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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历代妇女著作考》编辑体例入手，从版本之别、详略之分、循其旧制、考据索隐、挂漏存佚五个方面探讨其采辑策略，兼及“选本”的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 采辑策略 版本 考据 “选本”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1-0036-03
作为一部深具雄心、包罗极广的目录学著作，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收纳了自汉魏迄近代四千多位女性作家、五千多种妇女著作，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和面貌。自商务印书馆1957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再版以来，在女性文学研究及学术史上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书再版后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促进了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有论者认为，胡氏所著是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起点”[1]。本文试以编著者的编辑体例入手，从版本之别、详略之分、循其旧制、考据索隐、挂漏存佚五个方面探讨其采辑策略，兼及“选本”的文学史价值。
1 版本之别
同一作品因编辑、传抄、刻版或装订形式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本子，这就是“版本”的传统界定。《历代妇女著作考》的版本意识，得益于胡氏长期从事版本校勘工作。现存之书，一律注明版本及刊印年份，但对不同版本的态度各异。如吴宗爱《绛雪诗钞二卷》有现存刊本可见，胡氏即标注为“（见）”，并著录其三种版本及各自形态，其中又以咸丰四年甲寅（1854）古均阁刊本的描述最为详细，由此可知，该刊本卷首有“长安散人阅本”六字，前有长安散人序，末有附录四页，陈其泰跋，连“书中有圈点，有眉评”也一并点出[2]。比较而言，其他两个版本（玉壶山房刊本、丁芝宇手写本）则简略得多。
对待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采用不同的辑录方式，这是一种显见的“版本之别”。胡文楷在本书《凡例》之中即已开宗明义：“但以篇幅关系，版本普通者，概从简略”[3]。“篇幅关系”固然是胡氏如此处理的因由之一，但显然不是主要原因，“版本普通”才一语中的。采编者的“分别之心”，一方面可见其编辑功力，一方面可使读者循其指引，案其著录之书，一查即得。质而言之，“版本之别”是胡氏采辑作品的一个重要策略。
“版本之别”还体现在对现存各书“序”“跋”的处理上。通观《历代妇女著作考》，很多著作为女性作者的父兄、夫婿、子孙刊刻，男性“序”“跋”存量颇丰，“自序”“自记”相形见绌。胡文楷的策略是：男性序跋在版本款式中均提及，但是怀抱分别之心，对这些序跋有选择性地加以著录，如李因《竹笑轩吟草一卷续草一卷》前有卢传、吴本泰、葛征奇作序，仅录葛征奇序略，凡四百余字[4]；女性序跋，即使不是本人所作，大多录之甚详。这一策略深契“历代妇女著作”这一选题，也即，女性所作序、跋本身是女性著作一种，其中可以管窥其时其人所思所想，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如吴文媛《女红余绪》著录自序，“详叙平生所遭非偶”，洋洋洒洒千余言，文意盎然，本身就是一篇佳制[5]；徐瀛《碧梧轩诗草》有其“自记”，仅录寥寥数语，然而其中“夙有诗癖，动辄咿唔，终日不倦”，不失为古代女性诗人风采的写照[6]。
2 详略之分
胡文楷历经多年艰难求索，将历史上大量散乱甚至亡佚的妇女著作整合、编目，采录范围非常广泛，既涵盖正史、各省通志及府州县志艺文志，又揽括列女传、总集小传、传记笔记等数据，一时蔚为大观。要在如此纷繁浩淼的典籍中理清头绪，采编者必须要有分别之心，这种分别，不仅体现在“版本之别”上，还要凸显在材料的取舍、详略的分野上。如前所论，“版本之别”的实现方式之一即是“详略之分”，此外，还有一些现象也应该引起关注。
《凡例》之十既已言明：中国古代的女性作者，见于记载的极少，隐而不显的居多。在这种背景之下，采录的艰辛不言自明，胡氏在其自序、凡例、跋中均提及这种“难以尽述”的艰难。有鉴于此，胡文楷直言自己的取舍策略：“为求读者之便，故自汉至明，叙述较详；清代作者，已有施淑仪之闺阁诗人征略，足資参考。”我们稍稍统计一下，清以前妇女著作仅余362家（其中明代245家），而有清一朝妇女作家就达到3676人，在数目字上十倍于前代总和[7]。还要提及的是，明清以前虽然有女性著作，但女性文学批评并不多见，而到明清时期，各种选集、总集、序跋层出不穷，女性文学批评传统基本形成。妇女著作的这样一种历史面貌，使得清代以前（尤其是明清以前）妇女著作及其相关资料弥足珍贵。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所作的“详略之分”，的确是形势使然。然而即便如此，清代以前著录页码也仅有211页，约占全书（不含附编、附录、引用书目）的四分之一；明清以前仅余78页，不足十分之一。但虑及清代以前仅余三百余家，有此篇幅总量，已经非常难得。这种局面的形成，胡氏采辑策略无疑居功至伟。
此外，如《正始集》《江苏诗徵》等传本较多，因此也“概从简略”；编后“引用书目”结尾处有“凡妇女别集，已见著录者，不复详载，以省篇幅”等语，都可视为这一策略的实现。兹不赘述。
3 循其旧制
《历代妇女著作考》有意继承《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前代典籍的思路，但又别开一面，“夷考妇女著作”。在此雄心之下，胡文楷翻检群书，搜集古籍，并仿照古代书录编目之例，将所得资料重新整理。对旧制的因循，体现的正是该著的继承性和文献色彩。约略来说，这种“因循”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依藏书志体例”（《凡例》四）。如前所述，编排体例上，胡氏仿照了古代目录学重要典籍的编目之例。卷首有潘序、江序并各家题辞，自序、凡例紧随其后；继而陈列著作者总目，按朝代、姓氏笔画编次；卷末附录、引用书目、索引，一应俱全。对所录著作的印制年代、版本、款式、卷数、序跋等重要信息详录在案，对每位著者的生平、家庭关系、作品评论等都附有简要说明。通过四角号码检索查阅，非常方便。应该说，它已经具备“专题工具书”的特质，对学科研究大有裨益。 二是“据原刻本著录”（《凡例》三）。首先是书名。各类总集、方志在著录书名时，可能会出现同书不同名的现象，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但会造成一些不便。比如清代黄友琴《南滨偶存稿》与《南滨存稿》，《历代妇女著作考》第658页、第688页分别著录，但是经过仔细考校后，有学者发现，两者实际为同一本书[8]。胡氏的策略是，举凡有诗稿作“诗集”“诗钞”“诗草”等同书不同名的，但是书名可见之于原刻本的，采用原刻本书名，不再加以详注。虽然难免有疏漏之处，但这不失为规避风险的一种有效方法。其次是姓名、地名。姓名凡是能够见于原刻本的，即依照原刻本，如《丁素心总集》作“丁愫”、《金至元总集》误作“金玉元”，则分别加以注明或改正；集中有用古地名的，比如武进古作兰陵，一般按原书著录（但也有例外，比如江苏省曾为“江南”，胡氏一律作“江苏”）。其他如夫族官名，如果总集中使用的是古时称谓，如“举人”作“孝廉”，“亦多仍旧”；一人有两名的，“两存之”；如有作品是他人代作、但又无法证实的，“今依此例，故仍其旧”。凡此种种，都是胡氏“循其旧制”的表现。
4 考据索隐
“考”的题中之义，实质是“考据”“索隐”。在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学者根据史料来考证、求实、说明，甚至探寻微言大义，大都采用这一策略。它是整理与鉴别历史文献的重要方法之一。显然，《历代妇女著作考》有志于此：“考据”务求“征实”，“索隐”力争“补全”。比如，该著对每位女性作者都附有小传，有的仅仅寥寥数字，如《秋云诗草》作者秦氏小传仅五字：“氏，白凤韶妻”，但这一零星记载，已是非常难得。胡氏直言该书小传“以补全为原则”“其无可考者缺焉”（《凡例》九）。
在考据索隐的过程中，胡氏要面对诸多问题，比如同一本书有多个名称，名称相同而实际有异，有目而无书，名亡而实存等，这些都要通过搜求大量散见于正史、省州县志、总集、选本、笔记等中的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仔细辨别、逐一考校，既求物证、书证，也有理证。前者最为典型的一例，是孟薀的《栢楼集》。胡文楷曾在《千顷堂书目》中见过书目，但是没有亲见其书，多方搜求而不得。后来机缘凑巧，竟被馮翰飞先生偶然在旧货摊上购得，于是借以著录。再如《香奁诗泐》作者，在初版中并不可见，后来在《昆山徐氏藏闺秀书目》中考得，始知作者为范端昂。也有考证作者时代先后的，如注《众香词》为顺治康熙间人、《撷芳集》为乾隆间人等，不一而足。
这一策略最大的功绩在于订正差误。众所周知，古书作者的疏漏错误、传抄者的疏忽不慎、刻本印刷时的不暇细校，都有产生谬误的可能。针对这些谬误，必须以考据的方法逐一鉴别辨证。在编纂过程中，胡氏发现省州县志、总集所著录的作品信息，存有不少错讹之处，于是竭尽所能加以订正。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姓名错讹，如《清代闺阁诗人徵略》“那逊兰”误作“那兰逊”；有的女性作者误以丈夫姓氏著录，如《霜闺写恨诗》（《江苏府志》载），作者周馥本姓“陶”；（2）朝代有误，如郭国嫔为明人，《撷芳集》和《正始集》都收入清代；（3）同一个人误为两个人，如“徐娴”与“季嫺”，实际上是一个人；（4）同一部著作误为两部著作，如《苏州府志》载明代的《叶蕙绸存馀草》与清代的《叶小纨存馀草》；（5）张冠李戴，如《清代闺秀艺文略》将查昌鹓《学选楼名媛诗选》篇数，误注入杨芸《金箱荟说》书目下。此外，对影射污蔑、子虚乌有、难以置信的，胡文楷“概皆删去，以谨体例”（《凡例》十六）。
5 挂漏存佚
尽管《历代妇女著作考》对古代妇女著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在相当长时间内无可替代，但是胡文楷深知“书囊无底”，新的史料还会继续发现，考订工作远未完成，所以时时感叹“遗漏实多”（《凡例》十七）、“挂漏殊多”，因此“拾遗补阙，以俟异日”（《自序》）。胡氏将所录书籍分为“见”“未见”“存”“佚”四种样态逐一记录，留下很多订补的空间。比如，张宏生举其“年代有误”“姓名失考”“事实不确”“鉴定有误”等差错，李豫、庄新霞、张清华等都曾撰文为之订补、补遗或补考。不过，诚如张宏生所言，这些缺憾不能掩盖其巨大价值，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古代妇女著作目录[9]。是为的论。
从严格意义上说，《历代妇女著作考》不能算作“选本”，因为“选本”一般是由编选者按照特定的标准，选择相应的作品编排而成，侧重的是“文学文本”的选择性呈现。但是悉心探究，《历代妇女著作考》的采编者也是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采辑策略，在中国女性著作的范围内收纳女性作品及相关信息，对女性作品进行梳理和整合，与选本的界定必须具备的“目的性（有一定的选择意图和标准）”、“限定性（在一定范围内的作品中）”、“选择性（根据一定的选择意图和标准进行选择）”、“群体性（最后以作品集的形式出现）”[10]庶几不谋而合。据此可以认为，《历代妇女著作考》是中国女性选本的提要和总成，或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性选本”。其兴趣所在，乃是对中国女性作品史进行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勾勒和描画。
从文学角度来看，“选本”与文学流派、文学集团、文学术语的确立及丰富密切相关，一部“选本史”可以说是一部“批评史”。如邹云湖所言，“选本史”甚至就是一部“特殊的”文学史[11]。重估“选本”的“文学史”价值，或许可以为当前“重写文学史”的风潮提供一种思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般必须具有章节组织和概念性的语言描述。“选本”呈现的则是另一种形态的“文学史”，有论者称之为“文本文学史”[12]。《历代妇女著作考》侧重的虽然不是文本本身，但它对中国古代女性选本（即使在名称上冠以“总集”之名，仍是一种选本）及其周边的整理，显然已经完成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的初步构建。
注 释
[1][9]张宏生，石旻.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现代起点[J].江西社会科学，2008（7）：94，102
[2][4][5][6]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03，108，298，482
[3]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凡例[M]//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
[7]谢玉娥.妇女/性别研究的珍贵文献[J].文史知识，2008（8）：137
[8]李豫.《历代妇女著作考》订补十二则[J].文献，1992（3）：277
[10][11]邹云湖.中国选本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4-6
[12]侯雅文.论晚清常州词派对《清词史》的解释取向及其在常派发展上的意义[J].淡江中文学报，2005（13）：183-222
（收稿日期：2012-08-23）
[关键词] 采辑策略 版本 考据 “选本”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1-0036-03
作为一部深具雄心、包罗极广的目录学著作，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收纳了自汉魏迄近代四千多位女性作家、五千多种妇女著作，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和面貌。自商务印书馆1957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再版以来，在女性文学研究及学术史上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书再版后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促进了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有论者认为，胡氏所著是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起点”[1]。本文试以编著者的编辑体例入手，从版本之别、详略之分、循其旧制、考据索隐、挂漏存佚五个方面探讨其采辑策略，兼及“选本”的文学史价值。
1 版本之别
同一作品因编辑、传抄、刻版或装订形式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本子，这就是“版本”的传统界定。《历代妇女著作考》的版本意识，得益于胡氏长期从事版本校勘工作。现存之书，一律注明版本及刊印年份，但对不同版本的态度各异。如吴宗爱《绛雪诗钞二卷》有现存刊本可见，胡氏即标注为“（见）”，并著录其三种版本及各自形态，其中又以咸丰四年甲寅（1854）古均阁刊本的描述最为详细，由此可知，该刊本卷首有“长安散人阅本”六字，前有长安散人序，末有附录四页，陈其泰跋，连“书中有圈点，有眉评”也一并点出[2]。比较而言，其他两个版本（玉壶山房刊本、丁芝宇手写本）则简略得多。
对待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采用不同的辑录方式，这是一种显见的“版本之别”。胡文楷在本书《凡例》之中即已开宗明义：“但以篇幅关系，版本普通者，概从简略”[3]。“篇幅关系”固然是胡氏如此处理的因由之一，但显然不是主要原因，“版本普通”才一语中的。采编者的“分别之心”，一方面可见其编辑功力，一方面可使读者循其指引，案其著录之书，一查即得。质而言之，“版本之别”是胡氏采辑作品的一个重要策略。
“版本之别”还体现在对现存各书“序”“跋”的处理上。通观《历代妇女著作考》，很多著作为女性作者的父兄、夫婿、子孙刊刻，男性“序”“跋”存量颇丰，“自序”“自记”相形见绌。胡文楷的策略是：男性序跋在版本款式中均提及，但是怀抱分别之心，对这些序跋有选择性地加以著录，如李因《竹笑轩吟草一卷续草一卷》前有卢传、吴本泰、葛征奇作序，仅录葛征奇序略，凡四百余字[4]；女性序跋，即使不是本人所作，大多录之甚详。这一策略深契“历代妇女著作”这一选题，也即，女性所作序、跋本身是女性著作一种，其中可以管窥其时其人所思所想，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如吴文媛《女红余绪》著录自序，“详叙平生所遭非偶”，洋洋洒洒千余言，文意盎然，本身就是一篇佳制[5]；徐瀛《碧梧轩诗草》有其“自记”，仅录寥寥数语，然而其中“夙有诗癖，动辄咿唔，终日不倦”，不失为古代女性诗人风采的写照[6]。
2 详略之分
胡文楷历经多年艰难求索，将历史上大量散乱甚至亡佚的妇女著作整合、编目，采录范围非常广泛，既涵盖正史、各省通志及府州县志艺文志，又揽括列女传、总集小传、传记笔记等数据，一时蔚为大观。要在如此纷繁浩淼的典籍中理清头绪，采编者必须要有分别之心，这种分别，不仅体现在“版本之别”上，还要凸显在材料的取舍、详略的分野上。如前所论，“版本之别”的实现方式之一即是“详略之分”，此外，还有一些现象也应该引起关注。
《凡例》之十既已言明：中国古代的女性作者，见于记载的极少，隐而不显的居多。在这种背景之下，采录的艰辛不言自明，胡氏在其自序、凡例、跋中均提及这种“难以尽述”的艰难。有鉴于此，胡文楷直言自己的取舍策略：“为求读者之便，故自汉至明，叙述较详；清代作者，已有施淑仪之闺阁诗人征略，足資参考。”我们稍稍统计一下，清以前妇女著作仅余362家（其中明代245家），而有清一朝妇女作家就达到3676人，在数目字上十倍于前代总和[7]。还要提及的是，明清以前虽然有女性著作，但女性文学批评并不多见，而到明清时期，各种选集、总集、序跋层出不穷，女性文学批评传统基本形成。妇女著作的这样一种历史面貌，使得清代以前（尤其是明清以前）妇女著作及其相关资料弥足珍贵。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所作的“详略之分”，的确是形势使然。然而即便如此，清代以前著录页码也仅有211页，约占全书（不含附编、附录、引用书目）的四分之一；明清以前仅余78页，不足十分之一。但虑及清代以前仅余三百余家，有此篇幅总量，已经非常难得。这种局面的形成，胡氏采辑策略无疑居功至伟。
此外，如《正始集》《江苏诗徵》等传本较多，因此也“概从简略”；编后“引用书目”结尾处有“凡妇女别集，已见著录者，不复详载，以省篇幅”等语，都可视为这一策略的实现。兹不赘述。
3 循其旧制
《历代妇女著作考》有意继承《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前代典籍的思路，但又别开一面，“夷考妇女著作”。在此雄心之下，胡文楷翻检群书，搜集古籍，并仿照古代书录编目之例，将所得资料重新整理。对旧制的因循，体现的正是该著的继承性和文献色彩。约略来说，这种“因循”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依藏书志体例”（《凡例》四）。如前所述，编排体例上，胡氏仿照了古代目录学重要典籍的编目之例。卷首有潘序、江序并各家题辞，自序、凡例紧随其后；继而陈列著作者总目，按朝代、姓氏笔画编次；卷末附录、引用书目、索引，一应俱全。对所录著作的印制年代、版本、款式、卷数、序跋等重要信息详录在案，对每位著者的生平、家庭关系、作品评论等都附有简要说明。通过四角号码检索查阅，非常方便。应该说，它已经具备“专题工具书”的特质，对学科研究大有裨益。 二是“据原刻本著录”（《凡例》三）。首先是书名。各类总集、方志在著录书名时，可能会出现同书不同名的现象，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但会造成一些不便。比如清代黄友琴《南滨偶存稿》与《南滨存稿》，《历代妇女著作考》第658页、第688页分别著录，但是经过仔细考校后，有学者发现，两者实际为同一本书[8]。胡氏的策略是，举凡有诗稿作“诗集”“诗钞”“诗草”等同书不同名的，但是书名可见之于原刻本的，采用原刻本书名，不再加以详注。虽然难免有疏漏之处，但这不失为规避风险的一种有效方法。其次是姓名、地名。姓名凡是能够见于原刻本的，即依照原刻本，如《丁素心总集》作“丁愫”、《金至元总集》误作“金玉元”，则分别加以注明或改正；集中有用古地名的，比如武进古作兰陵，一般按原书著录（但也有例外，比如江苏省曾为“江南”，胡氏一律作“江苏”）。其他如夫族官名，如果总集中使用的是古时称谓，如“举人”作“孝廉”，“亦多仍旧”；一人有两名的，“两存之”；如有作品是他人代作、但又无法证实的，“今依此例，故仍其旧”。凡此种种，都是胡氏“循其旧制”的表现。
4 考据索隐
“考”的题中之义，实质是“考据”“索隐”。在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学者根据史料来考证、求实、说明，甚至探寻微言大义，大都采用这一策略。它是整理与鉴别历史文献的重要方法之一。显然，《历代妇女著作考》有志于此：“考据”务求“征实”，“索隐”力争“补全”。比如，该著对每位女性作者都附有小传，有的仅仅寥寥数字，如《秋云诗草》作者秦氏小传仅五字：“氏，白凤韶妻”，但这一零星记载，已是非常难得。胡氏直言该书小传“以补全为原则”“其无可考者缺焉”（《凡例》九）。
在考据索隐的过程中，胡氏要面对诸多问题，比如同一本书有多个名称，名称相同而实际有异，有目而无书，名亡而实存等，这些都要通过搜求大量散见于正史、省州县志、总集、选本、笔记等中的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仔细辨别、逐一考校，既求物证、书证，也有理证。前者最为典型的一例，是孟薀的《栢楼集》。胡文楷曾在《千顷堂书目》中见过书目，但是没有亲见其书，多方搜求而不得。后来机缘凑巧，竟被馮翰飞先生偶然在旧货摊上购得，于是借以著录。再如《香奁诗泐》作者，在初版中并不可见，后来在《昆山徐氏藏闺秀书目》中考得，始知作者为范端昂。也有考证作者时代先后的，如注《众香词》为顺治康熙间人、《撷芳集》为乾隆间人等，不一而足。
这一策略最大的功绩在于订正差误。众所周知，古书作者的疏漏错误、传抄者的疏忽不慎、刻本印刷时的不暇细校，都有产生谬误的可能。针对这些谬误，必须以考据的方法逐一鉴别辨证。在编纂过程中，胡氏发现省州县志、总集所著录的作品信息，存有不少错讹之处，于是竭尽所能加以订正。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姓名错讹，如《清代闺阁诗人徵略》“那逊兰”误作“那兰逊”；有的女性作者误以丈夫姓氏著录，如《霜闺写恨诗》（《江苏府志》载），作者周馥本姓“陶”；（2）朝代有误，如郭国嫔为明人，《撷芳集》和《正始集》都收入清代；（3）同一个人误为两个人，如“徐娴”与“季嫺”，实际上是一个人；（4）同一部著作误为两部著作，如《苏州府志》载明代的《叶蕙绸存馀草》与清代的《叶小纨存馀草》；（5）张冠李戴，如《清代闺秀艺文略》将查昌鹓《学选楼名媛诗选》篇数，误注入杨芸《金箱荟说》书目下。此外，对影射污蔑、子虚乌有、难以置信的，胡文楷“概皆删去，以谨体例”（《凡例》十六）。
5 挂漏存佚
尽管《历代妇女著作考》对古代妇女著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在相当长时间内无可替代，但是胡文楷深知“书囊无底”，新的史料还会继续发现，考订工作远未完成，所以时时感叹“遗漏实多”（《凡例》十七）、“挂漏殊多”，因此“拾遗补阙，以俟异日”（《自序》）。胡氏将所录书籍分为“见”“未见”“存”“佚”四种样态逐一记录，留下很多订补的空间。比如，张宏生举其“年代有误”“姓名失考”“事实不确”“鉴定有误”等差错，李豫、庄新霞、张清华等都曾撰文为之订补、补遗或补考。不过，诚如张宏生所言，这些缺憾不能掩盖其巨大价值，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古代妇女著作目录[9]。是为的论。
从严格意义上说，《历代妇女著作考》不能算作“选本”，因为“选本”一般是由编选者按照特定的标准，选择相应的作品编排而成，侧重的是“文学文本”的选择性呈现。但是悉心探究，《历代妇女著作考》的采编者也是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采辑策略，在中国女性著作的范围内收纳女性作品及相关信息，对女性作品进行梳理和整合，与选本的界定必须具备的“目的性（有一定的选择意图和标准）”、“限定性（在一定范围内的作品中）”、“选择性（根据一定的选择意图和标准进行选择）”、“群体性（最后以作品集的形式出现）”[10]庶几不谋而合。据此可以认为，《历代妇女著作考》是中国女性选本的提要和总成，或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性选本”。其兴趣所在，乃是对中国女性作品史进行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勾勒和描画。
从文学角度来看，“选本”与文学流派、文学集团、文学术语的确立及丰富密切相关，一部“选本史”可以说是一部“批评史”。如邹云湖所言，“选本史”甚至就是一部“特殊的”文学史[11]。重估“选本”的“文学史”价值，或许可以为当前“重写文学史”的风潮提供一种思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般必须具有章节组织和概念性的语言描述。“选本”呈现的则是另一种形态的“文学史”，有论者称之为“文本文学史”[12]。《历代妇女著作考》侧重的虽然不是文本本身，但它对中国古代女性选本（即使在名称上冠以“总集”之名，仍是一种选本）及其周边的整理，显然已经完成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的初步构建。
注 释
[1][9]张宏生，石旻.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现代起点[J].江西社会科学，2008（7）：94，102
[2][4][5][6]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03，108，298，482
[3]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凡例[M]//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
[7]谢玉娥.妇女/性别研究的珍贵文献[J].文史知识，2008（8）：137
[8]李豫.《历代妇女著作考》订补十二则[J].文献，1992（3）：277
[10][11]邹云湖.中国选本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4-6
[12]侯雅文.论晚清常州词派对《清词史》的解释取向及其在常派发展上的意义[J].淡江中文学报，2005（13）：183-222
（收稿日期：2012-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