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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本思想产生于中国，正式确立于春秋时期，经过秦汉唐宋时期的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最高水平，它的历史发展明显带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即理论主张与现实运作大相背离。民本思想对民的强调仅仅停留在理论价值层面，在现实运作中表现出极大的专制特性。
[关键词]民本思想；历史发展；专制特性
[中图分类号]D03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6-0034-02
民本思想土生土长于中国，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民本位”观念的宣扬以及要求政府官员顺从民意、满足民愿的主张在中国政治发展中都显示了较为积极的政治意义。然而，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却表现出违背民意，侵害民利等种种专制主义特性，与其所提倡的思想主张大为背离，因此，认清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其专制主义特性，将有助于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得出相对客观与准确的认识，也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间接提供一些借鉴。
一、 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
L·维特根斯坦曾说：“虽然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其精神却仍将萦绕着灰土。”〔1〕任何思想的产生都要受到当时存在的经济历史文化条件的影响，民本思想也不例外。
(一) 民本思想的确立
民本思想的正式确立是在春秋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思想家们将民的概念正式引入政治思维，进一步弱化神的地位，先人后神的观念大大提升了人的价值。
活跃于当时思想界的诸子百家中的各派，大多都有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其中，真正为民本思想的确立做出直接贡献的是儒学的思想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较早地提出重民、富民的思想，据《论语》所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把民众摆在了君与社稷的首位，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曾把君与民的关系比做船与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二) 民本思想的完善
秦统一六国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思想家们不再是仅仅从民众重要性的角度来论证民本思想，而更多是从哲学上论证以民为本的必要性，从而使民本思想达到一个哲理化的高度。西汉的董仲舒认为，君主行仁政安民，则上天就支持他成王，君主代天理民，必须顺承天意，以安乐民心为务，他说：“天之生民，非为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与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仁是一种先天的善心。他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无穷。”(《朱子文集·仁说》)可见，这时的思想家对先秦民本思想最大的发展就是在理论上从哲学的高度找到了以民为本、仁政王道的必然性。
同时，秦汉唐宋的历代王朝也均把民本思想当作正统统治思想推广，甚至一些帝王也发诏旨、著文章阐发民本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和吸取了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经常“以隋为戒”。他在《贞观政要·君道》中论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阐发了他“国以民为本”，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君舟民水的道理。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他迅速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从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
(三) 民本思想的升华
明末清初，社会政治激烈动荡，这种条件造成了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在这一时期，思想家们积极评议时政，对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的升华，使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时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当时的专制政治的弊端，就表现在政治权力越来越向君主个人集中，丞相权力被日益剥夺，地方守宰日益无权。明朝大思想家黄宗羲就认为君王与天下人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①人君的职分应该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②
第二，对封建君主权力的限制。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认为，秦汉以来君主权力日重，专制政治日益黑暗，宰相权力被剥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黄宗羲提出恢复宰相制度。他说，“相”本来是分身之君，是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仪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③明末另一位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实行“分权众治”，限制君主“独权”。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思想。这个方案的实质是赋予县令以自治的实权，实现对君权的制约。
二、 民本思想的专制特性
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明显带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除了中国历代大思想家们把民本思想哲理化，并不断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对其进行升华，历朝的统治者也认识到民的重要性，愿意把民本思想与自己的执政准则结合起来。但是中国的民本思想对民的强调仅仅停留在理论价值层面，与现实间存在着差距。
中国新儒学的代表徐复观先生把这种现象归纳为政治的二重主体性矛盾，他说：“在中国过去，政治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的对立。”〔2〕这种主体二重性表现为在理论上民为邦本，权源在民，而现实上却是专制主义，权源在帝王，这就造成了中国现实与理想的二重张力，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林毓生认为这种在现实中的帝王专制根源于一种“普遍王权”的观念，这种“‘普遍王权’的观念是指人间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必须依靠秉承‘天命’的君主才能获致，在这个观念的笼罩下，我们传统中的思想家压根儿未曾想到国家的秩序可以来自人民的自治”。〔3〕在“普遍王权”观念影响下的专制政治表现为两个特征：第一，君主对一切资源的支配和占有。也就是说，君主通过垄断政治权力成为土地、人口等一切资源的唯一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全国一切的最高所有权属于王，把君主置于绝对的地位，为专制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4〕第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自秦始皇以来，地方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等级严密、层层节制，最高权力还是集中于“执长策以御天下”的皇帝一身，统治力量要强得多，严密得多，两千多年来一直如此。
在这种专制政治的影响下，必然决定了民本思想总是居于专制统治者的地位来思考现实政治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很少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并谋求问题的解决。民本思想与专制政治的结合，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民本思想为专制君主的权力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成熟的思想学说体系是建立在儒家的“天命观”基础之上的。儒家崇尚君权神授，君主乃上天之子，是由上天派到人间管理万民的，因此，他就必须替天行道，这里的替天行道的含义是：其一，君主以天子自居，通过神的旨意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其二，它又对君主起到一个约束的作用：倘若君主违背天意，就会视为对天的不敬，就会遭到“天惩”。许多朝代的更替也正是在“天意”的旗号下进行的。民本思想的创新在于它使得“天意”由虚无缥缈转化为人间的实在，天的旨意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民意体现出来，如果君王违反民意达到了极端，民众就会拥有推翻当朝统治者的合法权利。这样，民本思想一方面维持了君主的神圣，另一方面又拉近了君与民的距离，显得既合法又合乎于情理。于是，王权在转移，朝代在更替，专制主义传统却岿然不动。
其次，民本思想与专制等级观念混合在一起。民本思想不但没有撼动专制政治，反而加固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爱民，并把履行爱民的任务交给了地上的君王；君王是天的代表，是“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君主要实现对全民的统治，就必须建立严密的等级制。孔子的思想中就有划等级，别名份的内容，他主张每一个等级的行为与其在专制国家的等级结构中的位置相符，切实地说，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则把“三纲”归之于天，并提出“性三品”说，君王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又被赋予了完美的本性，“三纲五常”把民严严实实地禁锢在等级的链条中。“忠孝节义”使人失去了主体性。君本民末是实实在在的，民贵君贱则是虚幻缥缈的。因此，民本思想中的重民，仅是君王把民作为维持其至高无上权力的手中棋子，绝不是对民地位的维护。
最后，圣君崇拜思想更进一步强化了专制制度。圣君崇拜与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逻辑就在于，民本不是要使民成为参与政治生活的人，而是希望君主能够为民做主，给民休养生息的机会。思想家们的愿望和人民的期盼能否变为现实，完全取决于君主是否英明，是否有仁爱之心。于是，以民为重就变成了以君为重。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家，几乎都是圣君的崇拜者。现实的君主也就成了民感恩戴德的对象，越残暴就越显示出圣王的高大；社会越腐败，民就越希望明君的出现。对圣王的祈盼使思想家们不从政治进化的思路去考虑问题，不去探讨民的灾难的最终原因，而是从遥远的“三代”去寻求美好的政治模式，在既成的专制制度中等待圣君的出现，其结果是常常出现昏君暴君，专制制度也不断得到强化。
总而言之，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民本思想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但从整体上看，还是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得民之道、御民之术，与专制政治是相一致的，是对一种理想君主制度模式的美好描绘。
[参考文献]
〔1〕L·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黄克剑，林少敏.徐复观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123-124.
〔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285.
〔4〕刘泽华，汪茂和.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248.
〔责任编辑：张振华〕
①②(《明夷待访录·原君》)
③ (《明夷待访录·置相》)
④ (《诗经·小雅·北山》)
[关键词]民本思想；历史发展；专制特性
[中图分类号]D03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6-0034-02
民本思想土生土长于中国，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民本位”观念的宣扬以及要求政府官员顺从民意、满足民愿的主张在中国政治发展中都显示了较为积极的政治意义。然而，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却表现出违背民意，侵害民利等种种专制主义特性，与其所提倡的思想主张大为背离，因此，认清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其专制主义特性，将有助于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得出相对客观与准确的认识，也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间接提供一些借鉴。
一、 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
L·维特根斯坦曾说：“虽然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其精神却仍将萦绕着灰土。”〔1〕任何思想的产生都要受到当时存在的经济历史文化条件的影响，民本思想也不例外。
(一) 民本思想的确立
民本思想的正式确立是在春秋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思想家们将民的概念正式引入政治思维，进一步弱化神的地位，先人后神的观念大大提升了人的价值。
活跃于当时思想界的诸子百家中的各派，大多都有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其中，真正为民本思想的确立做出直接贡献的是儒学的思想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较早地提出重民、富民的思想，据《论语》所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把民众摆在了君与社稷的首位，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曾把君与民的关系比做船与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二) 民本思想的完善
秦统一六国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思想家们不再是仅仅从民众重要性的角度来论证民本思想，而更多是从哲学上论证以民为本的必要性，从而使民本思想达到一个哲理化的高度。西汉的董仲舒认为，君主行仁政安民，则上天就支持他成王，君主代天理民，必须顺承天意，以安乐民心为务，他说：“天之生民，非为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与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仁是一种先天的善心。他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无穷。”(《朱子文集·仁说》)可见，这时的思想家对先秦民本思想最大的发展就是在理论上从哲学的高度找到了以民为本、仁政王道的必然性。
同时，秦汉唐宋的历代王朝也均把民本思想当作正统统治思想推广，甚至一些帝王也发诏旨、著文章阐发民本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和吸取了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经常“以隋为戒”。他在《贞观政要·君道》中论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阐发了他“国以民为本”，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君舟民水的道理。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他迅速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从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
(三) 民本思想的升华
明末清初，社会政治激烈动荡，这种条件造成了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在这一时期，思想家们积极评议时政，对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的升华，使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时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当时的专制政治的弊端，就表现在政治权力越来越向君主个人集中，丞相权力被日益剥夺，地方守宰日益无权。明朝大思想家黄宗羲就认为君王与天下人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①人君的职分应该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②
第二，对封建君主权力的限制。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认为，秦汉以来君主权力日重，专制政治日益黑暗，宰相权力被剥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黄宗羲提出恢复宰相制度。他说，“相”本来是分身之君，是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仪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③明末另一位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实行“分权众治”，限制君主“独权”。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思想。这个方案的实质是赋予县令以自治的实权，实现对君权的制约。
二、 民本思想的专制特性
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明显带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除了中国历代大思想家们把民本思想哲理化，并不断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对其进行升华，历朝的统治者也认识到民的重要性，愿意把民本思想与自己的执政准则结合起来。但是中国的民本思想对民的强调仅仅停留在理论价值层面，与现实间存在着差距。
中国新儒学的代表徐复观先生把这种现象归纳为政治的二重主体性矛盾，他说：“在中国过去，政治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的对立。”〔2〕这种主体二重性表现为在理论上民为邦本，权源在民，而现实上却是专制主义，权源在帝王，这就造成了中国现实与理想的二重张力，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林毓生认为这种在现实中的帝王专制根源于一种“普遍王权”的观念，这种“‘普遍王权’的观念是指人间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必须依靠秉承‘天命’的君主才能获致，在这个观念的笼罩下，我们传统中的思想家压根儿未曾想到国家的秩序可以来自人民的自治”。〔3〕在“普遍王权”观念影响下的专制政治表现为两个特征：第一，君主对一切资源的支配和占有。也就是说，君主通过垄断政治权力成为土地、人口等一切资源的唯一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全国一切的最高所有权属于王，把君主置于绝对的地位，为专制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4〕第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自秦始皇以来，地方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等级严密、层层节制，最高权力还是集中于“执长策以御天下”的皇帝一身，统治力量要强得多，严密得多，两千多年来一直如此。
在这种专制政治的影响下，必然决定了民本思想总是居于专制统治者的地位来思考现实政治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很少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并谋求问题的解决。民本思想与专制政治的结合，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民本思想为专制君主的权力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成熟的思想学说体系是建立在儒家的“天命观”基础之上的。儒家崇尚君权神授，君主乃上天之子，是由上天派到人间管理万民的，因此，他就必须替天行道，这里的替天行道的含义是：其一，君主以天子自居，通过神的旨意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其二，它又对君主起到一个约束的作用：倘若君主违背天意，就会视为对天的不敬，就会遭到“天惩”。许多朝代的更替也正是在“天意”的旗号下进行的。民本思想的创新在于它使得“天意”由虚无缥缈转化为人间的实在，天的旨意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民意体现出来，如果君王违反民意达到了极端，民众就会拥有推翻当朝统治者的合法权利。这样，民本思想一方面维持了君主的神圣，另一方面又拉近了君与民的距离，显得既合法又合乎于情理。于是，王权在转移，朝代在更替，专制主义传统却岿然不动。
其次，民本思想与专制等级观念混合在一起。民本思想不但没有撼动专制政治，反而加固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爱民，并把履行爱民的任务交给了地上的君王；君王是天的代表，是“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君主要实现对全民的统治，就必须建立严密的等级制。孔子的思想中就有划等级，别名份的内容，他主张每一个等级的行为与其在专制国家的等级结构中的位置相符，切实地说，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则把“三纲”归之于天，并提出“性三品”说，君王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又被赋予了完美的本性，“三纲五常”把民严严实实地禁锢在等级的链条中。“忠孝节义”使人失去了主体性。君本民末是实实在在的，民贵君贱则是虚幻缥缈的。因此，民本思想中的重民，仅是君王把民作为维持其至高无上权力的手中棋子，绝不是对民地位的维护。
最后，圣君崇拜思想更进一步强化了专制制度。圣君崇拜与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逻辑就在于，民本不是要使民成为参与政治生活的人，而是希望君主能够为民做主，给民休养生息的机会。思想家们的愿望和人民的期盼能否变为现实，完全取决于君主是否英明，是否有仁爱之心。于是，以民为重就变成了以君为重。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家，几乎都是圣君的崇拜者。现实的君主也就成了民感恩戴德的对象，越残暴就越显示出圣王的高大；社会越腐败，民就越希望明君的出现。对圣王的祈盼使思想家们不从政治进化的思路去考虑问题，不去探讨民的灾难的最终原因，而是从遥远的“三代”去寻求美好的政治模式，在既成的专制制度中等待圣君的出现，其结果是常常出现昏君暴君，专制制度也不断得到强化。
总而言之，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民本思想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但从整体上看，还是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得民之道、御民之术，与专制政治是相一致的，是对一种理想君主制度模式的美好描绘。
[参考文献]
〔1〕L·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黄克剑，林少敏.徐复观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123-124.
〔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285.
〔4〕刘泽华，汪茂和.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248.
〔责任编辑：张振华〕
①②(《明夷待访录·原君》)
③ (《明夷待访录·置相》)
④ (《诗经·小雅·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