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0年，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曾出现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出现康熙大帝的辽阔版图、雍正王朝的励精图治、乾隆王朝的“十全武功”。可惜，它们不过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展到极致时代结出的最后几枝诱人回想的奇花异葩而已。这种建立在传统封建文化土壤和以人治为本的强国盛世，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过是重温汉武帝之威风、唐太宗之强盛这类历史旧梦而已。
　　
　　“最是仓皇辞庙日”：旧文明与旧中国
　　
　　被誉为有清盛世的康、雍、乾三代，与西方继第一次文艺复兴时代之后以人文主义思潮为精神感召力的思想启蒙、科技发明和工业革命时代，处于同一个历史年代。对于那个时代欧洲的蓬勃发展及其动力，恩格斯指出：“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机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与清朝康熙皇帝处于同一年代的俄国彼得大帝，亲赴西欧，考察文化，效法西方，实行改革，发展工业，建立正规军队。然而，当时被誉为盛世的清代中国，却完全是另一幅与世界隔绝的东方帝国安乐图。中国的思想界、科技界和工业发展静如一泓死水。这处于清代盛世的三代人，都没有意识到、更谈不上推动或完成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社会体制转型这些历史任务。前代生于忧患的有为君主尚如此，遑论后辈出于后宫粉脂队那些子弟?那正是“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待西方炮舰轰毁中国大门、兵临城下之时，便只能像李后主那样叹息了：“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中国人内在的心理蜕变
　　
　　我想再一次地重申，在新时代的新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中，新中国人心理及内在的蜕变：
　　顾虑他人褒贬与观感的倾向渐弱，而尊重自我感受与意见的倾向渐强。
　　优柔、谦虚，及顺从他人的倾向渐弱，而自主、独立及支配他人的需要渐强。
　　权威性的态度(严守习俗、盲目接受权威、相信命运、缺乏想像力、认同权势、易于怀疑与敌视他人)渐弱，而平权性的态度(大致与权威性态度相反)渐强。
　　认为自己的祸福与生活大都为外在因素所控制的想法渐弱，而认为自己的祸福与生活大都为内在因素所控制的想法渐强。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认为“人应主宰自然”的观念渐弱，而认为“人应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渐强。
　　在生活价值方面，重视冥想与内修的程度渐减，而强调成就与活动的程度渐增，为成就而成就的心理需要也渐大。
　　对他人不同于自己的信仰、意见及价值观念越来越能不存情绪化的偏见，而给予容忍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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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毫不怀疑中国会强大
　　
　　罗列上述新中国人的主观变化，可以归纳为，新时代的新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已经突破了“用”的层次，而深深地进入了“体”的层次，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奋斗理想，在新时代的新中国生根发芽，中国智慧业已成为带给人类的理想之光。
　　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良好的“人的土壤”，在新的历史阶段，把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能否转变成“身在曹营心在曹”的忠贞情怀，回归我们中国“大文化”的家园。只要我们向社会的全面进步继续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生我们养我们的斯土花果累累，使人人都能丰收。
　　新时代的新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中国的改革大业和现代化发展，也迈进了新纪元。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全面现代化、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立身于东方之巅、以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为怀的政治家，必然会以远见卓识和非凡气质，领导13亿中国人民走向新的辉煌。中国的当代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没有人能缕叙其间中国在未来发展的全部可能性。我们说新时代的新中国已经完成了一种突破，这种突破是指我们以前若干无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碍现已克服。一个新时代的新中国的行动自由必会展开一长串的可能机缘。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中国的全面进步连在一起的。
　　
　　《临界点上的中国》 孙学明著 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9 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