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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具有双重理论来源，即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和韦伯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理论。其中，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作为理论背景被卢卡奇吸收，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则作为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被卢卡奇所接受并内融进他的物化思想中，二者糅合的着力点就在于对“抽象劳动”的分析。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他不仅仅关注到商品拜物教所揭示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物化，而且通过对以可计算性为原则的“抽象劳动”的分析，深刻剖析了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物化现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指出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所不具有的理论内涵，即“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并最终将这一“合理的自律性”聚焦在物化意识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合理物化理论。
[关键词]商品拜物教；可计算性；物化意识；合理物化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4-0062-04
“物化”问题一直是青年卢卡奇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回溯其理論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正是由于双重背景的影响，使得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具有复杂的双重逻辑：一是物化体现在生产关系层面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而形成的“幽灵般的对象性”；二是物化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以可计算性为原则形成的“合理的自律性”。虽然对于这两重思想来源，学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但大家在讨论卢卡奇究竟是如何将二者理论糅合，以及糅合后的卢卡奇物化理论有了怎样新的理论洞见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糅合之后的“物化”理论具有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所不具有的理论内涵，即商品拜物教中所揭示的“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并且从“幽灵般的对象性”到“合理的自律性”的分析是一个从生产关系层面到生产过程层面不断深入的过程。本文正是从这一问题入手，以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来源为切入点，具体地追间他究竟是如何建构他独具特色的“物化”逻辑的形而上学。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这样三个问题：为什么卢卡奇关注“物化”的视角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视域下的生产关系层面深入到生产过程层面；兼备双重理论背景的卢卡奇究竟是如何将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进行糅合；对于卢卡奇而言，经过糅合后的物化思想有着怎样独具特色的理论创新。
一、卢卡奇物化逻辑展开的出发点
“物象化”的德文是“Versachlichung”一词，与“物化”（Verdinglichung）相比，“物象化”更加强调某种社会规定的东西，反映社会关系。在《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所体现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物象化现象。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代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独立的私人劳动之间发生接触的唯一形式就是交换，而交换的基础就是由于抽象的人类劳动物化在商品中，使不同质的商品成为同种劳动的凝结，含有等量劳动的商品就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从而使不同质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并且只有通过交换这种形式，私人劳动独特的社会性质才会表现出来。这样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交换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被这种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控制。“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p.125）。因此，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关系层面、主体间性交往过程入手分析物象化现象。而在卢卡奇这里，他不但看到发生在生产关系层面的物象化现象，而且通过深入分析，进一步看到生产过程中的物化现象。“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2]（p.149）。可见，卢卡奇已经意识到复杂的商品结构中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一点无疑是来自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对他的思想启示，但卢卡奇又认为，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这种对象性以一种仿佛十全十美的自律性掩盖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而这种“合理的自律性”不仅仅发生在生产关系层面，而是已经深入到生产过程中。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将“物化”的批判重点放在生产关系层面，而在卢卡奇这里更加关注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并且这样的物化已经形成“合理的自律性”。
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同，卢卡奇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状态是自泰罗制以来的20世纪工业文明技术合理化的状态。泰罗制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出最佳的工段位置、最合理的劳动定额，甚至可以计算工人的情绪和心理而制定出最合理的操作方法，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卢卡奇看来，最为紧要的是，“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2]（pp.154-155）。当心理特性也可以做到被计算，从而被整合进生产过程中时，对于卢卡奇来说，最重要不再是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中所揭示的社会关系层面主体间性交往所形成的物象化，而是随着生产过程中分工的不断细化和合理化，物化已经内化进入的意识领域以至于工人的质的特性，人的个体性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从而使工人不再具有进行革命的意识和热情。“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领域可计算的“合理的自律性”，并且这种自律性不断内化进工人的意识中，形成物化意识。面对这样一个困境，卢卡奇认为，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而唤醒阶级意识的前提就是揭示出工人的阶级意识是如何被物化的。因此，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关注点出现了一个转向，即从物化的生产关系转移到物化的生产过程，卢卡奇关注到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物化。而这一转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到了卢卡奇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日益呈现出的合理化现象，这种合理化现象就是“韦伯所描述的合理化现象”。合理化产生的结果就是，工业生产和现代官僚制度使人们日益陷入无法挣脱的“铁笼”，而且人们的意识也随着铁笼的出现被物化，不再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也就是人们不再具有革命的意识和热情。 虽然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批判重点进行轉移，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忽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对卢卡奇物化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理论贡献。因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有着很多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影子，甚至直接引用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表述。卢卡奇指出：“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2]（p.149）也就是说，虽然卢卡奇在自己的物化理论中关注到不同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意义上的“物象化”，但马克思还是为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思想背景。
二、卢卡奇物化逻辑展开的着力点
如果说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对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那么合理化理论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就是隐蔽而深刻的。卢卡奇将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糅合到自己的物化理论中，并且通过对“抽象劳动”这一范畴的具体分析，使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和韦伯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在自己的物化逻辑中得以糅合。与马克思一样，卢卡奇认为，不同质的东西需统一为相同的形式才可以进行交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2]（p.153）。这一点与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的论述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卢卡奇并没有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去分析商品交换形成的社会关系层面的物化，而是转向对抽象劳动所具有的可计算性进行详细分析，引入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卢卡奇认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2]（p.155）这一点与韦伯的目的一手段合理性理论是暗合的。所谓目的理性行为是指：“行为者以目的、手段及后果为指南，并同时在手段与目的、目的与后果以及最后在各种可能的目的之间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然后据此而采取的行动。”[3]（p.57）卢卡奇作为韦伯的得意学生之一，受韦伯思想的影响不足为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卢卡奇如何将处于中立价值判断的韦伯的合理化理论颠倒为否定意义上的物化批判，并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中找到理论支持。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将合理化和物化看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由此，他准备了两个论据，这两个论据虽然都是建立在韦伯分析的基础上，但是却反对了韦伯分析的基础。”[4]（p.338）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接受了韦伯所指出的社会合理化过程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构成性意义，并且认为人格的物化，以及劳动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仅仅是这种行为系统合理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合理化和物化之所以会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因为随着合理性的不断增加，劳动生产领域的分工不断细化，劳动过程日益分解为局部操作，工人的劳动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合理化计算的基础变为可以被计算的劳动定额，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可以计算的，我们就可以通过科学的计算，将生产过程不断地分解为一个个过程，从而使生产过程越来越合理，同时这一生产过程也变得越来越束缚人，致使人的个体性越来越被消除，呈现出一种合理物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合理化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物化。“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厂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2]（p.154）。在韦伯那里具有积极意义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到了卢卡奇这里，却变成了物化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则，而且巧妙地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联系起来，在商品拜物教中找到它的理论支撑。这里我们关注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抽象劳动的可计算性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马克思从人的抽象劳动分析出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从而使不同质的劳动商品得以交换，揭示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而卢卡奇物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原则，而抽象劳动正是合理计算的基础，于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在“抽象劳动”这里有了交汇。卢卡奇结合所处时代的现状，看到了抽象劳动日益具有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状态，并展开其物化的生产过程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性正好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语境中找到理论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对以可计算性为原则的“抽象劳动”的分析，使卢卡奇不但看到商品拜物教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个问题，而且指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不具有的理论内涵就是“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这是卢卡奇不可忽略的理论贡献。
卢卡奇认为由于合理化原则的介人，可计算性成为调节生产过程最重要的原则。而生产过程一旦采取可计算性的调节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在劳动对象上所有不能够被计算的东西全部剔除出去不予考虑，考虑的只是你可以为这个生产过程贡献出多少时间。在这样一个以可计算性为原则的生产过程中，个人的创造性被完全抹杀，只留下的一个精确划定界限且可测量的“物”。单个的工人想要参与到整个生产中，就必须去服从这个自由自在的以可计算性为原则的生产过程。于是在客观方面就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第二自然”。人们虽然可以认识它的规律，但却不能控制它、改变它。
至此，我们看到，卢卡奇虽然最终也得出人是被他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控制的，但却采取了与马克思不同的分析路径。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层面、主体间性交往中所形成的物象化来揭示这一秘密，而卢卡奇是从“抽象劳动”中所具有的可计算性原则为入手点，在韦伯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原则的理论启示下，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揭示出物化的内涵。
三、卢卡奇物化逻辑展开的聚焦点
卢卡奇以“当下现实”为立足点，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工业生产领域以泰罗制为主要的生产机制，而且工厂的内部形式集中表现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呈现出韦伯所说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状态。所以，一旦卢卡奇以“当下现实”为立足点，在他的物化逻辑中，就不仅有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意义上由社会交往所形成的主体间性的物象化维度，还有蕴含在生产过程层面上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性维度。为了更好地辨别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我们暂且将其理论称之为合理物化。从“幽灵般的对象性”到“合理的自律性”不断深入的一个后果就是物化意识的产生，而对于物化意识的关切是卢卡奇合理物化逻辑展开的聚焦点，同时也是其合理物化理论中最为出彩的地方。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的东西。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2]（p.153）卢卡奇在分析物化现象时，不但关注到客观方面，也就是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物化，而且深入到主观方面，也就是人的意识领域，那么物化意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样的意识叫物化意识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日益呈现出一种合理物化的现象，处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的现实处境是：我们面对一个完全自我规定的商品的生产过程，在这样理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被处理好吸收进去，物也是如此。那么对于处于这一系统之外的独立地个人来说，这一具有可计算的合理性的系统就是独立在外在于人的，现实的个人并不能控制这个自在的生产系统。不论是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工人都不是自己生产对象的主人，但仅仅是这样分析并没有深入到工人的意识层面，真正深入到劳动工人的意识层面的是人格面对这样的一种物化结构却无能为力。卢卡奇指出，随着合理化的不断加深，分工日益细化，当劳动过程被分割成不同的局部過程后，劳动主体也相应地被合理地分割开来。当劳动力成为一种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后，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就必然作为劳动过程的一部分被整合进某一合理的局部生产系统中，由于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为各个部分，劳动者长期处于机械化的局部劳动状态中，以至于最终人格沦为旁观者，不能作为自身的主人自主地把握生产过程。而物化意识的产生就在于“人以合理化模式的自我分化的结果就是物化的内化，即内化到人的思想领域，形成物化意识”[5]（pp.174-175）。随着物化的不断深入，工人的意识越来越具有直接性，将在资本主义世界所获得的以可计算性为特征的规定性作为唯一的规定性，将其看作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从而失去主体性本应具有的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没有能力认识内容的差别，只能停留于形式，无法在整个历史的维度来思考自身的处境。在这种状况下，人格只能沦为旁观者。“这时，商品的商品性质，即抽象的、量的可计算性形式表现在这种性质最纯粹的形态中：因此，在物化意识看来……这种商品形式——作为物化的意识一也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2]（p.161）。在这一意义上，工人的意识最终是被物化的。并且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商品形式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形式，物化现象也成为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不仅是在生产领域，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是以这样一种可计算性为基础的被物化的方式进行运转，韦伯所揭示的官僚制就是最好的表现。物化意识成为所有人的普遍命运，也就是说这种物化已经不仅仅体现在产业工人身上，它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在资本主义世界所获得的以可计算性为特征的规定性，被认为是唯一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丧失了批判性和超越性，而对于物化意识的关注正是卢卡奇物化逻辑中大放异彩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郑晓松.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关键词]商品拜物教；可计算性；物化意识；合理物化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4-0062-04
“物化”问题一直是青年卢卡奇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回溯其理論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正是由于双重背景的影响，使得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具有复杂的双重逻辑：一是物化体现在生产关系层面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而形成的“幽灵般的对象性”；二是物化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以可计算性为原则形成的“合理的自律性”。虽然对于这两重思想来源，学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但大家在讨论卢卡奇究竟是如何将二者理论糅合，以及糅合后的卢卡奇物化理论有了怎样新的理论洞见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糅合之后的“物化”理论具有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所不具有的理论内涵，即商品拜物教中所揭示的“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并且从“幽灵般的对象性”到“合理的自律性”的分析是一个从生产关系层面到生产过程层面不断深入的过程。本文正是从这一问题入手，以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来源为切入点，具体地追间他究竟是如何建构他独具特色的“物化”逻辑的形而上学。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这样三个问题：为什么卢卡奇关注“物化”的视角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视域下的生产关系层面深入到生产过程层面；兼备双重理论背景的卢卡奇究竟是如何将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进行糅合；对于卢卡奇而言，经过糅合后的物化思想有着怎样独具特色的理论创新。
一、卢卡奇物化逻辑展开的出发点
“物象化”的德文是“Versachlichung”一词，与“物化”（Verdinglichung）相比，“物象化”更加强调某种社会规定的东西，反映社会关系。在《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所体现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物象化现象。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代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独立的私人劳动之间发生接触的唯一形式就是交换，而交换的基础就是由于抽象的人类劳动物化在商品中，使不同质的商品成为同种劳动的凝结，含有等量劳动的商品就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从而使不同质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并且只有通过交换这种形式，私人劳动独特的社会性质才会表现出来。这样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交换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被这种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控制。“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p.125）。因此，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关系层面、主体间性交往过程入手分析物象化现象。而在卢卡奇这里，他不但看到发生在生产关系层面的物象化现象，而且通过深入分析，进一步看到生产过程中的物化现象。“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2]（p.149）。可见，卢卡奇已经意识到复杂的商品结构中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一点无疑是来自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对他的思想启示，但卢卡奇又认为，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这种对象性以一种仿佛十全十美的自律性掩盖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而这种“合理的自律性”不仅仅发生在生产关系层面，而是已经深入到生产过程中。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将“物化”的批判重点放在生产关系层面，而在卢卡奇这里更加关注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并且这样的物化已经形成“合理的自律性”。
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同，卢卡奇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状态是自泰罗制以来的20世纪工业文明技术合理化的状态。泰罗制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出最佳的工段位置、最合理的劳动定额，甚至可以计算工人的情绪和心理而制定出最合理的操作方法，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卢卡奇看来，最为紧要的是，“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2]（pp.154-155）。当心理特性也可以做到被计算，从而被整合进生产过程中时，对于卢卡奇来说，最重要不再是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中所揭示的社会关系层面主体间性交往所形成的物象化，而是随着生产过程中分工的不断细化和合理化，物化已经内化进入的意识领域以至于工人的质的特性，人的个体性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从而使工人不再具有进行革命的意识和热情。“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领域可计算的“合理的自律性”，并且这种自律性不断内化进工人的意识中，形成物化意识。面对这样一个困境，卢卡奇认为，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而唤醒阶级意识的前提就是揭示出工人的阶级意识是如何被物化的。因此，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关注点出现了一个转向，即从物化的生产关系转移到物化的生产过程，卢卡奇关注到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物化。而这一转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到了卢卡奇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日益呈现出的合理化现象，这种合理化现象就是“韦伯所描述的合理化现象”。合理化产生的结果就是，工业生产和现代官僚制度使人们日益陷入无法挣脱的“铁笼”，而且人们的意识也随着铁笼的出现被物化，不再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也就是人们不再具有革命的意识和热情。 虽然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批判重点进行轉移，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忽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对卢卡奇物化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理论贡献。因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有着很多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影子，甚至直接引用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表述。卢卡奇指出：“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2]（p.149）也就是说，虽然卢卡奇在自己的物化理论中关注到不同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意义上的“物象化”，但马克思还是为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思想背景。
二、卢卡奇物化逻辑展开的着力点
如果说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对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那么合理化理论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就是隐蔽而深刻的。卢卡奇将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糅合到自己的物化理论中，并且通过对“抽象劳动”这一范畴的具体分析，使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和韦伯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在自己的物化逻辑中得以糅合。与马克思一样，卢卡奇认为，不同质的东西需统一为相同的形式才可以进行交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2]（p.153）。这一点与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的论述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卢卡奇并没有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去分析商品交换形成的社会关系层面的物化，而是转向对抽象劳动所具有的可计算性进行详细分析，引入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卢卡奇认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2]（p.155）这一点与韦伯的目的一手段合理性理论是暗合的。所谓目的理性行为是指：“行为者以目的、手段及后果为指南，并同时在手段与目的、目的与后果以及最后在各种可能的目的之间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然后据此而采取的行动。”[3]（p.57）卢卡奇作为韦伯的得意学生之一，受韦伯思想的影响不足为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卢卡奇如何将处于中立价值判断的韦伯的合理化理论颠倒为否定意义上的物化批判，并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中找到理论支持。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将合理化和物化看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由此，他准备了两个论据，这两个论据虽然都是建立在韦伯分析的基础上，但是却反对了韦伯分析的基础。”[4]（p.338）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接受了韦伯所指出的社会合理化过程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构成性意义，并且认为人格的物化，以及劳动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仅仅是这种行为系统合理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合理化和物化之所以会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因为随着合理性的不断增加，劳动生产领域的分工不断细化，劳动过程日益分解为局部操作，工人的劳动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合理化计算的基础变为可以被计算的劳动定额，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可以计算的，我们就可以通过科学的计算，将生产过程不断地分解为一个个过程，从而使生产过程越来越合理，同时这一生产过程也变得越来越束缚人，致使人的个体性越来越被消除，呈现出一种合理物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合理化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物化。“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厂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2]（p.154）。在韦伯那里具有积极意义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到了卢卡奇这里，却变成了物化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则，而且巧妙地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联系起来，在商品拜物教中找到它的理论支撑。这里我们关注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抽象劳动的可计算性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马克思从人的抽象劳动分析出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从而使不同质的劳动商品得以交换，揭示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而卢卡奇物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原则，而抽象劳动正是合理计算的基础，于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在“抽象劳动”这里有了交汇。卢卡奇结合所处时代的现状，看到了抽象劳动日益具有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状态，并展开其物化的生产过程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性正好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语境中找到理论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对以可计算性为原则的“抽象劳动”的分析，使卢卡奇不但看到商品拜物教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个问题，而且指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不具有的理论内涵就是“幽灵般的对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这是卢卡奇不可忽略的理论贡献。
卢卡奇认为由于合理化原则的介人，可计算性成为调节生产过程最重要的原则。而生产过程一旦采取可计算性的调节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在劳动对象上所有不能够被计算的东西全部剔除出去不予考虑，考虑的只是你可以为这个生产过程贡献出多少时间。在这样一个以可计算性为原则的生产过程中，个人的创造性被完全抹杀，只留下的一个精确划定界限且可测量的“物”。单个的工人想要参与到整个生产中，就必须去服从这个自由自在的以可计算性为原则的生产过程。于是在客观方面就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第二自然”。人们虽然可以认识它的规律，但却不能控制它、改变它。
至此，我们看到，卢卡奇虽然最终也得出人是被他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控制的，但却采取了与马克思不同的分析路径。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层面、主体间性交往中所形成的物象化来揭示这一秘密，而卢卡奇是从“抽象劳动”中所具有的可计算性原则为入手点，在韦伯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原则的理论启示下，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揭示出物化的内涵。
三、卢卡奇物化逻辑展开的聚焦点
卢卡奇以“当下现实”为立足点，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工业生产领域以泰罗制为主要的生产机制，而且工厂的内部形式集中表现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呈现出韦伯所说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化状态。所以，一旦卢卡奇以“当下现实”为立足点，在他的物化逻辑中，就不仅有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意义上由社会交往所形成的主体间性的物象化维度，还有蕴含在生产过程层面上的以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合理性维度。为了更好地辨别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我们暂且将其理论称之为合理物化。从“幽灵般的对象性”到“合理的自律性”不断深入的一个后果就是物化意识的产生，而对于物化意识的关切是卢卡奇合理物化逻辑展开的聚焦点，同时也是其合理物化理论中最为出彩的地方。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的东西。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2]（p.153）卢卡奇在分析物化现象时，不但关注到客观方面，也就是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物化，而且深入到主观方面，也就是人的意识领域，那么物化意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样的意识叫物化意识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日益呈现出一种合理物化的现象，处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的现实处境是：我们面对一个完全自我规定的商品的生产过程，在这样理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被处理好吸收进去，物也是如此。那么对于处于这一系统之外的独立地个人来说，这一具有可计算的合理性的系统就是独立在外在于人的，现实的个人并不能控制这个自在的生产系统。不论是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工人都不是自己生产对象的主人，但仅仅是这样分析并没有深入到工人的意识层面，真正深入到劳动工人的意识层面的是人格面对这样的一种物化结构却无能为力。卢卡奇指出，随着合理化的不断加深，分工日益细化，当劳动过程被分割成不同的局部過程后，劳动主体也相应地被合理地分割开来。当劳动力成为一种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后，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就必然作为劳动过程的一部分被整合进某一合理的局部生产系统中，由于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为各个部分，劳动者长期处于机械化的局部劳动状态中，以至于最终人格沦为旁观者，不能作为自身的主人自主地把握生产过程。而物化意识的产生就在于“人以合理化模式的自我分化的结果就是物化的内化，即内化到人的思想领域，形成物化意识”[5]（pp.174-175）。随着物化的不断深入，工人的意识越来越具有直接性，将在资本主义世界所获得的以可计算性为特征的规定性作为唯一的规定性，将其看作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从而失去主体性本应具有的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没有能力认识内容的差别，只能停留于形式，无法在整个历史的维度来思考自身的处境。在这种状况下，人格只能沦为旁观者。“这时，商品的商品性质，即抽象的、量的可计算性形式表现在这种性质最纯粹的形态中：因此，在物化意识看来……这种商品形式——作为物化的意识一也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2]（p.161）。在这一意义上，工人的意识最终是被物化的。并且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商品形式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形式，物化现象也成为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不仅是在生产领域，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是以这样一种可计算性为基础的被物化的方式进行运转，韦伯所揭示的官僚制就是最好的表现。物化意识成为所有人的普遍命运，也就是说这种物化已经不仅仅体现在产业工人身上，它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在资本主义世界所获得的以可计算性为特征的规定性，被认为是唯一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丧失了批判性和超越性，而对于物化意识的关注正是卢卡奇物化逻辑中大放异彩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郑晓松.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