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去世时，我写过一篇《心祭钱钟书》的悼文，那时表达的是深深的悲痛之情。如今杨绛先生寿高百零五善终，虽难掩伤感与不舍，但想到这是她所说的“回家”，心生几分慰藉，唯有在无尽的怀念中，对远去的老人致以祝福。
　　我与杨绛相识已有30多年了。她的人品和学识，在文化界称得上交口赞誉，而随着与她交往的增多，我对老人的修养和情操，也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杨绛当然是一位谦逊慈祥的大学者，但她同时又是一位执着的、坚持原则的老人。在她的性格中，既有宽厚待人、宽容面对非议的柔的一面，又有诚实做人、绝不与虚伪妥协的刚的另一面。仅举出以下两桩往事，就足可为证。
　　杨绛从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中译本，而且获得了西班牙政府授予的嘉奖勋章。但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刮起了批评《堂吉诃德》杨译本之风。先是批评她把一个雄壮无比的女汉子形象形容为“胸上长毛”，是明显误译。随后更有人批评杨绛译本“任意删节”，是翻译的“反面教材”。我当时觉得这样的批评有点过分，便打电话向杨先生求正。她先是叫我不要去辩解，但见我多次提及，这才函复我，大意是：译成“胸上长毛”，是考虑到作者对这个人物带有调侃的语气；至于她的译本字数比别人少，是她参照了唐朝刘知己对文字的“点烦”，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删去了赘文。
　　得到杨绛的解释后，我立即发表了《学术批评切忌扣帽子》一文，替杨绛辩解。随后有好多位翻译家，也在报纸上对杨绛表示支持。就在许多人以为这场争论有扩大趋势之际，杨绛突然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不要小题大做》一文。她一方面承认自己是自学西班牙文，那些批评她的西语教授都是她的老师；另一方面表示，是我透露了她的一些看法，并非她要为自己申辩，她欢迎大家对自己译文的错误提出批评，希望不要再为此事争论。杨绛表现得如此高姿态，果然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后来我去北京看望杨绛时，她还笑骂我：“就你多管闲事！”尽管我不认为我这是多事，但我领会了老人家与世无争的宽厚态度。
　　说起杨绛的执着，不能不提到她对待“钱钟书故居”的态度。钱、杨二老向来拒绝沽名钓誉。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一直反对无锡修建“钱钟书故居”，不料当地还是执意修建了起来。杨绛一直未予承认，并拒绝向他们提供钱钟书遗物。她曾对我说：“无锡的那所房子，是钱钟书叔父家的，不是钱钟书的故居，里面摆的什么床，根本不是我们睡过的。”
　　有一年社科院有个单位要在无锡“钱钟书故居”举办一次有关钱钟书的研讨会。杨绛得知后不但反感，还较真起来，特意写信给院领导，表示“故居不实，开会不当”。有次在她家里聊起这件事，我说：“你白写信了，人家故居照办，会议照开。”她显得很无奈：“我无力反对，但我不能自己骗自己。我的态度表明了，别人听不听，我就管不了了。”
　　面对他人批评她误译，她表现得很宽容，无意辩解；眼看“故居”与史实不符，她坚持反对到底。有柔有刚，严己宽人，这就是杨绛先生多面性格中的一部分。谨以对这两桩往事的追忆，遥祭杨绛先生，愿她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