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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记者到长治采访了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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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的客厅陈设朴素，墙上悬着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书法横幅，桌上摆着毛主席的铜像。一张他和著名劳模申纪兰的合影，悬在正对沙发、很显眼的位置。
吕日周率性坦诚，不时杂以诙谐的表达，吸引着我们的谈兴。我们围绕建设政治文明中的“一把手”话题进行了探讨。
一把手要过三关
记者：长治经验使我们感受到，一个地方，只要“一把手”真抓实干，会产生多大力量!但为什么有的地方官员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吕：我认为，首先要看上级的要求。如果上面要求“真抓实干”，下面真抓实干的“一把手”也会多起来。
这种要求，不能仅是理论上的含糊要求，得给出具体的指标!达到了，就要真正地表扬、重用，给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达不到，换能者上。我想，有了这种导向，真抓实干的“一把手”就会越来越多。
我曾杜撰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私；人之初，性本懒。”所以，对于党员干部，就要提更高的要求，让他过关。如果他达不到要求，不能过关，就不能当干部。
记者：在长治，你是“一把手”，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党组织。那么，你又是怎样来规范下面比你小一些的“一把手”们呢?
吕：现在，我们长治市对党员干部的普遍要求，是与时俱进、忠实实践“三个代表”。而落实到具体要求，则是对全体党员干部，尤其“一把手”，设立“三关”。
第一关，是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关。特别是“一把手”，必须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任何人当“一把手”，都能把上级的精神传达下来。但“一把手”不能光当“传达员”，他必须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一天到晚“天下太平”。
第二关，追究责任关。对不做事情的人，要让他承担责任。领导干部这个岗位，主要是责任，其次才是待遇、福利。我们不能把“干部”这个岗位理解成是福利待遇，而丢掉了责任。
在长治，我们把当官的责任明晰化了。具体说，市委规定：领导干部出问题，无论大小，都要追究责任。方法有五条：撤职、免职、停职、调动、罚款。我们长治市对干部最少的罚款是10块钱。罚完要公开，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被罚钱了。
第三关，民主测评关。光有前两关不行，因为前两关主要是在领导层进行。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必须由上面的评价和人民的评价相结合。如果我们仅仅“向党的领导人负责”，就会造成“跑官”现象——下级以较低成本得到较大利润，为自己谋到好处，从而败坏整个政坛风气，破坏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反感“跑官”
记者：“跑官”仍是目前政坛屡禁不绝的现象。作为长治的一把手，你也遭遇过“跑官”、“要官”的人吗?
吕：刚来长治时，碰到很多。开始谁敲门我都开，后来不开了。为什么?来“跑官”、送礼的人太多，没法弄。后来我想了个办法，一开门，瞅着像“跑官”的，就问：“上班时间你不上班，怎么到我这里来了?你拿的什么?”他说：“某某领导写的信。”“那只手拿的什么?”他说：“嗨嗨，礼品。”我说：“你看，第一是跑到我这里；第二是带着领导的信；第三是带着礼品，‘跑官’的三个要素你都具备了!”他赶紧说：“不是哪，不是哪!”一会儿就走了。现在，几乎没人再来找我了。” 不过，后来我想，对这些人，也不该给太多难堪——他们这样做，也是某种不良风气熏陶的结果。有时候，还是“逼良为娼”，给逼出来的。
记者：问你一个“个人问题”，你也给上级送过礼吗?”
吕：实话说，我也给上司送过礼，但我的一个底线，就是只送土特产品。有一次，我给一位领导送苦瓜，自己种的。别人知道，哈哈一笑，说我是书呆子，不送金苦瓜，送了真苦瓜!
当然，我也应反省一下自己有时不擅长处理上级、同事关系的脾气。但我确实反感“跑官”——这会带来干部队伍庸俗之风盛行，从而造成官场整体堕落现象。
跑官应变为“跑民”
记者：现在，各地都开始重视对领导干部的“党内民主测评”。你认为，这是否有助于解决“跑官”问题?
吕：“党内民主测评”很重要，但我认为，光搞“党内民主测评”还不够，还要大力推行“群众民主测评”，这就是第三关，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一关。要让官员们由“跑官”变为“跑民”，达到对人民负责。这两方面一结合，就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结合在一起了。
有了这“三关”，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一把手”都不可怠慢。当然，我们这里的工作还在向纵深发展。我相信，最多再有一、两年时间，长治的干部都要回到人民中间了，他不去就当不了官。这就是说，种子要种到土壤里!现在是种子装在麻袋里，在半空中吊着呢!它只有空气，没有水分、土壤，所以不能生根发芽。
记者：你们是怎么搞民主测评的?
吕：我上任第一年的年底，就在一次老干部形势通报会上，主动接受在场同志对我进行民主测评，并将投票结果公布在《长治日报》上。
后来，我又要求对市委书记和市长进行群众民主测评，这次由五大监督领导组负责。投票的地方涉及到工厂、农村、机关、出租车司机、医院职工等多个领域，测评结果也公布在报纸上。我们常以此类测评作为调整干部队伍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
记者：我们了解到，长治的改革力度很大，官员被撤换的频率也是“史无前例”，但不少人提醒说，做事太认真，可能会受排斥，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吕：官场上的东西我有体会，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不正确的官场原则，今天还在延续。它的主要表现，一是“无秩序，无规则的竞争”。二是“无度量衡的裁判”——有些事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有些条件可以这么摆，也可以那么摆，这样就增加了人为的因素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做事情，得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采取技术性的办法去适应它；二是去改造它，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做的，我的优点是改造性强；我的弱点是适应性差，这样无疑会走上一条比较曲折、磨难的道路。我对此深有体会。除了工作辛苦外，心里也常常是苦的。但我相信，一定会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
记者：听说80年代早期，你在原平县改革搞得很出色，让一个县的产值达到了周围十几个县的总和!但因为你没处理好官场关系，上级曾派下六个工作组，审查了500多个工作日。最后幸好中央工作组下了文件，对你的工作给予肯定，帮你解了围——是这样吗?
吕：在中国，最难当的是模范。当初我在原平县的改革一出名，就有很多人前来参观学习，当时我就非常害怕。我认为山西省的典型都经过这样三步曲：一是自生自长，树立榜样。第二是隐恶扬善，大力宣传。第三步是问题成堆，墙倒众人推。比如大寨、西沟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这三步，我是非常警惕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受点委屈和磨难有好处，它让你更加成熟。如果我一帆风顺，也不会产生这么多思想，也不会产生这个斗志。应当相信，党组织最后都会把问题查个清楚明白。
记者：8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里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据说就是以你为原型的。在小说中，他的改革频频遇到反对和阻挠；并最终以“夭折”收场。你认为长治的改革环境，与当年有何不同?您对长治改革的命运乐观吗?
吕：首先，我要纠正传媒的一个误会。我认为“李向南”这个人物不是以我个人为原型的，它集中了山西乃至全国那一批“三八式下台、八三式上台”的年轻干部的特点。
我跟《新星》一书作者讨论过，李向南好的一面是深入基层，深人群众，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不足的是，他触动机制、触动体制的活动少。光当清官，解决不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所以注定了他的改革是以悲剧收场。包括现在的电视剧，光从“反腐”方面来塑造党员干部形象，我觉得也是不够全面的。“反腐”只是党员干部工作的一个方面，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因为，一个地区的“穷病”和“懒病”主要就是由“体制病”和“机制病”造成的。
另外，还得声明，我在原平县的处境，不同于李向南在古陵县的处境。我在原平县虽然受过一些挫折，但最后还是胜利者(笑)。我相信，我们在长治的一些举措，有着来自上级和群众们的支持、认可，也会结成“善果”。
记者：在你心目中，优秀的党员干部应具备怎样的精神风貌?
吕：三句话：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我认为，党员干部只有做到这“三敢”，人民的事业才会有希望，共产党才会长久执政下去。
当“韧性”遇着“弹性”
记者：我们非常佩月艮你的“韧性”!由于你的存在，长治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但我们也担心，另一种“弹性”的存在，一些干部在你推动下，常住农家，跑基层，搞调研。但你一离开长治，压力一轻，他们就可能回到原来老路上去。
吕：也许会有些反弹，但不会回到老路上去的。我相信，长治的变化就是人心的变化，是体制、机制、作风的变化，这是最根本的。长治改革的方向是不会变的。另外，我也相信现在班子里的同志和我的心是通的，他们会把长治的改革往前推进。
记者：对于中国来说，“人治”，即使是“好的人治”，都注定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最关键是“法治”的实现，您是否也是这样看?
吕：是的，领导的带动、带头作用非常重要，但长远来看，并不可靠。对此我有亲身感受。我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每次下雪都是第一个起来带头扫雪，还一家挨一家叫干部们起来扫雪。我当了六年县委书记，每次下雪，我们县的街上都是干干净净的。
1989年1月5日，我离开原平时，正好下了一场大雪。当地人说：“吕日周走了，没人叫我们扫雪去了。”于是这天没有人上街扫雪。那天全县跌断胳膊、跌断腿的有18人，连副市长骑车上班也跌断了胳膊。这件事很教育我，我觉得“领导带头”是暂时的，从长期来讲是靠不住的。
1993年，我去了美国水牛城，正好也碰到一场大雪。我去看一位朋友。他原来有点自私，但我看见他在门前扫雪，很诧异。问他：“你原来在中国不早起，也没见你扫雪，怎么来了美国扫起雪来了?”他说：“美国法律规定下雪这天必须扫三次雪，不扫就要罚款；如果有行人在你家门口跌倒，你还得赔款，所以我要早起扫雪。”
这就是带头和法治的区别，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所以我在长治，很重视把实践证明成功的做法、思路，用各种规章条例的方式固定下来。
小问题大效应
记者：在长治，有人说你不该管的事情也管了，比如几个少年小偷，偷了几部单车，你就把他们叫到常委会议室做思想工作；在下乡的路上抓盗伐树木的、检查学校厕所……这些都不像“一把手”的行事方式，你自己怎么看?
吕：我常听到这种说法，我觉得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从细微处着手。大道理未必能解决小问题，但小问题能牵出大道理。举个例子，一次下乡开大会，谈“政府创造环境”问题，一个乡党委书记照本宣科，下面许多老百姓都睡着了。后来，我去开会，第一句就问：“你们最大的问题是啥?”他们说：“找不到老婆!”我说：“好!、现在我们就研究，怎样让你们找上老婆!”他们哗地都坐起来了，个个双目发光，没一个瞌睡的。你要解决实际问题，就得从实处、细处着眼，不能光说大而空的口号。
我们掌握了“三个代表”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妨知其意而忘其言，下去实践，那么你所做的就统统符合“三个代表”。比如上面让你联系群众，你得想出具体办法来联系群众：给老百姓倒水是不是联系群众?上老百姓家里吃饭是不是联系群众?去公共澡堂洗澡是不是联系群众?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这“联系群众”联在何处?你只联系在口头上，没有联系到血肉里。
督促媒体是要让它“自立”
记者：吕书记，“一把手”对媒体的影响力彳艮大，以至于“有什么样的‘一把手’，就有什么样的媒体。”您怎样评价这一现象?
吕：我们要求干部要“三带”：带头、带领、带动。“一把手”要起带头作用，你做的事情就要让人民知道；如果大家都不知道，你怎么带头?
问题关键不在于你在媒体上露面的多与少，而在于你做的事情是不是老百姓喜欢的?如果老百姓喜欢你做的事，就不会骂你“二蛋”；如果你每天亮相，说言不由衷的话，老百姓当然非骂你不可!
“一把手”应该不应该宣传?应该宣传!但宣传的内容应是“三个代表”。我要求其他负责同志也经常上媒体，他们上得越多，我越高兴。如果群众从媒体上看不到干部们实践“三个代表”的行动，这个市就肯定没有生机。
记者：报纸监督干部，那么谁来监督报纸，使它真实、平衡地报道现实问题?
吕：报纸搞舆论监督，社会压力也很大，没有“一把手”给它撑腰，它也做不到。所以我首先要支持媒体搞监督。
谁监督媒体?首先一条是：它监督谁，谁自然就反过来监督它。人家不会让你想说啥就说啥。如果你的监督不合理，失实，人家也要到有关方面告状、反映。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媒体“没人监督”。
记者：今后，您希望长治的新闻媒体更熟练地更独立地开展舆论监督吗?
吕：这里有个过程，我们现在领导它、督促它，目的就是让它自立起来，依照一定的程序，自己去监督。总有一天会走到这个地步；不是依靠哪一个领导的批示，而是依靠它自己的机制、轨道去开展舆论监督。
传媒推动吕日周……
记者：现在，国内报刊、互联网上关于你的宣传很多．你已经当选了多家媒体的“年度人物”。你对这些宣传怎样看待?
吕(笑)：我确实有过一些担心，也刻意回避过包括你们在内的一些媒体，主要是怕惹上“刻意宣传自我”之嫌。但我的思想还是有了些变化——我在长治，推动党务和政务的公开，别人叫我“吕公开”，那么，一些真实的个人经历与想法何必讳谈呢。我认为，与其躲躲闪闪，不如敞开心扉。当然，我可能无意中讲错话，但决不会故意说假话。
当然，有人会说，吕日周这种身份不能私下接受传媒采访。他们心目中有“领导模特”的言行和形象标准。有人说，你这种身份不能站在街上接待上访群众，不能骑自行车四处转，不能在小摊上吃饭，不能自己上街买菜……
但我想通了，即使有这么多官场惯例，那也都在应破之列。我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如果坏事怕人知道，好事又不让人宣传，那我们怎么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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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的客厅陈设朴素，墙上悬着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书法横幅，桌上摆着毛主席的铜像。一张他和著名劳模申纪兰的合影，悬在正对沙发、很显眼的位置。
吕日周率性坦诚，不时杂以诙谐的表达，吸引着我们的谈兴。我们围绕建设政治文明中的“一把手”话题进行了探讨。
一把手要过三关
记者：长治经验使我们感受到，一个地方，只要“一把手”真抓实干，会产生多大力量!但为什么有的地方官员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吕：我认为，首先要看上级的要求。如果上面要求“真抓实干”，下面真抓实干的“一把手”也会多起来。
这种要求，不能仅是理论上的含糊要求，得给出具体的指标!达到了，就要真正地表扬、重用，给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达不到，换能者上。我想，有了这种导向，真抓实干的“一把手”就会越来越多。
我曾杜撰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私；人之初，性本懒。”所以，对于党员干部，就要提更高的要求，让他过关。如果他达不到要求，不能过关，就不能当干部。
记者：在长治，你是“一把手”，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党组织。那么，你又是怎样来规范下面比你小一些的“一把手”们呢?
吕：现在，我们长治市对党员干部的普遍要求，是与时俱进、忠实实践“三个代表”。而落实到具体要求，则是对全体党员干部，尤其“一把手”，设立“三关”。
第一关，是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关。特别是“一把手”，必须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任何人当“一把手”，都能把上级的精神传达下来。但“一把手”不能光当“传达员”，他必须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一天到晚“天下太平”。
第二关，追究责任关。对不做事情的人，要让他承担责任。领导干部这个岗位，主要是责任，其次才是待遇、福利。我们不能把“干部”这个岗位理解成是福利待遇，而丢掉了责任。
在长治，我们把当官的责任明晰化了。具体说，市委规定：领导干部出问题，无论大小，都要追究责任。方法有五条：撤职、免职、停职、调动、罚款。我们长治市对干部最少的罚款是10块钱。罚完要公开，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被罚钱了。
第三关，民主测评关。光有前两关不行，因为前两关主要是在领导层进行。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必须由上面的评价和人民的评价相结合。如果我们仅仅“向党的领导人负责”，就会造成“跑官”现象——下级以较低成本得到较大利润，为自己谋到好处，从而败坏整个政坛风气，破坏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反感“跑官”
记者：“跑官”仍是目前政坛屡禁不绝的现象。作为长治的一把手，你也遭遇过“跑官”、“要官”的人吗?
吕：刚来长治时，碰到很多。开始谁敲门我都开，后来不开了。为什么?来“跑官”、送礼的人太多，没法弄。后来我想了个办法，一开门，瞅着像“跑官”的，就问：“上班时间你不上班，怎么到我这里来了?你拿的什么?”他说：“某某领导写的信。”“那只手拿的什么?”他说：“嗨嗨，礼品。”我说：“你看，第一是跑到我这里；第二是带着领导的信；第三是带着礼品，‘跑官’的三个要素你都具备了!”他赶紧说：“不是哪，不是哪!”一会儿就走了。现在，几乎没人再来找我了。” 不过，后来我想，对这些人，也不该给太多难堪——他们这样做，也是某种不良风气熏陶的结果。有时候，还是“逼良为娼”，给逼出来的。
记者：问你一个“个人问题”，你也给上级送过礼吗?”
吕：实话说，我也给上司送过礼，但我的一个底线，就是只送土特产品。有一次，我给一位领导送苦瓜，自己种的。别人知道，哈哈一笑，说我是书呆子，不送金苦瓜，送了真苦瓜!
当然，我也应反省一下自己有时不擅长处理上级、同事关系的脾气。但我确实反感“跑官”——这会带来干部队伍庸俗之风盛行，从而造成官场整体堕落现象。
跑官应变为“跑民”
记者：现在，各地都开始重视对领导干部的“党内民主测评”。你认为，这是否有助于解决“跑官”问题?
吕：“党内民主测评”很重要，但我认为，光搞“党内民主测评”还不够，还要大力推行“群众民主测评”，这就是第三关，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一关。要让官员们由“跑官”变为“跑民”，达到对人民负责。这两方面一结合，就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结合在一起了。
有了这“三关”，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一把手”都不可怠慢。当然，我们这里的工作还在向纵深发展。我相信，最多再有一、两年时间，长治的干部都要回到人民中间了，他不去就当不了官。这就是说，种子要种到土壤里!现在是种子装在麻袋里，在半空中吊着呢!它只有空气，没有水分、土壤，所以不能生根发芽。
记者：你们是怎么搞民主测评的?
吕：我上任第一年的年底，就在一次老干部形势通报会上，主动接受在场同志对我进行民主测评，并将投票结果公布在《长治日报》上。
后来，我又要求对市委书记和市长进行群众民主测评，这次由五大监督领导组负责。投票的地方涉及到工厂、农村、机关、出租车司机、医院职工等多个领域，测评结果也公布在报纸上。我们常以此类测评作为调整干部队伍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
记者：我们了解到，长治的改革力度很大，官员被撤换的频率也是“史无前例”，但不少人提醒说，做事太认真，可能会受排斥，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吕：官场上的东西我有体会，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不正确的官场原则，今天还在延续。它的主要表现，一是“无秩序，无规则的竞争”。二是“无度量衡的裁判”——有些事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有些条件可以这么摆，也可以那么摆，这样就增加了人为的因素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做事情，得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采取技术性的办法去适应它；二是去改造它，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做的，我的优点是改造性强；我的弱点是适应性差，这样无疑会走上一条比较曲折、磨难的道路。我对此深有体会。除了工作辛苦外，心里也常常是苦的。但我相信，一定会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
记者：听说80年代早期，你在原平县改革搞得很出色，让一个县的产值达到了周围十几个县的总和!但因为你没处理好官场关系，上级曾派下六个工作组，审查了500多个工作日。最后幸好中央工作组下了文件，对你的工作给予肯定，帮你解了围——是这样吗?
吕：在中国，最难当的是模范。当初我在原平县的改革一出名，就有很多人前来参观学习，当时我就非常害怕。我认为山西省的典型都经过这样三步曲：一是自生自长，树立榜样。第二是隐恶扬善，大力宣传。第三步是问题成堆，墙倒众人推。比如大寨、西沟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这三步，我是非常警惕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受点委屈和磨难有好处，它让你更加成熟。如果我一帆风顺，也不会产生这么多思想，也不会产生这个斗志。应当相信，党组织最后都会把问题查个清楚明白。
记者：8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里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据说就是以你为原型的。在小说中，他的改革频频遇到反对和阻挠；并最终以“夭折”收场。你认为长治的改革环境，与当年有何不同?您对长治改革的命运乐观吗?
吕：首先，我要纠正传媒的一个误会。我认为“李向南”这个人物不是以我个人为原型的，它集中了山西乃至全国那一批“三八式下台、八三式上台”的年轻干部的特点。
我跟《新星》一书作者讨论过，李向南好的一面是深入基层，深人群众，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不足的是，他触动机制、触动体制的活动少。光当清官，解决不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所以注定了他的改革是以悲剧收场。包括现在的电视剧，光从“反腐”方面来塑造党员干部形象，我觉得也是不够全面的。“反腐”只是党员干部工作的一个方面，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因为，一个地区的“穷病”和“懒病”主要就是由“体制病”和“机制病”造成的。
另外，还得声明，我在原平县的处境，不同于李向南在古陵县的处境。我在原平县虽然受过一些挫折，但最后还是胜利者(笑)。我相信，我们在长治的一些举措，有着来自上级和群众们的支持、认可，也会结成“善果”。
记者：在你心目中，优秀的党员干部应具备怎样的精神风貌?
吕：三句话：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我认为，党员干部只有做到这“三敢”，人民的事业才会有希望，共产党才会长久执政下去。
当“韧性”遇着“弹性”
记者：我们非常佩月艮你的“韧性”!由于你的存在，长治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但我们也担心，另一种“弹性”的存在，一些干部在你推动下，常住农家，跑基层，搞调研。但你一离开长治，压力一轻，他们就可能回到原来老路上去。
吕：也许会有些反弹，但不会回到老路上去的。我相信，长治的变化就是人心的变化，是体制、机制、作风的变化，这是最根本的。长治改革的方向是不会变的。另外，我也相信现在班子里的同志和我的心是通的，他们会把长治的改革往前推进。
记者：对于中国来说，“人治”，即使是“好的人治”，都注定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最关键是“法治”的实现，您是否也是这样看?
吕：是的，领导的带动、带头作用非常重要，但长远来看，并不可靠。对此我有亲身感受。我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每次下雪都是第一个起来带头扫雪，还一家挨一家叫干部们起来扫雪。我当了六年县委书记，每次下雪，我们县的街上都是干干净净的。
1989年1月5日，我离开原平时，正好下了一场大雪。当地人说：“吕日周走了，没人叫我们扫雪去了。”于是这天没有人上街扫雪。那天全县跌断胳膊、跌断腿的有18人，连副市长骑车上班也跌断了胳膊。这件事很教育我，我觉得“领导带头”是暂时的，从长期来讲是靠不住的。
1993年，我去了美国水牛城，正好也碰到一场大雪。我去看一位朋友。他原来有点自私，但我看见他在门前扫雪，很诧异。问他：“你原来在中国不早起，也没见你扫雪，怎么来了美国扫起雪来了?”他说：“美国法律规定下雪这天必须扫三次雪，不扫就要罚款；如果有行人在你家门口跌倒，你还得赔款，所以我要早起扫雪。”
这就是带头和法治的区别，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所以我在长治，很重视把实践证明成功的做法、思路，用各种规章条例的方式固定下来。
小问题大效应
记者：在长治，有人说你不该管的事情也管了，比如几个少年小偷，偷了几部单车，你就把他们叫到常委会议室做思想工作；在下乡的路上抓盗伐树木的、检查学校厕所……这些都不像“一把手”的行事方式，你自己怎么看?
吕：我常听到这种说法，我觉得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从细微处着手。大道理未必能解决小问题，但小问题能牵出大道理。举个例子，一次下乡开大会，谈“政府创造环境”问题，一个乡党委书记照本宣科，下面许多老百姓都睡着了。后来，我去开会，第一句就问：“你们最大的问题是啥?”他们说：“找不到老婆!”我说：“好!、现在我们就研究，怎样让你们找上老婆!”他们哗地都坐起来了，个个双目发光，没一个瞌睡的。你要解决实际问题，就得从实处、细处着眼，不能光说大而空的口号。
我们掌握了“三个代表”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妨知其意而忘其言，下去实践，那么你所做的就统统符合“三个代表”。比如上面让你联系群众，你得想出具体办法来联系群众：给老百姓倒水是不是联系群众?上老百姓家里吃饭是不是联系群众?去公共澡堂洗澡是不是联系群众?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这“联系群众”联在何处?你只联系在口头上，没有联系到血肉里。
督促媒体是要让它“自立”
记者：吕书记，“一把手”对媒体的影响力彳艮大，以至于“有什么样的‘一把手’，就有什么样的媒体。”您怎样评价这一现象?
吕：我们要求干部要“三带”：带头、带领、带动。“一把手”要起带头作用，你做的事情就要让人民知道；如果大家都不知道，你怎么带头?
问题关键不在于你在媒体上露面的多与少，而在于你做的事情是不是老百姓喜欢的?如果老百姓喜欢你做的事，就不会骂你“二蛋”；如果你每天亮相，说言不由衷的话，老百姓当然非骂你不可!
“一把手”应该不应该宣传?应该宣传!但宣传的内容应是“三个代表”。我要求其他负责同志也经常上媒体，他们上得越多，我越高兴。如果群众从媒体上看不到干部们实践“三个代表”的行动，这个市就肯定没有生机。
记者：报纸监督干部，那么谁来监督报纸，使它真实、平衡地报道现实问题?
吕：报纸搞舆论监督，社会压力也很大，没有“一把手”给它撑腰，它也做不到。所以我首先要支持媒体搞监督。
谁监督媒体?首先一条是：它监督谁，谁自然就反过来监督它。人家不会让你想说啥就说啥。如果你的监督不合理，失实，人家也要到有关方面告状、反映。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媒体“没人监督”。
记者：今后，您希望长治的新闻媒体更熟练地更独立地开展舆论监督吗?
吕：这里有个过程，我们现在领导它、督促它，目的就是让它自立起来，依照一定的程序，自己去监督。总有一天会走到这个地步；不是依靠哪一个领导的批示，而是依靠它自己的机制、轨道去开展舆论监督。
传媒推动吕日周……
记者：现在，国内报刊、互联网上关于你的宣传很多．你已经当选了多家媒体的“年度人物”。你对这些宣传怎样看待?
吕(笑)：我确实有过一些担心，也刻意回避过包括你们在内的一些媒体，主要是怕惹上“刻意宣传自我”之嫌。但我的思想还是有了些变化——我在长治，推动党务和政务的公开，别人叫我“吕公开”，那么，一些真实的个人经历与想法何必讳谈呢。我认为，与其躲躲闪闪，不如敞开心扉。当然，我可能无意中讲错话，但决不会故意说假话。
当然，有人会说，吕日周这种身份不能私下接受传媒采访。他们心目中有“领导模特”的言行和形象标准。有人说，你这种身份不能站在街上接待上访群众，不能骑自行车四处转，不能在小摊上吃饭，不能自己上街买菜……
但我想通了，即使有这么多官场惯例，那也都在应破之列。我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如果坏事怕人知道，好事又不让人宣传，那我们怎么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