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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原名冯和仪，字允庄，1914年出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不过湮没已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张爱玲重新受到热捧，苏青才又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与苏青在上世纪50年代有过一段交往，岁月匆匆，虽已过去六十余载，往事却时时萦绕心头，难以忘怀。
难忘的交往
1953年夏，我奉命从部队文化学校调到部队文工团搞创作。部队文工团的驻地是处于上海贵州路北京路口的湖社（贵州路263号），这座房屋建于1931年冬，原为陈英士（民国首任沪军都督）纪念堂，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湖社的近邻是两座同样历史悠久的戏院：门对面是隔着贵州路的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隔着北京路的对面是丽都大戏院（贵州路239号），原名北京大戏院，1935年更名为丽都大戏院。此时正是尹桂芳领衔的芳华越剧团长驻演出的剧场，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与苏青不期而遇了。
当时丽都大戏院正在上演《卖油郎》，戏院大门旁的大海报写着编剧冯允庄，导演司徒阳，我便想去拜会这两位先生。一天上午我去丽都大戏院，守在后台门边的工作人员听我说明来意，又见我是解放军，便进去通报。没多少时间，出来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女性，说：“我是冯允庄，请问有什么事吗？”我原以为冯允庄是位先生，不意是位女士，忙说：“我是对面湖社里部队文工团的编剧，特地来拜访讨教的。”她连说“哪里哪里”，便引我进入后台一间办公室。她向我介绍了改编《卖油郎》的大致过程。我感到她说话很直率，容易亲近。那天导演司徒阳不在，我与苏青互留了电话，便告辞出来。数日后，我终于见到了导演司徒阳。他似比冯允庄年轻一些，身材微胖，颇为干练的样子，我们相谈甚洽。当时芳华越剧团是私营剧团，盈亏全靠票房收入，所以每天都演日夜两场，星期日还要加演早场，演员非常辛苦。我有暇时就会去看司徒阳给演员排戏，有时编剧冯允庄也与我坐在一起看排练，互相交流一些看法。我也邀请冯允庄到湖社来参观叙谈，如此一来二往，过从颇密。她那时只有39岁，比我年长不少，我就尊称她为冯大姐。
一次她来湖社，送了我一本《结婚十年》，我说：“这本书我在1948年读大学的时候从同学手里借来看过的。”苏青笑着说：“这是我写的书，送给你留个纪念吧。”我这才知道冯允庄原来就是名噪一时的苏青！于是我们便聊起过去有关《结婚十年》的一些评论问题。我说：“人家说你是‘大胆女作家’，你怎么看？”她说：“说我直爽、坦白，我的个性确实如此，但有些人说我‘大胆’却含有贬义，意思是我书中有什么不雅的描写似的，其实是这些人阅读时动机不纯。”我同意她的说法，彼此谈得很投缘，所以她也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一些人如何攻讦她，为此她也曾在文章中反唇相讥过。听了她的一席话，我对她有了多一层了解。她比我年长且社会阅历丰富，却能与我这个阅世不深的人作如此坦露心迹之谈，令我内心生起对她的好感。那时我正根据屈原的《九歌》编写了一部大型歌舞剧，于是我拿出剧本来向她请教，她欣然接下剧本，答应拿回去细看。
几天后，我应约去丽都大戏院与她会面。她说她饶有兴致地看完了我的剧本，并问我：“你怎么对屈原的作品这么熟悉？”我说：“我非常喜欢楚辞，最早是受了郭沫若《今昔蒲剑》一书的影响，后来便常向复旦中文系蒋天枢教授请益。”她说∶“我想将郭沫若的《屈原》改编成越剧，但屈原的《离骚》很难懂，你能帮我解解疑吗？”我说：“你的古文底子比我厚，我怎么敢为你解惑答疑呢？不过《离骚》我倒是钻研过的，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于是她约我星期日去她家谈。
苏青住在八仙桥一带的自忠路244弄7号，星期日那天我应约前往。这是一幢假三层的石库门房子，门楣上还镌有“乐石”二字，进了大门就是天井。我自小就生长在石库门里，对石库门很有感情，这是上海最为普遍的住宅楼。苏青住在二楼，亭子间也是她家的。二楼前楼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陈设简单朴素。一上午我们都在讨论《离骚》，中午时她留我吃饭，我也不推辞。我们边吃边谈，话题就转移到改编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上面来了。我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写于抗战期间，宣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有时代意义的，但他在剧本里将宋玉描写为无耻小人却是歪曲历史。宋玉悲秋是千古绝唱，《九辩》与《离骚》一脉相承，所以自古屈宋并提，不應该一褒一贬。我见苏青含笑不语，便问她是否同意我的意见。苏青说：“这是戏剧艺术，艺术是允许虚构的。”我说：“宋玉是历史人物，将他虚构成无耻小人总是不应该的。”苏青说：“曹操是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应该是个正面人物，但《三国演义》却将他塑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后来各种戏曲也都是将曹操作为奸臣来表演的。”我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明朝末年的人，他出于正统观念将曹操塑造成奸臣可以理解。现在时代不同了，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塑造历史人物，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艺术虚构。”苏青说：“你的话是不错的，但我改编郭老的剧本，很难作太大的改动。”我想想也是，郭沫若身份显赫，改编他的作品怎么能作大的变动呢？我的这些看法，说说而已，难道还能写文章去与郭沫若商榷吗？
一天苏青告诉我，她与尹桂芳要去北京观摩赵丹主演的《屈原》。但她这一去却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原来经北京的一位记者介绍，她认识了文怀沙并在其家里住了半个月，似乎颇有收获。她还将文怀沙书赠与她的一张条幅拿给我看。我说文怀沙的《九章今绎》《九歌今绎》《离骚今绎》我都有，质量还可以。她见我对文怀沙著作的评价一般，便说：“人家可是楚辞专家。”我说：“‘今绎’之类的书只是普及性读物，文怀沙好像还没有学术性著作。”
大概过了两个月，她的剧本写成，向我征求意见。我坐在后台的一间屋里一口气读完，觉得剧本改编得挺不错的，唱词通俗，韵脚整齐，朗朗上口。我提不出什么修改建议，只是礼节性地赞扬了几句。这时导演司徒阳走了进来，他说正在研究排演方案，不日即可开排。
《屈原》一剧终于开排了。 一日午后，我去丽都大戏院后台，见尹桂芳在她的化装室里静坐，便进去跟她招呼后坐在她的化装桌边。她说：“在北京时田汉对我们说：‘你们把《屈原》改编成越剧，勇气不小啊！’我确实心中没底，不知道如何演屈原这个角色。有人劝我读点屈原的作品，但我文化低，不要说原文，就是读译文也很难理解。”这时苏青也进来了，我们一起劝她不要犯愁，并为她讲屈原的生平和历史背景，让她对屈原所处的时代和屈原的经历以及精神世界有所了解，后来她的心态似乎放松了许多。
《屈原》进入彩排阶段前，又发生尹桂芳演屈原这个角色要不要戴胡须的问题。尹桂芳不想戴胡须，因为她一向以风流潇洒的小生面貌出场，装上胡须就改变了形象，怕老观众不能接受。苏青和导演的意见是屈原这个角色应该有胡须。苏青认为，赵丹扮演的屈原就是有胡须的，这在观众的心目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她力劝尹桂芳鼓起勇气戴上胡须，一定会得到观众的认可。在众人力劝下，尹桂芳终于同意戴上胡须。
我向苏青要了三张彩排观摩票，告诉她要请复旦中文系蒋天枢先生和蒋师母一起来看戏，蒋师母挺喜欢看越剧的。苏青听了很高兴，她也很想与蒋天枢先生谋面。彩排那天，蒋先生夫妇如约而至，我们的座位是第5排贵宾席，离舞台近而又无需仰首。剧终以后苏青赶过来与蒋先生寒暄，蒋先生对此剧称赞不止，然后彼此握别。
《屈原》一剧于1954年5月在丽都大戏院上演以后，天天客满。我的宿舍是湖社四楼一间朝南的房间，每晚站在窗前便可见丽都大戏院大门口灯火辉煌，门边售票窗口外的人行道上排着长长的队伍（其中不乏众多“黄牛”），等着买第二天的票子，这可是通宵排队！为此苏青很兴奋，她告诉我：“前几天田汉先生也来看过戏了，特地跑到后台来找我，说我改编得很成功。他对尹桂芳的表演更是赞不绝口。”
同年10月，《屈原》一剧参加华东六省一市的戏曲会演，演出阵营强大，合作越剧团的戚雅仙、云华越剧团的商芳臣、新新越剧团的许瑞春等主要演员均来加盟出演角色。当时我作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亦每日忙于观摩，常常是一日要跑两个剧场，不免有点疲惫，但《屈原》观摩演出时我还是重看了一遍。这场演出确实更为精彩，好评如潮，也荣获了不少奖项。苏青本来应该获得编剧奖的，评委会讨论再三，还是碍于她的“历史问题”而未通过，而且为了求平衡，连导演奖也不给了。苏青想不通，曾向我吐过苦水：“我做得再好也讨不到好！”说是这么说，接着她又在计划下一部戏的创作了。
1954年10月，毛泽东发起批判俞平伯以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运动，《人民日报》也发了社论，于是《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便成为广大群众新的关注点。苏青抓住这一热点，着手编写越剧《红楼梦》，至成稿时觉得内容主要写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悲剧，便改名为《宝玉与黛玉》。经我介绍，她将剧本寄给复旦中文系贾植芳教授征求意见。贾先生于1955年元月5日给她回了信并寄还剧本，剧本上附有一些修改意见，是贾先生请即将毕业的学生潘行恭代劳的（潘行恭后在香港中图社工作，已故）。这时《宝玉与黛玉》排练已近尾声了。
彩排那天，苏青要我请贾植芳先生来观剧，贾先生欣然接受邀请。看完戏苏青赶过来说，她与导演司徒阳、作曲连波邀请几位嘉宾去天香楼吃饭。天香楼离丽都大戏院不太远。入席后经苏青介绍，另两位嘉宾原来是著名电影导演苏灵和女作家赵清阁。席间大家边吃边聊，对《宝玉与黛玉》一剧作了颇多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通过这次见面，苏青与贾植芳先生建立了联系，但也埋下了意想不到的政治隐患。
《宝玉与黛玉》一剧更迎合越剧观众的口味，上座率一直居高不下，竟连演了三百多场。剧团里人人兴高采烈，苏青在剧团里更受重视，这使她从过去的委屈情绪中解脱了出来。一次她告诉我：“剧团给我300元一月的工资，我也对得起剧团了！”在当时能拿到300元工资的人并不多，这相当于1956年工资改革后二级教授的工资了！但她的工资在剧团里尚属中等水平，导演司徒阳的工资是500元，尹桂芳最高，月薪900元（旧时戏曲界称“包银”）。从1953年到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苏青过得最顺畅的一段时间。
1955年上半年我所在的文工团即将与另一文工团合并，我也即将转入地方工作，苏青知道后便欲推荐我去芳华越剧团当艺术指导，但我不想去，因为我的志趣是想到高校去从事文学研究兼搞创作。此时不意一场反胡风运动将我牵连了进去，1955年5月15日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被捕后，不久我也被关进了上海警备区拘留所接受审查（拙文《我在胡风冤案之中和之后的所历所闻》有详述，载《粤海风》2019年第6期），自此以后我与苏青便“动如参与商，此生不相见”了。这之后苏青的不幸遭遇，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获悉的。因为从胡风冤案的发生到“文革”結束，我亦生活在风风雨雨之中。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在政治上重获新生，在生活上、事业上都有了很大变化，但当时我还以为她已随芳华越剧团去了福建，没有及时探问她的下落。当我从贾植芳先生处得知她的一些情况时，我们已是天人之隔了！
“歧途佳人”终以悲剧落幕
1955年发生了两大震惊世人的冤案，一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苏青在这两大冤案中都有所牵连。在胡风案中，上海市公安局在逮捕贾植芳先生以后，从贾家查抄到苏青给贾先生的一封信。苏青跟贾植芳先生的往来并不多，公安局在贾家查抄到的那封信，也只是一封学人间讨教的信，与政治问题无关，所以一时也并未对她采取什么措施（胡风案中的涉案人员早在1955年五六月间已基本被关押或隔离审查）。但1955年12月1日午夜，苏青终于被捕入狱。其实缠在苏青身上的政治历史绳索，主要还是她与陈公博以及周佛海夫妇的关系。
那么苏青又怎么会与这样两个大汉奸有交往呢？
1943年的早春，苏青与丈夫李钦后决裂，暂住友人平襟亚家中的亭子间里，想找一份工作能有固定的收入，但一时竟难以找到工作。其时她写了一篇杂文《论离婚》，发表在《古今》上。这篇文章妙语连珠，见解深邃，堪称美文。不意此文竟受到时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青睐，陈公博向《古今》杂志主编朱朴询问此文作者的情况，并对此文大加赞赏。于是朱朴将陈公博的话转告苏青，苏青听了竟受宠若惊。朱朴于是嘱她写篇文章回报陈公博，这对她找工作会有所帮助。正愁找不到工作的苏青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应承了下来。其时正值《古今》创刊一周年，苏青便写了《〈古今〉的印象》一文，发表在《古今》“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其中写到读了陈公博发表在《古今》上的《上海的市长》和《了解》二文的感受，多有美誉之辞。 不久，周佛海之妻杨淑慧想请人代笔写回忆文章，朱朴推荐了苏青，苏青由此结识杨淑慧，杨给了苏青1万元代笔费。与此同时，陈公博从朱朴口中得知苏青与丈夫分居，借住在友人家中的事，也资助了她8万元（这是一笔巨款）。这解了苏青的燃眉之急，她花了4万元顶下了八仙桥自忠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并花了1万元买了家具什物，总算有了安身之所。后来陈公博又从杨淑慧口中了解到，苏青很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便给苏青写了一封亲笔信，邀请她去市政府工作，或做不负具体责任的专员，或做陈的私人秘书，任选其一，月薪是1000元。信末所具日期是6月19日。陈公博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信中言辞恳切，令苏青更生敬慕之心。她为了生活，为了感恩，竟接受陈公博的邀请去市政府秘书处当了一名空头专员。虽然只做了三个月便辞职，但也由此落下了“汉奸”的骂名。她后半生的不幸遭际均与这一段历史有关。
苏青被捕后，在提篮桥监狱里关了一年半才被释放回家，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给审查结论的“宽大释放”。1957年夏天她回到芳华越剧团，团里让她去看门。1959年初芳华越剧团支援去福建，苏青不愿随团赴闽，便被分配到黄浦区文化局所属的红旗锡剧团去做编剧兼打杂，她亦曾配合政治形势编过《雷锋》《王杰》等剧本，但锡剧只是小剧种，上座率不高，故演出难有影响。
1966年“文革”爆发后，苏青又成了冲击的对象，抄家、批斗，受尽屈辱，最后被红旗锡剧团开除，一度生活无着。后来总算有了“给出路”的政策，被安排至黄浦区文化馆，依靠每月61.7元的工资维持生活。1976年苏青退休，退休工资仅43.19元，其晚年生活极为困顿。
她所住的房子，原是花了4万元顶下来的整幢石库门，不知何时竟住进了几户人家。苏青属于“有问题”的人，常受邻居欺负，于是她通过住房交换从市中心八仙桥搬到普陀区近郊一带居住，以求安宁。次女李崇美和外孙与她同住，住房仅十几平方米。1953年苏青在家中请我吃饭时我见过李崇美，那时她还在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念书。据说1980年苏青38岁的儿子从安徽回来，实在住不下，崇美便搬出去，由其弟陪母亲住。苏青的儿子没有工作，靠她这点退休工资，生活更是艰难。
苏青晚年贫病交迫，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肺结核等多种疾病，时常卧床，最后两年她体力不支，没有去黄浦区结核病防治所拍片复查，只是改请中医上门问诊，但要出诊费一元，又不能报销，她连付这点钱也感到吃力。她在给友人王伊蔚老大姐的信中说：“我病很苦，只求早死”，“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卧床不起的苏青口吐鲜血，含恨而亡，卒年69岁。
苏青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时改革开放的大门正徐徐打开，她却已病入膏肓，难以有所作为了。如果天假其年，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生活条件又获得改善，她定能再续前弦，创作出一些好作品来的。
1948年她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取名《歧途佳人》，若以“歧途佳人”来称谓苏青自己，是最切合不过的。而且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苏青还题了颇有哲理意味的两句话：“人生无几时，颠沛在其间 。”这是她对人生的感悟，也正是对自己一生的写照。那时她才风华正茂的35岁，不意竟预言到自己后半生的遭际了。
1984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终于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对苏青（冯和仪）的历史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據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然而逝者长已矣，离世已两载的苏青再也感受不到平反的喜悦了。一个与张爱玲结为姊妹花的海派代表作家，其人生的结局却是如此凄凉，留给世人的唯有无限的叹息！
2020年11月19日改定，是年八十有九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王岚 姚亚茜
我与苏青在上世纪50年代有过一段交往，岁月匆匆，虽已过去六十余载，往事却时时萦绕心头，难以忘怀。
难忘的交往
1953年夏，我奉命从部队文化学校调到部队文工团搞创作。部队文工团的驻地是处于上海贵州路北京路口的湖社（贵州路263号），这座房屋建于1931年冬，原为陈英士（民国首任沪军都督）纪念堂，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湖社的近邻是两座同样历史悠久的戏院：门对面是隔着贵州路的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隔着北京路的对面是丽都大戏院（贵州路239号），原名北京大戏院，1935年更名为丽都大戏院。此时正是尹桂芳领衔的芳华越剧团长驻演出的剧场，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与苏青不期而遇了。
当时丽都大戏院正在上演《卖油郎》，戏院大门旁的大海报写着编剧冯允庄，导演司徒阳，我便想去拜会这两位先生。一天上午我去丽都大戏院，守在后台门边的工作人员听我说明来意，又见我是解放军，便进去通报。没多少时间，出来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女性，说：“我是冯允庄，请问有什么事吗？”我原以为冯允庄是位先生，不意是位女士，忙说：“我是对面湖社里部队文工团的编剧，特地来拜访讨教的。”她连说“哪里哪里”，便引我进入后台一间办公室。她向我介绍了改编《卖油郎》的大致过程。我感到她说话很直率，容易亲近。那天导演司徒阳不在，我与苏青互留了电话，便告辞出来。数日后，我终于见到了导演司徒阳。他似比冯允庄年轻一些，身材微胖，颇为干练的样子，我们相谈甚洽。当时芳华越剧团是私营剧团，盈亏全靠票房收入，所以每天都演日夜两场，星期日还要加演早场，演员非常辛苦。我有暇时就会去看司徒阳给演员排戏，有时编剧冯允庄也与我坐在一起看排练，互相交流一些看法。我也邀请冯允庄到湖社来参观叙谈，如此一来二往，过从颇密。她那时只有39岁，比我年长不少，我就尊称她为冯大姐。
一次她来湖社，送了我一本《结婚十年》，我说：“这本书我在1948年读大学的时候从同学手里借来看过的。”苏青笑着说：“这是我写的书，送给你留个纪念吧。”我这才知道冯允庄原来就是名噪一时的苏青！于是我们便聊起过去有关《结婚十年》的一些评论问题。我说：“人家说你是‘大胆女作家’，你怎么看？”她说：“说我直爽、坦白，我的个性确实如此，但有些人说我‘大胆’却含有贬义，意思是我书中有什么不雅的描写似的，其实是这些人阅读时动机不纯。”我同意她的说法，彼此谈得很投缘，所以她也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一些人如何攻讦她，为此她也曾在文章中反唇相讥过。听了她的一席话，我对她有了多一层了解。她比我年长且社会阅历丰富，却能与我这个阅世不深的人作如此坦露心迹之谈，令我内心生起对她的好感。那时我正根据屈原的《九歌》编写了一部大型歌舞剧，于是我拿出剧本来向她请教，她欣然接下剧本，答应拿回去细看。
几天后，我应约去丽都大戏院与她会面。她说她饶有兴致地看完了我的剧本，并问我：“你怎么对屈原的作品这么熟悉？”我说：“我非常喜欢楚辞，最早是受了郭沫若《今昔蒲剑》一书的影响，后来便常向复旦中文系蒋天枢教授请益。”她说∶“我想将郭沫若的《屈原》改编成越剧，但屈原的《离骚》很难懂，你能帮我解解疑吗？”我说：“你的古文底子比我厚，我怎么敢为你解惑答疑呢？不过《离骚》我倒是钻研过的，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于是她约我星期日去她家谈。
苏青住在八仙桥一带的自忠路244弄7号，星期日那天我应约前往。这是一幢假三层的石库门房子，门楣上还镌有“乐石”二字，进了大门就是天井。我自小就生长在石库门里，对石库门很有感情，这是上海最为普遍的住宅楼。苏青住在二楼，亭子间也是她家的。二楼前楼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陈设简单朴素。一上午我们都在讨论《离骚》，中午时她留我吃饭，我也不推辞。我们边吃边谈，话题就转移到改编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上面来了。我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写于抗战期间，宣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有时代意义的，但他在剧本里将宋玉描写为无耻小人却是歪曲历史。宋玉悲秋是千古绝唱，《九辩》与《离骚》一脉相承，所以自古屈宋并提，不應该一褒一贬。我见苏青含笑不语，便问她是否同意我的意见。苏青说：“这是戏剧艺术，艺术是允许虚构的。”我说：“宋玉是历史人物，将他虚构成无耻小人总是不应该的。”苏青说：“曹操是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应该是个正面人物，但《三国演义》却将他塑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后来各种戏曲也都是将曹操作为奸臣来表演的。”我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明朝末年的人，他出于正统观念将曹操塑造成奸臣可以理解。现在时代不同了，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塑造历史人物，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艺术虚构。”苏青说：“你的话是不错的，但我改编郭老的剧本，很难作太大的改动。”我想想也是，郭沫若身份显赫，改编他的作品怎么能作大的变动呢？我的这些看法，说说而已，难道还能写文章去与郭沫若商榷吗？
一天苏青告诉我，她与尹桂芳要去北京观摩赵丹主演的《屈原》。但她这一去却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原来经北京的一位记者介绍，她认识了文怀沙并在其家里住了半个月，似乎颇有收获。她还将文怀沙书赠与她的一张条幅拿给我看。我说文怀沙的《九章今绎》《九歌今绎》《离骚今绎》我都有，质量还可以。她见我对文怀沙著作的评价一般，便说：“人家可是楚辞专家。”我说：“‘今绎’之类的书只是普及性读物，文怀沙好像还没有学术性著作。”
大概过了两个月，她的剧本写成，向我征求意见。我坐在后台的一间屋里一口气读完，觉得剧本改编得挺不错的，唱词通俗，韵脚整齐，朗朗上口。我提不出什么修改建议，只是礼节性地赞扬了几句。这时导演司徒阳走了进来，他说正在研究排演方案，不日即可开排。
《屈原》一剧终于开排了。 一日午后，我去丽都大戏院后台，见尹桂芳在她的化装室里静坐，便进去跟她招呼后坐在她的化装桌边。她说：“在北京时田汉对我们说：‘你们把《屈原》改编成越剧，勇气不小啊！’我确实心中没底，不知道如何演屈原这个角色。有人劝我读点屈原的作品，但我文化低，不要说原文，就是读译文也很难理解。”这时苏青也进来了，我们一起劝她不要犯愁，并为她讲屈原的生平和历史背景，让她对屈原所处的时代和屈原的经历以及精神世界有所了解，后来她的心态似乎放松了许多。
《屈原》进入彩排阶段前，又发生尹桂芳演屈原这个角色要不要戴胡须的问题。尹桂芳不想戴胡须，因为她一向以风流潇洒的小生面貌出场，装上胡须就改变了形象，怕老观众不能接受。苏青和导演的意见是屈原这个角色应该有胡须。苏青认为，赵丹扮演的屈原就是有胡须的，这在观众的心目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她力劝尹桂芳鼓起勇气戴上胡须，一定会得到观众的认可。在众人力劝下，尹桂芳终于同意戴上胡须。
我向苏青要了三张彩排观摩票，告诉她要请复旦中文系蒋天枢先生和蒋师母一起来看戏，蒋师母挺喜欢看越剧的。苏青听了很高兴，她也很想与蒋天枢先生谋面。彩排那天，蒋先生夫妇如约而至，我们的座位是第5排贵宾席，离舞台近而又无需仰首。剧终以后苏青赶过来与蒋先生寒暄，蒋先生对此剧称赞不止，然后彼此握别。
《屈原》一剧于1954年5月在丽都大戏院上演以后，天天客满。我的宿舍是湖社四楼一间朝南的房间，每晚站在窗前便可见丽都大戏院大门口灯火辉煌，门边售票窗口外的人行道上排着长长的队伍（其中不乏众多“黄牛”），等着买第二天的票子，这可是通宵排队！为此苏青很兴奋，她告诉我：“前几天田汉先生也来看过戏了，特地跑到后台来找我，说我改编得很成功。他对尹桂芳的表演更是赞不绝口。”
同年10月，《屈原》一剧参加华东六省一市的戏曲会演，演出阵营强大，合作越剧团的戚雅仙、云华越剧团的商芳臣、新新越剧团的许瑞春等主要演员均来加盟出演角色。当时我作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亦每日忙于观摩，常常是一日要跑两个剧场，不免有点疲惫，但《屈原》观摩演出时我还是重看了一遍。这场演出确实更为精彩，好评如潮，也荣获了不少奖项。苏青本来应该获得编剧奖的，评委会讨论再三，还是碍于她的“历史问题”而未通过，而且为了求平衡，连导演奖也不给了。苏青想不通，曾向我吐过苦水：“我做得再好也讨不到好！”说是这么说，接着她又在计划下一部戏的创作了。
1954年10月，毛泽东发起批判俞平伯以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运动，《人民日报》也发了社论，于是《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便成为广大群众新的关注点。苏青抓住这一热点，着手编写越剧《红楼梦》，至成稿时觉得内容主要写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悲剧，便改名为《宝玉与黛玉》。经我介绍，她将剧本寄给复旦中文系贾植芳教授征求意见。贾先生于1955年元月5日给她回了信并寄还剧本，剧本上附有一些修改意见，是贾先生请即将毕业的学生潘行恭代劳的（潘行恭后在香港中图社工作，已故）。这时《宝玉与黛玉》排练已近尾声了。
彩排那天，苏青要我请贾植芳先生来观剧，贾先生欣然接受邀请。看完戏苏青赶过来说，她与导演司徒阳、作曲连波邀请几位嘉宾去天香楼吃饭。天香楼离丽都大戏院不太远。入席后经苏青介绍，另两位嘉宾原来是著名电影导演苏灵和女作家赵清阁。席间大家边吃边聊，对《宝玉与黛玉》一剧作了颇多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通过这次见面，苏青与贾植芳先生建立了联系，但也埋下了意想不到的政治隐患。
《宝玉与黛玉》一剧更迎合越剧观众的口味，上座率一直居高不下，竟连演了三百多场。剧团里人人兴高采烈，苏青在剧团里更受重视，这使她从过去的委屈情绪中解脱了出来。一次她告诉我：“剧团给我300元一月的工资，我也对得起剧团了！”在当时能拿到300元工资的人并不多，这相当于1956年工资改革后二级教授的工资了！但她的工资在剧团里尚属中等水平，导演司徒阳的工资是500元，尹桂芳最高，月薪900元（旧时戏曲界称“包银”）。从1953年到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苏青过得最顺畅的一段时间。
1955年上半年我所在的文工团即将与另一文工团合并，我也即将转入地方工作，苏青知道后便欲推荐我去芳华越剧团当艺术指导，但我不想去，因为我的志趣是想到高校去从事文学研究兼搞创作。此时不意一场反胡风运动将我牵连了进去，1955年5月15日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被捕后，不久我也被关进了上海警备区拘留所接受审查（拙文《我在胡风冤案之中和之后的所历所闻》有详述，载《粤海风》2019年第6期），自此以后我与苏青便“动如参与商，此生不相见”了。这之后苏青的不幸遭遇，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获悉的。因为从胡风冤案的发生到“文革”結束，我亦生活在风风雨雨之中。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在政治上重获新生，在生活上、事业上都有了很大变化，但当时我还以为她已随芳华越剧团去了福建，没有及时探问她的下落。当我从贾植芳先生处得知她的一些情况时，我们已是天人之隔了！
“歧途佳人”终以悲剧落幕
1955年发生了两大震惊世人的冤案，一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苏青在这两大冤案中都有所牵连。在胡风案中，上海市公安局在逮捕贾植芳先生以后，从贾家查抄到苏青给贾先生的一封信。苏青跟贾植芳先生的往来并不多，公安局在贾家查抄到的那封信，也只是一封学人间讨教的信，与政治问题无关，所以一时也并未对她采取什么措施（胡风案中的涉案人员早在1955年五六月间已基本被关押或隔离审查）。但1955年12月1日午夜，苏青终于被捕入狱。其实缠在苏青身上的政治历史绳索，主要还是她与陈公博以及周佛海夫妇的关系。
那么苏青又怎么会与这样两个大汉奸有交往呢？
1943年的早春，苏青与丈夫李钦后决裂，暂住友人平襟亚家中的亭子间里，想找一份工作能有固定的收入，但一时竟难以找到工作。其时她写了一篇杂文《论离婚》，发表在《古今》上。这篇文章妙语连珠，见解深邃，堪称美文。不意此文竟受到时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青睐，陈公博向《古今》杂志主编朱朴询问此文作者的情况，并对此文大加赞赏。于是朱朴将陈公博的话转告苏青，苏青听了竟受宠若惊。朱朴于是嘱她写篇文章回报陈公博，这对她找工作会有所帮助。正愁找不到工作的苏青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应承了下来。其时正值《古今》创刊一周年，苏青便写了《〈古今〉的印象》一文，发表在《古今》“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其中写到读了陈公博发表在《古今》上的《上海的市长》和《了解》二文的感受，多有美誉之辞。 不久，周佛海之妻杨淑慧想请人代笔写回忆文章，朱朴推荐了苏青，苏青由此结识杨淑慧，杨给了苏青1万元代笔费。与此同时，陈公博从朱朴口中得知苏青与丈夫分居，借住在友人家中的事，也资助了她8万元（这是一笔巨款）。这解了苏青的燃眉之急，她花了4万元顶下了八仙桥自忠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并花了1万元买了家具什物，总算有了安身之所。后来陈公博又从杨淑慧口中了解到，苏青很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便给苏青写了一封亲笔信，邀请她去市政府工作，或做不负具体责任的专员，或做陈的私人秘书，任选其一，月薪是1000元。信末所具日期是6月19日。陈公博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信中言辞恳切，令苏青更生敬慕之心。她为了生活，为了感恩，竟接受陈公博的邀请去市政府秘书处当了一名空头专员。虽然只做了三个月便辞职，但也由此落下了“汉奸”的骂名。她后半生的不幸遭际均与这一段历史有关。
苏青被捕后，在提篮桥监狱里关了一年半才被释放回家，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给审查结论的“宽大释放”。1957年夏天她回到芳华越剧团，团里让她去看门。1959年初芳华越剧团支援去福建，苏青不愿随团赴闽，便被分配到黄浦区文化局所属的红旗锡剧团去做编剧兼打杂，她亦曾配合政治形势编过《雷锋》《王杰》等剧本，但锡剧只是小剧种，上座率不高，故演出难有影响。
1966年“文革”爆发后，苏青又成了冲击的对象，抄家、批斗，受尽屈辱，最后被红旗锡剧团开除，一度生活无着。后来总算有了“给出路”的政策，被安排至黄浦区文化馆，依靠每月61.7元的工资维持生活。1976年苏青退休，退休工资仅43.19元，其晚年生活极为困顿。
她所住的房子，原是花了4万元顶下来的整幢石库门，不知何时竟住进了几户人家。苏青属于“有问题”的人，常受邻居欺负，于是她通过住房交换从市中心八仙桥搬到普陀区近郊一带居住，以求安宁。次女李崇美和外孙与她同住，住房仅十几平方米。1953年苏青在家中请我吃饭时我见过李崇美，那时她还在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念书。据说1980年苏青38岁的儿子从安徽回来，实在住不下，崇美便搬出去，由其弟陪母亲住。苏青的儿子没有工作，靠她这点退休工资，生活更是艰难。
苏青晚年贫病交迫，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肺结核等多种疾病，时常卧床，最后两年她体力不支，没有去黄浦区结核病防治所拍片复查，只是改请中医上门问诊，但要出诊费一元，又不能报销，她连付这点钱也感到吃力。她在给友人王伊蔚老大姐的信中说：“我病很苦，只求早死”，“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卧床不起的苏青口吐鲜血，含恨而亡，卒年69岁。
苏青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时改革开放的大门正徐徐打开，她却已病入膏肓，难以有所作为了。如果天假其年，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生活条件又获得改善，她定能再续前弦，创作出一些好作品来的。
1948年她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取名《歧途佳人》，若以“歧途佳人”来称谓苏青自己，是最切合不过的。而且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苏青还题了颇有哲理意味的两句话：“人生无几时，颠沛在其间 。”这是她对人生的感悟，也正是对自己一生的写照。那时她才风华正茂的35岁，不意竟预言到自己后半生的遭际了。
1984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终于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对苏青（冯和仪）的历史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據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然而逝者长已矣，离世已两载的苏青再也感受不到平反的喜悦了。一个与张爱玲结为姊妹花的海派代表作家，其人生的结局却是如此凄凉，留给世人的唯有无限的叹息！
2020年11月19日改定，是年八十有九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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