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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近一个月，艺术圈关注最多、热度不断的展览莫过于嘉德艺术中心正在展出的“妙宝庄严——故宫博物院藏法器展”，此展览由嘉德艺术中心与故宫博物院联袂推出，从2020年12月16日持续至2021年5月14日，展期长达三个月，此次展览是继2019年“故宫博物院藏宫廷器座展”之后，嘉德艺术中心与故宫的再度合作。法器类文物是故宫博物院藏品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这些法器大多深藏宫中，极少展出，因而不为外界所知。
法器主要用于宗教修行、供养、庄严道场等。故宫博物院藏有丰富的法器类文物，尤以藏传佛教法器居多，这些文物对于认识和了解清宫廷的物质文化、皇室的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意义。宫廷所用法器门类众多，工艺精湛，用材广泛，有金、银、铜、铁、玉、瓷、竹、木、骨、象牙、珐琅、琉璃、宝石、珍珠、珊瑚等各种材质，其中不乏珍贵稀有之物，以彰显皇家用器的独特与尊贵。本次展览从故宫博物院藏上万件法器文物中精选各门类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藏传佛教法器113件，大致按功用分类，以“持验法器…‘供养法器”“礼敬法器”三个单元来展示，以期大众对清官藏传佛教法器有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
第一单元持验法器
本单元主要展示修持佛法、举行佛事活动和佛教仪式时所用的法器，包括金刚铃、金刚杵、嘎巴拉碗、嘎巴拉鼓、嘎巴拉念珠、腿骨号、喀章嘎、骷髅棒、金刚橛、钺刀等。清宫中有许多佛堂，大多是乾隆时期建造，其中很多是密宗佛堂，如雨花阁、梵华楼、梵宗楼、养心殿西暖阁佛堂等。本部分所选法器多为密宗修行所用法器，因大多存于库房，已不在原佛堂陈设，其用途和使用场所便难以知悉。从档案记载可知，清代宫廷佛堂的建造和内部陈设的设计，主要是乾隆在三世章嘉国师的指导下完成的，结构上为适应宫廷的需要而有所改造和完善，从而形成清宫特有的藏传佛教思想体系。章嘉国师精通藏传佛教经典，所以宫内相关法器严格遵循藏传佛教经典和仪轨而配备和使用，其制作也主要借鉴和承袭西藏法器特点，并结合宫廷技艺，在制作环节上有着严格的规定，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嵌珍珠金盖银镀金托座内画嘎巴拉碗旧藏养心殿（图1）。骨质碗体，黄色，平滑细润有光泽。碗口沿处嵌镶珍珠金边。碗内以赤红作地，上绘三头（绿、黄、赤）六臂大威德金刚像。其正面为绿肤，牛首，头戴骷髅冠，三眼，身着金色璎珞衣，披白色象皮，右腿曲，左腿伸，踏伏虎莲花座。胸前二手分别执钺刀、颅碗，怀抱蓝色明妃。其余四手分别执握嘎巴拉鼓、金刚杵、绳索及矛。明妃右足斜伸，左足绕主尊腰部，左手亦托颅碗。金刚周围上下皆环以火焰纹。此碗另配金质碗盖、托座和底板。底座之下，从左至右分别錾有藏、满、蒙古、汉四体御制铭文（图2）。乾隆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军第二次征讨廓尔喀王国（今尼泊尔），大败之。战后，主持军务的和琳进献“呢玛宁波噶布拉”碗，同时主持藏事的八世济咙呼图克图也进碗感谢朝廷的支持（此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帝大喜，故用赞文以抒发修佛心得。此件嘎巴拉碗的底座曾在2019年嘉德艺术中心举办的《故宫博物院藏宫廷器座展》中展出。
铃与杵，又称金刚铃、金刚杵，是藏传佛教密宗常使用的法器，一般在诵经、修法、作法等法事活动中使用。铃与杵往往组合使用，使用时左手执铃，右手执杵，表示阴阳和合，分别代表智慧与方便，如同母和父一般，二者不离，和合生出无上大乐，成就圆满佛果。摇铃所发之声可激励众生精进并唤起佛、菩萨之警觉，而金刚杵象征摧灭烦恼之菩提心。
此铃和杵乃一套，成对装于特制的连体随形鞔皮盒内，铜镀金材质，由明代宫廷制造，工艺精湛（图3、图4）。铃盒内书满、汉、蒙古、藏四体文白绫签，汉文：“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班禅额尔德尼恭进大利益铃杵”，由此可知，这套铃杵应是乾隆七十大寿时六世班禅敬献的祝寿礼物。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套达赖喇嘛恭进的铜铃杵，也是永乐时期的，形制相同，只是尺寸略小，杵为五股杵。
铃为杵形把首（图5），杵股为摩羯所衔，铃柄装饰佛首、莲花，铃肩的八瓣莲花上刻有八个种子字，铃体表面浮雕覆莲瓣、兽面、宝珠、连珠、金刚杵等纹饰。铃内壁铸有莲瓣纹、楷书款“大明永乐年施”以及梵文咒“o m ah hum”。
杵为九股杵，装饰有摩羯、莲瓣纹。九股指由中间向两端伸出的一个中轴直股叉和八个弯曲的股叉。八个外股叉从摩羯嘴伸出，象征着八识和引导人们摆脱轮回之苦的佛陀的“八正道”。中央股叉和四大方位的上股叉代表着五佛，而四小方位上的股叉代表着“四佛母”。中央和四个较低位置上的股叉代表“五佛智”，而四小方位的股叉代表“四无量”。九股叉也象征着八大菩萨簇拥下的金刚持、佛陀及其“八正道”和坛城的主要中心和八大方位。
念珠由人骨珠108颗组成，其材质、大小、形制、颜色基本一致，以明黄色丝线串连。每颗珠上嵌珍珠、松石、青金石、珊瑚及玻璃等各色宝石若干。全串有三颗红色珊瑚隔珠，一颗佛头塔。有两条金黄色丝绦从佛头塔上引出，绦末端各垂一颗坠角。“佛头塔”两边各有两串浅蓝色丝绦记念，记念末端下系铃、杵、月斧等坠脚。
此串念珠附有攒尖莲花包袱式盒一个，似为后配。盒盖与盒体有扣袢相连，以红色珊瑚珠为盖钮。盒盖与盒体上四道以包袱式螭纹绳索纹作为装饰，以十字交叉式汇于盒底的番莲中（图6、图7）。
佛珠是佛教徒用线绳将一定数目的珠粒进行串连，在念佛或持咒时用于记数的工具。人们持用佛珠的目的是借其帮助修行、利己护人，进而增加智慧并获得无量功德。佛珠可大致分为念珠、数珠两类。其中念珠的等级要高于数珠，原因在于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增添了“装严”所致。而所谓“装严”，就是附着在珠串上的佛头、佛头塔、记念、背云、坠角等配件。
“嘎巴拉（KaDala）”亦稱“嘎布拉”“噶布拉”等，梵文音译。它是专供藏传佛教密宗佛事活动之用的一种特殊法器，象征大悲与空性。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会将嘎巴拉碗与嘎巴拉佛珠并称，或直接用“嘎巴拉”指代嘎巴拉佛珠。嘎巴拉作为高僧的舍利，是广大信众膜拜并加以珍视的对象。所谓“舍利”，最初是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火化的骨灰。后来佛教徒把得道高僧死后的遗骨也称为舍利。在乾隆帝看来，以高僧舍利作为圣物，是佛法具体化的表现，具有“大利益”之功德福报，可以促进信仰者迅速觉悟并得以解脱。因此日常供奉舍利并加以礼拜便是与佛结缘。不仅如此，亲身参与对舍利本身及其盛具的修改，并进行妥善保存的举动，也属于无上功德之一。制作嘎巴拉佛珠的原料取材很难。尤其是人的头骨中只有眉心、后脑中心少数几个部分较为厚实的区域可以加工成佛珠，其他部位由于骨片相对较薄而无法取材。一串合格的佛珠往往要从很多头骨上取材才能完成。每一子珠粒须整齐圆硕，温润细腻、光洁晶莹，彼此间色差不大的好材料制作。同时，子珠的直径亦要求在一厘米左右，不可有大的误差。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选材符合标准的嘎巴拉佛珠往往要比嘎巴拉碗的数量更要稀有的多。也恰恰因为如此，嘎巴拉佛珠作假伪造、攫取暴利之事时有发生。自明代起，民间常有不法之徒盗掘平民墓地，以普通的人骨制品伪装成圣物而在市场上流通。 第二单元供养法器
本单元主要展示举行法事活动、佛教仪式以及修持佛法时供养诸佛的法器。各类供器用来供养诸佛，使用于不同的场合，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涵义。清代宫廷诸多佛堂内陈设着大量供器，种类丰富，工艺精湛，用材考究，装饰奢华，体现着宫廷特有的审美意趣。最常见的当属五供、七珍（七政宝）、八宝（八吉祥），每处佛堂都有陈设。这些供器作为藏传佛教的特殊象征符号，因其吉祥寓意，逐渐作为一种装饰应用到宗教用品以及世俗生活中，如在建筑、器物、衣物、家具、绘画上，经常能看到很多八吉祥、八瑞物、五妙欲等纹饰。
五成金须弥山满达以五成金制成（图8），材质贵重，成色亮丽。满达台面中央高耸的须弥山上置亭台楼阁，须弥山两侧置祥云托起的日和月，红色为日，蓝色为月，周围环立七政宝、八吉祥等;侧面环周嵌各色宝石，饰花纹、梵字、连珠纹、莲瓣纹等。满达侧面设铜镀金环，可系哈达。此件满达配有五色哈达、紫檀木座、玻璃罩，以此彰显清宫对其极为珍视。
此件据样式看为须弥山坛城，清官惯称为满达或曼达。须弥山为印度神话中的名山，相传此山甚高，可观看到宇宙边缘。山顶筑有善见城，内住有帝释天;四周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环有七香山、七金山和四大部洲等，山体两侧有日月同辉。藏传佛教认为，日代表胎藏界之理，月代表金刚界之智。佛教以此比喻佛法至高无上，其理、智如日月光辉可遍覆宇宙。
哈达是藏传佛教特有的礼敬类法物，它以薄绢制成长方形，有白、红、黄、蓝、绿诸色，长短不一，一般长1米多，宽约20厘米，也有长达3米以上者，其长短及颜色视尊者地位而定，献哈达表示敬意和祝福。
五供又称五具足，为佛前庄严之物，由一香炉、二烛台、二花瓶组成。据《贤愚经》卷三载，早在迎请释迦牟尼之仪礼时，即有烧香、供花之说。佛教认为，以炉燃香既可驱除恶臭而断烦恼，又可提神醒脑而增益;另以香比喻佛法之功德，四散传播，使众生受益，拈香还可以祈福。所以清宫中每个佛堂都陈设香炉，作为五供之一的香炉存量很多，材质丰富，制作精美。除了大量成组的五供，香炉还可以单独使用，所以佛堂内也经常单独陈设香炉，故宫博物院现保存有很多各具特色的单体香炉。烛台的使用源于印度佛前献灯明之举，它既是寺内照明用具，也是礼佛供案上的一种供器。佛教认为，在佛塔、佛像、经卷前燃灯，能护大功德;又因灯明可破暗为明，故佛教也常将灯明比喻佛法与智慧，喻以智慧照破愚痴。烛台通常成对出现，形制相对单一。花供养也源于印度佛教仪式，原以散花盛于盘中供养，后逐渐演变为剪枝插于瓶中供佛。也有以纸、木、绢等做成莲花、荷叶等，染色涂金，插在瓶中供于佛前，通称常花。佛前供花是显、密教修法时重要的供养物之一。佛教认为，供养之花卉，不仅可散发出花香，还可装饰环境，使视者产生喜悦之情。佛前供养花卉者，可获无量功德。花瓶亦经常成对出现，通常和香炉、烛台并排成组陈设，香炉居中，烛台置于香炉左右两侧，花瓶置于最外两侧。
佛教发展至清代，五供的制作出现了多种质地和式样，种类丰富多样。这套青花矾红彩云龙纹瓷五供造型大气，工艺精湛，瓷质洁白细腻，釉色晶莹清透且均匀。青花与矾红色彩艳丽，云龙纹线条流畅、生动。炉口沿、烛台和花瓶腰部均有篆书款“大清乾隆年制”。这套五供应为景德镇御窑专门为清宫烧制，是这一时期的佳品之作（图9）。
法轮又称梵轮，为藏传佛教中最常见的佛案供器之一。据佛经说，佛初成道时，梵天曾劝请佛转动法轮，并以慈、悲、喜、舍四梵行心（四无量心）宣说大法。此后，佛教中即常以法轮比喻佛法，佛法如转轮圣王的“轮宝”一样转动，无坚不摧，它既能摧破众生的一切烦恼，也能摧灭众生的一切邪念。法轮也指佛陀说法如车轮旋转，意在祈祷佛常住世说法，佛法住世被称为“法轮常转”。法轮既可作为八宝之一，也可单独供奉。由于法轮象征佛法的权威和庄严，还曾作为吐蕃法王松赞干布和五世达赖的手持标志物出现。
此件法轮（图10），瓷质，通体饰金釉，仿金质法轮。轮两面纹饰相同，轮面呈扁平圆桃形，刻云纹、卷草纹、连珠纹，正中心饰以由浅蓝色花瓣和橙红色花蕊组成的菊花，花周围由八块菱形轮辐连接轮壁，轮辐间呈镂空状，以此代表佛陀之八正道。轮辐及外周一圈饰以橙、蓝、浅蓝相间的宝石釉色，仿金法轮镶嵌珊瑚、青金石、绿松石，色彩鲜亮，宝石质感逼真。底座上下边缘环饰卷云纹、连珠纹，之间雕凸起的长莲瓣，莲瓣尖微卷，底部有篆书体“大清乾隆年制”三行款识。此法轮金碧辉煌，工艺精湛，系乾隆时期仿嵌宝石金器的杰作。
清代宫廷崇奉藏传佛教，乾隆帝登基后曾命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各式瓷质佛像与法器备供奉之用。此款金釉瓷法轮仿自当时铜鎏金法轮，为乾隆朝首创，至嘉庆朝仍有制作，只是底款不同，形制并无区别。这种瓷质法轮不仅以金彩仿出铜镀金效果，还以色彩鲜艳的釉色仿出绿松石、青金石、珊瑚等各种宝石，不得不赞叹当时制瓷工艺的创新与突破。
奔巴瓶，在西藏因其常插吉祥草又称藏草瓶。奔巴是藏文“瓶”的音译，清宫一般称藏式瓶为奔巴瓶。在佛教中，瓶是祥瑞和如意的象征。以瓶盛五宝、五香、五药、五谷及五精华等二十五种物质，供养佛菩萨，以此开显净菩提心之德。在灌顶时，瓶亦为诸尊手持之物。密教因修法的内容不同，瓶的种类、色相也不同，因此由多种材质制作而成。
该瓶瓷质（图11），乃乾隆年间由景德镇御窑专为清宫烧制。通体绿釉地上绘勾莲纹、八宝纹，釉质细腻，纹饰线条均匀流畅，瓶底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图12）。
第三单元礼敬法器
本单元主要展示用于用于礼佛敬佛、祈请护佑类的法器。清宫佛堂中经常供奉以及在法事活动中常用的哈达、法衣、法冠、五佛冠、玛尼轮、佛钵、佛塔、嘎乌盒等，均属礼敬祈愿类法器。其中哈达、玛尼轮、嘎乌盒等礼敬祈愿之物，在西藏随处可见。
佛堂内除了修持佛法，供養诸佛所用法器，还有很多礼敬诸佛，以及祈祷诸佛佛护佑的法器，这部分法器和前两个单元相结合，共同展示了相对完整的藏传佛教法器体系。 在清宫中，佛钵和海螺数量较多，加工精美，颇受乾隆帝的青睐。随着佛教的发展，这两种法器的象征意义渐趋复杂，涵义日益丰富，用途亦现多样化，既可以作为佛教仪式中使用的持验法器，也可以作为祈祷护佑之祈愿法器。
璎珞法衣是藏传佛教高僧在重大法事活动时所穿用的服饰。此件法衣白色素缎地绣图案，表层缀饰象牙璎珞，分为裙、袖、云肩、饰物四部分（图13）。
裙：呈梯形片状，下幅为倭角。裙分两层，底层为白色素缎，自下而上用五彩丝线绣海水江崖;左右裙裾对称，绣金色双鱼，宝盖，五彩云纹间饰红蝠、法轮、海马、如意、珊瑚等。裙腰平金绣相向金龙两条。裙缘饰石青色织金缎边，平两色金线、红色丝线绣边。绣工以传统平针、斜缠针、滚针、套针技法为主，运针精妙，针脚平齐。表层缀白色象牙珠网状璎珞，璎珞间饰象牙雕莲花、菊花圆板，腰部璎珞间饰15块象牙雕板，雕佛像、菩萨像、兽头。璎珞下缀饰明黄丝穗及铜镀金铃。裙用白色缎带系于腰间。
袖：呈上宽下窄的套袖状，白色素缎面上用五彩丝绣祥云、莲花、红蝠、金色双鱼及海水江崖，袖口缘饰石青色织金缎边，平两色金绣边及红色丝绣回纹，并缀饰象牙雕金刚杵和莲花璎珞。
云肩（图14）：正四边形，中间为圆领口，缀松石扣。云肩白色素缎为地，四角为平两色金绣如意云头，两道平金边中间绣红色回纹，间饰轮、螺、伞、盖、花、罐、鱼、肠等佛教八宝，花纹端庄大气，绣工精致细腻。表层缀饰象牙珠璎珞，璎珞间为16块象牙雕板，雕佛像、菩萨像、金刚杵、莲花。穿着时，胸前一角垂饰平金绣如意云头及五彩绣释迦牟尼佛像，相对一角在背后，另外相对两角在左右两肩，左右及后角缀明黄丝穗;前后缀饰铜镀金铃。
饰物（图15）：象牙雕圆花板和象牙珠穿成的耳饰一对，缀饰明黄色丝穗;象牙雕花板和象牙珠穿成的护臂一对，缀白色缎带;象牙雕四大天王像板和象牙珠穿成的饰带一条，缀白色缎带。象牙珠颗粒圆润均匀，花板雕刻细腻精致。
《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二十七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苏州织造舒文送到：……五色缎绣面象牙缨络衣五分，计二十五件……持进，交太监厄勒里呈览。奉旨：……缨络衣五分内各添虎皮一件象皮一件……钦此。”由此可知，这件璎珞衣系由苏州织造负责制作的。
钵为僧人所用的食具，持钵行乞称为“托钵”，后发展为佛前供器。一般高僧圆寂之前，会把自己用的袈裟和钵传给得到自己真传的弟子。
这件钵圆底（图16），鼓腹，敛口，通体以镂空工艺透雕龙纹、八宝纹和缠枝莲纹，内衬红色织金缎。钵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章形款（图17）。附描金鞔皮盒，盒内有书写满、汉、蒙古、藏四体字的白绫签，汉文为：“新造凿錾龙钵盂。”此钵原存颐和轩。
铜胎，双重套筒形。外筒壁有四透空开光，通体浅蓝色釉地，掐丝填彩色珐琅釉饰缠枝花卉纹（图18）。内筒以柄为轴可转动，筒壁饰有六朵缠枝莲花各托一白釉地黑色梵文，周围饰彩色缠枝花卉纹。外筒底部錾刻十字排列“乾隆年制”楷书款，中心饰十字交杵纹。
玛尼轮为藏传佛教法器，转动一周即代表诵经一遍。清代乾隆朝掐丝珐琅工艺达至巅峰，表现为胎体厚重、镀金饱满、釉色纯正、掐丝均匀等特点。此玛尼轮造型灵巧、工艺纯熟、纹饰精美，是一件标准的乾隆时期宫廷御用掐丝珐琅藏传佛教法器精品。
这件佛塔为藏式塔（图19），铜镀金材质，体型较大，装饰华丽，工艺精湛，极具宫廷特色，堪称精品。此塔为四方委角须弥形塔座，塔座较高;塔身为覆钵形，正面中央开一欢门形佛龛，内置铜镀金无量寿佛像一尊;上层为十三层相轮，代表佛界之十三天，上承宝盖，其上装饰日、月宝顶，象征佛教之胎藏界和金刚界，其下环周坠以珊瑚、珍珠等串成的璎珞。塔装饰大量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座正中镶嵌的松石最大，松石上书“大清乾隆年造”两竖行楷书款识。
藏传佛教法器种类繁多，神圣威严，不同种类的法器在形制、质地、颜色、用途上各不相同，其象征意义又极其复杂，如果不深谙各教派经典和仪轨，很难对其所包含的佛教义理、使用方式以及使用场合做准确的解读。《清官造办处活计档》《清宫陈设档》等文献记载了很多法器的制作细节和相关供奉规制，以及不同的法器在各佛堂的陈设位置，这为研究宫廷藏传佛教法器提供了详实的参考资料。通过本次展览，更多的人能夠对清官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以及其使用的各类法器有所认识和了解。
（责任编辑：李红娟）
法器主要用于宗教修行、供养、庄严道场等。故宫博物院藏有丰富的法器类文物，尤以藏传佛教法器居多，这些文物对于认识和了解清宫廷的物质文化、皇室的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意义。宫廷所用法器门类众多，工艺精湛，用材广泛，有金、银、铜、铁、玉、瓷、竹、木、骨、象牙、珐琅、琉璃、宝石、珍珠、珊瑚等各种材质，其中不乏珍贵稀有之物，以彰显皇家用器的独特与尊贵。本次展览从故宫博物院藏上万件法器文物中精选各门类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藏传佛教法器113件，大致按功用分类，以“持验法器…‘供养法器”“礼敬法器”三个单元来展示，以期大众对清官藏传佛教法器有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
第一单元持验法器
本单元主要展示修持佛法、举行佛事活动和佛教仪式时所用的法器，包括金刚铃、金刚杵、嘎巴拉碗、嘎巴拉鼓、嘎巴拉念珠、腿骨号、喀章嘎、骷髅棒、金刚橛、钺刀等。清宫中有许多佛堂，大多是乾隆时期建造，其中很多是密宗佛堂，如雨花阁、梵华楼、梵宗楼、养心殿西暖阁佛堂等。本部分所选法器多为密宗修行所用法器，因大多存于库房，已不在原佛堂陈设，其用途和使用场所便难以知悉。从档案记载可知，清代宫廷佛堂的建造和内部陈设的设计，主要是乾隆在三世章嘉国师的指导下完成的，结构上为适应宫廷的需要而有所改造和完善，从而形成清宫特有的藏传佛教思想体系。章嘉国师精通藏传佛教经典，所以宫内相关法器严格遵循藏传佛教经典和仪轨而配备和使用，其制作也主要借鉴和承袭西藏法器特点，并结合宫廷技艺，在制作环节上有着严格的规定，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嵌珍珠金盖银镀金托座内画嘎巴拉碗旧藏养心殿（图1）。骨质碗体，黄色，平滑细润有光泽。碗口沿处嵌镶珍珠金边。碗内以赤红作地，上绘三头（绿、黄、赤）六臂大威德金刚像。其正面为绿肤，牛首，头戴骷髅冠，三眼，身着金色璎珞衣，披白色象皮，右腿曲，左腿伸，踏伏虎莲花座。胸前二手分别执钺刀、颅碗，怀抱蓝色明妃。其余四手分别执握嘎巴拉鼓、金刚杵、绳索及矛。明妃右足斜伸，左足绕主尊腰部，左手亦托颅碗。金刚周围上下皆环以火焰纹。此碗另配金质碗盖、托座和底板。底座之下，从左至右分别錾有藏、满、蒙古、汉四体御制铭文（图2）。乾隆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军第二次征讨廓尔喀王国（今尼泊尔），大败之。战后，主持军务的和琳进献“呢玛宁波噶布拉”碗，同时主持藏事的八世济咙呼图克图也进碗感谢朝廷的支持（此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帝大喜，故用赞文以抒发修佛心得。此件嘎巴拉碗的底座曾在2019年嘉德艺术中心举办的《故宫博物院藏宫廷器座展》中展出。
铃与杵，又称金刚铃、金刚杵，是藏传佛教密宗常使用的法器，一般在诵经、修法、作法等法事活动中使用。铃与杵往往组合使用，使用时左手执铃，右手执杵，表示阴阳和合，分别代表智慧与方便，如同母和父一般，二者不离，和合生出无上大乐，成就圆满佛果。摇铃所发之声可激励众生精进并唤起佛、菩萨之警觉，而金刚杵象征摧灭烦恼之菩提心。
此铃和杵乃一套，成对装于特制的连体随形鞔皮盒内，铜镀金材质，由明代宫廷制造，工艺精湛（图3、图4）。铃盒内书满、汉、蒙古、藏四体文白绫签，汉文：“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班禅额尔德尼恭进大利益铃杵”，由此可知，这套铃杵应是乾隆七十大寿时六世班禅敬献的祝寿礼物。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套达赖喇嘛恭进的铜铃杵，也是永乐时期的，形制相同，只是尺寸略小，杵为五股杵。
铃为杵形把首（图5），杵股为摩羯所衔，铃柄装饰佛首、莲花，铃肩的八瓣莲花上刻有八个种子字，铃体表面浮雕覆莲瓣、兽面、宝珠、连珠、金刚杵等纹饰。铃内壁铸有莲瓣纹、楷书款“大明永乐年施”以及梵文咒“o m ah hum”。
杵为九股杵，装饰有摩羯、莲瓣纹。九股指由中间向两端伸出的一个中轴直股叉和八个弯曲的股叉。八个外股叉从摩羯嘴伸出，象征着八识和引导人们摆脱轮回之苦的佛陀的“八正道”。中央股叉和四大方位的上股叉代表着五佛，而四小方位上的股叉代表着“四佛母”。中央和四个较低位置上的股叉代表“五佛智”，而四小方位的股叉代表“四无量”。九股叉也象征着八大菩萨簇拥下的金刚持、佛陀及其“八正道”和坛城的主要中心和八大方位。
念珠由人骨珠108颗组成，其材质、大小、形制、颜色基本一致，以明黄色丝线串连。每颗珠上嵌珍珠、松石、青金石、珊瑚及玻璃等各色宝石若干。全串有三颗红色珊瑚隔珠，一颗佛头塔。有两条金黄色丝绦从佛头塔上引出，绦末端各垂一颗坠角。“佛头塔”两边各有两串浅蓝色丝绦记念，记念末端下系铃、杵、月斧等坠脚。
此串念珠附有攒尖莲花包袱式盒一个，似为后配。盒盖与盒体有扣袢相连，以红色珊瑚珠为盖钮。盒盖与盒体上四道以包袱式螭纹绳索纹作为装饰，以十字交叉式汇于盒底的番莲中（图6、图7）。
佛珠是佛教徒用线绳将一定数目的珠粒进行串连，在念佛或持咒时用于记数的工具。人们持用佛珠的目的是借其帮助修行、利己护人，进而增加智慧并获得无量功德。佛珠可大致分为念珠、数珠两类。其中念珠的等级要高于数珠，原因在于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增添了“装严”所致。而所谓“装严”，就是附着在珠串上的佛头、佛头塔、记念、背云、坠角等配件。
“嘎巴拉（KaDala）”亦稱“嘎布拉”“噶布拉”等，梵文音译。它是专供藏传佛教密宗佛事活动之用的一种特殊法器，象征大悲与空性。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会将嘎巴拉碗与嘎巴拉佛珠并称，或直接用“嘎巴拉”指代嘎巴拉佛珠。嘎巴拉作为高僧的舍利，是广大信众膜拜并加以珍视的对象。所谓“舍利”，最初是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火化的骨灰。后来佛教徒把得道高僧死后的遗骨也称为舍利。在乾隆帝看来，以高僧舍利作为圣物，是佛法具体化的表现，具有“大利益”之功德福报，可以促进信仰者迅速觉悟并得以解脱。因此日常供奉舍利并加以礼拜便是与佛结缘。不仅如此，亲身参与对舍利本身及其盛具的修改，并进行妥善保存的举动，也属于无上功德之一。制作嘎巴拉佛珠的原料取材很难。尤其是人的头骨中只有眉心、后脑中心少数几个部分较为厚实的区域可以加工成佛珠，其他部位由于骨片相对较薄而无法取材。一串合格的佛珠往往要从很多头骨上取材才能完成。每一子珠粒须整齐圆硕，温润细腻、光洁晶莹，彼此间色差不大的好材料制作。同时，子珠的直径亦要求在一厘米左右，不可有大的误差。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选材符合标准的嘎巴拉佛珠往往要比嘎巴拉碗的数量更要稀有的多。也恰恰因为如此，嘎巴拉佛珠作假伪造、攫取暴利之事时有发生。自明代起，民间常有不法之徒盗掘平民墓地，以普通的人骨制品伪装成圣物而在市场上流通。 第二单元供养法器
本单元主要展示举行法事活动、佛教仪式以及修持佛法时供养诸佛的法器。各类供器用来供养诸佛，使用于不同的场合，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涵义。清代宫廷诸多佛堂内陈设着大量供器，种类丰富，工艺精湛，用材考究，装饰奢华，体现着宫廷特有的审美意趣。最常见的当属五供、七珍（七政宝）、八宝（八吉祥），每处佛堂都有陈设。这些供器作为藏传佛教的特殊象征符号，因其吉祥寓意，逐渐作为一种装饰应用到宗教用品以及世俗生活中，如在建筑、器物、衣物、家具、绘画上，经常能看到很多八吉祥、八瑞物、五妙欲等纹饰。
五成金须弥山满达以五成金制成（图8），材质贵重，成色亮丽。满达台面中央高耸的须弥山上置亭台楼阁，须弥山两侧置祥云托起的日和月，红色为日，蓝色为月，周围环立七政宝、八吉祥等;侧面环周嵌各色宝石，饰花纹、梵字、连珠纹、莲瓣纹等。满达侧面设铜镀金环，可系哈达。此件满达配有五色哈达、紫檀木座、玻璃罩，以此彰显清宫对其极为珍视。
此件据样式看为须弥山坛城，清官惯称为满达或曼达。须弥山为印度神话中的名山，相传此山甚高，可观看到宇宙边缘。山顶筑有善见城，内住有帝释天;四周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环有七香山、七金山和四大部洲等，山体两侧有日月同辉。藏传佛教认为，日代表胎藏界之理，月代表金刚界之智。佛教以此比喻佛法至高无上，其理、智如日月光辉可遍覆宇宙。
哈达是藏传佛教特有的礼敬类法物，它以薄绢制成长方形，有白、红、黄、蓝、绿诸色，长短不一，一般长1米多，宽约20厘米，也有长达3米以上者，其长短及颜色视尊者地位而定，献哈达表示敬意和祝福。
五供又称五具足，为佛前庄严之物，由一香炉、二烛台、二花瓶组成。据《贤愚经》卷三载，早在迎请释迦牟尼之仪礼时，即有烧香、供花之说。佛教认为，以炉燃香既可驱除恶臭而断烦恼，又可提神醒脑而增益;另以香比喻佛法之功德，四散传播，使众生受益，拈香还可以祈福。所以清宫中每个佛堂都陈设香炉，作为五供之一的香炉存量很多，材质丰富，制作精美。除了大量成组的五供，香炉还可以单独使用，所以佛堂内也经常单独陈设香炉，故宫博物院现保存有很多各具特色的单体香炉。烛台的使用源于印度佛前献灯明之举，它既是寺内照明用具，也是礼佛供案上的一种供器。佛教认为，在佛塔、佛像、经卷前燃灯，能护大功德;又因灯明可破暗为明，故佛教也常将灯明比喻佛法与智慧，喻以智慧照破愚痴。烛台通常成对出现，形制相对单一。花供养也源于印度佛教仪式，原以散花盛于盘中供养，后逐渐演变为剪枝插于瓶中供佛。也有以纸、木、绢等做成莲花、荷叶等，染色涂金，插在瓶中供于佛前，通称常花。佛前供花是显、密教修法时重要的供养物之一。佛教认为，供养之花卉，不仅可散发出花香，还可装饰环境，使视者产生喜悦之情。佛前供养花卉者，可获无量功德。花瓶亦经常成对出现，通常和香炉、烛台并排成组陈设，香炉居中，烛台置于香炉左右两侧，花瓶置于最外两侧。
佛教发展至清代，五供的制作出现了多种质地和式样，种类丰富多样。这套青花矾红彩云龙纹瓷五供造型大气，工艺精湛，瓷质洁白细腻，釉色晶莹清透且均匀。青花与矾红色彩艳丽，云龙纹线条流畅、生动。炉口沿、烛台和花瓶腰部均有篆书款“大清乾隆年制”。这套五供应为景德镇御窑专门为清宫烧制，是这一时期的佳品之作（图9）。
法轮又称梵轮，为藏传佛教中最常见的佛案供器之一。据佛经说，佛初成道时，梵天曾劝请佛转动法轮，并以慈、悲、喜、舍四梵行心（四无量心）宣说大法。此后，佛教中即常以法轮比喻佛法，佛法如转轮圣王的“轮宝”一样转动，无坚不摧，它既能摧破众生的一切烦恼，也能摧灭众生的一切邪念。法轮也指佛陀说法如车轮旋转，意在祈祷佛常住世说法，佛法住世被称为“法轮常转”。法轮既可作为八宝之一，也可单独供奉。由于法轮象征佛法的权威和庄严，还曾作为吐蕃法王松赞干布和五世达赖的手持标志物出现。
此件法轮（图10），瓷质，通体饰金釉，仿金质法轮。轮两面纹饰相同，轮面呈扁平圆桃形，刻云纹、卷草纹、连珠纹，正中心饰以由浅蓝色花瓣和橙红色花蕊组成的菊花，花周围由八块菱形轮辐连接轮壁，轮辐间呈镂空状，以此代表佛陀之八正道。轮辐及外周一圈饰以橙、蓝、浅蓝相间的宝石釉色，仿金法轮镶嵌珊瑚、青金石、绿松石，色彩鲜亮，宝石质感逼真。底座上下边缘环饰卷云纹、连珠纹，之间雕凸起的长莲瓣，莲瓣尖微卷，底部有篆书体“大清乾隆年制”三行款识。此法轮金碧辉煌，工艺精湛，系乾隆时期仿嵌宝石金器的杰作。
清代宫廷崇奉藏传佛教，乾隆帝登基后曾命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各式瓷质佛像与法器备供奉之用。此款金釉瓷法轮仿自当时铜鎏金法轮，为乾隆朝首创，至嘉庆朝仍有制作，只是底款不同，形制并无区别。这种瓷质法轮不仅以金彩仿出铜镀金效果，还以色彩鲜艳的釉色仿出绿松石、青金石、珊瑚等各种宝石，不得不赞叹当时制瓷工艺的创新与突破。
奔巴瓶，在西藏因其常插吉祥草又称藏草瓶。奔巴是藏文“瓶”的音译，清宫一般称藏式瓶为奔巴瓶。在佛教中，瓶是祥瑞和如意的象征。以瓶盛五宝、五香、五药、五谷及五精华等二十五种物质，供养佛菩萨，以此开显净菩提心之德。在灌顶时，瓶亦为诸尊手持之物。密教因修法的内容不同，瓶的种类、色相也不同，因此由多种材质制作而成。
该瓶瓷质（图11），乃乾隆年间由景德镇御窑专为清宫烧制。通体绿釉地上绘勾莲纹、八宝纹，釉质细腻，纹饰线条均匀流畅，瓶底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图12）。
第三单元礼敬法器
本单元主要展示用于用于礼佛敬佛、祈请护佑类的法器。清宫佛堂中经常供奉以及在法事活动中常用的哈达、法衣、法冠、五佛冠、玛尼轮、佛钵、佛塔、嘎乌盒等，均属礼敬祈愿类法器。其中哈达、玛尼轮、嘎乌盒等礼敬祈愿之物，在西藏随处可见。
佛堂内除了修持佛法，供養诸佛所用法器，还有很多礼敬诸佛，以及祈祷诸佛佛护佑的法器，这部分法器和前两个单元相结合，共同展示了相对完整的藏传佛教法器体系。 在清宫中，佛钵和海螺数量较多，加工精美，颇受乾隆帝的青睐。随着佛教的发展，这两种法器的象征意义渐趋复杂，涵义日益丰富，用途亦现多样化，既可以作为佛教仪式中使用的持验法器，也可以作为祈祷护佑之祈愿法器。
璎珞法衣是藏传佛教高僧在重大法事活动时所穿用的服饰。此件法衣白色素缎地绣图案，表层缀饰象牙璎珞，分为裙、袖、云肩、饰物四部分（图13）。
裙：呈梯形片状，下幅为倭角。裙分两层，底层为白色素缎，自下而上用五彩丝线绣海水江崖;左右裙裾对称，绣金色双鱼，宝盖，五彩云纹间饰红蝠、法轮、海马、如意、珊瑚等。裙腰平金绣相向金龙两条。裙缘饰石青色织金缎边，平两色金线、红色丝线绣边。绣工以传统平针、斜缠针、滚针、套针技法为主，运针精妙，针脚平齐。表层缀白色象牙珠网状璎珞，璎珞间饰象牙雕莲花、菊花圆板，腰部璎珞间饰15块象牙雕板，雕佛像、菩萨像、兽头。璎珞下缀饰明黄丝穗及铜镀金铃。裙用白色缎带系于腰间。
袖：呈上宽下窄的套袖状，白色素缎面上用五彩丝绣祥云、莲花、红蝠、金色双鱼及海水江崖，袖口缘饰石青色织金缎边，平两色金绣边及红色丝绣回纹，并缀饰象牙雕金刚杵和莲花璎珞。
云肩（图14）：正四边形，中间为圆领口，缀松石扣。云肩白色素缎为地，四角为平两色金绣如意云头，两道平金边中间绣红色回纹，间饰轮、螺、伞、盖、花、罐、鱼、肠等佛教八宝，花纹端庄大气，绣工精致细腻。表层缀饰象牙珠璎珞，璎珞间为16块象牙雕板，雕佛像、菩萨像、金刚杵、莲花。穿着时，胸前一角垂饰平金绣如意云头及五彩绣释迦牟尼佛像，相对一角在背后，另外相对两角在左右两肩，左右及后角缀明黄丝穗;前后缀饰铜镀金铃。
饰物（图15）：象牙雕圆花板和象牙珠穿成的耳饰一对，缀饰明黄色丝穗;象牙雕花板和象牙珠穿成的护臂一对，缀白色缎带;象牙雕四大天王像板和象牙珠穿成的饰带一条，缀白色缎带。象牙珠颗粒圆润均匀，花板雕刻细腻精致。
《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二十七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苏州织造舒文送到：……五色缎绣面象牙缨络衣五分，计二十五件……持进，交太监厄勒里呈览。奉旨：……缨络衣五分内各添虎皮一件象皮一件……钦此。”由此可知，这件璎珞衣系由苏州织造负责制作的。
钵为僧人所用的食具，持钵行乞称为“托钵”，后发展为佛前供器。一般高僧圆寂之前，会把自己用的袈裟和钵传给得到自己真传的弟子。
这件钵圆底（图16），鼓腹，敛口，通体以镂空工艺透雕龙纹、八宝纹和缠枝莲纹，内衬红色织金缎。钵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章形款（图17）。附描金鞔皮盒，盒内有书写满、汉、蒙古、藏四体字的白绫签，汉文为：“新造凿錾龙钵盂。”此钵原存颐和轩。
铜胎，双重套筒形。外筒壁有四透空开光，通体浅蓝色釉地，掐丝填彩色珐琅釉饰缠枝花卉纹（图18）。内筒以柄为轴可转动，筒壁饰有六朵缠枝莲花各托一白釉地黑色梵文，周围饰彩色缠枝花卉纹。外筒底部錾刻十字排列“乾隆年制”楷书款，中心饰十字交杵纹。
玛尼轮为藏传佛教法器，转动一周即代表诵经一遍。清代乾隆朝掐丝珐琅工艺达至巅峰，表现为胎体厚重、镀金饱满、釉色纯正、掐丝均匀等特点。此玛尼轮造型灵巧、工艺纯熟、纹饰精美，是一件标准的乾隆时期宫廷御用掐丝珐琅藏传佛教法器精品。
这件佛塔为藏式塔（图19），铜镀金材质，体型较大，装饰华丽，工艺精湛，极具宫廷特色，堪称精品。此塔为四方委角须弥形塔座，塔座较高;塔身为覆钵形，正面中央开一欢门形佛龛，内置铜镀金无量寿佛像一尊;上层为十三层相轮，代表佛界之十三天，上承宝盖，其上装饰日、月宝顶，象征佛教之胎藏界和金刚界，其下环周坠以珊瑚、珍珠等串成的璎珞。塔装饰大量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座正中镶嵌的松石最大，松石上书“大清乾隆年造”两竖行楷书款识。
藏传佛教法器种类繁多，神圣威严，不同种类的法器在形制、质地、颜色、用途上各不相同，其象征意义又极其复杂，如果不深谙各教派经典和仪轨，很难对其所包含的佛教义理、使用方式以及使用场合做准确的解读。《清官造办处活计档》《清宫陈设档》等文献记载了很多法器的制作细节和相关供奉规制，以及不同的法器在各佛堂的陈设位置，这为研究宫廷藏传佛教法器提供了详实的参考资料。通过本次展览，更多的人能夠对清官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以及其使用的各类法器有所认识和了解。
（责任编辑：李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