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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文论中提到了“见仁见智”的理论命题，重在强调接受主体（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差异问题。这种选择性差异主要体现在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及选择性记忆三个环节上。接受主体自身条件的差异及时代风尚的不同是造成接受主体选择性差异的主要原因，而选择性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传播效果，本文在此力图一一探析。
关键词：见仁见智 接受主体 接受美学 选择性差异 传播效果
与西方所提出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相类似，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提出“见仁见智”说，均表明了接受主体在接受文学作品时的差异性。不同的读者，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背景、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制约，在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选择，选择的差异性会为研究领域注入新鲜血液，但其片面性也会导致“向东而望，不见西墙”的传播效果，这是文学传播及接受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因而，深入探析“见仁见智”中所蕴含的选择性差异及传播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一 “见仁见智”蕴含了选择性差异的问题
“见仁见智”理论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周易·系辞上》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作者在此阐发自己对“道”的看法，即使面对同一“道”，仁义之士与智慧之士也分别从“道”中参悟出“仁”和“智”的内涵，根因就在于其自身的学识修养与思维模式的差异。不同的接受主体在面对同一对象时所作出的选择与判断有所不同，选择与判断的差异导致了认识的差异，而其差异性主要由选择的接触、理解及记忆三个阶段构成。
首先，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总会将其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趋向与自己的观念、审美及需求相契合的内容，同时轻忽或回避那些和己无关、与己相对的内容，即选择性接触。这其实是接受主体对自身的“把关”行为，根据已有的信息系统，对相应的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接受主体在选择与接触时往往会从自身的需求及审美出发。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云：“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不难看出，接受者从庞杂的对象中挑选出符合自身心意者并加以接触实为一种有选择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代表了受众的思想观念及审美取向。
其次，接受主体在接触信息（主动或被动）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是否应对其做出理解，如何理解等，以对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过滤与筛选。选择性理解是受众心理选择过程的核心，是信息的解码过程，也是受众完全主动的行为。相同的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阅读，会读出不一样的深意与内涵。正如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面对每一部文学著作，读者理解的差异就会带来认识的差异，认识的差异性也会导致品鉴结果的差异性。
最后，从人内传播的角度看，所谓选择性记忆，就是受众在先前“接触”和“理解”的信息中选择出最符合自己志趣及需求的部分，并将其在大脑中进行处理并存储的过程。不同于上述的选择性接触及选择性理解，记忆过程往往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受众记住某种信息往往并非是刻意为之，无意识中进行的记忆活动即表明了记忆的内容合乎自身的认知结构与思维定式。
赛弗林与坦卡德在其《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一书中将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及选择性记忆比喻为“环绕每位受众的三道防卫圈”，从最初接触到最终消化，它们之间环环相扣，逐渐强化自己的既定认知，使收受者最终得以选定与己相投的信息，并得出自己的见解，这一理论全面系统的阐释了“见仁见智”理论中所包含的选择性差异问题。
二 “见仁见智”现象出现的原因
“见仁见智”主要体现了接受主体在接受作品时选择的不同及视角的差异，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接受者自身的内因与社会外界等因素构成，本章力图对这些原因作出解释及探析。
1 “既有倾向”导致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的“见仁见智”
既有倾向是指人们在接触某种信息之前的既有态度。接受主体通常受自身条件（如性别、年龄、性格、职业等），以及由教育背景、知识储备、生活经历等所构成的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综合构成了人们在接触信息之际的“既有倾向”，它影响着接受主体对信息的兴趣及看法，也影响着读者对文学文本的鉴赏及批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邃，不同的学者面对同一文本或主题也会得出不同的见解。例如，对《金瓶梅》的鉴评，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具有不菲的文学价值，但由于其语言及情节的敏感性，自问世以来评价毁誉不一。自明末李日华的评说“大抵市之极秽耳”起，《金瓶梅》便一直没有摆脱“淫书”的标签，并一度被严禁阅读及流传。但由于不同学者的视角不同，也有不少对其呈褒誉态度。张竹坡将其誉为“第一奇书”；李辰冬先生甚至将其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媲美。这几种见解都存在其合理性，只是每个学者的学术背景、价值观念及审美倾向不同，得出的见解自然因人而异，其观点也各自成理。
2 接受主体受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历史背景及社会风尚会造就当下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主体所生活的时代及社会环境不同，必然会造成其观念及审美取向的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不仅仅是接受主体的理解，有时更是社会环境及历史的理解，因为接受主体的思想往往是当下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例如，对《离骚》的理解，“现代读者往往被屈原的才情所感，但汉代“独尊儒术”，往往以“经”论文，班固不满屈原“扬才露己”而批评《离骚》“怨”气太盛不合经典；刘勰则处于“文学的自觉時代”，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消解和淡化，对屈原的变“风”之举极为推崇，从而形成了屈骚文学传统。”
由此可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风云变幻、朝代更迭，不同的社会风尚及人们由之培养的“既定倾向”必然导致收受者在接受文学作品时会产生“见仁见智”之现象。 三 “见仁见智”选择性差异的传播效果
作为读者的接受主体，其理念及见解通过反馈会引发相应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由于见解的偏差及狭隘，会引起传播的局限性，甚至造成后继读者的误读；另一方面，每个接受主体可自由地发散思维，增添新的见解，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补充。
1 “见仁见智”会引起传播的局限性，并造成读者的误读
《文心雕龙》有云：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向东而望，不见西墙”也。表明了人们见解的片面性，就像面向东望，看不见西面的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表示不同的读者根据自身情况对同一文学文本所产生的见解各不相同，这些见解均为读者的“私意”，因而大多是不完善的，片面的，其传播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在传统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看来，读者的身份与地位始终是依附性与被动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姚斯和伊瑟尔提出了接受美学的概念，他们认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启示性结构”，其蕴含着很多的未知性及空白区域，作品的意义需要依赖读者的观念和意识来为之具象。因而读者在接受作品时均会根据自身的“私意”即阅读经验、知识结构及审美趣味来填补作品中的空白，作品即带有严重的个人色彩。只有经过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不同程度的主观创造，文学作品的实际审美价值才可产生。由此可知，作品能否被读者理解以及被具有何种审美倾向的读者所理解，显得至关重要，读者所赋予其的审美价值才是作品在传播中的真正价值，因而，不同的审美主体使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及取向。
对文学巨著《红楼梦》核心思想的解读，二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索隐派的“明珠家事说”、“清代政治说”，胡适、周汝昌的“自叙传说”，俞平伯的“色空说”、何其芳的“爱情主题说”以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主题说”等，但这些主题说都只是《红楼梦》全篇中的一隅，无法窥其全貌。追随这些学者的后续研究者所做的成果也只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拓展，“周派”冲不出“自叙传说”的束缚，“何派”跳不出“爱情说”的桎梏，因而选择阅读其作品的读者所接受的观点是片面的，其传播效果是有限的，极易引起后继读者的误读。
2 “见仁见智”可对已有观点进行扩展和补充
1940年，贝雷尔森在《读书为我们带来什么》一文中指出人们对书籍的使用受到性别、年龄、学历等因素的影响，并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读书动机，总结出，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及动机的影响才会使得不同的读者会选择不同的书目進行阅读。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均是基于自身的需求，这种选择具有能动性，因而也贴上了具有自身风格特征的标签。需求不同，选择的对象才会有所差异，才会出现“见仁见智”的效果。同时，读者也是作者，其鉴赏和批评行为就是对文学的生产。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往往会在代代相传的接受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历史意义及价值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肯定与实证，并加以丰富。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皆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接受主体的“需要”不同，其“使用”的立足点也会相异。“仙”李白由于其作品及人生经历的“仙化”，从20世纪至今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研究热。传统的李白研究往往集中于对其生平及作品的研究，如对其出生地、生活经历、作品风格以及宗教对其作品的影响等，但近年来研究角度日益丰富，其视角包含了文艺学、美学、比较文学及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海外学者的加入更是为现有的研究成果锦上添花。例如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他根据自身的教育经历，长期立足于对李白的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使自己的研究体系独到而成熟。他针对李白长期客居异地的状态提出了“客遇意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引入为学术界增加了新鲜血液，拓宽了学术思维，为后世读者及学者都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其研究经历很好的验证了“见仁见智”理论。
由上可知，接受主体总会根据自身情况及需求的差异，以“见仁见智”的眼光来选择、阅读、探析文学作品。虽然由于见解的差异及局限性会造成传播的有限性，但同时也会开辟出新的视角，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出延伸及补充，更有益于研究理论的全面传播。
参考文献：
[1] 刘勰，王志彬注译：《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广陵：《传播学的选择性理论》，《业务研究》，1996年版。
[4] 张利群：《论中国古代“见仁见智”的批评差异性》，《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5]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 李艳丽：《论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的李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范伟，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文学传播学专业在读研究生；李燕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文学传播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见仁见智 接受主体 接受美学 选择性差异 传播效果
与西方所提出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相类似，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提出“见仁见智”说，均表明了接受主体在接受文学作品时的差异性。不同的读者，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背景、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制约，在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选择，选择的差异性会为研究领域注入新鲜血液，但其片面性也会导致“向东而望，不见西墙”的传播效果，这是文学传播及接受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因而，深入探析“见仁见智”中所蕴含的选择性差异及传播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一 “见仁见智”蕴含了选择性差异的问题
“见仁见智”理论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周易·系辞上》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作者在此阐发自己对“道”的看法，即使面对同一“道”，仁义之士与智慧之士也分别从“道”中参悟出“仁”和“智”的内涵，根因就在于其自身的学识修养与思维模式的差异。不同的接受主体在面对同一对象时所作出的选择与判断有所不同，选择与判断的差异导致了认识的差异，而其差异性主要由选择的接触、理解及记忆三个阶段构成。
首先，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总会将其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趋向与自己的观念、审美及需求相契合的内容，同时轻忽或回避那些和己无关、与己相对的内容，即选择性接触。这其实是接受主体对自身的“把关”行为，根据已有的信息系统，对相应的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接受主体在选择与接触时往往会从自身的需求及审美出发。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云：“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不难看出，接受者从庞杂的对象中挑选出符合自身心意者并加以接触实为一种有选择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代表了受众的思想观念及审美取向。
其次，接受主体在接触信息（主动或被动）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是否应对其做出理解，如何理解等，以对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过滤与筛选。选择性理解是受众心理选择过程的核心，是信息的解码过程，也是受众完全主动的行为。相同的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阅读，会读出不一样的深意与内涵。正如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面对每一部文学著作，读者理解的差异就会带来认识的差异，认识的差异性也会导致品鉴结果的差异性。
最后，从人内传播的角度看，所谓选择性记忆，就是受众在先前“接触”和“理解”的信息中选择出最符合自己志趣及需求的部分，并将其在大脑中进行处理并存储的过程。不同于上述的选择性接触及选择性理解，记忆过程往往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受众记住某种信息往往并非是刻意为之，无意识中进行的记忆活动即表明了记忆的内容合乎自身的认知结构与思维定式。
赛弗林与坦卡德在其《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一书中将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及选择性记忆比喻为“环绕每位受众的三道防卫圈”，从最初接触到最终消化，它们之间环环相扣，逐渐强化自己的既定认知，使收受者最终得以选定与己相投的信息，并得出自己的见解，这一理论全面系统的阐释了“见仁见智”理论中所包含的选择性差异问题。
二 “见仁见智”现象出现的原因
“见仁见智”主要体现了接受主体在接受作品时选择的不同及视角的差异，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接受者自身的内因与社会外界等因素构成，本章力图对这些原因作出解释及探析。
1 “既有倾向”导致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的“见仁见智”
既有倾向是指人们在接触某种信息之前的既有态度。接受主体通常受自身条件（如性别、年龄、性格、职业等），以及由教育背景、知识储备、生活经历等所构成的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综合构成了人们在接触信息之际的“既有倾向”，它影响着接受主体对信息的兴趣及看法，也影响着读者对文学文本的鉴赏及批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邃，不同的学者面对同一文本或主题也会得出不同的见解。例如，对《金瓶梅》的鉴评，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具有不菲的文学价值，但由于其语言及情节的敏感性，自问世以来评价毁誉不一。自明末李日华的评说“大抵市之极秽耳”起，《金瓶梅》便一直没有摆脱“淫书”的标签，并一度被严禁阅读及流传。但由于不同学者的视角不同，也有不少对其呈褒誉态度。张竹坡将其誉为“第一奇书”；李辰冬先生甚至将其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媲美。这几种见解都存在其合理性，只是每个学者的学术背景、价值观念及审美倾向不同，得出的见解自然因人而异，其观点也各自成理。
2 接受主体受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历史背景及社会风尚会造就当下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主体所生活的时代及社会环境不同，必然会造成其观念及审美取向的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不仅仅是接受主体的理解，有时更是社会环境及历史的理解，因为接受主体的思想往往是当下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例如，对《离骚》的理解，“现代读者往往被屈原的才情所感，但汉代“独尊儒术”，往往以“经”论文，班固不满屈原“扬才露己”而批评《离骚》“怨”气太盛不合经典；刘勰则处于“文学的自觉時代”，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消解和淡化，对屈原的变“风”之举极为推崇，从而形成了屈骚文学传统。”
由此可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风云变幻、朝代更迭，不同的社会风尚及人们由之培养的“既定倾向”必然导致收受者在接受文学作品时会产生“见仁见智”之现象。 三 “见仁见智”选择性差异的传播效果
作为读者的接受主体，其理念及见解通过反馈会引发相应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由于见解的偏差及狭隘，会引起传播的局限性，甚至造成后继读者的误读；另一方面，每个接受主体可自由地发散思维，增添新的见解，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补充。
1 “见仁见智”会引起传播的局限性，并造成读者的误读
《文心雕龙》有云：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向东而望，不见西墙”也。表明了人们见解的片面性，就像面向东望，看不见西面的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表示不同的读者根据自身情况对同一文学文本所产生的见解各不相同，这些见解均为读者的“私意”，因而大多是不完善的，片面的，其传播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在传统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看来，读者的身份与地位始终是依附性与被动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姚斯和伊瑟尔提出了接受美学的概念，他们认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启示性结构”，其蕴含着很多的未知性及空白区域，作品的意义需要依赖读者的观念和意识来为之具象。因而读者在接受作品时均会根据自身的“私意”即阅读经验、知识结构及审美趣味来填补作品中的空白，作品即带有严重的个人色彩。只有经过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不同程度的主观创造，文学作品的实际审美价值才可产生。由此可知，作品能否被读者理解以及被具有何种审美倾向的读者所理解，显得至关重要，读者所赋予其的审美价值才是作品在传播中的真正价值，因而，不同的审美主体使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及取向。
对文学巨著《红楼梦》核心思想的解读，二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索隐派的“明珠家事说”、“清代政治说”，胡适、周汝昌的“自叙传说”，俞平伯的“色空说”、何其芳的“爱情主题说”以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主题说”等，但这些主题说都只是《红楼梦》全篇中的一隅，无法窥其全貌。追随这些学者的后续研究者所做的成果也只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拓展，“周派”冲不出“自叙传说”的束缚，“何派”跳不出“爱情说”的桎梏，因而选择阅读其作品的读者所接受的观点是片面的，其传播效果是有限的，极易引起后继读者的误读。
2 “见仁见智”可对已有观点进行扩展和补充
1940年，贝雷尔森在《读书为我们带来什么》一文中指出人们对书籍的使用受到性别、年龄、学历等因素的影响，并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读书动机，总结出，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及动机的影响才会使得不同的读者会选择不同的书目進行阅读。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均是基于自身的需求，这种选择具有能动性，因而也贴上了具有自身风格特征的标签。需求不同，选择的对象才会有所差异，才会出现“见仁见智”的效果。同时，读者也是作者，其鉴赏和批评行为就是对文学的生产。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往往会在代代相传的接受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历史意义及价值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肯定与实证，并加以丰富。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皆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接受主体的“需要”不同，其“使用”的立足点也会相异。“仙”李白由于其作品及人生经历的“仙化”，从20世纪至今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研究热。传统的李白研究往往集中于对其生平及作品的研究，如对其出生地、生活经历、作品风格以及宗教对其作品的影响等，但近年来研究角度日益丰富，其视角包含了文艺学、美学、比较文学及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海外学者的加入更是为现有的研究成果锦上添花。例如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他根据自身的教育经历，长期立足于对李白的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使自己的研究体系独到而成熟。他针对李白长期客居异地的状态提出了“客遇意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引入为学术界增加了新鲜血液，拓宽了学术思维，为后世读者及学者都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其研究经历很好的验证了“见仁见智”理论。
由上可知，接受主体总会根据自身情况及需求的差异，以“见仁见智”的眼光来选择、阅读、探析文学作品。虽然由于见解的差异及局限性会造成传播的有限性，但同时也会开辟出新的视角，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出延伸及补充，更有益于研究理论的全面传播。
参考文献：
[1] 刘勰，王志彬注译：《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广陵：《传播学的选择性理论》，《业务研究》，1996年版。
[4] 张利群：《论中国古代“见仁见智”的批评差异性》，《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5]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 李艳丽：《论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的李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范伟，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文学传播学专业在读研究生；李燕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文学传播学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