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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主张个性，但一些当代艺术家选择联合，以艺术小组发声，或抱团取暖，或因某一理念而结合。艺术小组向来又是松散且不固定的。在当今文化传播日益多元化的时代，艺术小组又将何去何从？
自而松散的小团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的现代哲学和先锋派艺术涌入的背景之下，产生了一场前卫美术运动，即“85新潮”。在“85新潮”进行得如火如荼期间，些艺术小组应运而生，如因地域原因而组成的小组“北方艺术群体”;有因共同认同某一个概念或期望遵从某种形式而建立的小组，如“池社”、触觉小组、新刻度小组;亦有本身就是松散、无组织性的小组“大尾象”“厦门达达”等。
艺术小组作为一种非强制的自治组织，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些已经解散，有些转变成为更为紧密的合作形式。正如小组这一种形式，它带着一定的时效性和偶然性。然而，如今我们不断地提以像“大尾象”“阳江小组”“厦门达达”等，已经将其约定俗成成为一种风格或者具有某种特征的艺术团体。因此，他们是以何种方式来主动塑造小组的形象和身份变得尤其重要。
陈侗在《空间的交织——1991—1996年间的“大尾象”》一文中写道：“人们相信组建一个团体是期望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艺术状况，或者说为自己的欲望建立一个平台的最直接和快捷的途径。”我们可以这样说，组建一个团队，首先最基本的、最初的愿望，应该是希望通过组建团队这样的方式来达到资源共享或者功能分配的目的，从而达到效益最大化一如果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显然是不必要组成团队的。组建团体，可以说是对艺术家的观念、个人趣味的一次自觉的选择。不仅这样，完成作品后的风险也分担到各个成员身上，因为那是共同产出的结果。
随后，陈侗又在文中提出：“但是，就像任何制度都存在缺陷一样，一旦群体的人数达到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统筹和协调的程度，那么，群体中势必就会产生‘关键人物’和分化出‘协同性人物’，也就是说，产生权利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在上文中提及的小组当中，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一有些名字成为小组的核心、代表，而有些名字则藏于小组名字背后，只有出现小组名字时，他的名字才会显现。小组的成立或解散除了涉及小组内权利问题以外，还有小组内人员的流动性也会影响小组的成立或解散。“大尾象”内的成员林—林移居美国，“厦门达达”的成员黄永砯移居法国，他们的移居均影响到各自小组的创作状态，后者更加成为“厦门达达”解散的重要因素。
更多元的合作形态
与20世纪相比，今天随着大众媒体、科技、技术、社会关系等各种力量的进化，合作变得更加便捷，但是“小组”形式的艺术组合在国内仍为少数，更加多以个人合作而非重新组建小组的方式来合作。
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没顶公司”显然是一个从由松散组织变成有规律、合作化的公司形式的例子。“没顶”是“madein”的中文谐音，也是一个缺失了主语的动词，那是故意隐没行动者的身份和身影的创作。没顶公司创立以后艺术家徐震就彻底放弃了作为传统个体艺术家的身份，与多人进行集体式创作。
徐震作为个人身份时的作品大多数以戏谑的风格为主，在作品的呈现时多以录像艺术为主，例如为了证实他攀登上珠穆朗玛峰并割掉山顶的1.86米所摄的《8848—1.86》（2005）;呈现的是一个逐渐红肿的背部，拍打的过程只有声音和逐渐变红的背部以外无其他记录的录像作品《彩虹》（1998）;和拍摄背向镜头的移动的观众，直到被一声从后面的喊叫惊吓后才回头的《喊》（1998）。
没顶公司尽管没有放弃这种作品中的幽默风格，但代表个人的徐震和代表“没顶”的徐震是不一样的，没顶所走的是共同创作、把艺术品商品化的道路，这些作品的确是共同创作的结果。但当我们把这个集体创作内的个人等同于这个集体的时候，那么里面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艺术家瑞恩甘德（Ryan Cander）制造了与没顶公司相反的例子：他虚构了“一个由七名艺术家组成的藝术小组，他给予这七个小组成员详细的名字和背景，使他们更加具有真实性。他甚至为这个艺术家小组举办了整个个展，作为他的一件装置作品，命名为“上锁房间中的情景”（2011）。展览中所有的房间都是被锁上的，观众只能从外围的各个缝隙来窥探这个锁起来的作品。整个空间内散布着各种关于这个艺术小组的信息，包括他们的手稿、时间轴、年表等。在这个作品里面，艺术家瑞恩·甘德虛构的艺术家都是他本人，但又不是他本人——因为我们无法从这些虚构的身份中判断哪些是属于艺术家本人的特质，而哪些又是他可以捏造的。
“与对独立个体身份的关注行程对比，当今天的西方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使用身份（identity）这个词时候，通常指涉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身份。一位热哀于身份主题的当代艺术家不仅会问‘作为个体的我到底是谁’，还要问‘作为群体成员的我们是谁’。”正如我们不能从艺术小组所产生的艺术作品谈论谁才是这个艺术作品真正的作者，因为那是集体选择性呈现一每个人都可能影响到这个艺术作品的产生。
联合与否，关键在于人
身份源自互相依存的力量行程的一个网络，这些力量为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规定社会色，但是同时，这些身份又应该是通过社会互动和共同的历史行程的，而不是固定的。
“政治纯形式办公室”艺术家团体由策展人冷林，艺术家刘建华、宋冬、洪浩和萧昱于2005年建立，他们的重新组合更像是一种基于对共同理念之上的组合。从实际的角度来考虑，艺术小组正在从自发的组织悄悄转变成为功能性互补的团体。火遍全球的日本团体实验室Teamlab在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艺术小组，他们的成员由各种创作型人才组成，包括程序员、工程师、CG动画师、建筑师等，他们的作品都是集合性的呈现;日本艺术团体“明和电机”最初由一家电器制造工厂转型而来，他们以机器来表演音乐，蓝色的日本工厂制服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还发明了广为人知的产品“电音蝌蚪”。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由许多的“小系统”组成，每一个都是一个场域。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但有自己的逻辑，而且也遵从整个社会的逻辑和制约影响。而在具体场域的背景结构下，布尔迪厄则使用“惯习”来解释个体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既非唯意志的，也非结构主义的，他认为个体不是简单的结构承受者和被动执行者，其主观能动性也不能超越社会客观结构的制约。
看起来连成一片的液体，在高倍显微镜下看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分子组成的。许多瞬间即逝的艺术团体以往就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联合一一人员的联合，而非艺术理念、艺术作品上的联合，还有不少只是把他们各自的作品放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合作最终导致不少艺术家团体也慢慢销声匿迹。然而，成立团体对年轻艺术家来说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式，新的媒介也为需要更为强劲的联合来满足如今艺术家的需求。至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更加多的集合型艺术，小组出现。
自而松散的小团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的现代哲学和先锋派艺术涌入的背景之下，产生了一场前卫美术运动，即“85新潮”。在“85新潮”进行得如火如荼期间，些艺术小组应运而生，如因地域原因而组成的小组“北方艺术群体”;有因共同认同某一个概念或期望遵从某种形式而建立的小组，如“池社”、触觉小组、新刻度小组;亦有本身就是松散、无组织性的小组“大尾象”“厦门达达”等。
艺术小组作为一种非强制的自治组织，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些已经解散，有些转变成为更为紧密的合作形式。正如小组这一种形式，它带着一定的时效性和偶然性。然而，如今我们不断地提以像“大尾象”“阳江小组”“厦门达达”等，已经将其约定俗成成为一种风格或者具有某种特征的艺术团体。因此，他们是以何种方式来主动塑造小组的形象和身份变得尤其重要。
陈侗在《空间的交织——1991—1996年间的“大尾象”》一文中写道：“人们相信组建一个团体是期望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艺术状况，或者说为自己的欲望建立一个平台的最直接和快捷的途径。”我们可以这样说，组建一个团队，首先最基本的、最初的愿望，应该是希望通过组建团队这样的方式来达到资源共享或者功能分配的目的，从而达到效益最大化一如果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显然是不必要组成团队的。组建团体，可以说是对艺术家的观念、个人趣味的一次自觉的选择。不仅这样，完成作品后的风险也分担到各个成员身上，因为那是共同产出的结果。
随后，陈侗又在文中提出：“但是，就像任何制度都存在缺陷一样，一旦群体的人数达到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统筹和协调的程度，那么，群体中势必就会产生‘关键人物’和分化出‘协同性人物’，也就是说，产生权利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在上文中提及的小组当中，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一有些名字成为小组的核心、代表，而有些名字则藏于小组名字背后，只有出现小组名字时，他的名字才会显现。小组的成立或解散除了涉及小组内权利问题以外，还有小组内人员的流动性也会影响小组的成立或解散。“大尾象”内的成员林—林移居美国，“厦门达达”的成员黄永砯移居法国，他们的移居均影响到各自小组的创作状态，后者更加成为“厦门达达”解散的重要因素。
更多元的合作形态
与20世纪相比，今天随着大众媒体、科技、技术、社会关系等各种力量的进化，合作变得更加便捷，但是“小组”形式的艺术组合在国内仍为少数，更加多以个人合作而非重新组建小组的方式来合作。
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没顶公司”显然是一个从由松散组织变成有规律、合作化的公司形式的例子。“没顶”是“madein”的中文谐音，也是一个缺失了主语的动词，那是故意隐没行动者的身份和身影的创作。没顶公司创立以后艺术家徐震就彻底放弃了作为传统个体艺术家的身份，与多人进行集体式创作。
徐震作为个人身份时的作品大多数以戏谑的风格为主，在作品的呈现时多以录像艺术为主，例如为了证实他攀登上珠穆朗玛峰并割掉山顶的1.86米所摄的《8848—1.86》（2005）;呈现的是一个逐渐红肿的背部，拍打的过程只有声音和逐渐变红的背部以外无其他记录的录像作品《彩虹》（1998）;和拍摄背向镜头的移动的观众，直到被一声从后面的喊叫惊吓后才回头的《喊》（1998）。
没顶公司尽管没有放弃这种作品中的幽默风格，但代表个人的徐震和代表“没顶”的徐震是不一样的，没顶所走的是共同创作、把艺术品商品化的道路，这些作品的确是共同创作的结果。但当我们把这个集体创作内的个人等同于这个集体的时候，那么里面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艺术家瑞恩甘德（Ryan Cander）制造了与没顶公司相反的例子：他虚构了“一个由七名艺术家组成的藝术小组，他给予这七个小组成员详细的名字和背景，使他们更加具有真实性。他甚至为这个艺术家小组举办了整个个展，作为他的一件装置作品，命名为“上锁房间中的情景”（2011）。展览中所有的房间都是被锁上的，观众只能从外围的各个缝隙来窥探这个锁起来的作品。整个空间内散布着各种关于这个艺术小组的信息，包括他们的手稿、时间轴、年表等。在这个作品里面，艺术家瑞恩·甘德虛构的艺术家都是他本人，但又不是他本人——因为我们无法从这些虚构的身份中判断哪些是属于艺术家本人的特质，而哪些又是他可以捏造的。
“与对独立个体身份的关注行程对比，当今天的西方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使用身份（identity）这个词时候，通常指涉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身份。一位热哀于身份主题的当代艺术家不仅会问‘作为个体的我到底是谁’，还要问‘作为群体成员的我们是谁’。”正如我们不能从艺术小组所产生的艺术作品谈论谁才是这个艺术作品真正的作者，因为那是集体选择性呈现一每个人都可能影响到这个艺术作品的产生。
联合与否，关键在于人
身份源自互相依存的力量行程的一个网络，这些力量为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规定社会色，但是同时，这些身份又应该是通过社会互动和共同的历史行程的，而不是固定的。
“政治纯形式办公室”艺术家团体由策展人冷林，艺术家刘建华、宋冬、洪浩和萧昱于2005年建立，他们的重新组合更像是一种基于对共同理念之上的组合。从实际的角度来考虑，艺术小组正在从自发的组织悄悄转变成为功能性互补的团体。火遍全球的日本团体实验室Teamlab在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艺术小组，他们的成员由各种创作型人才组成，包括程序员、工程师、CG动画师、建筑师等，他们的作品都是集合性的呈现;日本艺术团体“明和电机”最初由一家电器制造工厂转型而来，他们以机器来表演音乐，蓝色的日本工厂制服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还发明了广为人知的产品“电音蝌蚪”。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由许多的“小系统”组成，每一个都是一个场域。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但有自己的逻辑，而且也遵从整个社会的逻辑和制约影响。而在具体场域的背景结构下，布尔迪厄则使用“惯习”来解释个体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既非唯意志的，也非结构主义的，他认为个体不是简单的结构承受者和被动执行者，其主观能动性也不能超越社会客观结构的制约。
看起来连成一片的液体，在高倍显微镜下看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分子组成的。许多瞬间即逝的艺术团体以往就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联合一一人员的联合，而非艺术理念、艺术作品上的联合，还有不少只是把他们各自的作品放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合作最终导致不少艺术家团体也慢慢销声匿迹。然而，成立团体对年轻艺术家来说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式，新的媒介也为需要更为强劲的联合来满足如今艺术家的需求。至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更加多的集合型艺术，小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