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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玉器是我国古代玉器文化的又一个高峰，无论是其文化造诣还是其工艺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玉器材料的运用与选择更使得汉代玉器变得华丽多姿、丰富多彩。汉代玉器的材料主要可以从其质地、颜色、来源这样几个方面来探讨。
材质多样
汉代玉器在用料方面有一个逐渐丰富和变化的过程，它是在继承战国玉器辉煌成就，特别是玉料丰富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白玉、青玉、黄玉、黄白玉、黄绿玉、玛瑙、水晶、滑石、绿松石、煤精、琥珀、玻璃等材料在汉代玉器中被广泛应用。
汉代玉器材料以和田玉为主，其他材料为辅。说是以和田玉为主，实际上是以和田白玉及青玉为主材料。自西周以来，和田玉逐渐成为了中国玉器的主流玉材，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既对和田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又能够大胆地针对器形对材料进行取合，这与前代为珍惜材料而取合器形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和田白玉大量被使用于当时权贵阶层的用玉，几乎涉及其用玉的所有领域，但主要还是用于权贵阶层的生前用玉。这一时期由于开采能力的提高，大量的精致白玉作品已经出现，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堪称其代表作，其中的玉熊、玉辟邪等材质极好，在雕琢过程中甚至保留有和田籽料的皮色，这充分表明西汉玉工已经具有很高的认识和田白玉的能力。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汉墓出土的玉璜、玉佩，玉质细腻，颜色浑白，有些器物毫无杂质，不失为精品。
和田青玉在汉代被大量使用，青玉材料在汉代多被用于制作葬玉器物，尤其以玉璧居多，这些青玉璧的直径多在10－20多厘米之间，最大的已有30多厘米。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三区玉璧，直径33厘米多；山东鲁国故城出土的三区玉璧，直径有31厘米。这些玉璧器表平整，边缘没有勉强用料的痕迹，应是用大型材料切割而成，原料的尺寸更大，当时能开采这么大的原料，说明玉料的开采能力已经相当强了。
从汉代和田玉作品来看，不仅是白玉和青玉，黄玉也在被使用，黄玉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玉的感觉和审美，进而丰富了汉代玉器的品类。江苏省海州市网疃庄西汉墓出土的玉猪，玉质细腻，颜色纯正，是汉代黄玉作品中的上品。
汉代还经常使用一种黄绿色的玉料，这种材料介于青黄之间，颜色有点像现在的岫岩老玉，有些青黄，略带杂质，但经过当今地质学家鉴定，又不是岫岩玉，这种玉料多用在汉代玉衣的制作上，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就是这种情况。
随着西汉向东汉的过渡，文化开始呈现多元化，玉器在材料的使用上也开始多样化起来，除了和田玉以外，其他玉材材料也为汉代玉器增色加彩，表现在无论是材料的使用上还是颜色的搭配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历史上汉代以前传承下来的其他材料在汉代仍在大量使用。玛瑙这种有着丰富颜色和纹理的传统玉材，在汉代被传承使用下来。河北邯郸出土的红色玛瑙玉环，安徽省六合市出土的玛瑙环，徐州市土山东汉墓出土的玛瑙耳坠，山西朔州出土的玛瑙璧，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水晶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玉材，在汉代也在继续使用，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子中，就有水晶棋子6枚。其他材料如煤精、琉璃等也被应用于玉器作品，如江苏省扬州市甘泉姚庄出土的玛瑙、煤精、琥珀串饰；江西南昌市出土的紫水晶、白水晶、玛瑙、琥珀串饰就是例证。
汉代玉器也开始使用新的玉材，琥珀就是其中的一种。汉代开始认识琥珀，并使用琥珀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琥珀一词，是汉初陆贾的《新语》“道基篇”。文中谈到：“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琥珀具有色彩亮丽，质地轻盈，制作简单的特点，深受人们喜爱。江苏扬州西汉墓出土的琥珀印，颜色呈橘红色，鲜艳亮丽；江苏省扬州市甘泉姚庄出土的琥珀司南佩、徐州市土山东汉墓出土的琥珀天禄，都是其杰出代表作。琥珀的出现，为中国玉文化的大家族中又增添了新的材料成员，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使用。
除了玉材以外，石材也被大量用于汉代玉器制作。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西汉向东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战乱频仍，国力虚弱，导致玉料匮乏。这些石材多是就地取材，因此材料多种多样。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西汉墓出土的玉豹，广东省德庆县东汉墓出土的金星石兽，江西宜春市出土的滑石璧就是这些地方石材作品的代表作。同时，汉代玉握猪多使用滑石材料，这类玉器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数量较多。
颜色多样
汉代玉器不仅材料丰富多样，颜色也多姿多彩。由于汉代崇尚白色，故白玉多用来制作人们的生前用玉，这一现象与儒家思想在汉代被确立为正统的学术思想有关。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经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的发扬与推广，正式确立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颜色上崇尚白色，因此，在玉器上第一次确立了以白色为主要颜色的玉器审美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对后世及今日的玉器审美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这一时期人们生前用玉无论是摆件还是佩饰都多以白玉为主。摆件如前文所提到的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但是，在有些重要的葬器上，也有用白玉的，如汉代的玉蝉，虽说是葬器，但也有用极好的白玉材料制成的，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白玉材料的重视。
与此同时，汉代也继承了自春秋战国以来葬玉多使用绿色玉的传统。在古人看来，绿色属于生发之色，数东方之色、春天之色。人们用这种颜色的玉制成葬器，表达着人们向往重生，重回人间的美好愿望。这一时期的葬玉璧多是绿色的玉，无论是大量出土玉璧的南越王墓，还是只有少量玉璧出土的小墓，都用这种青玉璧。这说明人们对玉璧的颜色是有共同的认识的。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玉璧上，在汉代其他重要葬玉中也同样能够体现出来，在玉衣的制作和使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汉代玉衣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黄绿色玉制成的。
汉代还常常同时使用多种材料组成多姿多彩的视觉盛宴。广州市龙升岗出土的由玛瑙水晶琉璃等多种材料组成的串饰，颜色亮丽，鲜艳夺目，佩戴在人身上，该是一道多么美丽的风景线。
来源多样
汉代玉器材料来源多样，有些材料的来源今人已经很明确，但有些来源我们至今未知。
从表面上看，汉代和田玉料都应来源于和田地区，其实不然，这与今天的和田玉材料并不都来源于和田地区是同样的道理。汉代和田玉材料的来源有些复杂，有人认为这些材料全部来源于和田地区，有的是籽料，有的是山料。也有人认为这些材料部分来源于和田，部分来源于其他地区。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笔者认为部分汉代和田玉料来源于和田，而且是和田籽料，这部分玉料就应该出自和田白玉河，如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使用的就是产自和田的白玉籽料，玉料质地极好，特别是其中的玉熊，温润细腻，略带皮色，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属极品；但也有部分和田玉材料不是出自和田地区，笔者曾仔细观察过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白玉器物，这些器物的材料和当今的和田玉料比较起来略微有些透明，白色自得有些过分，并且不温润。这种惨白且透明的玉料和我们今天所知和田玉产地所产的材料都不同，说它和俄料像，透明度又太高，说它像青海料，白度又太过，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材料可能在汉代有大量出产，汉代以后材料消耗殆尽，或者说被历史淹没，以后再也没有出产。产地仍然是个谜。 汉代的大块白玉料极为罕见，今天竟有人说1000多公斤的白玉料制成的玉凳是汉代玉凳，我们且不说器物形制如何，单从玉料来讲已是荒唐之极。
用于葬玉玉衣的青黄玉，颜色在和田玉与岫岩玉之间，这种材料的来源至今也不得而知，只能说，历史上有这种青黄玉料的产地，我们还不了解。
汉代青玉材料的来源同样复杂，很多人认为该青玉来源于和田，至少应该来源于新疆。其实不然，这批青玉青中泛绿，带有黑点，我们今天在整个新疆地区都找不到与其类似的材料。笔者认为，这批材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蓝田玉，尽管这种说法尚且缺乏实践证明。历史文献中多次提到蓝田玉，汉代乐府《羽林郎》记载：胡姬“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东汉班固《西都赋》有“陆海珍藏，蓝田美玉。”蓝田玉到宋代开始湮没，后人不识其真面目，该蓝田玉应该是指蓝田透闪石。而今现存的古玉器物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器物是蓝田玉所制，而且是蛇纹石。如果历史上仅有这几件蛇纹石器物，那么历史文献就不会多次提到蓝田玉，更不会用大量篇幅来描绘蓝田玉，所以蓝田玉——透闪石蓝田玉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当今蓝田地区只出产蛇纹石，并没有透闪石的发现，而这些汉代器物又都是透闪石，有人据此对蓝田玉有无表示怀疑。现在蓝田地区的确只有蛇纹石出产，但这不表明这一地区根本就没有蓝田透闪石的存在，可能只是没有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岫玉就是蛇纹石，并不知道岫玉中还有透闪石存在。红山文化玉器是透闪石，看起来和这些蛇纹石没有关系，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一直成迷。20世纪80年代的一声开山炮响，炸开了沉睡千万年的透闪石之门，岫玉从此有了老岫玉一一透闪石。正是这种透闪石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玉器的材料找到了源头。根据历史文献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出产蛇纹石的蓝田玉的矿脉中，可能就蕴藏着透闪石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蓝田玉，也就是现在出土的汉代青玉璧。笔者相信，可能会有一天，沉睡的蓝天透闪石玉也能被发现，这也将为我们验证历史文献的准确性，提供实物佐证，也为我们了解汉代玉器材料提供新的证据。
汉代不仅是玉的来源多样，连玛瑙的来源也极为复杂。汉代的玛瑙从颜色上看有红白两种。白玛瑙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玛瑙很相似，但红玛瑙差距较大。这些红玛瑙器物颜色暗红，不如现在的玛瑙通透，但显得非常浑厚。这种颜色的玛瑙与我们国家传统玛瑙产地——阜新的玛瑙有较大的差别。过去一直未能找到这种玛瑙的产地，近些年来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及四川发现有与之相近的玛瑙，但这些玛瑙是否就是汉代玛瑙材料，我们尚不能确定。
汉代石材及琉璃的大量使用也是汉代玉器开始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汉代石材的大量使用是在西汉开始至东汉时期发生的。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社会连年征战，国力耗尽，民不聊生，国家已无力厚葬王公贵族，更无力制作耗时耗力的玉器来随葬，但死后葬玉这一遗风还在作祟，因而就以材料来源简单，制作容易的石头——特别是滑石作品来代替玉器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选择，也就应允而生了大量滑石葬玉。同样道理，东汉的很多琉璃器物出现在墓葬中，也是当时国力凋零的真实写照。
汉代玉器的材料如同她所表现的玉文化一样，在以和田玉为主的脉络下，呈现一种多种玉材并举的状况，为中国汉代玉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材质多样
汉代玉器在用料方面有一个逐渐丰富和变化的过程，它是在继承战国玉器辉煌成就，特别是玉料丰富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白玉、青玉、黄玉、黄白玉、黄绿玉、玛瑙、水晶、滑石、绿松石、煤精、琥珀、玻璃等材料在汉代玉器中被广泛应用。
汉代玉器材料以和田玉为主，其他材料为辅。说是以和田玉为主，实际上是以和田白玉及青玉为主材料。自西周以来，和田玉逐渐成为了中国玉器的主流玉材，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既对和田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又能够大胆地针对器形对材料进行取合，这与前代为珍惜材料而取合器形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和田白玉大量被使用于当时权贵阶层的用玉，几乎涉及其用玉的所有领域，但主要还是用于权贵阶层的生前用玉。这一时期由于开采能力的提高，大量的精致白玉作品已经出现，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堪称其代表作，其中的玉熊、玉辟邪等材质极好，在雕琢过程中甚至保留有和田籽料的皮色，这充分表明西汉玉工已经具有很高的认识和田白玉的能力。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汉墓出土的玉璜、玉佩，玉质细腻，颜色浑白，有些器物毫无杂质，不失为精品。
和田青玉在汉代被大量使用，青玉材料在汉代多被用于制作葬玉器物，尤其以玉璧居多，这些青玉璧的直径多在10－20多厘米之间，最大的已有30多厘米。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三区玉璧，直径33厘米多；山东鲁国故城出土的三区玉璧，直径有31厘米。这些玉璧器表平整，边缘没有勉强用料的痕迹，应是用大型材料切割而成，原料的尺寸更大，当时能开采这么大的原料，说明玉料的开采能力已经相当强了。
从汉代和田玉作品来看，不仅是白玉和青玉，黄玉也在被使用，黄玉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玉的感觉和审美，进而丰富了汉代玉器的品类。江苏省海州市网疃庄西汉墓出土的玉猪，玉质细腻，颜色纯正，是汉代黄玉作品中的上品。
汉代还经常使用一种黄绿色的玉料，这种材料介于青黄之间，颜色有点像现在的岫岩老玉，有些青黄，略带杂质，但经过当今地质学家鉴定，又不是岫岩玉，这种玉料多用在汉代玉衣的制作上，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就是这种情况。
随着西汉向东汉的过渡，文化开始呈现多元化，玉器在材料的使用上也开始多样化起来，除了和田玉以外，其他玉材材料也为汉代玉器增色加彩，表现在无论是材料的使用上还是颜色的搭配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历史上汉代以前传承下来的其他材料在汉代仍在大量使用。玛瑙这种有着丰富颜色和纹理的传统玉材，在汉代被传承使用下来。河北邯郸出土的红色玛瑙玉环，安徽省六合市出土的玛瑙环，徐州市土山东汉墓出土的玛瑙耳坠，山西朔州出土的玛瑙璧，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水晶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玉材，在汉代也在继续使用，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子中，就有水晶棋子6枚。其他材料如煤精、琉璃等也被应用于玉器作品，如江苏省扬州市甘泉姚庄出土的玛瑙、煤精、琥珀串饰；江西南昌市出土的紫水晶、白水晶、玛瑙、琥珀串饰就是例证。
汉代玉器也开始使用新的玉材，琥珀就是其中的一种。汉代开始认识琥珀，并使用琥珀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琥珀一词，是汉初陆贾的《新语》“道基篇”。文中谈到：“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琥珀具有色彩亮丽，质地轻盈，制作简单的特点，深受人们喜爱。江苏扬州西汉墓出土的琥珀印，颜色呈橘红色，鲜艳亮丽；江苏省扬州市甘泉姚庄出土的琥珀司南佩、徐州市土山东汉墓出土的琥珀天禄，都是其杰出代表作。琥珀的出现，为中国玉文化的大家族中又增添了新的材料成员，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使用。
除了玉材以外，石材也被大量用于汉代玉器制作。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西汉向东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战乱频仍，国力虚弱，导致玉料匮乏。这些石材多是就地取材，因此材料多种多样。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西汉墓出土的玉豹，广东省德庆县东汉墓出土的金星石兽，江西宜春市出土的滑石璧就是这些地方石材作品的代表作。同时，汉代玉握猪多使用滑石材料，这类玉器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数量较多。
颜色多样
汉代玉器不仅材料丰富多样，颜色也多姿多彩。由于汉代崇尚白色，故白玉多用来制作人们的生前用玉，这一现象与儒家思想在汉代被确立为正统的学术思想有关。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经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的发扬与推广，正式确立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颜色上崇尚白色，因此，在玉器上第一次确立了以白色为主要颜色的玉器审美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对后世及今日的玉器审美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这一时期人们生前用玉无论是摆件还是佩饰都多以白玉为主。摆件如前文所提到的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但是，在有些重要的葬器上，也有用白玉的，如汉代的玉蝉，虽说是葬器，但也有用极好的白玉材料制成的，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白玉材料的重视。
与此同时，汉代也继承了自春秋战国以来葬玉多使用绿色玉的传统。在古人看来，绿色属于生发之色，数东方之色、春天之色。人们用这种颜色的玉制成葬器，表达着人们向往重生，重回人间的美好愿望。这一时期的葬玉璧多是绿色的玉，无论是大量出土玉璧的南越王墓，还是只有少量玉璧出土的小墓，都用这种青玉璧。这说明人们对玉璧的颜色是有共同的认识的。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玉璧上，在汉代其他重要葬玉中也同样能够体现出来，在玉衣的制作和使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汉代玉衣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黄绿色玉制成的。
汉代还常常同时使用多种材料组成多姿多彩的视觉盛宴。广州市龙升岗出土的由玛瑙水晶琉璃等多种材料组成的串饰，颜色亮丽，鲜艳夺目，佩戴在人身上，该是一道多么美丽的风景线。
来源多样
汉代玉器材料来源多样，有些材料的来源今人已经很明确，但有些来源我们至今未知。
从表面上看，汉代和田玉料都应来源于和田地区，其实不然，这与今天的和田玉材料并不都来源于和田地区是同样的道理。汉代和田玉材料的来源有些复杂，有人认为这些材料全部来源于和田地区，有的是籽料，有的是山料。也有人认为这些材料部分来源于和田，部分来源于其他地区。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笔者认为部分汉代和田玉料来源于和田，而且是和田籽料，这部分玉料就应该出自和田白玉河，如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几件圆雕玉器使用的就是产自和田的白玉籽料，玉料质地极好，特别是其中的玉熊，温润细腻，略带皮色，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属极品；但也有部分和田玉材料不是出自和田地区，笔者曾仔细观察过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白玉器物，这些器物的材料和当今的和田玉料比较起来略微有些透明，白色自得有些过分，并且不温润。这种惨白且透明的玉料和我们今天所知和田玉产地所产的材料都不同，说它和俄料像，透明度又太高，说它像青海料，白度又太过，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材料可能在汉代有大量出产，汉代以后材料消耗殆尽，或者说被历史淹没，以后再也没有出产。产地仍然是个谜。 汉代的大块白玉料极为罕见，今天竟有人说1000多公斤的白玉料制成的玉凳是汉代玉凳，我们且不说器物形制如何，单从玉料来讲已是荒唐之极。
用于葬玉玉衣的青黄玉，颜色在和田玉与岫岩玉之间，这种材料的来源至今也不得而知，只能说，历史上有这种青黄玉料的产地，我们还不了解。
汉代青玉材料的来源同样复杂，很多人认为该青玉来源于和田，至少应该来源于新疆。其实不然，这批青玉青中泛绿，带有黑点，我们今天在整个新疆地区都找不到与其类似的材料。笔者认为，这批材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蓝田玉，尽管这种说法尚且缺乏实践证明。历史文献中多次提到蓝田玉，汉代乐府《羽林郎》记载：胡姬“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东汉班固《西都赋》有“陆海珍藏，蓝田美玉。”蓝田玉到宋代开始湮没，后人不识其真面目，该蓝田玉应该是指蓝田透闪石。而今现存的古玉器物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器物是蓝田玉所制，而且是蛇纹石。如果历史上仅有这几件蛇纹石器物，那么历史文献就不会多次提到蓝田玉，更不会用大量篇幅来描绘蓝田玉，所以蓝田玉——透闪石蓝田玉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当今蓝田地区只出产蛇纹石，并没有透闪石的发现，而这些汉代器物又都是透闪石，有人据此对蓝田玉有无表示怀疑。现在蓝田地区的确只有蛇纹石出产，但这不表明这一地区根本就没有蓝田透闪石的存在，可能只是没有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岫玉就是蛇纹石，并不知道岫玉中还有透闪石存在。红山文化玉器是透闪石，看起来和这些蛇纹石没有关系，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一直成迷。20世纪80年代的一声开山炮响，炸开了沉睡千万年的透闪石之门，岫玉从此有了老岫玉一一透闪石。正是这种透闪石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玉器的材料找到了源头。根据历史文献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出产蛇纹石的蓝田玉的矿脉中，可能就蕴藏着透闪石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蓝田玉，也就是现在出土的汉代青玉璧。笔者相信，可能会有一天，沉睡的蓝天透闪石玉也能被发现，这也将为我们验证历史文献的准确性，提供实物佐证，也为我们了解汉代玉器材料提供新的证据。
汉代不仅是玉的来源多样，连玛瑙的来源也极为复杂。汉代的玛瑙从颜色上看有红白两种。白玛瑙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玛瑙很相似，但红玛瑙差距较大。这些红玛瑙器物颜色暗红，不如现在的玛瑙通透，但显得非常浑厚。这种颜色的玛瑙与我们国家传统玛瑙产地——阜新的玛瑙有较大的差别。过去一直未能找到这种玛瑙的产地，近些年来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及四川发现有与之相近的玛瑙，但这些玛瑙是否就是汉代玛瑙材料，我们尚不能确定。
汉代石材及琉璃的大量使用也是汉代玉器开始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汉代石材的大量使用是在西汉开始至东汉时期发生的。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社会连年征战，国力耗尽，民不聊生，国家已无力厚葬王公贵族，更无力制作耗时耗力的玉器来随葬，但死后葬玉这一遗风还在作祟，因而就以材料来源简单，制作容易的石头——特别是滑石作品来代替玉器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选择，也就应允而生了大量滑石葬玉。同样道理，东汉的很多琉璃器物出现在墓葬中，也是当时国力凋零的真实写照。
汉代玉器的材料如同她所表现的玉文化一样，在以和田玉为主的脉络下，呈现一种多种玉材并举的状况，为中国汉代玉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