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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8日，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在重庆隆重开幕，我们以“自主创新与持续增长”为主题，开展深入的学术讨论，交流科研的最新成果，推动科学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普及。
关于“自主创新与持续增长”，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仅选择两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抢占新时期科技竞争制高点
第一个问题要分析未来一个时期科技革命的大趋势、大方向，对新技术革命的突破点做出预判，努力抢占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创新型国家，要确立自己的世界强国地位，现在就必须要对科技发展的全局进行谋划。我们看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史，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往往蕴育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我认为是百年难遇的，从它爆发的强度和波及范围看，甚至可以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比。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从本质上来讲，它反映了过去200多年以来世界工业化模式长期积累的内在深层次的矛盾。200多年的工业化，实际上仅仅使不到10亿人口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仍然还在现代化道路上努力前行。过去的工业化模式，是少数国家集聚了世界多数资源，破坏性地使用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这样的发展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人类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发新的资源。这样的需求和矛盾，强烈呼唤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一次新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夜，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大变化，很可能会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我們要特别注意，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无论欧洲、美国还是日本，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那就是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着力培育新一代的主导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以美国为例，今年2月份，美国政府提出了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1200个亿用于全力支持高科技产业；4月27日，奥巴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146届年会上发表演讲，提出要把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以上，这也将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从世界整体来看，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新的科学技术不仅没有因为危机而成为奢侈品，反而被放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仍然还在负重爬坡，哪怕有一点点松懈，就可能再度落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在金融危机中，我们尽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自始至终，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都保持着很强的信心，而且从目前看来，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极变化，总体形势企稳向好，复苏的力量十分强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是我们的优势，使得我们可以更加从容、也更有实力来进行新技术研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事实上，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一直在不断地转移，过去几百年里，在一个时期往往是一国独占科学中心宝座，而未来很可能会形成多个中心。我国如能抓好用好当前的机遇，一定能崛起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之一。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准确预判新技术革命将在哪一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能源和低碳技术被普遍看好，化石能源时代终究要过去，人类采用的能源结构必然要改变，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也将大大催化新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无所不在，当前已成熟技术的应用还有很大空间；而一旦网络结构与安全技术、计算技术或者芯片技术获得新的重大突破，必将使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更加根本性的变化。生物技术革命将改革生物体，不仅可能极大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而且可能产生高效农业，保障人类食物安全；利用新型微生物巨大的再生和转化能力，有可能创造出效率最高的新能源。材料技术的突破，则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源使用格局以及推动先进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
面对上述众多的重要领域，及早对人类下一次技术革命的突破点做出判断，将为我们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并能主动筹划与设计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应该承认，要准确预见新技术革命何时发生，首先发生在哪一个领域，是一件非常困难乃至有风险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它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循，只要能够将科技体系内部矛盾的脉络走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联系起来，做出相对准确的预判还是有可能的。
目前看来，美国人似乎已经选定绿色能源技术作为突破点。奥巴马已经喊出这样的口号：“当今世界，能够领导全世界在2l世纪发展清洁能源的国家，必定是领导21世纪全球经济的国家”。6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决定用10年时间，投入1500亿美元来支持绿色能源研究。在这一方面，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有紧跟之势。对此，我国正面临很大压力：一旦发达国家在绿色能源技术上率先取得重大突破，我们与发达国家产业的技术差距就有可能从代内差距扩大为代际差距，我国现有的技术装备就面临着很快过时淘汰的危险，巨额投资就很可能会变成沉没成本。所以当下，我们应该在能源和低碳技术发展领域积极参与，加强合作，适应规则，有所作为，瓦利共赢。
除此之外，在新技术突破点上，中国还可能有别的选择吗?我们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在别的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从而造就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呢?这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但我想，不管作任何一种战略考虑，有一个原则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实现跨越发展，就不能总是按惯性发展，不能总是在跟踪、模仿别人，更不能坐等技术转移。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有信心也有勇气做出前瞻性的判断，协助政府作出战略决策，使我国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取得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国运所系。
中国的现代科学，本来就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我们国家的进步依赖科学技术，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就没有我们以前贫弱的国家今天走向强大富裕。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着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场大变革，也正在经历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关键时期。我们个人能不能在科技史上留下名字不重要，关键是“中国”能不能被浓墨重彩地写上去。我们各级的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更加紧密团结起来，更自觉地把个人的智慧融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中。
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充分发挥学术共 同体在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举一个例子。不久前，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去世了。我发现，很多媒体都称季老为“国学大师”，为此还引起了不少争论。季老的研究领域算不算“国学”，这个当然值得商榷，但我们大家公认，季老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是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绝不是因为媒体的炒作，大众媒体在专业学术领域的判断能力，我想恐怕不是那么可靠的，而且现在媒体上出现的“大师”也太多了一点。那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国际国内学术同行们的评价。在印欧比较语言学领域、在佛教语文学领域，世界上有关的学者都重视和认可季老的学术贡献。他写的《浮屠与佛》、《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以及《糖史》等等，尽管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人看不大懂，但是根据国际国内学术同行的评价，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确认，那是能够传之久远的名篇杰作。
所以说，学术大师、一流学术成果、优秀研究团队、高价值研究项目，不是由媒体来加封的，也不是哪一级组织决定的，更不可能是社会大众一人一票评选的。权威、科学、严谨、公正的学术评价，只能来自学术共同体。
近年来，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已经显得非常突出。中国科协曾就此作过一些调研，我们发现，部分科技工作者对现行评价体系的不信任感和挫折感相当强烈。比如，在政府科研经费资助和项目管理上，官员的权力过大，往往直接指定和左右评审专家，使评审的科学性、公正性得不到保证；比如，在人才评价和科技成果、资助项目评定上，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同行评议，常常简单地把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等量化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形成被大家戏称为“学术工分”式的评价方法；再比如，在科技奖励上，重政府奖励，轻学术共同体奖励，两者缺乏衔接，一些政府奖励的同行认可程度比较低，等等。由于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科研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科技经费使用的效率还不高，而且助长了一些浮夸的风气，不利于学术道德的建设，也不利于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的激发。
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共同体没有能够在学术评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术共同体的主动性、责任性、积极性和自身能力都不够。
学术共同体是什么?学术共同体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须“以学术为志业”，在这里，科学成为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人生态度，甚至是一种精神境界。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尽管学术共同体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没有别的更好选择。
要发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基础作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例如，政府科研经费的分配，可以委托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来进行；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的职称，应完全由与行政管理分离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遴选院士要听取候选人所属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的意见；国家科技奖励应该在获得各学术共同体所设奖项的人选或者项目当中来迷选；建立和完善同行评审人员的信用制度；开展科研项目后评估和追溯评价，等等。
学术共同体要在学术评价中发挥好作用，就需要自律。要加强学术道德建设，使共同体内部风清气正。大家加入到某个科技团体中，为的是追求科学真理，而不应有其他什么私利。任何人如果违背了学术道德，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要被淘汰。学术道德是学术共同体的生命，如果道德上堕落了，那么这个学术共同体也就走到了尽头，当然不可能在学术评价中发挥作用。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科学研究也有着社会性，也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我们科技工作者还必须学会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也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关系，只要合理地界定好两种权力的边界，完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我们的态度，应该始终是辩证的、全面的、科学的。
我想，在中国科协这个有着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学术共同体里，我们大家都承载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荣誉。科协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中国科技事业奋斗的一个重要平台。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努力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努力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高，努力服务科技工作者，切实加强各级科协组织自身建设，发挥好科协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开幕式上，我们颁发了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周光召基金会应用科学奖和临床医师奖。在中国科协和各所属团体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越来越得到了科技界的认可。我们在年会上颁发这些奖项，隆重表彰那些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和创新团队，正是为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引导和激励科技工作者为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如果从伽利略、牛顿的时代算起，近代和现代的科学技术已经走过了将近500年的历史，在这500年里，科学技术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也改变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命运；而如果从毛泽东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算起，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才经过了不到60年的时间，在这60年里，我们创造了舉世瞩目的科技奇迹，从落后挨打、一穷二白到今天的扬眉吐气，我们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
那么，下一个60年呢?甚至下一个50。年呢?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将会怎样来改变我们的祖国?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旧邦新命”，又将如何延续?
答案不在别处，只能由全体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一起来书写!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
关于“自主创新与持续增长”，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仅选择两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抢占新时期科技竞争制高点
第一个问题要分析未来一个时期科技革命的大趋势、大方向，对新技术革命的突破点做出预判，努力抢占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创新型国家，要确立自己的世界强国地位，现在就必须要对科技发展的全局进行谋划。我们看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史，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往往蕴育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我认为是百年难遇的，从它爆发的强度和波及范围看，甚至可以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比。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从本质上来讲，它反映了过去200多年以来世界工业化模式长期积累的内在深层次的矛盾。200多年的工业化，实际上仅仅使不到10亿人口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仍然还在现代化道路上努力前行。过去的工业化模式，是少数国家集聚了世界多数资源，破坏性地使用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这样的发展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人类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发新的资源。这样的需求和矛盾，强烈呼唤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一次新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夜，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大变化，很可能会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我們要特别注意，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无论欧洲、美国还是日本，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那就是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着力培育新一代的主导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以美国为例，今年2月份，美国政府提出了总额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1200个亿用于全力支持高科技产业；4月27日，奥巴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146届年会上发表演讲，提出要把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以上，这也将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从世界整体来看，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新的科学技术不仅没有因为危机而成为奢侈品，反而被放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地位。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仍然还在负重爬坡，哪怕有一点点松懈，就可能再度落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在金融危机中，我们尽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自始至终，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都保持着很强的信心，而且从目前看来，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极变化，总体形势企稳向好，复苏的力量十分强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是我们的优势，使得我们可以更加从容、也更有实力来进行新技术研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事实上，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一直在不断地转移，过去几百年里，在一个时期往往是一国独占科学中心宝座，而未来很可能会形成多个中心。我国如能抓好用好当前的机遇，一定能崛起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之一。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准确预判新技术革命将在哪一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能源和低碳技术被普遍看好，化石能源时代终究要过去，人类采用的能源结构必然要改变，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也将大大催化新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无所不在，当前已成熟技术的应用还有很大空间；而一旦网络结构与安全技术、计算技术或者芯片技术获得新的重大突破，必将使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更加根本性的变化。生物技术革命将改革生物体，不仅可能极大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而且可能产生高效农业，保障人类食物安全；利用新型微生物巨大的再生和转化能力，有可能创造出效率最高的新能源。材料技术的突破，则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源使用格局以及推动先进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
面对上述众多的重要领域，及早对人类下一次技术革命的突破点做出判断，将为我们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并能主动筹划与设计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应该承认，要准确预见新技术革命何时发生，首先发生在哪一个领域，是一件非常困难乃至有风险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它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循，只要能够将科技体系内部矛盾的脉络走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联系起来，做出相对准确的预判还是有可能的。
目前看来，美国人似乎已经选定绿色能源技术作为突破点。奥巴马已经喊出这样的口号：“当今世界，能够领导全世界在2l世纪发展清洁能源的国家，必定是领导21世纪全球经济的国家”。6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决定用10年时间，投入1500亿美元来支持绿色能源研究。在这一方面，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有紧跟之势。对此，我国正面临很大压力：一旦发达国家在绿色能源技术上率先取得重大突破，我们与发达国家产业的技术差距就有可能从代内差距扩大为代际差距，我国现有的技术装备就面临着很快过时淘汰的危险，巨额投资就很可能会变成沉没成本。所以当下，我们应该在能源和低碳技术发展领域积极参与，加强合作，适应规则，有所作为，瓦利共赢。
除此之外，在新技术突破点上，中国还可能有别的选择吗?我们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在别的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从而造就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呢?这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但我想，不管作任何一种战略考虑，有一个原则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实现跨越发展，就不能总是按惯性发展，不能总是在跟踪、模仿别人，更不能坐等技术转移。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有信心也有勇气做出前瞻性的判断，协助政府作出战略决策，使我国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取得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国运所系。
中国的现代科学，本来就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我们国家的进步依赖科学技术，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就没有我们以前贫弱的国家今天走向强大富裕。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着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场大变革，也正在经历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关键时期。我们个人能不能在科技史上留下名字不重要，关键是“中国”能不能被浓墨重彩地写上去。我们各级的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更加紧密团结起来，更自觉地把个人的智慧融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中。
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充分发挥学术共 同体在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举一个例子。不久前，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去世了。我发现，很多媒体都称季老为“国学大师”，为此还引起了不少争论。季老的研究领域算不算“国学”，这个当然值得商榷，但我们大家公认，季老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是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绝不是因为媒体的炒作，大众媒体在专业学术领域的判断能力，我想恐怕不是那么可靠的，而且现在媒体上出现的“大师”也太多了一点。那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国际国内学术同行们的评价。在印欧比较语言学领域、在佛教语文学领域，世界上有关的学者都重视和认可季老的学术贡献。他写的《浮屠与佛》、《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以及《糖史》等等，尽管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人看不大懂，但是根据国际国内学术同行的评价，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确认，那是能够传之久远的名篇杰作。
所以说，学术大师、一流学术成果、优秀研究团队、高价值研究项目，不是由媒体来加封的，也不是哪一级组织决定的，更不可能是社会大众一人一票评选的。权威、科学、严谨、公正的学术评价，只能来自学术共同体。
近年来，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已经显得非常突出。中国科协曾就此作过一些调研，我们发现，部分科技工作者对现行评价体系的不信任感和挫折感相当强烈。比如，在政府科研经费资助和项目管理上，官员的权力过大，往往直接指定和左右评审专家，使评审的科学性、公正性得不到保证；比如，在人才评价和科技成果、资助项目评定上，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同行评议，常常简单地把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等量化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形成被大家戏称为“学术工分”式的评价方法；再比如，在科技奖励上，重政府奖励，轻学术共同体奖励，两者缺乏衔接，一些政府奖励的同行认可程度比较低，等等。由于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科研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科技经费使用的效率还不高，而且助长了一些浮夸的风气，不利于学术道德的建设，也不利于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的激发。
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共同体没有能够在学术评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术共同体的主动性、责任性、积极性和自身能力都不够。
学术共同体是什么?学术共同体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须“以学术为志业”，在这里，科学成为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人生态度，甚至是一种精神境界。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尽管学术共同体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没有别的更好选择。
要发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基础作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例如，政府科研经费的分配，可以委托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来进行；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的职称，应完全由与行政管理分离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遴选院士要听取候选人所属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的意见；国家科技奖励应该在获得各学术共同体所设奖项的人选或者项目当中来迷选；建立和完善同行评审人员的信用制度；开展科研项目后评估和追溯评价，等等。
学术共同体要在学术评价中发挥好作用，就需要自律。要加强学术道德建设，使共同体内部风清气正。大家加入到某个科技团体中，为的是追求科学真理，而不应有其他什么私利。任何人如果违背了学术道德，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要被淘汰。学术道德是学术共同体的生命，如果道德上堕落了，那么这个学术共同体也就走到了尽头，当然不可能在学术评价中发挥作用。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科学研究也有着社会性，也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我们科技工作者还必须学会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也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关系，只要合理地界定好两种权力的边界，完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我们的态度，应该始终是辩证的、全面的、科学的。
我想，在中国科协这个有着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学术共同体里，我们大家都承载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荣誉。科协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中国科技事业奋斗的一个重要平台。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努力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努力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高，努力服务科技工作者，切实加强各级科协组织自身建设，发挥好科协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开幕式上，我们颁发了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周光召基金会应用科学奖和临床医师奖。在中国科协和各所属团体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越来越得到了科技界的认可。我们在年会上颁发这些奖项，隆重表彰那些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和创新团队，正是为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引导和激励科技工作者为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如果从伽利略、牛顿的时代算起，近代和现代的科学技术已经走过了将近500年的历史，在这500年里，科学技术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也改变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命运；而如果从毛泽东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算起，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才经过了不到60年的时间，在这60年里，我们创造了舉世瞩目的科技奇迹，从落后挨打、一穷二白到今天的扬眉吐气，我们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
那么，下一个60年呢?甚至下一个50。年呢?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将会怎样来改变我们的祖国?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旧邦新命”，又将如何延续?
答案不在别处，只能由全体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一起来书写!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