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藏金代人物纹饰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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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金代人物纹饰镜在师承唐宋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开拓和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金代人物纹饰镜形制多样、图案丰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结合考古出土资料和传世品,对馆藏金代人物纹饰镜作初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铸造特点、纹饰内容和布局等方面的艺术特征。
  人物纹饰镜最早出现在魏晋,发展于唐宋,至金代则成为最流行的镜类之一。国家博物馆收藏的60余面金代铜镜中,有一部分是带有金代铸镜特点的人物纹饰镜。这些铜镜规格多在6~20厘米之间,纹饰取材广泛,包括神话传说、传统故事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内容;在表现手法上也摆脱了以往传统神话人物纹饰镜的束缚,以写实为主,生活气息浓厚。本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近10面铜镜作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金代人物纹饰镜的铸造特点、纹饰内容及布局等艺术特征作初步探讨。
  一、学术史回顾
  金代铜镜在我国铜镜艺术发展史上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被斥为因循模仿,艺术方面无创造性。①学者在专文论述中国铜镜纹饰的发展时从战国谈及宋,却未涉及金代。②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铜镜的专门图录如《陕西省出土铜镜》等多未收录金镜。可从说,这一时期,人们对金镜还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70年代,阿城县文物管理所将阿城县出土的46面铜镜汇集成册,出版《阿城县出土铜镜》一书,著录40面金镜,其中有12面人物纹饰镜,种类丰富,且均有出土地点,为进一步了解金镜提供了参考资料。③此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图录均有金镜收录。 《洛阳出土铜镜》著录3面金镜,其中1面仙人镜。④《吉林出土铜镜》收录金镜111面,人物纹饰镜34面。⑤《中国铜镜图典》收录74面金镜,其中29面人物纹饰镜。⑥随着考古发现实物的增多以及重点介绍金代铜镜的图录的出版,金代铜镜逐渐受到关注。
  1984年王禹浪、李臣奇撰《金代铜镜初步研究》,首次对金代铜镜进行了综合性探讨,依形制和纹饰将其分类,并对其艺术成就给予充分肯定:金代铜镜已经彻底摆脱了那种威严、繁缛、神秘、超现实的特点,使我国铜镜艺术走上了简单、明朗、流畅、写实的道路。⑦吴顺平《金代铜镜纹饰》专辟一小节介绍金代人物故事纹镜,依图案内容将其分为写实性人物故事镜和神话故事镜两种类型,并作简单介绍。⑧
  近二三十年来,在材料日渐丰富的基础上,学界对金镜的研究从最初的简单介绍到有针对性的细致研究,逐步深入。王禹浪、孔祥星、丁勇、王光尧等先后对金代人物纹饰镜中的童子攀枝镜、许由巢父镜、达摩渡海镜和吴牛喘月镜进行了分析考释和深入探讨。⑨目前一般认为金代铜镜有所创新,在艺术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对其最流行的镜类之一——人物纹饰铜镜,学者仅在综述金代铜镜艺术时论及。⑩对金代人物纹饰镜总体呈现出的艺术特征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目前未有详尽论述。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金代人物纹饰镜内容丰富、图案多样,在纹饰题材选择、布局构图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研究金代铜镜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纹饰内容
  馆藏金代人物纹饰镜按反映的内容可分为童子镜、仙佛镜、民间故事镜3个类型。
  (一)童子镜
  童子镜为金之首创,形制多为圆形,亦有六瓣葵花形、八角形,镜背主题纹饰以两个或三五个面目圆润的童子或仰或俯在花枝中嬉耍,常见图案有双童、四童攀枝,童子戏花、双童踩莲、三童戏花、五童举花钱纹等。
  第一类(图1),四童攀枝镜,圆形,圆钮,直径20.8、缘厚1.2厘米,宽平缘。主纹环钮饰枝叶繁茂四缠枝牡丹,不同姿态四童子在花枝上攀登嬉戏,外围一周连珠纹。
  考古出土材料顯示的四童攀枝镜,装饰纹样大体可分三类:除馆藏类型外,另一类二童伏卧,隔钮相对,上下二童一俯一仰嬉戏于花枝间,形制为六瓣葵花形(图2);?还有一种内区四童子一仰三俯于花间嬉戏,外区以蜜蜂纹饰作装饰带,形制为八角形或圆形(图3、图4)。?
  第二类(图5),四子四蜒绕花镜,方形,圆钮,边长10厘米。四童头向镜角,脚踏花叶,同向行走。内圈环绕四朵莲蓬,每边各饰两朵莲花。四角各饰一只蜻蜒。
  第三类(图6),五童举花钱纹镜,圆形,圆钮,直径12.1、缘厚1.2厘米,外围连珠纹圈,窄卷边。五枚大定通宝钱纹环钮成圈,其外五童子均作卧伏状,一手举花,一手扶握钱缘。接近镜缘又五枚大定通宝钱纹并间列方形图案。1987年吉林辽源出土铜镜与此镜形制纹饰同。?此类型童子镜当为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 - 1189)所铸,将花卉纹和童子纹结合,象征着子孙富贵、国泰民安的主题,是金代人物纹饰镜艺术的创新。
  (二)仙佛镜
  第一类(图7),达摩渡海镜,八瓣菱花形,圆钮,直径15.2、缘厚0.8厘米,素缘。镜背满饰海水纹,间以波浪纹,钮右侧海水中浮立一披长袈裟僧人,僧人右手持一伞盖式笠帽。钮左侧海水中浮有一物,似海兽,其上一缕祥云冉冉向上腾起托一庙宇式建筑。纹饰内容取材于达摩渡海传经的佛教故事。
  金朝继辽而兴,直接受到辽朝崇佛之风的影响,佛教在金代社会亦盛行不衰。?目前金代所见达摩渡海镜有两种类型:另一种为圆形小镜,钮右侧为达摩渡海图案,左侧一方框内铸“南京路卖镜子局”及花押。?金贞元元年(1153)改汴京路为南京路治,治所在今开封。此式小镜当为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所铸。
  第二类(图8),抚筝人物故事镜,八瓣菱花形,圆钮,直径12.6、缘厚0.5厘米,素缘。镜背纹饰分水陆两部分,下端河岸似一有桩的木桥,岸上左侧树下一人端坐抚琴,右侧一人躬身站于殿宇门前。菱花缘内饰一周流云纹。1987年吉林延吉城子山古城出土铜镜纹饰与此镜同,边缘有“临潢县”刻记。?
  第三类(图9),仙人观瀑镜,圆形,圆钮,直径10厘米。镜背钮左树下一着长袍男子斜依观瀑,神态悠闲。身后一童子;钮右山岩中瀑布直泻而下。整个画面构图简括,远近层次安排合理,山石用斧劈皴法表现,与唐宋山水画画风相近。   (三)民间故事镜
  第一类(图10),柳毅传书镜,圆形,圆钮,直径10、缘厚0.2厘米。钮左一大树,树下一男一女作交谈状,身边有不同姿态的小羊,钮右一侍者牵马而立。纹饰内容取材于唐李朝威传奇《柳毅传>,镜背纹饰表现该故事的开端洞庭湖龙君小女儿牧羊道旁,向柳毅诉说嫁给泾河小龙的不幸,柳毅应允为她传递书信的情景。1964年吉林洮南城四家子古城出土铜镜形制、纹饰与此同。?
  柳毅传书镜为金代所创,形制有圆形和带手柄两种,纹饰以浮雕手法表现同一场景,呈现三种不同构图方式:国家博物馆藏另一种(图11)钮右上方一大树至顶,树旁一男一女作对话状,女子身后有一侍女,钮下站一牵马侍者。还有一种(图12)以钮为限,分上下两部分,钮及其以上为陆地,陆地上沿镜缘左侧伸出一株大树,树下一男一女互作倾诉姿态。右侧一人牵马。树下草地上徜徉着几只羊,其间一方框中有铭文“河中府马家白同镜”。钮下河水波涛翻浪,两条鱼在嘻游。?
  第二类(图13),王质观弈镜,八出菱花形,圆钮,直径11.8、缘厚0.6厘米。钮右一枝叶茂盛的大树挺伸至顶。钮左上方两人对弈棋,中间一人观弈。钮下小桥流水,树下两侧各有二人,手托物作并肩前行状,衣着姿态均同。1983年榆树封堆金代遗址出土铜镜形制、纹饰与此同。?镜背纹饰内容取材于烂柯山围棋的传说,据梁任防《述异记》载:“信安郡(今浙江衢州)宝石山,晋时樵者王质逢二童子奕棋,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饥,置斧坐面观。童子日:‘汝斧柯烂矣’。质归乡间,无复时人。”?已发现的金王质观弈镜画面图案基本相同,均为菱花形,质轻薄。
  第三类(图14),吴牛喘月镜,圆形,圆钮,直径12、缘厚0.3厘米,素缘。镜背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钮上部饰星斗、云托弯月,中部饰水波纹,钮下小舟上卧一牛翘首望月。外区有铭文带“承安二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局造,鉴造录事马(押)、提控所转运使高(押)”二十九字。1970年河北唐县出土铜镜形制、纹饰与此均同,只是铸镜时间在明昌七年。。这种样式的铜镜当是陕西东路转运司(地点在今西安市)铸造铜镜的其中一种统一模式,由转运司官监造,并有录事司监造检验画押及转运司最高官员的画押。镜背纹饰取材于“吴牛喘月”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日:‘臣犹吴牛,见月而喘’。”梁刘孝标注云:“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比喻遇事过分害怕。
  吴牛喘月镜是金代人物故事镜中最常见的图案之一,主要流行于金世宗大定至章宗明昌、承安年间,形制多为圆形,圆钮,素缘。最流行的纹饰(图14、图15)一般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天空,饰云托月,下部为波涛起伏的河水,洲上或水中一牛或卧或立、翘首望月。?另一类构图(图16)画面水天相接,上部祥云缭绕托起一弯明月,吴牛立于左侧一旁,低头凝望水中倒映之月,别具匠心。?还有的(图17、图18)镜背采用四分法布局,钮上为云托月,钮下为犀牛和水波,左右两侧饰鱼龙纹或二仙人对游。。金代的“吴牛喘月”纹样还见于定窑、耀州窑生产的瓷器上。
  三、艺术特征
  金朝铜甚缺,所以铜禁非常严格。为追求铜镜铸造的易操作性和产品的耐用性,金代大多铜镜合金中的铅含量增大,铸造方法从汉唐镜的“高锡青铜泥范铸造法”转变为“低锡高铅青铜砂型铸造法”。这种翻砂铸造工艺具有模范成型快、透气性好的优点,缩短了工艺周期,便于快速大量铸造。但是在使铜质脆硬度下降变得耐用的同时也降低了镜体的耐腐蚀性,而且含铅量太高铸造时收缩比例加大,难以铸造出精细的花纹,使铜质由莹澈变得昏暗。?因此,我們看到的金代人物故事镜,大都以浅浮雕与粗线条相结合,铸造工艺不及汉唐精美细致。但在题材选择和构图布局上,金代人物纹饰镜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体现出具有自己时代风格的艺术特征,这是铜镜艺术发展史上的突破和转折。
  金朝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民族汉化王朝,与汉民族接近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蒙安谋克的大规模南迁、汉制一元化以及汉地本位政策的确立,都促使女真族逐步走向全盘汉化。?金朝诸帝自熙宗以下不仅自身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而且积极主张学习汉族文化,吸收唐、宋文学、绘画艺术。?金代人物纹饰镜所表现的主题纹饰中,有很多取材于唐、宋时期的传奇文学。如柳毅传书故事镜,即取材于唐李朝威传奇《柳毅传》,记述洞庭龙女遭夫家泾阳君虐待,柳毅为其传书,帮助她脱离苦难,最后生爱慕之情结为夫妻的故事。镜背纹饰多选取其故事的开端即洞庭湖龙女向柳毅诉说嫁给泾河小龙的不幸,柳毅应允为她传递书信作为着力表现的内容。
  不过,金代在吸收借鉴汉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泥古,不雷同,将其与反映女真人生活习惯和审美特征的纹饰相结合,不断丰富本身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创造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铜镜纹饰。如马家柳毅传书故事镜,画面上半部以人物为主题,描述小龙女郊外牧羊初遇柳毅时的情景,下半部是两条鱼在水浪中嬉戏,将金镜中最流行的双鱼纹与人物故事构图在一起作装饰题材,使铜镜既具装饰感,又有写实性。金代铜镜多饰双鱼,与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有关。金朝建立后,农业虽有一定发展,但渔猎生产在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用双鱼纹作铜镜上的装饰图案,正是女真人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组合还出现在1975年黑龙江绥棱县金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金代山水人物故事镜上,画面上半部以人物为主题,似一老者告诫青年官吏:祖先创业之不易,勿忘稼穑之艰难;下半部两条鲤鱼相对穿逐在微波荡漾的水浪中。?这种仿唐代铜镜风格的装饰图案,与金代统治者提倡学习汉族文化和农耕技术有直接的关系。此外,金代铜镜也积极汲取其它艺术门类的长处,重新组合创新,创造出金代特有的别致纹饰。如童子攀枝镜,花卉纹饰的流行自唐代就开始了,而表现儿童生活反映儿童情趣的婴戏画是宋代绘画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但是金人首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并且移植到铜镜装饰上流行开来,祈求多子多孙的美好向往,也表达对祥和、快乐、安康生活的期盼。   值得注意的是,金代的人物故事镜景物虽多,但在图案纹饰的布局上处理得很合理,大多以我国传统绘画特征体现出来,满而不塞,这是金代人物纹饰镜的又一艺术特征。其整体构图方式根据纹饰不同又有所差异。童子镜多采用并列式布局:五童举花钱纹镜,以镜钮为中心恰如其分地安置周围图像,童子的表现姿态是一致的。这种极具秩序感和结构的重复图像的形式,产生一种视觉对偶,使人感觉景物并非各个孤立的拼凑,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组合。同类型的四子四蜒绕花镜,镜背纹饰也是以镜钮为中心,四童脚踏花叶同向行走。在四童之外辅以莲花和蜻蜒,处理得和谐而具有节奏感。四童攀花枝镜也大致采用此类布局,环钮饰四童子在花枝上攀登嬉戏,只是童子姿态各有不同,相似性和非相似性的变化使画面整体平衡而富有动感。?金代人物纹饰镜的另一种典型布局即分层布局。这一类型的人物纹饰镜构图较复杂,如王质观弈镜,利用画卷中若隐若现的小桥将人物分上下两层布置,既不突兀,又让画面拥有层次感;而钮右一棵挺伸至顶的大树则在纵向上对空间进行分割,使得整幅画面虽然人物众多,但是并没有产生松散、零碎感。疏密有致的聚散组合使人物与景物之间自由融洽,画面气息流转。这种分层处理体现在具体纹饰布局上,仙佛镜与民间故事镜又各有側重:前者如达摩渡海镜,人物在镜中的比例较大,镜面被僧人和庙宇占据,海水纹、波浪纹均带装饰性特点。整个构图没有民间故事镜的写实性特点,具有更多装饰趣味。后者如柳毅传书镜,整个画面以风景为主,人物比例塑造得较小,树木多固定配置在人物上方的空间,树叶突出,片大,其它纹饰如云朵等均起衬托作用。
  注释:
  ①沈从文<唐宋铜镜》,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②王士伦《试谈中国铜镜纹饰的发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③阿城县文物管理所编《阿城县出土铜镜》,1 974年。
  ④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⑤?????张英《吉林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⑥???孔祥星、刘一曼编《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⑦王禹浪、李臣奇《金代铜镜初步研究》,《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⑧吴顺平《金代铜镜纹饰》, 《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收入《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第17册,北京出版社,1 997年。
  ⑨王禹浪《童子攀枝镜》,《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收入《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第1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
  孔祥星《许由巢父镜——铜镜上的传说故事》,《文物天地》1995年第2期。
  丁勇《达摩渡海人物故事纹铜镜》,《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王光尧《金代“吴牛喘月”纹样考释》,《文物世界》1999年第1 2期。
  ⑩伊葆力《金代的铜镜艺术》,《辽金文物摭英》,逍遥出版社,2005年。
  ?王春雷《金上京博物馆藏宋金人物纹饰铜镜》, 《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1956年吉林长春市郊小城子古城出土铜镜形制纹饰同,《中国铜镜图典》。
  ?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佛学研究》第5辑,1996年。
  收入氏著《辽金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历代铜镜纹饰》,河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
  ?王玉平、邸明《天津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镜》,《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梁]任H方《述异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徐震号《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 984年。
  ?郭玉海《故宫藏镜》,紫禁城出版社,1 996年。
  ?何堂坤<几件金代铜镜的科学分析》,《北方文物》1990年第3期。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
  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按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评价金章宗(中国式的教养)在金朝历代皇帝中堪称首屈一指,甚至与汉天子相比也毫无逊色。外山军治《章宗书女史箴——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卷》,《金朝史研究》附录六,同朋舍(京都),1979年。
  ?张荣铮《论金代民族融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
  ?丹薇<绥棱县出土的一件金代铜镜》,《求是学刊》1981年第5期。
  ?杰克·德·弗拉姆著、欧阳英译《马蒂斯论艺术》,河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
  (责任编辑:李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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