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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窃
偷有大小。大偷是贼，偷钱，偷牛羊，偷棉花，偷金银首饰，人们深恶痛绝。小偷也是贼，但跟大偷不同，年纪小，偷得也小，在学校偷铅笔、橡皮、《新华字典》，在家偷零钱，偷戏匣子，值不了仨瓜俩枣，只能算蟊贼。
胖头算蟊贼。
他比我们大几岁，住村西，我们住村北，平时来往不多。胖头名声不好，总打架，欺负人。关于胖头打架，有许多传闻，有人说他腰里缠着链子锁，打急眼了，解下来，朝人家头上砸。也有人说，他曾把乡里的侯三打得跪在地上。还有一次，他被派出所抓去，关在乡政府，后来从窗户里跳出来，跑了。村里的孩子提起胖头，都隐约有些怕他。
除了打架，他还“钻屋子”（意指钻到别人家偷东西）。朱掌柜的点心铺，鲁二爷的磨坊，赤脚医生司马真的药铺，他都钻过。抓不住，没办法，只能认倒霉，找人念叨念叨，宽宽心，也就算了。抓住了，就领着找大人，说理儿去。胖头爹在乡储蓄所上班，虽不是正式工，但整天跟乡里有头有脸的人混在一起，仿佛自己也跟着有头有脸起来。穿制服，戴“前进帽”，钢笔插在胸前口袋里，露出锃亮的笔帽。
胖头偷东西，被人找到家去，当爹的自然脸上无光，却只能赔礼道歉，一遍一遍说好话。把人家打发走了，他就罚胖头，用皮带抽，用木棍打，最厉害的，是用纳鞋底的锥子扎手背，血从肉里滋滋冒出来，仍不松手。
这些事情，是母亲告诉我的。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手背，心里骤然紧张起来。
母亲还说，别跟胖头玩儿。
清明前的一天，我、喜力、山毛到地里拔麦蒿，正碰见胖头。
他远远地跟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想不想去祠堂看看。
我們不知道什么是祠堂，站在原地不置可否。
胖头说，祠堂里有好吃的。
喜力问，有人管吗？
胖头说，放心吧，没人管。
祠堂在东街，果然没人管。
正中间供奉着一尊泥塑的神像，有些可怜，断了条胳膊，缺了个耳朵，身上布满划痕，左一道，右一道的。
胖头说，那是土地爷，是“四旧”。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四旧”，问他，他也说不上来，只说，“四旧”就是旧东西。
喜力说，见到土地爷要磕头的，便“扑通”跪下磕头。
山毛也跪下磕头。
我也跟着跪下磕头。
胖头哈哈大笑，说你给他磕头也白磕，还不如给九奶奶磕，九奶奶的佛堂里供着的佛是大佛，土地爷是小佛，差多了。
我们磕头的当儿，他围着祠堂转了一遭。然后说，这里不好玩儿，咱们去储蓄所找我爹吧。
储蓄所在乡政府旁边，离祠堂还有一段路。
去储蓄所的路上，胖头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玻璃糖，分给我们每人一块儿。我们剥开，含在嘴里，酸酸甜甜的，让人流口水。
胖头问我们，甜不甜？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甜！
到了储蓄所，却发现门锁着。胖头想了想，到窗户旁边，轻轻一推，窗户开了。他爬上窗台，跳进屋里。又招呼我们进去。我跳进去，喜力也跳进去。山毛不想进。胖头说，不进也行，帮我们看着点人。
里头空荡荡的，不过一个立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副算盘、一个脸盆架。
胖头说，他爹就在这核账，他常来这里玩儿，这里的伯伯们对他都很好。
他拉拉抽屉，锁着，又拽拽下头的橱子，也锁着。
最后，他来到立柜前。立柜没锁，打开，里头有个簸箩，簸箩里放着几张吃剩的馅饼。
胖头拿了馅饼，分给我们，每人一个。又把剩下的一个装进口袋，说，留给外头的山毛吃。
很快，我把馅饼吃完了。我已记不清具体的味道，只觉得很香，又觉得馅饼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和胖头互相揽着肩膀，有说有笑，像好朋友一样。
当天晚上，储蓄所的人找到我家，来说钻屋子的事儿。
那人说，有人看见了，我们从窗户里跳进去。
父亲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怕极了，哆哆嗦嗦，一句话也不敢说。问我偷没偷东西，我也不敢说。
那人要求，到胖头家当面对质，把事儿说清。
到了胖头家，发现喜力也在，山毛也在。当然，他们的旁边跟着各自的家长。
胖头正在挨揍，这一回，仍是锥子扎手背。
胖头跪在地上，把手摊出来，手上已经鲜血淋漓。
胖头跪在那里，一声不吭。
喜力悄悄说，他告诉储蓄所的人，他吃了馅饼，不过，他说，那馅饼是胖头偷了，给他吃的。
山毛呢，他说他压根就没进屋子，更没吃什么馅饼。胖头带给他的馅饼，被他扔在麦地里了。
我对父亲说，是胖头偷了馅饼，给我们吃的。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一辆警车驶进董村。我们都跑去看热闹，人们说，是来逮胖头的。穿过人群，果然看见胖头，他的手上戴着手铐，两名警察从身后押着他。
他是因为打架被抓的，他把小刘打了，用缠在腰里的链子锁，砸中了小刘的脑袋。哦，小刘在储蓄所上班，几天前的晚上，他找到胖头家，调查储蓄所失窃的事儿。
经过我身边时，胖头看了我一眼。他还冲我笑了笑，咕哝着问我，馅饼好吃吗？
卖艺
董村人把耍猴儿的、练把式的、玩狮帽的、唱大鼓书的统称“卖艺的”。练把式的常来，耍猴儿的常来，玩狮帽的也常来，唯独唱大鼓书的不常来。对董村人来说，听书是件难得的事。
那个黄昏，喊大喇叭的冯老秃忽然放出口风：“唱大鼓的要来了！”
冯老秃大名冯茂才。秃子是他的外号，其实也不算外号，而是……怎么说呢，他真的是秃子，而且他的秃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的家族里得了秃头顶的病，他父亲秃，大伯秃，二伯秃，轮到他，也秃，他的二儿子冯文学也秃。因为他这个缺陷，人们自然而然叫他秃子。别人叫他时，他也答应着。时间久了，三里五乡的都知道董村有个冯老秃，反倒忘了他的本名“冯茂才”了。 那时候，冯老秃在大队部当保卫，负责看管存放在大队部里那些公家的东西。也没什么好看管的，不过是一个大喇叭、几台坏了的电机、一箱从旧机器上拆下来的螺丝和螺母，此外，还有一面鼓、一面锣、几副咣咣镲子、几面油腻不堪的红旗。
冯老秃虽然其貌不扬，却是董村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当保卫，村里有个大事小情，都是他先摸着影。喊大喇叭的也是他，大到村里开会、民主选举，小到鸡鸭跑了、钥匙丢了，都要找冯老秃到喇叭上喊一喊。
通常是一早一晚，董村人吃饭的当。喇叭打开，噗噗吹两口气，然后是冯老秃的声音：
“社员同志们注意啦，社员同志们注意啦……”
人们自然会停下來，吃饭的放下手中的筷子，坐在灶膛前烧火的也停下来，喂牲口的从牲口栏走到院子里，端着筛子，侧着头听。
听清了，也就那么回事，便各自忙着各自的活计，烧火的烧火，吃饭的吃饭，喂牲口的，继续端着筛子去到牲口栏里。
我们都不知道“社员”是什么意思，“同志们”倒让人觉得新鲜，像号召冲锋打仗，听起来振奋人心。可惜的是，不知什么时候起，冯老秃喊喇叭时，把“社员同志们”去掉了，直接喊：“注意啦，注意啦……”
就觉得有气无力了，不如以前好玩儿。
除了喊大喇叭，冯老秃还担当我们董村的主财，家家户户，红白喜事，都离不了他。尤其是白事儿，买白布，请吹鼓班，请玩狮帽的，置办酒菜，买寿材，他都帮着张罗。
那些年，外头来的卖艺的，总要先找到大队部。冯老秃的话，大半是可信的。他说唱大鼓书的要来，那唱大鼓书的自然是要来了。
于是，就天天盼着。
见到冯老秃就问：“秃子，到哪儿啦？”
答道：“到乌马营了！”
过两天又问：“这会儿到哪儿啦？”
“到刘夫青了！”
“到门堂村了……”
离董村越来越近，心也跟着躁动起来。终于有一天，说“已经到董村啦”！
忙跑到大队部，踮着脚，从窗户外往里看。却被告知，时候还早，唱书的正在喝茶饮嗓子，想听书要等到擦黑。
于是，一整天，心里慌慌的，不踏实。做事毛手毛脚，心不在焉，丢了魂儿一样。身上像爬满了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掰着指头，盼着天黑。
黄昏时分，大队门口的广场挤满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吃饱饭没事儿，早早就来了。男人们围在一起，抱着肩膀，抽着烟，说着什么。说着什么呢，谁知道呢。大抵是之前听书的经历吧，哪年哪月，董村来了唱坠子的唱山东快书的唱快板的，唱得好不好听，模样俊不俊，又有哪些有意思的人，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也有些不着调的青年，讲些乱七八糟的段子，有荤有素，说得含含混混，笑得也隐晦。
女人们搬着凳子，一边等，一边照看孩子，抱着的，揽着的，领着的。斥责声、吵闹声、打骂声混在一起。
唱书人终于出场了。一男，一女，男的是掌班，约摸五十上下，下巴上留着撮小胡子，见了大伙儿便拱手作揖，说辛苦辛苦。冯老秃挑着拇指称赞卖艺的懂规矩，俗话说，见面道辛苦，千里走江湖。女的呢，不过十七八岁吧，瘦瘦小小的，眼睛水汪汪的，闪着光。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听冯老秃叫她“小惠”。我们便跟着他叫“小惠”。
掌班管拉弦，小惠管敲鼓，也管唱。
唱的什么呢？我们也记不清了，也不管不顾了，只围在圈里面，占了好位置，好像占了好位置，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占了位置，也不能万事大吉。有没占到好位置的，就来抢，互相拥挤着，推搡着，嘻嘻哈哈的，自然听不清那唱书的究竟唱的什么。
只记得小惠很好看，化着妆，脸很白，嘴唇是鲜艳的红色，身上穿着“老辈子的衣裳”。老辈子的衣裳，不是军装，不是中山装，不是列宁装，而是戏服。小惠穿老辈子的衣裳，很好看。她的嗓子也好，周围的人们都屏息听着。唱到好处，也跟着鼓掌，叫好。
冯老秃坐在小惠旁边，不让孩子们靠近，有打闹到人前的，他就大声叱喝着，让他们走开。在小惠旁边，他像一尊护法，威风凛凛的，我们小孩子都怕他。
那天唱完，点心坊的朱掌柜把掌班和小惠接到家里住。朱掌柜做点心生意，家底殷实。唯一不足的是，他没有兄弟，在董村单门独户，便跟掌班结为异姓兄弟，自然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给了钱，又给了粮。
那时，朱掌柜的媳妇在附近的镇上教书，每半月回来一次。
第二天，我们看到小惠时，发觉她跟之前不大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却也说不清。总归是不大一样的，那眼色，那神情，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语气。哦，她还穿了件青花图案的旗袍。人们都说，那旗袍是朱掌柜送的。
人们还说，卖艺的，不容易。
晚上，再唱书时，冯老秃照旧坐在小惠旁边，却显得落寞，他不再叱喝我们，也不再威风凛凛，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尊泥塑。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照例如此。
唱到七天吧，小惠终于跟着掌班走了。唱书的走后，董村人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几天后的傍晚，冯老秃跟朱掌柜在大队门口大吵了一架，从此结下仇，老死不相往来。
抓阄
大清早，冯老秃在喇叭上喊：“注意啦，注意啦……”
我还在睡觉，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总让人犯困。
父亲一早到大队部去了。母亲听到喇叭的广播，赶紧进屋说：“快起来，抓阄去啦！”
抓阄是新鲜事，我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下炕，麻利得很。
大队部门口围了许多人。屋里挤不下，便在广场上支了张桌子。村支书葛贵生坐在桌子后头，像戏曲里头断案的县太爷。几个生产队的队长悉数在场，像衙役，跑前跑后地张罗着。
冯老秃也来了精神，大声嚷嚷：“静一下！大伙儿静一下！”
我不安生，在人缝里钻来钻去。竟发现几个伙伴儿，山毛也在，喜力也在，二小也在，便围在一起，兴奋地谈论着抓阄的事儿。杏花也来了，她跟在她娘身后，我们叫她，她没答应，像没听见，又像听见了，故意装作没听见。 冯老秃在现场嚷了半天，清点了人数，发现麻爷没来。便念叨着：“提留欠着，农业税欠着，抓阄也不来，这是要造反吗？”
这话是说给村支书葛贵生听的，冯老秃一边说，一边摆出副忿忿不平的样子。
葛贵生吩咐冯老秃：“再去喊喊。”
冯老秃于是返回屋里，打开喇叭：“注意啦，注意啦……”
麻爷终于来了。“阄”已经做好，队长召集自己队里的社员，宣布规矩，很简单，几张纸片，写上数字，抓到几就是几。提前说好，人歇井不歇，黑白连轴转，挨到白天就是白天，挨到夜里就是夜里。
抓阄开始了。二队的地不按户，按块儿，队长划分的，一共十二块儿，每块儿选一名代表。队长说：“抓到几，当场宣布，老少爷们儿，都指着浇地吃饭，咱谁也不糊弄。”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抓阄的机会。那天，山毛没排上，喜力也没排上。轮到我们这一片，人们推举父亲去抓。
父亲对我说：“你去吧，小孩子运气会好点儿。”
我既紧张，又兴奋。问父亲：“抓几好啊？”
父亲说：“当然是1好。”
手伸进纸箱，摸索半天，换来换去，总不满意。
冯老秃在旁边催促着：“快点儿，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
摸出来，打开看，却是个“7”。大人们有点儿失望，一共12个阄，7意味着排名靠后，头水肯定要晚了。头水浇不上，麦子怕要减产。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7也不错。”
出了点状况，五爷和麻爷，一个抓到了“6”，一个抓到了“9”。问题是，两个数字，看起来一样，只是方向不同而已。于是俩人争执起来，都说自己抓到的是“6”，对方抓到的是“9”。
话越说越多，五爷说麻爷根本不种地，地都荒芜了，长满了蒿草，要个“6”也浪费。麻爷则拿五爷被骗的经历说事，说他人心不足蛇吞象，赔了夫人又折兵。五爷虽没念过书，也清楚这几句话不是什么好话。拍着桌子，要跟麻爷理论。
越吵越凶，于是又把两个阄打开，找人分辨，哪个是“6”，哪个是“9”。嚷嚷了半天，却仍是鸡一嘴，鸭一嘴，各说各的理，分不出个青红皂白来。
最后只得支书出面调停，让他们俩再重新抓一次，嘱咐出阄人，一定用大写“六”和“九”。
这回，麻爷抓了“六”，五爷抓了“九”。麻爷高兴地咧着嘴，五爷则有些懊恼，转身忿忿地离开了。
杏花也来抓阄了。不过，她手气更差，抓了12号，最末尾，拿着纸片闷闷不乐，眼里汪着泪，快要哭出来。杏花娘只得安慰她：“末尾也好，或许要下雨的，下场透雨就好了，省了电费。”
接下去的几天，却一直没下雨，地里干得冒白烟。人等雨，地不等人。麦苗正要拔节，没有水怎么行。浇地成了头等大事。果然是人歇井不歇，一户挨着一户，白天黑夜连轴转。
水井卻总出毛病，不是烧了电机，就是坏了水泵，只得连夜找电工修。父亲愁眉不展，出来进去的，总是叹气。吃饭时说这事，吃完饭也说这事，临睡觉说的还是这事。
2号，3号，4号……当真是煎熬，时间过得真慢啊，像水一样，一滴，一滴，一滴。
麻爷把他的“六”号让给了杏花娘，自己换成了12号。麻爷说，他不种地，也用不着浇地，6号跟12号是一回事。
村里人都说麻爷傻，不种地，吃啥？麻爷说，种地照样没得吃。还说，种地不如读书好。
杏花娘浇了地，麦苗重新泛出绿色。随后，我家也浇了地，父亲的眉头总算舒展开。
我心里总有些不平，为的是没能抓到靠前的号，手气差，险些误了一年的收成。
后来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抓阄前，支书葛贵生指使冯老秃，在“阄”上做了手脚，让自家和几个生产队长排在前头。
五爷得知此事，到大队部闹了一通，嘴里骂骂咧咧的：“这帮混蛋玩意儿，没他妈一个好东西！”
收税
冬天的集市要比平时热闹得多。卖甘蔗的，卖白果子的，卖豆腐饼和豆腐干的，他们在往常是很少见到的。在春秋季节，他们都要下地，忙地里的农活儿，极少出来摆摊儿。
他们一出摊儿，往往就是冬天了。
天冷了，沿街的户家泼出的洗衣水，流到街上，街面便结了冰。孩子们拉着手，在冰上打滑溜，尖叫着，嬉笑着。一不留神摔倒了，仰面朝天的，几个孩子拍着手笑。摔倒的也不在意，拍拍屁股起来，接着滑。
大人们穿上了厚重的棉袄棉裤，将手揣在袖子里，鼻尖却冻得通红，耳朵也通红，快要冻掉了。脚在原地不停地跺着，一边跺，一边说话。
不论是谁，一开口说话，嘴边总是呵出许多白气。冬天里，人人都成了喷云吐雾的怪物。
卖冰糖葫芦的老郑，戴了狗皮帽子，帽扇撂下来护住耳朵，两根细绳系住下巴，围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窄小的狐狸般的脸。草把子上插满糖葫芦，在阳光下恣意乱颤，像戏曲里头皇后头顶的凤冠。
老郑也不到别处去，只把车子支在十字街。见有大人领着孩子从旁边过，就大声叫卖：糖葫芦哎，糖葫芦哎！
孩子拽住大人的衣裳，不肯走。大人果然就停下来，走到老郑的摊儿前说，老郑，来串糖葫芦。
老郑就答应着，挑了那糖多果儿大的，用钳子夹了，递给那人。
买主拿了糖葫芦，转身给了孩子。那孩子便伸出舌头，在金黄的糖片上舔一下，把那甜味连同口水一并咽进肚子里，咂摸着嘴，憨憨地笑了。
人们说，老郑你可真会做买卖，见着孩子就扯开喇叭嗓子吆喝。
老郑说，老少爷们儿捧场，可怜我这老头子，赏口饭吃，这是行善积德呢。
遇到日子艰难的，就便宜着卖，三毛的卖两毛，两毛的卖一毛五，说挣钱不挣钱的，让孩子们解解馋就行。
众人便挑起大拇指，说，老郑真是个厚道人。
逢着集日那天，父亲也显得格外忙碌。一大早，他就把西屋里的物件搬出来，板凳啊，切菜板啊，钯母子啊，他把那些家什统统摆在院子里，摆弄来，摆弄去。我们家的清晨就热闹起来。 吃过早饭，父亲用推车推了那些家什到集市上卖。他在西街口占了个位置，挨着老王的修车铺和九伯伯的剃头铺。父亲不是个合格的买卖人，他把那些家什摆开后，就跟旁边的人聊天去了。他们抱着肩膀，说些他们自己才懂得的事。
我是不大乐意往前凑的，赶集时不爱往西街去。
我不会做买卖，也不乐意学做买卖。在集市上见到父亲，心里紧张得厉害，故意往人多的地方走，避开父亲的目光。
父亲有时把我留下守摊儿，他去赶集买种子化肥之类的。临走前，告诉我板凳卖多少钱，切菜板卖多少钱，钯母子卖多少钱。然后，他自顾去赶集了。我却紧张得要命，手揣在口袋里，不敢抬头，盼着别有人来询价，盼着父亲早点儿回来。
也是那个冬天，我们村的二来开始到集市上敛钱。
二来穿了制服，戴了大檐帽，胳膊底下夹着账本。来到别人的摊儿前，二话不说，从账本上撕下一张，说，交税。
大多是两毛的，也有三毛的，五毛的。卖杂货的，卖布的属于大买卖，还要贵些，一块。
卖年画的要一块五。
都是小本生意，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自然是不愿意给，于是便在集市上吵起来，打起来。
二来是不怕打架的，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打架进过派出所。董村人都知道他是个“玩儿闹”，不惹他。
外村人不明就里，也有跟他理论的，问他：“收的什么税？”
二来说：“做买卖的税！”
那人问：“谁让收的？”
他说：“政府让收的。”
再多问，就急眼了，骂骂咧咧的，催促着，掏钱掏钱，别废话。那人不给，他便伸手去抢秤盘子，抢不过来，索性抓一把韭菜或是茴香之类的，装进随身带的袋子里，走了。照样骂骂咧咧的，说人家不识抬举，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人吃了亏，嘴上却不依不饶，就回嘴，骂他缺阴丧德，骂他不得好死。
他却再也不理这茬，径直去下个摊位敛钱了。
二来大抵是这样的人，有钱的就要钱，要不来钱的，便顺手拿人家东西：菜要拿，花生大豆要拿，盘子碟子碗也要拿，对联年画也要拿两套卷起来，夹在胳膊下头。
人们见到卖糖葫芦的老郑，就跟他告状，说二来太不像话，做的都是娘们儿孩子的事儿，拿不到台面上来。
老郑见到二来就训他，拽住他不让走，非要说出个道道儿来。爷俩在集上吵吵起来，周围围了不少人。老郑拿了一把钱，给了二来，说：“收税，先收我的！”
二来果然就拿了钱，装进口袋里。
老郑扯着嗓子，冲周围喊：“老少爷们儿，你们给做个见证，从今儿个起，我再不是二来的爹，二来他是我爹！”
说完就跪在地上，给二来磕头。众人拉着，好说歹说，劝回家去。
那次赶集回来，父亲有些闷闷不乐。母亲问了半天，他才说起，是二来要跟他收税。二来说，不交税可以，但是要送个板凳给他。
那个下午，父亲和母亲为此发生了争执。父亲的意思是，送个板凳给二来，图个安省。母亲却舍不得，说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争执的结果是父亲占了上风。那个傍晚，他拎了个新板凳走出家门。我是看着父亲走出门的，父亲出门前，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过身，拍拍我的肩膀，什么话都没说。
接连几天，父亲和母亲一直处于冷战的状态，他们谁都不理谁，谁都不跟谁说话。母亲好像病了，她躺在炕上，闭着眼，昏昏沉沉的。父亲则显得忧心忡忡，出来进去，我听到的只有他的叹气声，唉！
唉！
唉！
唉！
大概过了三天吧，三天后的清晨，老郑忽然来到我家。老郑来到我家，这是稀罕事。他平时可没来过我家。他拿了十块钱交给父亲，说是替二来给的板凳钱。
父亲推辞不收，说一码归一码，二来不懂事，不能让你担着。
老郑说，郑家缺了大德，出了这么个混账东西。他这是造孽，能偿的，我尽量替他偿。等我这把骨头偿不了了，还不动了，还得请董村的老少爷们儿多担待……
事情到此为止，基本告一段落。后来，老郑不再去赶集卖糖葫芦，他换了个营生，到处收废品。人们见了他，不叫他卖糖葫芦的老郑，而叫他收破烂的老郑了。
二来死于第二年的夏天，他是掉进白塘淹死的。有人在岸边发现了他的尸体，因为天气炎热，尸体已经腐败，早已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
丧事办得很简陋，整个葬礼上，老郑极少露面。只委托冯老秃，说什么事儿都听他的，都由他做主。
埋了二来的当天，人们都散尽了，天黑下来，老郑独自跑到坟上，大哭了一场。
顶替
过了冬至，一天比一天冷。
白塘的冰差不多冻到一拃厚了。有人打白塘边路过，随手捡起块砖头用力扔到冰面上，只留下碗口大的印记，砖头却弹起老高，滑溜到远处去了。嘴里便不住地咂舌，感叹着这冰有多厚，天有多冷。等到第二天，那砖头也冻住了，冰面长出个红色的大疙瘩。
白塘成了我們的乐园。那些日子，我和喜力、山毛、文亮常结伴到冰上抽尜尜，打滑溜。冰面上有许多人，几个年纪稍大的，跟我们不熟，只记得有个叫柱子的，其余都叫不上名字，因此并不来往。
我们在这边玩儿，他们在白塘的另一头，大声叫嚷着，风头盖过我们。
山毛说：“他们在逗傻李八呢。”
我们朝那边望去，果然见几个人把李八围在中间。
山毛说：“走啊，看傻李八去。”
我们便走到那边去。
李八正蹲在地上，用一把刷子在头发上来回刷。
山毛悄悄对我说：“李八又往头上抹油了。李八最爱往头上抹油，黄油、墨汁、猪油、香油，什么都抹。”
我仔细留意他的头发，果然是黑亮的，整整齐齐地向后抿着，太阳一照，发出金色的光。
我头一回听说有人往头上抹这些东西，心里有些恶怵，又觉得新鲜。 柱子带头嚷嚷着：“八爷，给大伙儿打套拳！”
李八便在冰面上撂开场子，打起拳来，一边打，一边念叨着口诀：“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脚如钻……”
冰面滑，站不住脚，打着打着就摔了。
柱子说：“八爷，功夫不到家啊，脚底下也抹油了？”
李八不服气，站起来，顾不得身上疼，接着打拳。
一套拳打下来，跟头趔趄的，摔三四回的也有，摔七八回的也有。
他们又起哄，说：“八爷，来个老太太钻被窝。”
李八就把双手扶在冰面上，学着老太太的模样，猛地向前滑去。
他们就开心地笑起来，有的抖着肩膀，有的捂着肚子，有的笑得站不稳当，干脆蹲在冰面上，嘴巴仍大大地张开着。
李八也跟着笑，一边笑，一边往掌心吐口唾沫，胡乱抹在头发上。
李八是南街人，原名叫李书贤。他原先并不傻，不但不傻，还是我们董村出了名的好学生。董村中学的老师们都说，李书贤考中专是手拿把掐的事儿。那时候考中专是多少人的梦想啊，一旦考上中专，国家包分配，毕业了直接是非农业户口，吃公家饭的。
别人考中专比登天还难，李书贤考中专却是手拿把掐，简单得就像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
老师说，多少年啦，没遇到过像李书贤这么聪明的学生，看看人家，脑子里装的都是知识，再看看其他学生，脑子里一团浆糊。老师还说，要是李书贤考不上，董村中学谁都甭想考上。
结果，中考那年，李书贤不出意外地考上了南方一所水利中专，结果呢，时间一天天过去，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到。到后来才知道，他被人给顶替了。考学的是他，上学的却成了另一个人。他找到学校，学校说是县里的问题。找到县里，又说是提档案时出了差错，让他再考一年试试。
李书贤没办法，只得扛了板凳去复读。心里却始终解不开这个疙瘩，一来二去，脑子出了毛病，傻了。
傻了的李书贤举止也变得反常。
数学老师讲勾股定理的证明方法、椭圆方程式，他从书包里掏出个猪尿脬，吹起来在桌上玩儿。
语文老师讲《永不忘记》，说“王翔要去上大学了。他考试的总成绩是477分，被科技大学选去了”。
他握起拳头，捶打着课桌，大声嚷嚷：“这帮狗日的！”
后来索性在课堂上放了一把火，把自己的课本、练习册、作业本、字典全烧了。
他没了书本，便不再去学校上学，每天只在家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头发长了，也不去剪，越来越长，长成了鸟窝。于是便往头发上抹油，一开始是卫生油，后来猪油、黄油、墨汁都往上抹。
学校没办法，只好让他退学。家里带他去医院看过，也到佛堂让九奶奶看过，都无济于事，家里也就不再管他，任凭他四处晃荡着。
李八的状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跟人简单交流，只是听不得别人跟他提考学的事，一提脑子就受刺激，乱发脾气，骂人，也打人。
进了腊月，我们开始准备期终考试，作业渐渐多起来，放了学要默写生字、背诵课文，还要写算数、做应用题、解方程式。
我很少再去白塘抽尜尜。
山毛倒是常去，他贪玩儿，作业也不写，课文也不背，只要一放学就跑到白塘去。他跟柱子他们混熟了，也跟着一块儿逗李八。回来后，他会把关于李八的消息告诉我。
“李八又往头发上抹东西了，这回是蓝黑的钢笔水，谁知道他从哪儿找到这东西，他把钢笔水抹在头发上，怎么能抹得匀呢，这个傻瓜，弄的脸上也是，脖子上也是，像唱戏的三花脸儿。”
“李八不给我们打拳了，他开始给我们上课，讲圆周率、平行四边形、梯形和扇形，也讲天上的星星，金星、木星、火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還有太阳系和银河系。这个傻子懂得可真不少，啧啧。不过，我们都懒得听，谁有工夫听他讲那些狗屁玩意儿。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柱子让他去学校偷东西，偷期终考试的卷子。这个傻瓜竟然真去了，他撬开了校长的办公室，不过，他并没有找到试卷，他只给柱子拿回来几盒粉笔。”
“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听柱子的话吗？因为柱子答应傻李八，只要他听话，就帮他找回他的录取通知书。”
“柱子当然是骗他的，他哪有这本事。可是，傻李八却当真了。天天像个尾巴一样，跟在柱子屁股后头。看来李八也不傻，他还盼着能去上中专呢！”
后来，山毛也不去白塘了，他跟李八在白塘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是，山毛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李八。他对李八说，柱子是哄他玩儿的，他不可能再去上中专了。
他们俩当场就在冰上厮打起来。结果山毛的手掌骨折了，南医生给他打了石膏。他见到我，举着白色的大手问我，你看我这手掌，像不像狗熊？
李八摔得更重，好像摔到了后脑，直接摔蒙了，在冰上躺了半天，直到天黑才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了。
接下去的日子，我们开始忙起来，忙期终考试，忙寒假作业，也忙着领下学期的新书。村里人也都忙着扫房、蒸馒头、置办年货，准备过年。
关于李八的消息越来越少，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的状况怎样。
因为忙，我们再也不去白塘了。白塘的冰依然很厚，冰面上的砖头瓦块越来越多，岸边的柳树枝子横七竖八的，我们便更不愿靠近了。只有那么一回，我从白塘路过，无意间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他在冰上坐着，弯着身子，把头埋在双腿间，一动不动。
时间是清晨，白塘上雾气昭昭的，那个背影看起来遥远而模糊。
编辑：耿凤
偷有大小。大偷是贼，偷钱，偷牛羊，偷棉花，偷金银首饰，人们深恶痛绝。小偷也是贼，但跟大偷不同，年纪小，偷得也小，在学校偷铅笔、橡皮、《新华字典》，在家偷零钱，偷戏匣子，值不了仨瓜俩枣，只能算蟊贼。
胖头算蟊贼。
他比我们大几岁，住村西，我们住村北，平时来往不多。胖头名声不好，总打架，欺负人。关于胖头打架，有许多传闻，有人说他腰里缠着链子锁，打急眼了，解下来，朝人家头上砸。也有人说，他曾把乡里的侯三打得跪在地上。还有一次，他被派出所抓去，关在乡政府，后来从窗户里跳出来，跑了。村里的孩子提起胖头，都隐约有些怕他。
除了打架，他还“钻屋子”（意指钻到别人家偷东西）。朱掌柜的点心铺，鲁二爷的磨坊，赤脚医生司马真的药铺，他都钻过。抓不住，没办法，只能认倒霉，找人念叨念叨，宽宽心，也就算了。抓住了，就领着找大人，说理儿去。胖头爹在乡储蓄所上班，虽不是正式工，但整天跟乡里有头有脸的人混在一起，仿佛自己也跟着有头有脸起来。穿制服，戴“前进帽”，钢笔插在胸前口袋里，露出锃亮的笔帽。
胖头偷东西，被人找到家去，当爹的自然脸上无光，却只能赔礼道歉，一遍一遍说好话。把人家打发走了，他就罚胖头，用皮带抽，用木棍打，最厉害的，是用纳鞋底的锥子扎手背，血从肉里滋滋冒出来，仍不松手。
这些事情，是母亲告诉我的。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手背，心里骤然紧张起来。
母亲还说，别跟胖头玩儿。
清明前的一天，我、喜力、山毛到地里拔麦蒿，正碰见胖头。
他远远地跟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想不想去祠堂看看。
我們不知道什么是祠堂，站在原地不置可否。
胖头说，祠堂里有好吃的。
喜力问，有人管吗？
胖头说，放心吧，没人管。
祠堂在东街，果然没人管。
正中间供奉着一尊泥塑的神像，有些可怜，断了条胳膊，缺了个耳朵，身上布满划痕，左一道，右一道的。
胖头说，那是土地爷，是“四旧”。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四旧”，问他，他也说不上来，只说，“四旧”就是旧东西。
喜力说，见到土地爷要磕头的，便“扑通”跪下磕头。
山毛也跪下磕头。
我也跟着跪下磕头。
胖头哈哈大笑，说你给他磕头也白磕，还不如给九奶奶磕，九奶奶的佛堂里供着的佛是大佛，土地爷是小佛，差多了。
我们磕头的当儿，他围着祠堂转了一遭。然后说，这里不好玩儿，咱们去储蓄所找我爹吧。
储蓄所在乡政府旁边，离祠堂还有一段路。
去储蓄所的路上，胖头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玻璃糖，分给我们每人一块儿。我们剥开，含在嘴里，酸酸甜甜的，让人流口水。
胖头问我们，甜不甜？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甜！
到了储蓄所，却发现门锁着。胖头想了想，到窗户旁边，轻轻一推，窗户开了。他爬上窗台，跳进屋里。又招呼我们进去。我跳进去，喜力也跳进去。山毛不想进。胖头说，不进也行，帮我们看着点人。
里头空荡荡的，不过一个立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副算盘、一个脸盆架。
胖头说，他爹就在这核账，他常来这里玩儿，这里的伯伯们对他都很好。
他拉拉抽屉，锁着，又拽拽下头的橱子，也锁着。
最后，他来到立柜前。立柜没锁，打开，里头有个簸箩，簸箩里放着几张吃剩的馅饼。
胖头拿了馅饼，分给我们，每人一个。又把剩下的一个装进口袋，说，留给外头的山毛吃。
很快，我把馅饼吃完了。我已记不清具体的味道，只觉得很香，又觉得馅饼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和胖头互相揽着肩膀，有说有笑，像好朋友一样。
当天晚上，储蓄所的人找到我家，来说钻屋子的事儿。
那人说，有人看见了，我们从窗户里跳进去。
父亲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怕极了，哆哆嗦嗦，一句话也不敢说。问我偷没偷东西，我也不敢说。
那人要求，到胖头家当面对质，把事儿说清。
到了胖头家，发现喜力也在，山毛也在。当然，他们的旁边跟着各自的家长。
胖头正在挨揍，这一回，仍是锥子扎手背。
胖头跪在地上，把手摊出来，手上已经鲜血淋漓。
胖头跪在那里，一声不吭。
喜力悄悄说，他告诉储蓄所的人，他吃了馅饼，不过，他说，那馅饼是胖头偷了，给他吃的。
山毛呢，他说他压根就没进屋子，更没吃什么馅饼。胖头带给他的馅饼，被他扔在麦地里了。
我对父亲说，是胖头偷了馅饼，给我们吃的。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一辆警车驶进董村。我们都跑去看热闹，人们说，是来逮胖头的。穿过人群，果然看见胖头，他的手上戴着手铐，两名警察从身后押着他。
他是因为打架被抓的，他把小刘打了，用缠在腰里的链子锁，砸中了小刘的脑袋。哦，小刘在储蓄所上班，几天前的晚上，他找到胖头家，调查储蓄所失窃的事儿。
经过我身边时，胖头看了我一眼。他还冲我笑了笑，咕哝着问我，馅饼好吃吗？
卖艺
董村人把耍猴儿的、练把式的、玩狮帽的、唱大鼓书的统称“卖艺的”。练把式的常来，耍猴儿的常来，玩狮帽的也常来，唯独唱大鼓书的不常来。对董村人来说，听书是件难得的事。
那个黄昏，喊大喇叭的冯老秃忽然放出口风：“唱大鼓的要来了！”
冯老秃大名冯茂才。秃子是他的外号，其实也不算外号，而是……怎么说呢，他真的是秃子，而且他的秃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的家族里得了秃头顶的病，他父亲秃，大伯秃，二伯秃，轮到他，也秃，他的二儿子冯文学也秃。因为他这个缺陷，人们自然而然叫他秃子。别人叫他时，他也答应着。时间久了，三里五乡的都知道董村有个冯老秃，反倒忘了他的本名“冯茂才”了。 那时候，冯老秃在大队部当保卫，负责看管存放在大队部里那些公家的东西。也没什么好看管的，不过是一个大喇叭、几台坏了的电机、一箱从旧机器上拆下来的螺丝和螺母，此外，还有一面鼓、一面锣、几副咣咣镲子、几面油腻不堪的红旗。
冯老秃虽然其貌不扬，却是董村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当保卫，村里有个大事小情，都是他先摸着影。喊大喇叭的也是他，大到村里开会、民主选举，小到鸡鸭跑了、钥匙丢了，都要找冯老秃到喇叭上喊一喊。
通常是一早一晚，董村人吃饭的当。喇叭打开，噗噗吹两口气，然后是冯老秃的声音：
“社员同志们注意啦，社员同志们注意啦……”
人们自然会停下來，吃饭的放下手中的筷子，坐在灶膛前烧火的也停下来，喂牲口的从牲口栏走到院子里，端着筛子，侧着头听。
听清了，也就那么回事，便各自忙着各自的活计，烧火的烧火，吃饭的吃饭，喂牲口的，继续端着筛子去到牲口栏里。
我们都不知道“社员”是什么意思，“同志们”倒让人觉得新鲜，像号召冲锋打仗，听起来振奋人心。可惜的是，不知什么时候起，冯老秃喊喇叭时，把“社员同志们”去掉了，直接喊：“注意啦，注意啦……”
就觉得有气无力了，不如以前好玩儿。
除了喊大喇叭，冯老秃还担当我们董村的主财，家家户户，红白喜事，都离不了他。尤其是白事儿，买白布，请吹鼓班，请玩狮帽的，置办酒菜，买寿材，他都帮着张罗。
那些年，外头来的卖艺的，总要先找到大队部。冯老秃的话，大半是可信的。他说唱大鼓书的要来，那唱大鼓书的自然是要来了。
于是，就天天盼着。
见到冯老秃就问：“秃子，到哪儿啦？”
答道：“到乌马营了！”
过两天又问：“这会儿到哪儿啦？”
“到刘夫青了！”
“到门堂村了……”
离董村越来越近，心也跟着躁动起来。终于有一天，说“已经到董村啦”！
忙跑到大队部，踮着脚，从窗户外往里看。却被告知，时候还早，唱书的正在喝茶饮嗓子，想听书要等到擦黑。
于是，一整天，心里慌慌的，不踏实。做事毛手毛脚，心不在焉，丢了魂儿一样。身上像爬满了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掰着指头，盼着天黑。
黄昏时分，大队门口的广场挤满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吃饱饭没事儿，早早就来了。男人们围在一起，抱着肩膀，抽着烟，说着什么。说着什么呢，谁知道呢。大抵是之前听书的经历吧，哪年哪月，董村来了唱坠子的唱山东快书的唱快板的，唱得好不好听，模样俊不俊，又有哪些有意思的人，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也有些不着调的青年，讲些乱七八糟的段子，有荤有素，说得含含混混，笑得也隐晦。
女人们搬着凳子，一边等，一边照看孩子，抱着的，揽着的，领着的。斥责声、吵闹声、打骂声混在一起。
唱书人终于出场了。一男，一女，男的是掌班，约摸五十上下，下巴上留着撮小胡子，见了大伙儿便拱手作揖，说辛苦辛苦。冯老秃挑着拇指称赞卖艺的懂规矩，俗话说，见面道辛苦，千里走江湖。女的呢，不过十七八岁吧，瘦瘦小小的，眼睛水汪汪的，闪着光。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听冯老秃叫她“小惠”。我们便跟着他叫“小惠”。
掌班管拉弦，小惠管敲鼓，也管唱。
唱的什么呢？我们也记不清了，也不管不顾了，只围在圈里面，占了好位置，好像占了好位置，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占了位置，也不能万事大吉。有没占到好位置的，就来抢，互相拥挤着，推搡着，嘻嘻哈哈的，自然听不清那唱书的究竟唱的什么。
只记得小惠很好看，化着妆，脸很白，嘴唇是鲜艳的红色，身上穿着“老辈子的衣裳”。老辈子的衣裳，不是军装，不是中山装，不是列宁装，而是戏服。小惠穿老辈子的衣裳，很好看。她的嗓子也好，周围的人们都屏息听着。唱到好处，也跟着鼓掌，叫好。
冯老秃坐在小惠旁边，不让孩子们靠近，有打闹到人前的，他就大声叱喝着，让他们走开。在小惠旁边，他像一尊护法，威风凛凛的，我们小孩子都怕他。
那天唱完，点心坊的朱掌柜把掌班和小惠接到家里住。朱掌柜做点心生意，家底殷实。唯一不足的是，他没有兄弟，在董村单门独户，便跟掌班结为异姓兄弟，自然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给了钱，又给了粮。
那时，朱掌柜的媳妇在附近的镇上教书，每半月回来一次。
第二天，我们看到小惠时，发觉她跟之前不大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却也说不清。总归是不大一样的，那眼色，那神情，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语气。哦，她还穿了件青花图案的旗袍。人们都说，那旗袍是朱掌柜送的。
人们还说，卖艺的，不容易。
晚上，再唱书时，冯老秃照旧坐在小惠旁边，却显得落寞，他不再叱喝我们，也不再威风凛凛，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尊泥塑。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照例如此。
唱到七天吧，小惠终于跟着掌班走了。唱书的走后，董村人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几天后的傍晚，冯老秃跟朱掌柜在大队门口大吵了一架，从此结下仇，老死不相往来。
抓阄
大清早，冯老秃在喇叭上喊：“注意啦，注意啦……”
我还在睡觉，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总让人犯困。
父亲一早到大队部去了。母亲听到喇叭的广播，赶紧进屋说：“快起来，抓阄去啦！”
抓阄是新鲜事，我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下炕，麻利得很。
大队部门口围了许多人。屋里挤不下，便在广场上支了张桌子。村支书葛贵生坐在桌子后头，像戏曲里头断案的县太爷。几个生产队的队长悉数在场，像衙役，跑前跑后地张罗着。
冯老秃也来了精神，大声嚷嚷：“静一下！大伙儿静一下！”
我不安生，在人缝里钻来钻去。竟发现几个伙伴儿，山毛也在，喜力也在，二小也在，便围在一起，兴奋地谈论着抓阄的事儿。杏花也来了，她跟在她娘身后，我们叫她，她没答应，像没听见，又像听见了，故意装作没听见。 冯老秃在现场嚷了半天，清点了人数，发现麻爷没来。便念叨着：“提留欠着，农业税欠着，抓阄也不来，这是要造反吗？”
这话是说给村支书葛贵生听的，冯老秃一边说，一边摆出副忿忿不平的样子。
葛贵生吩咐冯老秃：“再去喊喊。”
冯老秃于是返回屋里，打开喇叭：“注意啦，注意啦……”
麻爷终于来了。“阄”已经做好，队长召集自己队里的社员，宣布规矩，很简单，几张纸片，写上数字，抓到几就是几。提前说好，人歇井不歇，黑白连轴转，挨到白天就是白天，挨到夜里就是夜里。
抓阄开始了。二队的地不按户，按块儿，队长划分的，一共十二块儿，每块儿选一名代表。队长说：“抓到几，当场宣布，老少爷们儿，都指着浇地吃饭，咱谁也不糊弄。”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抓阄的机会。那天，山毛没排上，喜力也没排上。轮到我们这一片，人们推举父亲去抓。
父亲对我说：“你去吧，小孩子运气会好点儿。”
我既紧张，又兴奋。问父亲：“抓几好啊？”
父亲说：“当然是1好。”
手伸进纸箱，摸索半天，换来换去，总不满意。
冯老秃在旁边催促着：“快点儿，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
摸出来，打开看，却是个“7”。大人们有点儿失望，一共12个阄，7意味着排名靠后，头水肯定要晚了。头水浇不上，麦子怕要减产。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7也不错。”
出了点状况，五爷和麻爷，一个抓到了“6”，一个抓到了“9”。问题是，两个数字，看起来一样，只是方向不同而已。于是俩人争执起来，都说自己抓到的是“6”，对方抓到的是“9”。
话越说越多，五爷说麻爷根本不种地，地都荒芜了，长满了蒿草，要个“6”也浪费。麻爷则拿五爷被骗的经历说事，说他人心不足蛇吞象，赔了夫人又折兵。五爷虽没念过书，也清楚这几句话不是什么好话。拍着桌子，要跟麻爷理论。
越吵越凶，于是又把两个阄打开，找人分辨，哪个是“6”，哪个是“9”。嚷嚷了半天，却仍是鸡一嘴，鸭一嘴，各说各的理，分不出个青红皂白来。
最后只得支书出面调停，让他们俩再重新抓一次，嘱咐出阄人，一定用大写“六”和“九”。
这回，麻爷抓了“六”，五爷抓了“九”。麻爷高兴地咧着嘴，五爷则有些懊恼，转身忿忿地离开了。
杏花也来抓阄了。不过，她手气更差，抓了12号，最末尾，拿着纸片闷闷不乐，眼里汪着泪，快要哭出来。杏花娘只得安慰她：“末尾也好，或许要下雨的，下场透雨就好了，省了电费。”
接下去的几天，却一直没下雨，地里干得冒白烟。人等雨，地不等人。麦苗正要拔节，没有水怎么行。浇地成了头等大事。果然是人歇井不歇，一户挨着一户，白天黑夜连轴转。
水井卻总出毛病，不是烧了电机，就是坏了水泵，只得连夜找电工修。父亲愁眉不展，出来进去的，总是叹气。吃饭时说这事，吃完饭也说这事，临睡觉说的还是这事。
2号，3号，4号……当真是煎熬，时间过得真慢啊，像水一样，一滴，一滴，一滴。
麻爷把他的“六”号让给了杏花娘，自己换成了12号。麻爷说，他不种地，也用不着浇地，6号跟12号是一回事。
村里人都说麻爷傻，不种地，吃啥？麻爷说，种地照样没得吃。还说，种地不如读书好。
杏花娘浇了地，麦苗重新泛出绿色。随后，我家也浇了地，父亲的眉头总算舒展开。
我心里总有些不平，为的是没能抓到靠前的号，手气差，险些误了一年的收成。
后来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抓阄前，支书葛贵生指使冯老秃，在“阄”上做了手脚，让自家和几个生产队长排在前头。
五爷得知此事，到大队部闹了一通，嘴里骂骂咧咧的：“这帮混蛋玩意儿，没他妈一个好东西！”
收税
冬天的集市要比平时热闹得多。卖甘蔗的，卖白果子的，卖豆腐饼和豆腐干的，他们在往常是很少见到的。在春秋季节，他们都要下地，忙地里的农活儿，极少出来摆摊儿。
他们一出摊儿，往往就是冬天了。
天冷了，沿街的户家泼出的洗衣水，流到街上，街面便结了冰。孩子们拉着手，在冰上打滑溜，尖叫着，嬉笑着。一不留神摔倒了，仰面朝天的，几个孩子拍着手笑。摔倒的也不在意，拍拍屁股起来，接着滑。
大人们穿上了厚重的棉袄棉裤，将手揣在袖子里，鼻尖却冻得通红，耳朵也通红，快要冻掉了。脚在原地不停地跺着，一边跺，一边说话。
不论是谁，一开口说话，嘴边总是呵出许多白气。冬天里，人人都成了喷云吐雾的怪物。
卖冰糖葫芦的老郑，戴了狗皮帽子，帽扇撂下来护住耳朵，两根细绳系住下巴，围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窄小的狐狸般的脸。草把子上插满糖葫芦，在阳光下恣意乱颤，像戏曲里头皇后头顶的凤冠。
老郑也不到别处去，只把车子支在十字街。见有大人领着孩子从旁边过，就大声叫卖：糖葫芦哎，糖葫芦哎！
孩子拽住大人的衣裳，不肯走。大人果然就停下来，走到老郑的摊儿前说，老郑，来串糖葫芦。
老郑就答应着，挑了那糖多果儿大的，用钳子夹了，递给那人。
买主拿了糖葫芦，转身给了孩子。那孩子便伸出舌头，在金黄的糖片上舔一下，把那甜味连同口水一并咽进肚子里，咂摸着嘴，憨憨地笑了。
人们说，老郑你可真会做买卖，见着孩子就扯开喇叭嗓子吆喝。
老郑说，老少爷们儿捧场，可怜我这老头子，赏口饭吃，这是行善积德呢。
遇到日子艰难的，就便宜着卖，三毛的卖两毛，两毛的卖一毛五，说挣钱不挣钱的，让孩子们解解馋就行。
众人便挑起大拇指，说，老郑真是个厚道人。
逢着集日那天，父亲也显得格外忙碌。一大早，他就把西屋里的物件搬出来，板凳啊，切菜板啊，钯母子啊，他把那些家什统统摆在院子里，摆弄来，摆弄去。我们家的清晨就热闹起来。 吃过早饭，父亲用推车推了那些家什到集市上卖。他在西街口占了个位置，挨着老王的修车铺和九伯伯的剃头铺。父亲不是个合格的买卖人，他把那些家什摆开后，就跟旁边的人聊天去了。他们抱着肩膀，说些他们自己才懂得的事。
我是不大乐意往前凑的，赶集时不爱往西街去。
我不会做买卖，也不乐意学做买卖。在集市上见到父亲，心里紧张得厉害，故意往人多的地方走，避开父亲的目光。
父亲有时把我留下守摊儿，他去赶集买种子化肥之类的。临走前，告诉我板凳卖多少钱，切菜板卖多少钱，钯母子卖多少钱。然后，他自顾去赶集了。我却紧张得要命，手揣在口袋里，不敢抬头，盼着别有人来询价，盼着父亲早点儿回来。
也是那个冬天，我们村的二来开始到集市上敛钱。
二来穿了制服，戴了大檐帽，胳膊底下夹着账本。来到别人的摊儿前，二话不说，从账本上撕下一张，说，交税。
大多是两毛的，也有三毛的，五毛的。卖杂货的，卖布的属于大买卖，还要贵些，一块。
卖年画的要一块五。
都是小本生意，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自然是不愿意给，于是便在集市上吵起来，打起来。
二来是不怕打架的，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打架进过派出所。董村人都知道他是个“玩儿闹”，不惹他。
外村人不明就里，也有跟他理论的，问他：“收的什么税？”
二来说：“做买卖的税！”
那人问：“谁让收的？”
他说：“政府让收的。”
再多问，就急眼了，骂骂咧咧的，催促着，掏钱掏钱，别废话。那人不给，他便伸手去抢秤盘子，抢不过来，索性抓一把韭菜或是茴香之类的，装进随身带的袋子里，走了。照样骂骂咧咧的，说人家不识抬举，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人吃了亏，嘴上却不依不饶，就回嘴，骂他缺阴丧德，骂他不得好死。
他却再也不理这茬，径直去下个摊位敛钱了。
二来大抵是这样的人，有钱的就要钱，要不来钱的，便顺手拿人家东西：菜要拿，花生大豆要拿，盘子碟子碗也要拿，对联年画也要拿两套卷起来，夹在胳膊下头。
人们见到卖糖葫芦的老郑，就跟他告状，说二来太不像话，做的都是娘们儿孩子的事儿，拿不到台面上来。
老郑见到二来就训他，拽住他不让走，非要说出个道道儿来。爷俩在集上吵吵起来，周围围了不少人。老郑拿了一把钱，给了二来，说：“收税，先收我的！”
二来果然就拿了钱，装进口袋里。
老郑扯着嗓子，冲周围喊：“老少爷们儿，你们给做个见证，从今儿个起，我再不是二来的爹，二来他是我爹！”
说完就跪在地上，给二来磕头。众人拉着，好说歹说，劝回家去。
那次赶集回来，父亲有些闷闷不乐。母亲问了半天，他才说起，是二来要跟他收税。二来说，不交税可以，但是要送个板凳给他。
那个下午，父亲和母亲为此发生了争执。父亲的意思是，送个板凳给二来，图个安省。母亲却舍不得，说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争执的结果是父亲占了上风。那个傍晚，他拎了个新板凳走出家门。我是看着父亲走出门的，父亲出门前，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过身，拍拍我的肩膀，什么话都没说。
接连几天，父亲和母亲一直处于冷战的状态，他们谁都不理谁，谁都不跟谁说话。母亲好像病了，她躺在炕上，闭着眼，昏昏沉沉的。父亲则显得忧心忡忡，出来进去，我听到的只有他的叹气声，唉！
唉！
唉！
唉！
大概过了三天吧，三天后的清晨，老郑忽然来到我家。老郑来到我家，这是稀罕事。他平时可没来过我家。他拿了十块钱交给父亲，说是替二来给的板凳钱。
父亲推辞不收，说一码归一码，二来不懂事，不能让你担着。
老郑说，郑家缺了大德，出了这么个混账东西。他这是造孽，能偿的，我尽量替他偿。等我这把骨头偿不了了，还不动了，还得请董村的老少爷们儿多担待……
事情到此为止，基本告一段落。后来，老郑不再去赶集卖糖葫芦，他换了个营生，到处收废品。人们见了他，不叫他卖糖葫芦的老郑，而叫他收破烂的老郑了。
二来死于第二年的夏天，他是掉进白塘淹死的。有人在岸边发现了他的尸体，因为天气炎热，尸体已经腐败，早已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
丧事办得很简陋，整个葬礼上，老郑极少露面。只委托冯老秃，说什么事儿都听他的，都由他做主。
埋了二来的当天，人们都散尽了，天黑下来，老郑独自跑到坟上，大哭了一场。
顶替
过了冬至，一天比一天冷。
白塘的冰差不多冻到一拃厚了。有人打白塘边路过，随手捡起块砖头用力扔到冰面上，只留下碗口大的印记，砖头却弹起老高，滑溜到远处去了。嘴里便不住地咂舌，感叹着这冰有多厚，天有多冷。等到第二天，那砖头也冻住了，冰面长出个红色的大疙瘩。
白塘成了我們的乐园。那些日子，我和喜力、山毛、文亮常结伴到冰上抽尜尜，打滑溜。冰面上有许多人，几个年纪稍大的，跟我们不熟，只记得有个叫柱子的，其余都叫不上名字，因此并不来往。
我们在这边玩儿，他们在白塘的另一头，大声叫嚷着，风头盖过我们。
山毛说：“他们在逗傻李八呢。”
我们朝那边望去，果然见几个人把李八围在中间。
山毛说：“走啊，看傻李八去。”
我们便走到那边去。
李八正蹲在地上，用一把刷子在头发上来回刷。
山毛悄悄对我说：“李八又往头上抹油了。李八最爱往头上抹油，黄油、墨汁、猪油、香油，什么都抹。”
我仔细留意他的头发，果然是黑亮的，整整齐齐地向后抿着，太阳一照，发出金色的光。
我头一回听说有人往头上抹这些东西，心里有些恶怵，又觉得新鲜。 柱子带头嚷嚷着：“八爷，给大伙儿打套拳！”
李八便在冰面上撂开场子，打起拳来，一边打，一边念叨着口诀：“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脚如钻……”
冰面滑，站不住脚，打着打着就摔了。
柱子说：“八爷，功夫不到家啊，脚底下也抹油了？”
李八不服气，站起来，顾不得身上疼，接着打拳。
一套拳打下来，跟头趔趄的，摔三四回的也有，摔七八回的也有。
他们又起哄，说：“八爷，来个老太太钻被窝。”
李八就把双手扶在冰面上，学着老太太的模样，猛地向前滑去。
他们就开心地笑起来，有的抖着肩膀，有的捂着肚子，有的笑得站不稳当，干脆蹲在冰面上，嘴巴仍大大地张开着。
李八也跟着笑，一边笑，一边往掌心吐口唾沫，胡乱抹在头发上。
李八是南街人，原名叫李书贤。他原先并不傻，不但不傻，还是我们董村出了名的好学生。董村中学的老师们都说，李书贤考中专是手拿把掐的事儿。那时候考中专是多少人的梦想啊，一旦考上中专，国家包分配，毕业了直接是非农业户口，吃公家饭的。
别人考中专比登天还难，李书贤考中专却是手拿把掐，简单得就像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
老师说，多少年啦，没遇到过像李书贤这么聪明的学生，看看人家，脑子里装的都是知识，再看看其他学生，脑子里一团浆糊。老师还说，要是李书贤考不上，董村中学谁都甭想考上。
结果，中考那年，李书贤不出意外地考上了南方一所水利中专，结果呢，时间一天天过去，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到。到后来才知道，他被人给顶替了。考学的是他，上学的却成了另一个人。他找到学校，学校说是县里的问题。找到县里，又说是提档案时出了差错，让他再考一年试试。
李书贤没办法，只得扛了板凳去复读。心里却始终解不开这个疙瘩，一来二去，脑子出了毛病，傻了。
傻了的李书贤举止也变得反常。
数学老师讲勾股定理的证明方法、椭圆方程式，他从书包里掏出个猪尿脬，吹起来在桌上玩儿。
语文老师讲《永不忘记》，说“王翔要去上大学了。他考试的总成绩是477分，被科技大学选去了”。
他握起拳头，捶打着课桌，大声嚷嚷：“这帮狗日的！”
后来索性在课堂上放了一把火，把自己的课本、练习册、作业本、字典全烧了。
他没了书本，便不再去学校上学，每天只在家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头发长了，也不去剪，越来越长，长成了鸟窝。于是便往头发上抹油，一开始是卫生油，后来猪油、黄油、墨汁都往上抹。
学校没办法，只好让他退学。家里带他去医院看过，也到佛堂让九奶奶看过，都无济于事，家里也就不再管他，任凭他四处晃荡着。
李八的状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跟人简单交流，只是听不得别人跟他提考学的事，一提脑子就受刺激，乱发脾气，骂人，也打人。
进了腊月，我们开始准备期终考试，作业渐渐多起来，放了学要默写生字、背诵课文，还要写算数、做应用题、解方程式。
我很少再去白塘抽尜尜。
山毛倒是常去，他贪玩儿，作业也不写，课文也不背，只要一放学就跑到白塘去。他跟柱子他们混熟了，也跟着一块儿逗李八。回来后，他会把关于李八的消息告诉我。
“李八又往头发上抹东西了，这回是蓝黑的钢笔水，谁知道他从哪儿找到这东西，他把钢笔水抹在头发上，怎么能抹得匀呢，这个傻瓜，弄的脸上也是，脖子上也是，像唱戏的三花脸儿。”
“李八不给我们打拳了，他开始给我们上课，讲圆周率、平行四边形、梯形和扇形，也讲天上的星星，金星、木星、火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還有太阳系和银河系。这个傻子懂得可真不少，啧啧。不过，我们都懒得听，谁有工夫听他讲那些狗屁玩意儿。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柱子让他去学校偷东西，偷期终考试的卷子。这个傻瓜竟然真去了，他撬开了校长的办公室，不过，他并没有找到试卷，他只给柱子拿回来几盒粉笔。”
“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听柱子的话吗？因为柱子答应傻李八，只要他听话，就帮他找回他的录取通知书。”
“柱子当然是骗他的，他哪有这本事。可是，傻李八却当真了。天天像个尾巴一样，跟在柱子屁股后头。看来李八也不傻，他还盼着能去上中专呢！”
后来，山毛也不去白塘了，他跟李八在白塘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是，山毛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李八。他对李八说，柱子是哄他玩儿的，他不可能再去上中专了。
他们俩当场就在冰上厮打起来。结果山毛的手掌骨折了，南医生给他打了石膏。他见到我，举着白色的大手问我，你看我这手掌，像不像狗熊？
李八摔得更重，好像摔到了后脑，直接摔蒙了，在冰上躺了半天，直到天黑才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了。
接下去的日子，我们开始忙起来，忙期终考试，忙寒假作业，也忙着领下学期的新书。村里人也都忙着扫房、蒸馒头、置办年货，准备过年。
关于李八的消息越来越少，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的状况怎样。
因为忙，我们再也不去白塘了。白塘的冰依然很厚，冰面上的砖头瓦块越来越多，岸边的柳树枝子横七竖八的，我们便更不愿靠近了。只有那么一回，我从白塘路过，无意间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他在冰上坐着，弯着身子，把头埋在双腿间，一动不动。
时间是清晨，白塘上雾气昭昭的，那个背影看起来遥远而模糊。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