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理论话语在现代中国的突然上升，是我长期以来都在坚持寻思的问题。即使只是从表面的事态来看，它在现代历史中都具有着“唯此为大”的地位。
　　二、不过更深一步来看，又正是“进步”概念的先行铺垫，才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为这种德国理论话语的必然上升，铺垫了广泛的接受基础或思想温床。它使得类乎黑格尔—马克思的那种历史图景，也即把“冲突”视作必经的“上进”之路的观念，隐隐约约地成为在社会中先期存在的普遍共识，从而只等着某种“更高的”理论形态来予以道破。
　　三、再从使用语言的角度来看，这还要再追溯到一系列的语词滑移，即“天演→进化→进步→历史→伦理”。原本在英文中的evolution，至少在达尔文本人那里，只有适应环境而“演化”的意思，却绝无向上攀越的，即所谓“进”的意思。由此再来回顾，从一开始严复在中文世界里，就是把evolution翻译成了“天演”，也即“自然的演化”（natural evolution），这要比后来通行的所谓“进化”二字，要来得更加准确，也更不易产生误解。
　　四、就像许多令人困扰的现代汉语词一样，所谓“进化”一词，照例是从日语中引进的，唯其因为其表面的汉字形式，又很难从外观上向国人提示，这不过是个外语或外来词。学过日语的同事都知道，这个词被写作“進化する”，并读作“しんかする”。再进一步上溯，则evolution一词最初传入日本时，也出现过种种不尽相同的对应译语，如“淳化”“化淳”“进化”“演化”等等，直到一八八一年井上哲次郎在其《哲学字汇》中，最终将evolution确定为“进化”，其他的译名才不再流行于世。
　　五、无论如何，既然相关的语义已从“天演”滑移成了“进化”，那么，这个语词也就“打包”引进了“进”这一层意思。如果仅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这种错误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如果换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却又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正因为有了这种生物的“进化”，也就反转过来，在向作为某个“物种”的中国人提了醒：在自己的“落后”和“挨打”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紧密联系。沿着这种逻辑，即使这种“挨打”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打人者所犯的错误，但如果换从宏观的大势来看，仍要属于挨打者本身的错误。
　　六、如果说，正是在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的天城”里，在对于“上升”的普遍乐观信念里，“演化”观念难免要被理解为“进化”观念，而“进化”观念又难免要被理解为“进步”观念，那么，正是在人类社会的层面上，同时也作为生物进化的最高目的，人类立场的“进步”又必然展开为“历史”，由此也就有了节节上升意义上的“历史”，或者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历史”。与此同时，对于这种总处在“进步”中的“历史”，人们就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要么是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要么是恩格斯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
　　七、人们既然已在历史决定论的意义上，确认了历史自身的合法性，那么在他们看来，历史本身也就应被转化成历史主体；相反，倒是以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突然成了可被历史改造和利用的客体。进一步沿着上面的逻辑，历史本身也就被独断地认定为，它本身就带有绝对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当性。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人们转而惊奇地发现，“历史”本身竟突然变成了这样：它已经没有理由不被认作“伦理”本身了。就像黑格尔那个著名的命题所说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八、为了能昂奋地攀越到食物链的顶端，或者说，为了努力不被弱肉强食的规则所吞噬，人们便只能去唤起自己的努力，去加速或阻断自然的演化过程。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就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样的一种加速度或角速度，既然是认识到了和顺应了历史本身的趋势，也必然就是符合伦理道德的；而如果传统的道德对此还不能认可，那么，就干脆需要对这种道德本身也进行改造。这种渴望成为“胜利者”的逻辑，当然也可以说是“强盗”的逻辑。然而却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的强横野蛮，都曾经表现为实际的“历史”轨迹；而且，已经覆盖了“伦理”标准的“历史”，还给所有这一切非人的恶性，打上了“正当”或“合法”的印记。
　　九、由此看来，跟史华兹当年做出的判断正好相反，并不是由于中国人从英国的沉稳，倒向了法国的急切、躁动与骚乱，才在现代中国由于这种偶然的错误，而导致了“革命话语”的兴起。相反，严复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率先译介，正说明中国对于现代世界的认识，恰恰是始自英语世界的文献。只不过，英伦也同样属于现代世界，而且还是最先缔造了这个世界，所以，在它的话语和法国话语之间，既然同属于一个现代的家族，就并没有值得如此夸大的差别。正因为这样，曾在那里盛行过的斯宾塞—达尔文的思想，也就和从那里派来的贩毒炮舰一样，都已足够让积贫积弱的中国人震惊了。
　　十、恰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容易从总体上意识到，那其实正是当年在欧洲流行一时的现代思潮。唯其如此，作为膨胀内压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跟斯宾塞对于生存竞争的肯定相仿，黑格尔的以内部矛盾为发展动力的哲学，才会如此肯定社会层面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外部爆发形式。—正因为这样，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历史观，从来都是肯定和颂扬战争。也正因为这样，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更是把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看成人类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
　　十一、我们也都知道，尽管马克思也曾嘲笑过达尔文，然而越是到了他的生命晚期，他的个人理想也就越是表现为，能像生物领域中的达尔文那样，既充满挑战、绝对刺激地带来认识上的革命，又无可否定地、简单明了地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不过，如果看穿了的话，这里发生的事实无非是，亚伯拉罕宗教的某种意识又转而促使人们，反过来利用达尔文的学说本身，创造出新型的、以“进步”历程来验明正身的，并且以“历史”名义来自我展现的“绝对”。这样一种作为造物主的“绝对”，尽管有其各种的表现形式，尤其是有着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表现形式，而分别显现为“世界精神”或“历史合力”，但终不过是上帝观念的某种代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