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在朱天文的作品中，小说内容描绘的世态众生相及字里行间的“苍凉”风格都显现着对张爱玲的承继，同时作品中又时时展露胡兰成式的妩媚文风及博识倾向，因此朱天文被戏称为“张腔”与“胡说”，也正是这种影响使其有意无意间开辟了一条超离的路。为了摆脱标志性的印记，有意识地在一些特点上进行反拨，也因两种影响的交织无意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效果。
关键词：朱天文 张爱玲 胡兰成 承继 超离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引述了奥斯卡·王尔德体认的师承焦虑：“对于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的不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真正属于他自己……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奏出音乐的回声，一位扮演着为他人而设计的角色的演员。”这样的焦虑也产生在朱天文身上，她一直被认为受到张爱玲和胡兰成两人的影响很深。王德威把这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戏称为“张腔”与“胡说”，而从朱天文的作品看来，尤其是早期创作的确对所谓的“张腔”与“胡说”有着某种程度的承继。也正是这种“师承的焦虑”，使朱天文开始了自己有意无意的超离之路。
一 带着标识跳舞——承继
中国台港作家中有“张派”之称，在探寻人性主题、女性命运、服饰色彩应用、意象奇特、苍凉风格等方面均有人追随，以此被印上“张风”的标志。朱天文从小熟读张爱玲，甚至刻意对“张派”风格进行模仿学习，张爱玲似乎就像“祖师奶奶”一样。看朱天文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的确是有很重的张腔，而这主要与其书写的内容和“苍凉”基调有关。
在小说内容上，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不涉及宏大社会政治历史问题，在凡人俗事中展示人性而不探讨什么人的终极理想和关怀。一切悲喜剧都按真实状态平静演绎，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她对物质发自内心的热爱而对虚无精神的反对或者说不信任。对朱天文来说，没有张爱玲的世故而轻松揭示人性的能力，却在张爱玲“庸俗”一面上进行挪移，专注于众生像的描绘，以生命的本质反对虚无的精神。《伊甸不再》写一个女孩甄素兰因缘际会成了影视红星，后来陷入情网做了别人的情妇，却挣扎于情感与伦理间不堪重压而割腕自杀。《炎夏之都》中最后的那句“有身体好好”的呼喊；《柴师父》里青春不再的气功师傅对青春女体无限企盼。
另一方面，朱天文被打上“张腔”标签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其作品中与张爱玲一脉相承的“苍凉”美学风格。
朱天文的《淡江记》中，胡兰成御笔勾出“张腔”佳句：“这时候的太阳，芒花和尘埃，有着楚辞里南天之下的洪荒草味……”在《假凤虚凰》、《如梦令》中也可见证张爱玲的“苍凉”。《伊甸不在》中的两情缱眷，终难长久的喟叹也应脱胎张爱玲。在《柴师父》中气功师父柴明仪在推拿触摸年轻无知女体时一次次经历着自我心灵的电击，这种卑琐欲望与心灵电击之间暗含着时移事往的无奈与悲怆。《带我去吧，月光》母女两代，女儿生猛激情，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母亲四十年旧情绵绵，最终母亲旧爱难偿，女儿一样成了伤心人，两种爱恋终是无法圆满。《世纪末的华丽》中的模特们虽光彩照人，却被人关注的是身上五彩斑斓的衣服，人只是一个空心的衣架。模特米亚和老得可做爸爸的老段有着露水姻缘，但“往往竟无法做情人们该做的爱情事”，模特儿的恋爱，是一种姿态，一个张爱玲所谓的“美丽、苍凉的手势”。小说谈衣服，却有意无意地击中时代要害。这让人想起张爱玲更衣记里的话：“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而这种选择又怎能说不是一种无奈与苍凉呢？可见，胡兰成在《淡江记》中把朱天文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也绝非虚妄之比。
朱天文受胡兰成影响则无疑从“三三集刊”开始，在胡兰成那千劫如花，再大的悲哀也都化作妮妮婀娜的耽美姿态。他有本事在生命深渊边上，建筑自己的桃花园。
不可否认，胡兰成对朱天文的影响非常巨大，这点她也是认可的。
胡兰成的妩媚文风与浓厚的国学涵养，一方面表现为在作品中讲究知识性的铺排，更重要的是有着一种“爱”、“情”的修辞逻辑，哪怕国家、文化这样的宏大命题，最终都能在这个修辞逻辑中阐释抒发，都能化成青春的忧伤和生命的热情。
而朱天文的“胡腔”是可圈可点的。我们可以看看朱天文当年在《仙缘如花》中的警句，她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下的女孩”饱饮“日月山川风露”，为了爷爷、国父与张爱玲，她要“大大的立下志气，把世上一切不平扫荡”，“单为了张爱玲喜欢上海天光里的电车叮铃铃的开过去，我也要继承国父未完的革命志愿，打出中国新的江山来。”还有那句最有名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只是向中华民族的江山华年私语，他才是我千古怀想不尽的恋人。”（《我梦海棠》）爱国可以如此风流缠绵，说政治可以如此悱恻甜腻，真可谓是尽得胡兰成真传啊。
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讲男同性恋的私密情事，在第六章讲荒人和他的爱侣共游梵蒂冈，两人深爱无悔，在教堂弥撒声中盟誓互许终身。再大的悲哀也化成美丽的身影。
总之，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决绝与浪漫尽显胡兰成式风流。而小说看起来枝枝蔓蔓、破碎杂糅、五色迷眼，又类于张爱玲孜孜不倦地在小说中展示着通衢大道街边上的里弄和小道，阴暗的阁楼或阳台，旧式结局的老房子，品味着服饰、家具的细碎，在细节中进行另类精神追求的遗风。
二 有意无意间行走——超离
对于朱天文来说，张爱玲的影响大到让她一度觉得“她简直就是个阴影，一个乌云，乌云盖著草都长不起来”。王德威也说过，张爱玲是后世作家的福分，但也未免成了一种羁绊。而胡兰成对她的影响也同样客观存在。若是两个无干的人也就罢了，却是人尽皆知的一对眷侣，影响的焦虑使得她自然地想要摆脱被打上标签式的位置。而创作本身就是件复杂的事情，作家风格也是在不断变幻，对于影响的处理，可以用“挣扎”一词来概括。好在，挣扎之中非但没在阴影中长成弱草，反而成了中国台湾文坛特例独行的大树。 朱天文从自嘲为张爱玲“肚脐眼”的作家到今天一度在中国台湾文坛独领风骚的小说家、电影编剧，更大程度是因为她在张胡二人共同深度影响中呈现的一种三者对话交织的独特风格里不断操练，产生一种内在张力，加上对于二位先者某个特点的反拨中实现的。只是或许这种反拨并不全是朱天文为了反拨而刻意为之的，而是由于两种影响交织无意间呈现了出来。
对于张爱玲，朱天文从五年级便开始读，开始模仿，一直到她近中年时开始影视编剧创作，到她的《荒人手记》，她才觉得“终于和张爱玲平了”，也终于“把胡爷的还了”。在张爱玲标志性“苍凉”里，处处充满着压抑，或许是朱天文本就没有张爱玲的世故，亦或因为同时受着胡兰成式浪漫的浸染，在朱天文的苍凉里总会有丝丝温情。《安安的假期》、《最蓝的蓝》以孩童的眼光看世界，虽有悲伤，却有了明朗气息；《画眉记》、《最想念的季节》、《桃树人家有事》、《带我去吧，月光》描摹男人女人的故事，有声有色，那种使人心绪怡然的情致已经别具一格。比起张爱玲笔下往往走向毁灭的扭曲变态人性，朱天文的人物仍有丝丝活的气息，或许这恰是胡兰成的风流中和的结果。
另外，在作品中女性意识这一内容上，亦或是因为朱天文与张爱玲已经完全不是同一时代的两个人，社会的发展变迁对人的思想意识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当然也有可能是朱天文在对张爱玲的超离路上找到的合理点。
张爱玲的笔下，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女人们，她们的归宿多半是选择对男人的依附，依附要么是因为经济不能独立导致了情感上的依附，要么是女人的天性。而朱天文在早期作品《伊甸不再》中作了别人情妇的甄素兰无法排遣道德伦理重压，只有割腕自杀，默默含恨而去，显然也有着张爱玲的影子，而到《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米亚注重服饰的形式和艺术，极具个性，引领潮流，这实际上已经隐藏着一种女性独立反叛的内蕴，试图破解世界的传统秩序。同样做了有妇之夫的情妇，世纪末她却正要开始自己的造纸手工业第二春，有着浓厚的独立意味。她预言：“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在这里并予之重建。”在承继着张爱玲的细碎中，朱天文已经在细碎的外衣下实现了置换。其他的几篇如《带我去吧，月光》中家庭主妇走上街头，头绑白布条参加自立救济抗议队伍；《红玫瑰呼叫你》中家庭主妇使得丈夫惊叹“好厉害的女人想要颠覆他”，“女人总让男人错以为她们的幼小，世故深藏于内，她们只是不好叫男人难堪罢了。”还有《尼罗河女儿》中具有强烈自我崇拜意识的林晓阳，这些女性显然不再是张爱玲笔下的。
而对于胡兰成，在承继张爱玲“庸俗”一面的时候已然显出一定的距离，自1982年的《伊甸不在》，朱天文用一个俗气的爱情故事，意味着之前那个一心一意要向中华民族“私语”的作者，现在要告诉我们“伊甸”不在了。从《炎夏之都》那句“有身体好好”的呼喊起，天文似乎离胡兰成礼乐精神乌托邦越来越远，开始了她对于肉身的美学。接着从《世纪末的华丽》到《柴师父》，再到《肉身菩萨》，一路实践“身体”美学。终于到《荒人手记》，写同性恋自我消磨的欢娱，艾滋病患者的死亡折磨，朱天文开始挑战身体及欲望忍受诱惑的极限试验。借此彻底反写了胡兰成的礼乐之邦，也因着身体欲望张扬背后的独立意味反了张爱玲的女性悲歌。
胡兰成国学渊博，爱展学识的面相在朱天文这儿利用更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艺术语录，广告文案，天文地理，以至于科学的、玄学的交织在一起，造成眼花缭乱的知识图景，从而具有了现代性的意味。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说的超越前人影响的方式——“魔鬼化”的表现，即认为当一切文学的主题和技巧已被前驱作家们所用尽，后来者想要崭露头角，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前人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自己身上加以强化，以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后来者首创的，也被称为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运动，是对前辈“崇高”的反动和消解。
文学的发展不可避免的需要面对影响与创新，或许正是在这种挣扎之中才使文学的生命不断延续，且留下清晰的痕迹。
注：“本文系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基础写作〉“立体训练式”实践性教学模式探索》成果。
参考文献：
[1] 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2] 朱天文，王德威选编：《画眉记》，《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花城文艺版社，2005年版。
[3] 朱天文：《炎夏之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 朱天文：《花忆前身》，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6] 王贝贝：《论台港“张派”作家的承续与超越》，《华文文学》，2005年第4期。
[7] 麦哲伦：《朱天文：命名的喜悦是最大的回馈》，《南方周末》，2004年第1期。
[8] 朱天文：《淡江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秦芬，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讲师）
关键词：朱天文 张爱玲 胡兰成 承继 超离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引述了奥斯卡·王尔德体认的师承焦虑：“对于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的不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真正属于他自己……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奏出音乐的回声，一位扮演着为他人而设计的角色的演员。”这样的焦虑也产生在朱天文身上，她一直被认为受到张爱玲和胡兰成两人的影响很深。王德威把这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戏称为“张腔”与“胡说”，而从朱天文的作品看来，尤其是早期创作的确对所谓的“张腔”与“胡说”有着某种程度的承继。也正是这种“师承的焦虑”，使朱天文开始了自己有意无意的超离之路。
一 带着标识跳舞——承继
中国台港作家中有“张派”之称，在探寻人性主题、女性命运、服饰色彩应用、意象奇特、苍凉风格等方面均有人追随，以此被印上“张风”的标志。朱天文从小熟读张爱玲，甚至刻意对“张派”风格进行模仿学习，张爱玲似乎就像“祖师奶奶”一样。看朱天文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的确是有很重的张腔，而这主要与其书写的内容和“苍凉”基调有关。
在小说内容上，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不涉及宏大社会政治历史问题，在凡人俗事中展示人性而不探讨什么人的终极理想和关怀。一切悲喜剧都按真实状态平静演绎，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她对物质发自内心的热爱而对虚无精神的反对或者说不信任。对朱天文来说，没有张爱玲的世故而轻松揭示人性的能力，却在张爱玲“庸俗”一面上进行挪移，专注于众生像的描绘，以生命的本质反对虚无的精神。《伊甸不再》写一个女孩甄素兰因缘际会成了影视红星，后来陷入情网做了别人的情妇，却挣扎于情感与伦理间不堪重压而割腕自杀。《炎夏之都》中最后的那句“有身体好好”的呼喊；《柴师父》里青春不再的气功师傅对青春女体无限企盼。
另一方面，朱天文被打上“张腔”标签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其作品中与张爱玲一脉相承的“苍凉”美学风格。
朱天文的《淡江记》中，胡兰成御笔勾出“张腔”佳句：“这时候的太阳，芒花和尘埃，有着楚辞里南天之下的洪荒草味……”在《假凤虚凰》、《如梦令》中也可见证张爱玲的“苍凉”。《伊甸不在》中的两情缱眷，终难长久的喟叹也应脱胎张爱玲。在《柴师父》中气功师父柴明仪在推拿触摸年轻无知女体时一次次经历着自我心灵的电击，这种卑琐欲望与心灵电击之间暗含着时移事往的无奈与悲怆。《带我去吧，月光》母女两代，女儿生猛激情，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母亲四十年旧情绵绵，最终母亲旧爱难偿，女儿一样成了伤心人，两种爱恋终是无法圆满。《世纪末的华丽》中的模特们虽光彩照人，却被人关注的是身上五彩斑斓的衣服，人只是一个空心的衣架。模特米亚和老得可做爸爸的老段有着露水姻缘，但“往往竟无法做情人们该做的爱情事”，模特儿的恋爱，是一种姿态，一个张爱玲所谓的“美丽、苍凉的手势”。小说谈衣服，却有意无意地击中时代要害。这让人想起张爱玲更衣记里的话：“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而这种选择又怎能说不是一种无奈与苍凉呢？可见，胡兰成在《淡江记》中把朱天文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也绝非虚妄之比。
朱天文受胡兰成影响则无疑从“三三集刊”开始，在胡兰成那千劫如花，再大的悲哀也都化作妮妮婀娜的耽美姿态。他有本事在生命深渊边上，建筑自己的桃花园。
不可否认，胡兰成对朱天文的影响非常巨大，这点她也是认可的。
胡兰成的妩媚文风与浓厚的国学涵养，一方面表现为在作品中讲究知识性的铺排，更重要的是有着一种“爱”、“情”的修辞逻辑，哪怕国家、文化这样的宏大命题，最终都能在这个修辞逻辑中阐释抒发，都能化成青春的忧伤和生命的热情。
而朱天文的“胡腔”是可圈可点的。我们可以看看朱天文当年在《仙缘如花》中的警句，她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下的女孩”饱饮“日月山川风露”，为了爷爷、国父与张爱玲，她要“大大的立下志气，把世上一切不平扫荡”，“单为了张爱玲喜欢上海天光里的电车叮铃铃的开过去，我也要继承国父未完的革命志愿，打出中国新的江山来。”还有那句最有名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只是向中华民族的江山华年私语，他才是我千古怀想不尽的恋人。”（《我梦海棠》）爱国可以如此风流缠绵，说政治可以如此悱恻甜腻，真可谓是尽得胡兰成真传啊。
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讲男同性恋的私密情事，在第六章讲荒人和他的爱侣共游梵蒂冈，两人深爱无悔，在教堂弥撒声中盟誓互许终身。再大的悲哀也化成美丽的身影。
总之，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决绝与浪漫尽显胡兰成式风流。而小说看起来枝枝蔓蔓、破碎杂糅、五色迷眼，又类于张爱玲孜孜不倦地在小说中展示着通衢大道街边上的里弄和小道，阴暗的阁楼或阳台，旧式结局的老房子，品味着服饰、家具的细碎，在细节中进行另类精神追求的遗风。
二 有意无意间行走——超离
对于朱天文来说，张爱玲的影响大到让她一度觉得“她简直就是个阴影，一个乌云，乌云盖著草都长不起来”。王德威也说过，张爱玲是后世作家的福分，但也未免成了一种羁绊。而胡兰成对她的影响也同样客观存在。若是两个无干的人也就罢了，却是人尽皆知的一对眷侣，影响的焦虑使得她自然地想要摆脱被打上标签式的位置。而创作本身就是件复杂的事情，作家风格也是在不断变幻，对于影响的处理，可以用“挣扎”一词来概括。好在，挣扎之中非但没在阴影中长成弱草，反而成了中国台湾文坛特例独行的大树。 朱天文从自嘲为张爱玲“肚脐眼”的作家到今天一度在中国台湾文坛独领风骚的小说家、电影编剧，更大程度是因为她在张胡二人共同深度影响中呈现的一种三者对话交织的独特风格里不断操练，产生一种内在张力，加上对于二位先者某个特点的反拨中实现的。只是或许这种反拨并不全是朱天文为了反拨而刻意为之的，而是由于两种影响交织无意间呈现了出来。
对于张爱玲，朱天文从五年级便开始读，开始模仿，一直到她近中年时开始影视编剧创作，到她的《荒人手记》，她才觉得“终于和张爱玲平了”，也终于“把胡爷的还了”。在张爱玲标志性“苍凉”里，处处充满着压抑，或许是朱天文本就没有张爱玲的世故，亦或因为同时受着胡兰成式浪漫的浸染，在朱天文的苍凉里总会有丝丝温情。《安安的假期》、《最蓝的蓝》以孩童的眼光看世界，虽有悲伤，却有了明朗气息；《画眉记》、《最想念的季节》、《桃树人家有事》、《带我去吧，月光》描摹男人女人的故事，有声有色，那种使人心绪怡然的情致已经别具一格。比起张爱玲笔下往往走向毁灭的扭曲变态人性，朱天文的人物仍有丝丝活的气息，或许这恰是胡兰成的风流中和的结果。
另外，在作品中女性意识这一内容上，亦或是因为朱天文与张爱玲已经完全不是同一时代的两个人，社会的发展变迁对人的思想意识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当然也有可能是朱天文在对张爱玲的超离路上找到的合理点。
张爱玲的笔下，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女人们，她们的归宿多半是选择对男人的依附，依附要么是因为经济不能独立导致了情感上的依附，要么是女人的天性。而朱天文在早期作品《伊甸不再》中作了别人情妇的甄素兰无法排遣道德伦理重压，只有割腕自杀，默默含恨而去，显然也有着张爱玲的影子，而到《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米亚注重服饰的形式和艺术，极具个性，引领潮流，这实际上已经隐藏着一种女性独立反叛的内蕴，试图破解世界的传统秩序。同样做了有妇之夫的情妇，世纪末她却正要开始自己的造纸手工业第二春，有着浓厚的独立意味。她预言：“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在这里并予之重建。”在承继着张爱玲的细碎中，朱天文已经在细碎的外衣下实现了置换。其他的几篇如《带我去吧，月光》中家庭主妇走上街头，头绑白布条参加自立救济抗议队伍；《红玫瑰呼叫你》中家庭主妇使得丈夫惊叹“好厉害的女人想要颠覆他”，“女人总让男人错以为她们的幼小，世故深藏于内，她们只是不好叫男人难堪罢了。”还有《尼罗河女儿》中具有强烈自我崇拜意识的林晓阳，这些女性显然不再是张爱玲笔下的。
而对于胡兰成，在承继张爱玲“庸俗”一面的时候已然显出一定的距离，自1982年的《伊甸不在》，朱天文用一个俗气的爱情故事，意味着之前那个一心一意要向中华民族“私语”的作者，现在要告诉我们“伊甸”不在了。从《炎夏之都》那句“有身体好好”的呼喊起，天文似乎离胡兰成礼乐精神乌托邦越来越远，开始了她对于肉身的美学。接着从《世纪末的华丽》到《柴师父》，再到《肉身菩萨》，一路实践“身体”美学。终于到《荒人手记》，写同性恋自我消磨的欢娱，艾滋病患者的死亡折磨，朱天文开始挑战身体及欲望忍受诱惑的极限试验。借此彻底反写了胡兰成的礼乐之邦，也因着身体欲望张扬背后的独立意味反了张爱玲的女性悲歌。
胡兰成国学渊博，爱展学识的面相在朱天文这儿利用更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艺术语录，广告文案，天文地理，以至于科学的、玄学的交织在一起，造成眼花缭乱的知识图景，从而具有了现代性的意味。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说的超越前人影响的方式——“魔鬼化”的表现，即认为当一切文学的主题和技巧已被前驱作家们所用尽，后来者想要崭露头角，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前人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自己身上加以强化，以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后来者首创的，也被称为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运动，是对前辈“崇高”的反动和消解。
文学的发展不可避免的需要面对影响与创新，或许正是在这种挣扎之中才使文学的生命不断延续，且留下清晰的痕迹。
注：“本文系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基础写作〉“立体训练式”实践性教学模式探索》成果。
参考文献：
[1] 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2] 朱天文，王德威选编：《画眉记》，《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花城文艺版社，2005年版。
[3] 朱天文：《炎夏之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 朱天文：《花忆前身》，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6] 王贝贝：《论台港“张派”作家的承续与超越》，《华文文学》，2005年第4期。
[7] 麦哲伦：《朱天文：命名的喜悦是最大的回馈》，《南方周末》，2004年第1期。
[8] 朱天文：《淡江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秦芬，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