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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市场经济能够在1978年前后重新开始起步，在方法论的层面源自于中央高层的调整战略，源自于人们接受这个国家普遍的巨大的贫困事实，那么在观念的层面，则得益于中国人开始实实在在地向外国人学习市场理念。
1979年2月19日，李先念在一份“关于日本经济专家的经济发展座谈会会议纪要”的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几个日本经济学专家对我国发展经济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值得我们慎重研究。他们提到，要先发展那些用人多、投资少、销路广、收效快的工业，先发展轻工业。努力增加出口，特别是要提高投资效率，降低生产消耗，挖掘内部潜力，积累建设资金，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抓轻工业，以轻养重，重工业的发展不会慢，反而会更快。外国人也看到，中国人口多，市场大，而工业底子薄弱，资金积累有限，不这样搞，工业的速度快不了。扩大内外交流，引进先进技术，更应该走这条路。不然出口怎么很快上去，拿什么去支付引进的贷款呢？我们的钢铁工业是要发展的，但是，正如他们所说，要想用钢材换取外汇，可能是不现实的，至少近期内不可能做得很大。世界上钢材能力过剩，国际市场有限，我们也竞争不过人家。我们应当努力发展品种规格，提高质量，弥补钢材的缺口，争取减少进口，如果每年少进口四五百万吨钢材，就是很大的胜利”。
市场元年的战略选择
许多年之后，我们辨析这一段话，能够在市场理念和历史事实的层面，发现中国在步入市场经济体系的起初之年所做出的正确的战略选择。
第一，是向海外经济体学习。
第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是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层面的一般法则，用比较优势介入国际竞争，而不是盲目追求规模、速度和高科技水平。彼时中国的比较优势，当然是“那些用人多、投资少、销路广、收效快的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市场的发展，的确就是政府有意识退出了轻工业领域，让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进来，构成具有市场意义上的完全竞争，不仅基本解决了国内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
第三，明确了市场和企业的内部管理理念。放弃以规模和速度评价经济发展的思路，转而考量投资的效率，计算企业的成本等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至少在8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的基于效率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共识。但需要指出的是，后来政府考评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已从对效率的考量转到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考量。
第四，找到了工业结构平衡的基本方法。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开始真正走出“经济发展等同于钢铁发展”的思路，走出50年代大炼钢铁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平衡不仅可以解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能拉动钢铁等象征国家能力的重工业水平。
第五，理顺了一种致力于贸易平衡的外汇储备秩序。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水平过低，中国的出口能力低，相应的，大量的关键要素产品需要进口，这形成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贸易不平衡，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外汇储备几近于无。在这种局面下，发展轻工业产品，鼓励出口，同时减少钢铁等材料的进口，就是对贸易不平衡秩序的扭转，当然也是中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开始。许多年后，人们发现，曾经贫穷到整个国家竟然没有外汇储备的中国经济，已经拥有几万亿的外汇储备，这样的历史性改变，就起步于百废待兴的1979年。
中国式的现代化
李先念的经济思考正在成为经济的事实。不过，在面对市场转型，面对国际贸易的时候，中国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坚守意识。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中英文化协会代表团的时候，对于即将展开的中国经济，做了如下阐述：“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一些”。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这句话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要点，即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坚守自己的特色。按照这个思路，过了几天，邓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讲话，细化了他的这个观点：“我同外国人讲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提高”。
邓的这些话，许多年后再来体察，也是大有深意。一方面当然是强调已经形成的体制框架，另一方面则是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即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再次出现大跃进，必须循序渐进。而另外一个有深意的表述，则是接下来的经济发展，在国家层面，主要是强化提升国家能力，而不是致力于提高人均收入。
许多年后，当我们把李先念的经济分析和邓小平的体制框架结合在一起观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种经济和市场层面的开放与改革。这成为后来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方法，也是理解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基本路径。离开这一点，人们或许会低估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或许又高估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
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向外国经济学习与坚持中国特色，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体两面。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李先念或者邓小平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分歧，恰恰相反，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经济发展共识，并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共识，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发展方法，依然还在这样的观念里。
几大共识
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共识，首先出现在发展的速度命题上。从一种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理想，转向为一种适度的现代化方法，一代人从此放弃了事先设计出来的更快的发展速度，一种大跃进式的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乌托邦之梦。人们开始相信，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这是邓小平的观点，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能够达到发达国家在70年代的水平，就很不错了。这个速度理念，日后被历史学家解读为“中国现代化”的速度理念，它的价值在于，中国终于认同经济发展的规律，并开始走出过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经济无知状态。 其次是经济发展的比例，也就是市场的基本结构。只有按比例发展，才会有高速度。所谓按比例，其意义在于，首先要稳住农民和农村经济，这是最基本的经济策略。一直到今天，国务院每年的第一号文件，都是事关农民和农村的经济政策，这已成为1978年之后的治国传统。在农村经济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工业开始关注一种市场层面的均衡，或者是一种整体宏观经济层面的均衡。具体表述为，基本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计划安排的次序，应该是优先安排当年的生产，人民的衣食住行，然后再安排基本建设。原材料的分配，也应该优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增长，然后考虑必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增长。毫无疑问，这样的经济比例设计，是基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维持。而在产业结构的意义上，人们发现，这事实上是对市场经济均衡发展的一种回归。
关于国际贸易的秩序，也是醒目的经济共识之一。80年代是一个招商引资狂飙突进的年代，但在如何利用外资，如何优化外资的结构走向，如何处理新时代背景下自力更生与招商引资的关系，人们很快达成了共识。熟悉经济发展史的人们看到，很快，中国就从过去的国际贸易入超国家转型为出超国家，国家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以致人们愿意把豪迈的外汇储备当成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这正是80年代国家调整利用外资调整引进政策的结果。一个时代的贸易不平衡终于被中国人扭转成为另外一种不平衡，其中的过程，其中的利弊得失，有待人们从各种维度上去解释，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是中国企业的发生和发展。
如何利用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要素资源，80年代初期的中国领导阶层事实上也达成了共识。从这时开始，中国经济的政策走向就致力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人口多，底子薄，这是表面的陈述，而深层次的经济学解释，则是政府不盲目追求新技术，而是重点解决人们的普遍就业。相关的政策表述是明确的，比如，现代化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技术的更新要首先考虑劳动力的使用问题，那些仅仅着眼于减少使用劳动力的新技术应该少搞，甚至不搞。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也是一个发展的事实。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在许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正是以廉价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核心方法，也由此成为世界大型企业纷纷来中国发展的要素考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技术的缓慢进步，事实上构成了一个隐形的理性的正相关逻辑。而人口资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这是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策略性贡献，也是这个国家过去30多年的经济方法。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事实。
最后一个值得深度分析的经济共识，是为现代企业的兴起提供了市场基础。必须要重申的一个常识是，现代企业的兴起，从来都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市场设计。80年代初期的经济政策共识，并没有提到企业建设，事实上这个时候关于企业的产权概念，关于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还是一个空白，甚至是一个禁区。但是，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调整所达成的共识，却暗合了企业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所谓暗合了企业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是指一些政策的隐形效应。比如人们认为，依靠引进成套的设备来建设现代化，是不现实的，这就把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了企业的建设上。事实上这是经济学的逻辑，市场的发生和发展，从来都必须而且只能靠企业来推动，只要政府不在要素资源的维度上对经济进行计划安排，那么企业的发生和发展就一定是一个可以马上展开的事实。所以李先念意识到，“我们搞现代化，首先要大力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同时要逐年新建一些必要的项目。”而姚依林也强调，“企业是我们的基地，是现代化的出发点。”
（作者为财经作家）
1979年2月19日，李先念在一份“关于日本经济专家的经济发展座谈会会议纪要”的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几个日本经济学专家对我国发展经济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值得我们慎重研究。他们提到，要先发展那些用人多、投资少、销路广、收效快的工业，先发展轻工业。努力增加出口，特别是要提高投资效率，降低生产消耗，挖掘内部潜力，积累建设资金，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抓轻工业，以轻养重，重工业的发展不会慢，反而会更快。外国人也看到，中国人口多，市场大，而工业底子薄弱，资金积累有限，不这样搞，工业的速度快不了。扩大内外交流，引进先进技术，更应该走这条路。不然出口怎么很快上去，拿什么去支付引进的贷款呢？我们的钢铁工业是要发展的，但是，正如他们所说，要想用钢材换取外汇，可能是不现实的，至少近期内不可能做得很大。世界上钢材能力过剩，国际市场有限，我们也竞争不过人家。我们应当努力发展品种规格，提高质量，弥补钢材的缺口，争取减少进口，如果每年少进口四五百万吨钢材，就是很大的胜利”。
市场元年的战略选择
许多年之后，我们辨析这一段话，能够在市场理念和历史事实的层面，发现中国在步入市场经济体系的起初之年所做出的正确的战略选择。
第一，是向海外经济体学习。
第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是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层面的一般法则，用比较优势介入国际竞争，而不是盲目追求规模、速度和高科技水平。彼时中国的比较优势，当然是“那些用人多、投资少、销路广、收效快的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市场的发展，的确就是政府有意识退出了轻工业领域，让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进来，构成具有市场意义上的完全竞争，不仅基本解决了国内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
第三，明确了市场和企业的内部管理理念。放弃以规模和速度评价经济发展的思路，转而考量投资的效率，计算企业的成本等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至少在8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的基于效率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共识。但需要指出的是，后来政府考评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已从对效率的考量转到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考量。
第四，找到了工业结构平衡的基本方法。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开始真正走出“经济发展等同于钢铁发展”的思路，走出50年代大炼钢铁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平衡不仅可以解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能拉动钢铁等象征国家能力的重工业水平。
第五，理顺了一种致力于贸易平衡的外汇储备秩序。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水平过低，中国的出口能力低，相应的，大量的关键要素产品需要进口，这形成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贸易不平衡，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外汇储备几近于无。在这种局面下，发展轻工业产品，鼓励出口，同时减少钢铁等材料的进口，就是对贸易不平衡秩序的扭转，当然也是中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开始。许多年后，人们发现，曾经贫穷到整个国家竟然没有外汇储备的中国经济，已经拥有几万亿的外汇储备，这样的历史性改变，就起步于百废待兴的1979年。
中国式的现代化
李先念的经济思考正在成为经济的事实。不过，在面对市场转型，面对国际贸易的时候，中国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坚守意识。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中英文化协会代表团的时候，对于即将展开的中国经济，做了如下阐述：“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一些”。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这句话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要点，即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坚守自己的特色。按照这个思路，过了几天，邓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讲话，细化了他的这个观点：“我同外国人讲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提高”。
邓的这些话，许多年后再来体察，也是大有深意。一方面当然是强调已经形成的体制框架，另一方面则是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即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再次出现大跃进，必须循序渐进。而另外一个有深意的表述，则是接下来的经济发展，在国家层面，主要是强化提升国家能力，而不是致力于提高人均收入。
许多年后，当我们把李先念的经济分析和邓小平的体制框架结合在一起观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种经济和市场层面的开放与改革。这成为后来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方法，也是理解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基本路径。离开这一点，人们或许会低估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或许又高估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
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向外国经济学习与坚持中国特色，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体两面。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李先念或者邓小平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分歧，恰恰相反，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经济发展共识，并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共识，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发展方法，依然还在这样的观念里。
几大共识
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共识，首先出现在发展的速度命题上。从一种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理想，转向为一种适度的现代化方法，一代人从此放弃了事先设计出来的更快的发展速度，一种大跃进式的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乌托邦之梦。人们开始相信，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这是邓小平的观点，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能够达到发达国家在70年代的水平，就很不错了。这个速度理念，日后被历史学家解读为“中国现代化”的速度理念，它的价值在于，中国终于认同经济发展的规律，并开始走出过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经济无知状态。 其次是经济发展的比例，也就是市场的基本结构。只有按比例发展，才会有高速度。所谓按比例，其意义在于，首先要稳住农民和农村经济，这是最基本的经济策略。一直到今天，国务院每年的第一号文件，都是事关农民和农村的经济政策，这已成为1978年之后的治国传统。在农村经济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工业开始关注一种市场层面的均衡，或者是一种整体宏观经济层面的均衡。具体表述为，基本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计划安排的次序，应该是优先安排当年的生产，人民的衣食住行，然后再安排基本建设。原材料的分配，也应该优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增长，然后考虑必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增长。毫无疑问，这样的经济比例设计，是基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维持。而在产业结构的意义上，人们发现，这事实上是对市场经济均衡发展的一种回归。
关于国际贸易的秩序，也是醒目的经济共识之一。80年代是一个招商引资狂飙突进的年代，但在如何利用外资，如何优化外资的结构走向，如何处理新时代背景下自力更生与招商引资的关系，人们很快达成了共识。熟悉经济发展史的人们看到，很快，中国就从过去的国际贸易入超国家转型为出超国家，国家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以致人们愿意把豪迈的外汇储备当成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这正是80年代国家调整利用外资调整引进政策的结果。一个时代的贸易不平衡终于被中国人扭转成为另外一种不平衡，其中的过程，其中的利弊得失，有待人们从各种维度上去解释，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是中国企业的发生和发展。
如何利用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要素资源，80年代初期的中国领导阶层事实上也达成了共识。从这时开始，中国经济的政策走向就致力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人口多，底子薄，这是表面的陈述，而深层次的经济学解释，则是政府不盲目追求新技术，而是重点解决人们的普遍就业。相关的政策表述是明确的，比如，现代化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技术的更新要首先考虑劳动力的使用问题，那些仅仅着眼于减少使用劳动力的新技术应该少搞，甚至不搞。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也是一个发展的事实。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在许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正是以廉价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核心方法，也由此成为世界大型企业纷纷来中国发展的要素考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技术的缓慢进步，事实上构成了一个隐形的理性的正相关逻辑。而人口资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这是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策略性贡献，也是这个国家过去30多年的经济方法。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事实。
最后一个值得深度分析的经济共识，是为现代企业的兴起提供了市场基础。必须要重申的一个常识是，现代企业的兴起，从来都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市场设计。80年代初期的经济政策共识，并没有提到企业建设，事实上这个时候关于企业的产权概念，关于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还是一个空白，甚至是一个禁区。但是，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调整所达成的共识，却暗合了企业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所谓暗合了企业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是指一些政策的隐形效应。比如人们认为，依靠引进成套的设备来建设现代化，是不现实的，这就把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了企业的建设上。事实上这是经济学的逻辑，市场的发生和发展，从来都必须而且只能靠企业来推动，只要政府不在要素资源的维度上对经济进行计划安排，那么企业的发生和发展就一定是一个可以马上展开的事实。所以李先念意识到，“我们搞现代化，首先要大力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同时要逐年新建一些必要的项目。”而姚依林也强调，“企业是我们的基地，是现代化的出发点。”
（作者为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