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北大荒，如今的北大仓;人见人厌的“苦人树”，改名成了“乐人树”……
　　1949至2019年的70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感天动地的巨变。近日，记者在多地农村采访，通过记录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展现亿万农民的悲欢忧喜和坚定执着。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

　　走进黑龙江省共青农场，以天津庄、北京庄、山东庄等命名的小区格外显眼，楼房成行，干净整洁，风格迥异。
　　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家住天津庄的84岁老人杜俊起，看着一张黑白照片上年轻的自己，忆起往事。

　　1955年，风华正茂的天津青年杜俊起加入开发北大荒的队伍，来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那年9月的一天，垦荒队点起第一个火把烧荒，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把青春、汗水洒在了这里。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粮食紧缺，沉睡中的“北大荒”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一五”期间，新中国制定了荒地开垦的计划。
　　“早上醒来，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头发甚至粘到了木头上。”杜俊起说，很多队员手指甲都冻坏了。
　　一片片荒地被铁犁头犁开，昔日荒草掩埋的大地，露出了肥沃的黑色土壤。1958年，杜俊起和队员们共生产粮食3000吨。
　　冰天雪地间，北大荒变了模样。60多年后，那片曾经杂草丛生、狼群出没的荒野，已成为一个大型现代化国有农场。
　　“现在种地可享福了。”杜俊起说，育秧有智能化育秧车间，耕作有GPS导航的大型农机，还有自动精量播种机。过去每天几乎都离不开镰刀锄头，现在种、管、收加起来只需一个月左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是粮食产量的增加。杜俊起说，开荒时玉米亩产量只有三四百斤，如今亩产量平均上了1600斤。
　　包括共青农场在内的黑龙江垦区，如今有4300万亩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400亿斤以上，商品粮调出量约占全国各省份粮食调出量总和的四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国家队”。

“苦人树”改叫“乐人树”

　　还没出正月，“哒哒哒”的声音，已经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热热闹闹地响起来了。
　　那是村办制衣厂车间里传来的缝纫机的响声。女工们正在忙着。窗外的山坡上，冬日积雪未融，阳光灿烂。

　　牛鼻子 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再到新一轮农村改革，土地问题始终是牵动改革的“牛鼻子”。

　　如今，这个自然条件并不怎么样的山村，访客络绎不绝。饭店、商铺林立，压饼、核桃、小杂粮、纯粮酒……“大寨”成了吸引人们的最亮品牌。
　　“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72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不满18岁时就当上了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如今，她是新时代大寨发展的“女当家”。
　　村里有棵百年柳树。过去，村民叫它“苦人树”，新中国成立前是穷苦人上吊的地方。后来，人们聚集在树下开会议事搞庆典，“苦人树”改叫了“乐人树”。
　　对这个只有215户、526口人的太行山小村庄来说，正是因为与时俱进，转变思路才有了富裕、繁荣的今天。
　　大寨陸续办起羊毛衫厂、水泥厂，还用“大寨”冠名农产品，通过联合经营，“大寨”牌产品不断出现，酒、醋、杂粮、核桃露等有了市场，游客也越来越多，去年的旅游人次突破了50万。
　　“不能忘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老传统。”郭凤莲说，老一辈大寨人经常给后代讲述大寨过去的生活、艰苦奋斗的岁月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变化。

乡村产业大舞台

　　“这里建独栋公寓，那里建商业综合体，这里是商业街……”摊开规划图，单延军说，“未来几年，村里和村民的主要收入将完全来自服务业。一二三产融合，让第三产业主导。”
　　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街道水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单延军格外忙碌，他正在谋划村里的又一次转型升级。
　　水城是一个“因水而生”的渔村，大海伸进村庄的一小块水域被称作“小海”，村民世代在此居住，与千帆为邻，祖祖辈辈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渔家生活。
　　“过去打鱼是苦日子，当地曾流传‘宁去南山当驴，不去北海打鱼’的说法。”单延军说。
　　从打鱼到经营“渔家乐”，村民把眼光放在了旅游业上。在水城新村，每条街巷里都能看到客栈、渔家乐的招牌，不少村民正在收拾卫生、打扫房间，为新一年的旅游季做准备。
　　阳光下的水城海滨，清波荡漾，海碧天蓝。海边马路上，停了不少外地来的小汽车。游客拍摄海景，与漫天飞舞的海鸥合影。

成为土地的主人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洞庭湖平原从冬眠中苏醒。
　　87岁的陈克斌正在敬老院安度晚年。他的家乡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这里号称“江南粮仓”。万庾镇的“庾”字，本意就是露天粮仓。只不过，“华容号称粮仓，但小时候基本没有吃过饱饭。”老人回忆说。
　　1950年，他家4口人分了10亩地，告别了祖祖辈辈的佃户身份，一家人的日子从此好过多了。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再到新一轮农村改革，土地问题始终是牵动改革的“牛鼻子”。
　　“以前当佃户种地，只敢种产量最有保障、产量最高的作物，一般都是种蚕豆，品质不好，但能保证收成。分田到户后，可以自由调配了，我们改种水稻、高粱、豌豆，吃得饱了，也吃得比以前好了。”
　　1978年，部分村民希望探索“分组作业、定额包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作为大队支书，陈克斌决定先在第八生产队搞试验。
　　当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会议精神传到县里、村里，第八生产队正式开始定额包工，30户农民有28户签字同意，1979年的早稻生产成效立竿见影，单产比前一年翻了一倍。
　　看到效果这么好，到晚稻时，其他生产队也纷纷效仿。到1979年底，华容全面推广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粮食产量明显上升。
　　如今，通过土地流转，村里实行规模化经营，重点发展中药材、绿色蔬菜和手工制作等特色产业，去年全村瓜蒌、迷迭香、麦冬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500多亩，每亩平均纯收入达3000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