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学者笔下，身份的认同都与政治相关。格罗塞的《身份认同的困惑》一书中指出，身份概念影响到人类群体构思和组织其未来的方式，即对政治事务的组织。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说：“一种社会定位……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会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他们构成了与此位置相连的角色的规定。”
　　这是因为，在“团体格局”的西方社会的结构中，不同的团体身份意味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而在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中，却并不存在此种状况。在古代，一位优秀的画家，多半也是一位优秀的文人，同时也很可能是一位有政绩的官员，或者有修养的贵族。他们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些角色的扮演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物质报酬和精神享受。
　　作为工笔画家的莫高翔老师，或者作为教师的莫高翔老师，像古代的中国文人一样，也没有陷入这多重身份所造成的迷惑之中。画画的时候，他是优秀的工笔花鸟画家；教学的时候，他是受人尊敬的美术学院教授。这一双重身份的确定，既是社会对他的认可，也是自我主动的定位。无论是处于这两者中的何种角色，他都做得游刃有余。
　　无论是作为画家，还是作为美术教育家，莫老师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湖南的任何一个绘画作品展览上，必定都能看到莫氏门生的作品。现在如此，将来他们仍将长时间地占据着湖南工笔画的半壁江山。这些作品尽管面貌各异，但是内在的精神气质则完全一脉相承。从造型上而言，精研物理，体察入微；从色彩上而言，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求新不求怪，尚意亦尚形，既不流于江湖习气，也不偏于宫廷匠气，自有一种文化品格支撑着画面。
　　莫老师的创作非常缓慢，一幅作品画上一年半载是常事，这源于他对艺术的严谨苛刻。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折枝小品，自选景起稿开始，都要反复推敲，惨淡经营之至。对构图的重视程度和线条的质量高度上，很少有画家能做到如此极致。在他看来，花鸟画中，花瓣偏一点或者枝干粗一点，都无太大影响，但是如果构图不好，线条缺乏美感，这张画就等于失败。他将每一张写生稿都当成主题性创作来对待，厚厚的写生本上的每一幅小稿几乎都无可挑剔。这种对画面精益求精的态度，在莫老师的言传身教之下，也深刻地影响着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
　　中国绘画中，极为重视师承关系。《历代名画记》中说：“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它不仅仅是在强调一种绘画方式或者绘画风格纵向流传的线性关系，而更在于表明了一种绘画群体的力量。一位绘画名家不会单独地存在于世，他一定属于某一个绘画群体中。纵向来看，他处于自己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横向来看，他又处于众多朋友同辈之间。中国美术史上，任何一名大画家都离不开这几层关系的影响。发展到明清时期，这种关系以地域为中心，形成各种不同的绘画流派。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金陵画派，它的群体构成都是以几位杰出的画家为中心，周围环绕着众多的门生弟子，如同众星拱月一般。此时，这些处于中心地位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们彼此相互吸取养分，共同进步。
　　与学生一起画画，这是莫老师越画越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也跟学生交流各种时尚话题。共同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从不以老师自居，而是始终以一种年轻的心态，活在当下。每一幅作品几乎都是与学生一起在工作室完成，既能给学生直观地展现绘画过程，也能从学生的某些跳跃的思维中吸收灵感，与学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将“教学相长”的古训发挥得恰到好处。
　　陶行知先生说：“先生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有进步了。”一般的画家过了五十岁，就会裹足不前，重复以前的风格。但是莫老师一直以一种谦逊的态度为人处世，从不自满，在艺术上不断地探寻出新的境界，越画越好。所以从他的工作室出来的学生，也就显得与众不同。许多学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活跃在湖南乃至全国的画坛，一些优秀的学生则已经特立独出，卓然成家了。
　　莫老师经常说：“我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很多画家都说过类似的话，但是要真的做到却非常不易，因为市场或者评论家很容易绑架一名成名的画家。然而，尽管在生活中平易近人，但是在艺术上莫老师从不受旁人左右，总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画面上经常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他在画面上保持常新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坚持写生，向大自然寻找灵感。因此，在别人创作枯竭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些超越过去的图式和物象从心中源源流出。一些简单平凡的事物，如田间的稻草、屋角的乱石，经过他的手，都能化朽为奇，获得新生。《诗品》中说：“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莫老师的画，始终为自然界中的花鸟草虫写照，以绘画作品实践着司空图的诗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