用到纪录片中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BBC纪录片将这种故事化叙事运用到了极致——8分钟一个小故事，这在《舌尖上的中国》运用的炉火纯青，《我在故宫修文物》也采用相同的叙事方法——板块化故事叙事。
《我在故宫修文物》依托的是板块式叙事结构，它打破了传统叙事方式中的时间顺序，辅以时间的回溯、跳跃、穿插等表现形式，“按照人物、时间、地域或主题的不同，将不同的内容分成不同的部分的一种结构形式”[2]。影片将修复者按不同工种分为不同的板块，每个工种具体工作不同，但工种内部基本上讲述的是师傅带徒弟的中国传统传承关系，师傅与徒弟在每个工种上面的表现却各有不同，这些不同都是通过小故事体现出来的，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小故事，比如王友亮喂食宫廷御猫，集体打杏子，王津参加钟表博览会偶遇收藏家，屈峰参加同学会，张纪歌泰合广场骑自行车等，这些小故事的时间几乎是新媒体平台播出时候的弹幕最集中的时候，也是观众最为感兴趣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小故事对受众的吸引力，当颇有人情味的小故事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时候，让国宝修复大师独特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也给观众带来更多的人文思考。故事化叙事是现在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方法，结合新媒体平台交互式特征，小故事化叙事更加走心，更加具有人文力量，能够调动起受众观影和互动兴趣，也更符合新媒体的大众化传播需求。
《我在故宫修文物》以“讲好故事”代替传统说教，“择一事，终一生”是修复者们的国匠精神，以故事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就像一棱多棱镜，角度不一样，所看到的也不一样。从纪录片创作的角度来看，影片结合时代特征成功突围颇具研究价值，给予纪录片创作上新的启发，纪录片如何更好的结合“互联网+”是每一个纪录片创作者的课题。总之，本文尝试提供一些带有新媒体特征的纪录片创作上的思考，供鉴之。
参考文献：
[1] 豆露露.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策略[J].现代视听，2016（9）.
[2] 刘璟.浅谈纪录片的结构艺术[J].青年记者，2009（23）.
[3] 陈力丹.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4）.
[责任编辑：东方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