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以前，强调文化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在城镇、农村和工厂广泛开展“扫盲”运动，各种文化夜校和识字班遍布城乡，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还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叫“文化播种人”。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报纸的功能除了传递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担任新文化的宣传员，当扫除文盲和普及大众文化知识的排头兵。因此，要把报纸办成工农群众“看了明白”、“听了懂得”，就必须把“通俗化”作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在我工作的报社编辑部，就悬挂着一幅大标语：“努力把报纸办成一张粗识字的人看了明白，不识字的人听了懂得的群众报纸。”
　　为了报纸的“通俗化”，编辑部专门组织采编人员学习讨论，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我们找出了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革命老区流传很广的《李有才板话》等作为学习材料，探讨常常挂在嘴上的通俗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并联系实际提出了“抬头看标语，落笔思通俗”的行动口号。
　　那个时候，只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种提法和对比，而且是很明确的“抑前扬后”。除了通俗化、大众化、庸俗化这几个词语以外，没有听到过什么低俗、媚俗的说法，即使偶尔出现一点这类的东西，都被称为下流、低贱，是旧社会的“沉渣泛起”，必须进行批评，遭到社会的唾弃。
　　当时，我们是怎样认识和理解通俗的呢?写在编辑、记者座右铭的铅印卡片上的是：
　　深入浅出是通俗，浅入深出是庸俗；
　　浅入浅出还将就，深入深出要克服。
　　不能说这种认识完全对，但从今天“三贴近”的要求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而且是可行的。
　　对于编辑，还有几条要求印在卡片上：
　　标题要明快，文字要简洁；
　　提倡听得懂，忌讳文夹白；
　　多用群众话语，少点舞文弄墨。
　　对于这几条，我们感触颇多，它促使编辑提高了文字功力，也使报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时的地方党委第一书记曾说过这样的话：没想到，报纸和文工团，因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效果好，影响大，竟成了我们工作的两张“王牌”。
　　办成一张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并拥有一大批通讯员、读报员和订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通俗易懂”无疑是立了大功的。为了通俗，使群众易读易懂，编辑费尽心机，花了许多心血。那时的文盲比例大，“秀才”比较少，稿源十分稀缺，编辑处理稿件不像现在十里挑一、百里挑一，利用率只占百分之几。而是对每篇来稿，都要反复阅读，做到“沙里淘金”，刊用率常常是百分之五十、六十以上。提高来稿刊用率是报纸工作的一项重点要求，也是编辑当“抱鸡婆”，“为人作嫁衣”的具体尺码。那时虽没有奖金，但可以评先进，当模范，受表扬。也是在那个时候，乡上区上选拔文书，县里选拔文秘人员，经常在报纸的通讯员队伍里去物色、选调，报纸成了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渠道，而且这个渠道还相对公平，这是那个年代党报的又一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