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一些读者和我们编辑部引发了很好的互动沟通，对于人人都苦恼的工作怎样才能变成人人都快乐的工作展开了各抒己见的探讨。而借此次编者话之际，我想也许可以进行一次更深入思考的交流。
　　首先是我们现实工作更需要观念性还是操作性的内容？这个问题的本源实际是探讨事物的进程到底由理念还是利益( 操作性的东西通常能更直接地实现利益) 推动的。韦伯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从直接的关联上看，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什么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什么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必须是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显然，在这个剧变时代，工作进程需要这两者的互为支撑和作用。而《职场》无法决定( 或者提高和提供) 人们工作的物质利益。
　　那么《职场》能做什么？是为每个工作人实现快乐工作吗？这让我想起那句关于“民主”的名言：“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人民谋求幸福，而是给人民为自己谋幸福创造机会。”换句话说，《职场》的目的也不是直接给予工作的快乐和成功，而是给千万个工作人为自己谋取快乐和实现成功的机会。如同“民主”这个概念一样，《职场》提供的是一种行动的思考体系、一种借鉴，而非行动本身。因为行为无法移植，但是思考体系可以移植和嫁接发展。
　　如此，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工作需要哪些观念或者体系的借鉴？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者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有的，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者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本杂志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或者说是希望将某些独享的观念能够通过我们这个传播平台成为职业大场中共享的概念。
　　那么这样的观念或者思想到底能对现实工作起什么作用，或者起多大的作用？其实当我们说观念起了作用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正如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在这个喧嚣年代媒体的常态是我们过度引申而张扬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它最有用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乃至显得苍白无力，而它最真实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有说服力或周全。这是《职场》杂志在选择人物乃至采访这些人物和事件背后的观念时发现的一个事实和困惑。
　　而这样的吊诡也和有关民主的悖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众所周知民主不是万能药，它不能包治一切，甚至无法解决三个著名的悖论，即同意与效率之间、代表性与治国能力之间、冲突与认同之间的悖论。如果将第二组悖论中的“治国能力”更换成“掌控工作的能力”，你会发现这其中的内涵与我们碰到的、引发我们思考的困惑有多么深刻的一致。
　　不过好在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往往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这个过程中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要非常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人、尤其是行动的少数人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的。
　　而这应该是这本杂志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阅读他人历史和接近真实记录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