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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城市的出租车数量大幅增加。目前全国的出租车保有量为120万辆，其中超过3万辆出租车的城市有4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而超过1万辆出租车的城市有14个。
出租车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关乎每一个居民的切身利益。但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打车难”、“打车贵”、“打车乱”、“拒载”、“黑车盛行”等问题也让出租车行业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关于出租车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牵动居民敏感的神经。
继4月29日上海强生出租车公司恢复收取4元电调服务费之后，从5月8日起，锦江出租车也恢复收取4元电调服务费。至此，目前沪上四大出租车企业中，已有强生、大众、锦江三家公司收取电调费，海博公司也将择日收费。
与上海一样，《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管理试行办法》6月起将实施。3元钱的出租车电话叫车费用将进行调整，提前4小时以上预约叫车每次收费或将调至8元，即时叫车每次收费5元，电召服务费收入分配将向驾驶员倾斜，以此提高出租车司机应召的积极性。
电话约车，收取4元电调费
早在今年年初，上海强生、大众、锦江、海博4家出租车企业联合向管理部门提出收取4元电调费的请求，并计划统一将2元给予承接电调业务的驾驶员，增加驾驶员的收入； 2元用于维持电调平台的日常运作和技术升级。
目前上海出租车收取4元的电调费，各方反应不一。对司机来讲，提高4元的电调费，虽然其中2元可以归为司机，但很多司机表示，“本来地铁、公交就对出租行业挤压得厉害，恢复收电调费很可能会让一批乘客流失，”记者采访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杨师傅表达了他的担心。他说，虽然这4元钱中有2元归驾驶员所有，一定程度上补偿了驾驶员承接电调所付出的额外成本。但是，今后短途叫车的乘客会有一定减少，且过去可叫可不叫的，现在就不如到街上扬招了。
对于民众来说，本身打出租车成本就高，如今又有4元的调度费，出于节省的考虑，很多人坦言，“今后打车要多思量一下。”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对恢复收取电调费，50%网友觉得不合理，原因是“打车成本又高了”，今后“叫”车要“考虑考虑”，只有10%网友觉得很方便。
业内人士分析，经过多年培育，上海已初步形成了一部分固定使用电调出租车业务的群体。此次几家公司一旦同时恢复收取电调费并价格统一，短期内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失去一部分客户，但预计在2-3个月的适应期后，出租车的电调量便将会逐步回升。
记者调查也发现，目前电调叫车大多是具有特定需求的客户。比如，有的白领深夜下班，需要经历长途回家；有的人凌晨要赶往机场、火车站，但一大早并不容易通过扬招打车；上下班高峰期遇上刮风下雨等恶劣的天气，打车极度困难。在张江高科技园区上班的外企白领张小姐告诉记者，他们并非不在乎电调费，而是没有选择，今后特殊的出行还是会选择提前叫车，但一般的出行会选择扬招。
正如杨师傅所担心的，继恢复4元电调费以来，虽然早高峰期间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总体来说，三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调业务比以往下降10%-20%，尤其是低谷时段的电话约车量有所减少。
企业电调平台成本巨大，驾驶员承接电调业务积极性不高，以及电调量大、供车率不高等因素，是四大出租车企业此次计划恢复收取电调费的主因。但与此同时，很多乘客提出，向乘客收取的车费内本身就包含了电调费，再增加电调费是出租车公司为增加自身收入而向乘客转嫁的一种负担。
“收取电调费是市场行为，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使用电调还是扬招。收取电调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叫车的人数，缓解打车难，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认为，必须大力发展城市的公共交通，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形成完善的地铁、公交网络，让市民的出行更便捷，才能真正缓解打车难和打车贵。
APP让打车更智能
面对电话约车成本越来越高，上下班高峰时期还不一定约到车的困境。近年来，不断兴起的APP叫车软件越来越得到白领人士的宠爱，嘀嘀打车、摇摇招车、快的打车等叫车应用软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叫车软件几乎都在用砸钱的方式来“讨好”出租车司机，因为出租车司机数量有限，圈得越多司机才能招来越多打车用户，建立起行业进入门槛以阻挡住后来的进入者。
“甲司机推荐乙司机安装摇摇招车，甲、乙各获得奖励15元，接着乙推荐丙，乙、丙各得15元，甲还能得到5元，以此类推。” 摇摇招车采用阶梯式的奖励办法，直接导致手机打车平台的白热化竞争升级， 大大提高了摇摇在线交易成功率。
手机打车平台自2012年出现以来，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的新宠。在过去的半年时间，已经涌现了二三十家手机打车软件，这就是所谓的“打车APP”。乘客手机通过免费APP软件的卫星通讯系统，查看周边的空车情况，与司机取得联系。嘀嘀打车、摇摇招车以及快的打车成为目前最大的三家打车平台。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中涌现的几十款打车软件在功能上基本一致，主要是即时叫车和预约叫车两大功能，同质化现象严重。最终决定司机和用户选择哪个平台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者的数量，因此快速地发展司机和用户的数量成为所有平台的重中之重。
叫车软件的使用方法基本一致，乘客需用手机免费下载安装软件，通过软件中的卫星定位系统，查看周边空车。点击“打车”键，乘客将自己的出发地点、时间以及目的地发出，不久便可以收到司机的回复。
针对早晚高峰时段和部分司机不大去的地方，有的打车软件附加了一项加价功能。若乘客持续难打车，可以点击“加价5元”、“加价10元”的按键，有些软件可加价至20元。企业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司机出车的积极性，同时也一定程度解决了部分急需打车的乘客需求。” 有人认为“加价打车”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是不合理的竞争行为，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乘客为了尽快打到车，利用APP叫车软件，可以加价也可以不加价，即便加价也是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杨珉告诉记者，“加价行为是利用价格杠杆调节供需，并无过多可以指责的地方，这对消费者本身更有利。”不过，这一市场目前鱼龙混杂，不少黑车司机也参与其中，出了事情难以索赔，乘客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记者体验四种叫车方式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大致分为四种叫车方式，一是打电话到出租车公司的调度中心；二是出租车公司自己开发的叫车软件；三是如嘀嘀、摇摇等第三方的APP叫车应用软件；四是微信叫车。
第一种方式，在非高峰期，记者打电话到强生出租车调度中心，不到5分钟就有司机过来，方便快捷，只不过多收了4元钱的电调费，但缺点是在上下班高峰期经常打不进去，白白耗费了时间精力。
第二种方式，通过出租车公司自己开发的叫车软件，但依然要通过网络或软件反馈给调度中心，几乎就成了第一种方式的翻版，上下班高峰期打到车的成功率照旧不高，而且电调费照样要收。
第三种方式，利用嘀嘀APP叫车软件，等了大概5分钟，有一位司机师傅应答。当记者在高峰期点击“加价10元”时，刚过了2分钟就有司机应答。
除了以上这三种方式，杭州在去年就推行了微信叫车服务，专门成立了微信车队。耳朵上挂一个蓝牙耳机，兜里再装一台智能手机，车上再配备一个WiFi发射器，这就是杭州V车队的“标准配置”。
记者了解到，通过微信平台叫车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网站找到杭州V车队，网页上有车队所有加入V车队司机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二种方式是先加V车队司机的微信，成为好友之后即可通过微信和司机预约用车。
上海强生也借鉴了这一模式，5月3日，强生推出 “微信叫车”。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上海出租”公众账号（微信号：taxi021），点击定位按钮后，即可实现叫车下单，并在数分钟内收到确认短信。记者发现，通过强生的微信叫车，虽然在几秒内即可完成叫车，但乘客仍要支付4元电调费。
总体而言，这四种叫车方式各有利弊，电话约车仍然在叫车市场上占据老大的地位，但后两者利用智能手机设备则表现出了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很多司机表示电话叫车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乘客不守时。本来在电话中约好某时某刻在某地上车，但是叫车人晚到了半个小时，司机还不得不等，还有的打完预约电话后，看到扬招车经过，直接上车，司机白白到了约定地点，浪费了资源。“电调虽然提供了方便，但是操作起来有很多的麻烦，与其抢电调，不如做扬招生意，更灵活一些。”司机刘师傅告诉记者。
“用智能手机叫车，那是年轻人的事，我们年纪大了，就不赶这个时髦了。”对于今年已将近50岁的司机曹师傅来说，使用叫车软件或者微信也很不划算：一是，自己年纪大了，平时很少用手机应用软件，对这类新鲜事物不感兴趣；二是，在开车的时候时常看手机找客人，从安全角度考虑也不妥；三是，使用这些软件很耗费流量，必须时刻打开软件，还得跟乘客确认地点等，电话费也是不小的支出。
正如曹师傅所言，记者采访了几位80、90后，他们表示更乐意接受APP叫车、微信叫车等新兴事物。“平时手机不离身，也经常用手机上网，如果急需打车，用叫车软件和微信更方便打到车。”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班的张小姐说。
要鼓励多种叫车方式并存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多项举措，以缓解“打车难”。比如，新增出租车调度站和扬招点，推出4小时约车承诺机制，争取在6月份之前出台更多配套措施。
虽然政府主推电话约车，但也有人指出，电话约车难掩效率不高的诟病。比如，4小时约车承诺是不是太久，解决不了急需打车的问题，而强制要求每个司机每天完成两笔电话叫车业务，是否尊重了市场规律？这都有可商榷之处。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市场正在自发地解决“打车难”，这是在帮政府的忙。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学习吸收进来，拥抱新技术。比如，APP叫车软件建立有讨论平台，司机和乘客可进行评论，互相评价。服务不好的司机以及爽约的乘客还会受到暂时停用的惩罚，这样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值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多多考虑。此外，还能与电话约车形成良性竞争，提高效率。
“政府应该鼓励支持除了电话约车以外的叫车方式，让市民打车的方式多样化，给市民自主选择的空间，百花齐放，才能缓解打车难的问题。”陈小鸿说。
同时，她还指出，在出租车市场上，政府应该支持企业合理、合法地开发高科技产品。现在，有关部门准备大面积推广电话约车，就必须总结之前的教训，可以多向市场学习。而且，目前市场的叫车方式多样化，也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调控，规范叫车市场。
据记者了解，北京将推手机客户端约车软件，业内人士表示，政府或许不会单独再开发一款新的软件，政企联营具有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招标，和现有的电招公司合作，借助目前已推出市面的成熟软件，在其基础上增加对接等功能。
出租车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关乎每一个居民的切身利益。但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打车难”、“打车贵”、“打车乱”、“拒载”、“黑车盛行”等问题也让出租车行业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关于出租车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牵动居民敏感的神经。
继4月29日上海强生出租车公司恢复收取4元电调服务费之后，从5月8日起，锦江出租车也恢复收取4元电调服务费。至此，目前沪上四大出租车企业中，已有强生、大众、锦江三家公司收取电调费，海博公司也将择日收费。
与上海一样，《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管理试行办法》6月起将实施。3元钱的出租车电话叫车费用将进行调整，提前4小时以上预约叫车每次收费或将调至8元，即时叫车每次收费5元，电召服务费收入分配将向驾驶员倾斜，以此提高出租车司机应召的积极性。
电话约车，收取4元电调费
早在今年年初，上海强生、大众、锦江、海博4家出租车企业联合向管理部门提出收取4元电调费的请求，并计划统一将2元给予承接电调业务的驾驶员，增加驾驶员的收入； 2元用于维持电调平台的日常运作和技术升级。
目前上海出租车收取4元的电调费，各方反应不一。对司机来讲，提高4元的电调费，虽然其中2元可以归为司机，但很多司机表示，“本来地铁、公交就对出租行业挤压得厉害，恢复收电调费很可能会让一批乘客流失，”记者采访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杨师傅表达了他的担心。他说，虽然这4元钱中有2元归驾驶员所有，一定程度上补偿了驾驶员承接电调所付出的额外成本。但是，今后短途叫车的乘客会有一定减少，且过去可叫可不叫的，现在就不如到街上扬招了。
对于民众来说，本身打出租车成本就高，如今又有4元的调度费，出于节省的考虑，很多人坦言，“今后打车要多思量一下。”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对恢复收取电调费，50%网友觉得不合理，原因是“打车成本又高了”，今后“叫”车要“考虑考虑”，只有10%网友觉得很方便。
业内人士分析，经过多年培育，上海已初步形成了一部分固定使用电调出租车业务的群体。此次几家公司一旦同时恢复收取电调费并价格统一，短期内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失去一部分客户，但预计在2-3个月的适应期后，出租车的电调量便将会逐步回升。
记者调查也发现，目前电调叫车大多是具有特定需求的客户。比如，有的白领深夜下班，需要经历长途回家；有的人凌晨要赶往机场、火车站，但一大早并不容易通过扬招打车；上下班高峰期遇上刮风下雨等恶劣的天气，打车极度困难。在张江高科技园区上班的外企白领张小姐告诉记者，他们并非不在乎电调费，而是没有选择，今后特殊的出行还是会选择提前叫车，但一般的出行会选择扬招。
正如杨师傅所担心的，继恢复4元电调费以来，虽然早高峰期间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总体来说，三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调业务比以往下降10%-20%，尤其是低谷时段的电话约车量有所减少。
企业电调平台成本巨大，驾驶员承接电调业务积极性不高，以及电调量大、供车率不高等因素，是四大出租车企业此次计划恢复收取电调费的主因。但与此同时，很多乘客提出，向乘客收取的车费内本身就包含了电调费，再增加电调费是出租车公司为增加自身收入而向乘客转嫁的一种负担。
“收取电调费是市场行为，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使用电调还是扬招。收取电调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叫车的人数，缓解打车难，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认为，必须大力发展城市的公共交通，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形成完善的地铁、公交网络，让市民的出行更便捷，才能真正缓解打车难和打车贵。
APP让打车更智能
面对电话约车成本越来越高，上下班高峰时期还不一定约到车的困境。近年来，不断兴起的APP叫车软件越来越得到白领人士的宠爱，嘀嘀打车、摇摇招车、快的打车等叫车应用软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叫车软件几乎都在用砸钱的方式来“讨好”出租车司机，因为出租车司机数量有限，圈得越多司机才能招来越多打车用户，建立起行业进入门槛以阻挡住后来的进入者。
“甲司机推荐乙司机安装摇摇招车，甲、乙各获得奖励15元，接着乙推荐丙，乙、丙各得15元，甲还能得到5元，以此类推。” 摇摇招车采用阶梯式的奖励办法，直接导致手机打车平台的白热化竞争升级， 大大提高了摇摇在线交易成功率。
手机打车平台自2012年出现以来，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的新宠。在过去的半年时间，已经涌现了二三十家手机打车软件，这就是所谓的“打车APP”。乘客手机通过免费APP软件的卫星通讯系统，查看周边的空车情况，与司机取得联系。嘀嘀打车、摇摇招车以及快的打车成为目前最大的三家打车平台。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中涌现的几十款打车软件在功能上基本一致，主要是即时叫车和预约叫车两大功能，同质化现象严重。最终决定司机和用户选择哪个平台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者的数量，因此快速地发展司机和用户的数量成为所有平台的重中之重。
叫车软件的使用方法基本一致，乘客需用手机免费下载安装软件，通过软件中的卫星定位系统，查看周边空车。点击“打车”键，乘客将自己的出发地点、时间以及目的地发出，不久便可以收到司机的回复。
针对早晚高峰时段和部分司机不大去的地方，有的打车软件附加了一项加价功能。若乘客持续难打车，可以点击“加价5元”、“加价10元”的按键，有些软件可加价至20元。企业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司机出车的积极性，同时也一定程度解决了部分急需打车的乘客需求。” 有人认为“加价打车”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是不合理的竞争行为，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乘客为了尽快打到车，利用APP叫车软件，可以加价也可以不加价，即便加价也是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杨珉告诉记者，“加价行为是利用价格杠杆调节供需，并无过多可以指责的地方，这对消费者本身更有利。”不过，这一市场目前鱼龙混杂，不少黑车司机也参与其中，出了事情难以索赔，乘客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记者体验四种叫车方式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大致分为四种叫车方式，一是打电话到出租车公司的调度中心；二是出租车公司自己开发的叫车软件；三是如嘀嘀、摇摇等第三方的APP叫车应用软件；四是微信叫车。
第一种方式，在非高峰期，记者打电话到强生出租车调度中心，不到5分钟就有司机过来，方便快捷，只不过多收了4元钱的电调费，但缺点是在上下班高峰期经常打不进去，白白耗费了时间精力。
第二种方式，通过出租车公司自己开发的叫车软件，但依然要通过网络或软件反馈给调度中心，几乎就成了第一种方式的翻版，上下班高峰期打到车的成功率照旧不高，而且电调费照样要收。
第三种方式，利用嘀嘀APP叫车软件，等了大概5分钟，有一位司机师傅应答。当记者在高峰期点击“加价10元”时，刚过了2分钟就有司机应答。
除了以上这三种方式，杭州在去年就推行了微信叫车服务，专门成立了微信车队。耳朵上挂一个蓝牙耳机，兜里再装一台智能手机，车上再配备一个WiFi发射器，这就是杭州V车队的“标准配置”。
记者了解到，通过微信平台叫车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网站找到杭州V车队，网页上有车队所有加入V车队司机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二种方式是先加V车队司机的微信，成为好友之后即可通过微信和司机预约用车。
上海强生也借鉴了这一模式，5月3日，强生推出 “微信叫车”。只要在微信上关注“上海出租”公众账号（微信号：taxi021），点击定位按钮后，即可实现叫车下单，并在数分钟内收到确认短信。记者发现，通过强生的微信叫车，虽然在几秒内即可完成叫车，但乘客仍要支付4元电调费。
总体而言，这四种叫车方式各有利弊，电话约车仍然在叫车市场上占据老大的地位，但后两者利用智能手机设备则表现出了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很多司机表示电话叫车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乘客不守时。本来在电话中约好某时某刻在某地上车，但是叫车人晚到了半个小时，司机还不得不等，还有的打完预约电话后，看到扬招车经过，直接上车，司机白白到了约定地点，浪费了资源。“电调虽然提供了方便，但是操作起来有很多的麻烦，与其抢电调，不如做扬招生意，更灵活一些。”司机刘师傅告诉记者。
“用智能手机叫车，那是年轻人的事，我们年纪大了，就不赶这个时髦了。”对于今年已将近50岁的司机曹师傅来说，使用叫车软件或者微信也很不划算：一是，自己年纪大了，平时很少用手机应用软件，对这类新鲜事物不感兴趣；二是，在开车的时候时常看手机找客人，从安全角度考虑也不妥；三是，使用这些软件很耗费流量，必须时刻打开软件，还得跟乘客确认地点等，电话费也是不小的支出。
正如曹师傅所言，记者采访了几位80、90后，他们表示更乐意接受APP叫车、微信叫车等新兴事物。“平时手机不离身，也经常用手机上网，如果急需打车，用叫车软件和微信更方便打到车。”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班的张小姐说。
要鼓励多种叫车方式并存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多项举措，以缓解“打车难”。比如，新增出租车调度站和扬招点，推出4小时约车承诺机制，争取在6月份之前出台更多配套措施。
虽然政府主推电话约车，但也有人指出，电话约车难掩效率不高的诟病。比如，4小时约车承诺是不是太久，解决不了急需打车的问题，而强制要求每个司机每天完成两笔电话叫车业务，是否尊重了市场规律？这都有可商榷之处。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市场正在自发地解决“打车难”，这是在帮政府的忙。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学习吸收进来，拥抱新技术。比如，APP叫车软件建立有讨论平台，司机和乘客可进行评论，互相评价。服务不好的司机以及爽约的乘客还会受到暂时停用的惩罚，这样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值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多多考虑。此外，还能与电话约车形成良性竞争，提高效率。
“政府应该鼓励支持除了电话约车以外的叫车方式，让市民打车的方式多样化，给市民自主选择的空间，百花齐放，才能缓解打车难的问题。”陈小鸿说。
同时，她还指出，在出租车市场上，政府应该支持企业合理、合法地开发高科技产品。现在，有关部门准备大面积推广电话约车，就必须总结之前的教训，可以多向市场学习。而且，目前市场的叫车方式多样化，也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调控，规范叫车市场。
据记者了解，北京将推手机客户端约车软件，业内人士表示，政府或许不会单独再开发一款新的软件，政企联营具有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招标，和现有的电招公司合作，借助目前已推出市面的成熟软件，在其基础上增加对接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