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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乃珖作为20世纪中期重要的花鸟画家，以借古开今、以西润中的理念指导艺术创作，尤其在色彩表现上展现出鲜明的个性与创新性。他主张“随心赋彩”、诗意表达，在传统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表达上融合了西洋绘画的设色方法、媒材与写实画法，用色大胆、对比鲜明，使得其工笔花鸟画色彩明亮、清新妍丽，色墨相映成趣，雅俗共赏。
关键词：郑乃珖;工笔花鸟;色彩;“随心赋彩”
郑乃珖（1911—2005年），号沙堤璞夫、璧啸、璧寿翁，福建福州人，是20世纪中期重要的花鸟画家，他的工笔花鸟画取材广泛，以线状物、以色赋情，让人称道。光华灿烂、艳而不俗的色彩是其作品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基于传统色彩理论的新时代审美意蕴的表达，是对民族色彩的批判性继承和对西洋画法的灵巧借鉴，能鲜明地展现出20世纪中期工笔画在色彩上的思考与探索。
一、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探索历程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郑乃珖自幼受到祖父与父亲的艺术教育，学习诗文书画，对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他一生始终坚持“以画为生”，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他广泛吸收民间精华，临摹流散乡间的名家画谱、碑帖，钻研民间祠堂寺庙的壁画、彩塑。在上海美专（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期间，他又积极吸收素描、色彩等西洋绘画知识，并与刘海粟、张大千等画坛先锋结交，受到海派的熏陶。后来扎根西安，他与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长安画派交流学习，艺术创作逐步趋向成熟。这些多元艺术交流渠道为他后期艺术创作中中西合璧、以西润中的创作手法打下坚实基底。
郑乃珖生活在民族从水深火热走向独立富强的年代，见证了人民从革命斗争到实现当家作主的曲折发展历程。在如此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始终坚定地“以画为生”，跟随时代脉搏，把人民群众作为主要的艺术服务对象，深挖生活之宝藏，探索工笔花鸟画在古典传承与创新发展上的方向。
郑乃珖的工笔花鸟画以重彩为主，用色大胆，对比强烈;部分为淡彩作品，以白描勾勒为主，施以淡墨或赭石色等进行色彩烘染，突出主体。传统绘画技法的积淀、西洋绘画知识的学习以及大众化的时代走向都对其色彩的创新性运用具有重要影响。《唐宋绘画谈丛》中说：“人物画代表线条美，山水画代表水墨美，花鸟画代表色彩美。”[1]即表明色彩是塑造花鸟画之气韵的核心要素，色彩也是展现画家个人审美与对艺术客体的理解的融汇表达。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表现，能高度体现其中西融合的独特色彩表现技法与强调雅俗共赏的审美观念。
二、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表现特征
（一）“随心赋彩”，诗意表達
先秦至战国时期基本确定了以线构形、以平涂敷色的传统绘画程式，南北朝时出现传统绘画的色彩理论，如谢赫提出的“随类赋彩”和宗炳提出的“以色貌色”，这些理论都强调不依附于瞬时的色彩表现，而是随物象的固有色来处理色彩，于是用色单纯微妙的中国传统绘画色彩观基本成型。它不同于调和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三者关系的西方写实体系，而是别具一格的中国画色彩运用原则。唐宋时期迅猛发展的青绿山水画、金碧山水画象征着古人对色彩的运用进入新阶段。
郑乃珖在传统色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随心赋彩”，即对客观物象的色彩表达要与画家的创作心境、瞬间情愫紧密结合。“类”虽作为事物的一种恒常属性，但对“类”的理解与认知过程始终离不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而“随类赋彩”虽表明用色原则是随物象的固定属性设色，但是对“类”的定义本身已融入了人对客观事物的感性体悟，带有一定的个人性与理想化，因此“随心赋彩”与“随类赋彩”二者实质上是不矛盾的。“随心赋彩”重点突出了画家的主观能动性，色本无情人有情，以情用色表心迹，色彩不仅是对客体的观照，更是主体内心情感的外化。郑乃珖的工笔花鸟画大量使用高明度、高纯度的红色、黄色、橙色与花青色，大部分作品都以暖色调为主，整体呈现出光彩熠熠、瑰丽多姿的画面效果，这无疑都是他积极向上、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的外化表现，正如刘海粟对其的称赞——“精深笔法，豁然心胸”。
郑乃珖的色彩观念既保留了“随类赋彩”的传统设色观念，又灵巧地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与对艺术的赤子之心，即他通过意象选择、线条变化与色彩浓淡共同塑造出能表达其阔达心境的画面意境，实现了“以工写意”。当代工笔画大家潘絜兹曾评价郑乃珖先生的花鸟画：“工笔以意笔出之，益见其工。”“意到神随，神随境出，笔不到而意到。”[2]工笔画的“意”在“象”中，而不在“形”中[3]。郑乃珖突破了工笔与写意分离的传承，实现白描与没骨、水墨与重彩的融合，将体现其精神意志与思考的“意笔”融入工笔花鸟画中，在法度中透出自由与变化，用色变化丰富，敷彩时淡雅相衬，虚实相生，一股盎然生气呼之欲出，给人以“神妙莫测，气韵天然”的意境感受。
古典花鸟画的独特审美意趣常体现在诗意化的“寓兴”里，自然界中富有生机的动植物形象往往能唤起人们对人生的遐想、对生命的感悟。“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当人的思绪、意志与花木虫鸟相通时，便“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4]。郑乃珖借助生动的笔墨、色彩记录下对自然与生活的观察与感悟，而后独具匠心地塑造意象，妙用线条和色彩等绘画语言，结合独具个性的题跋与印章，实现“画中有诗”，诗意地与自然、与生活神遇。在色彩表达上，他尤其注重色彩的赋情、联想与感发功能。如《龙虾与青铜盆》大面积使用高饱和的红色与青色，在固有色的基础上突出光感效果，色墨变化极其丰富，艳而不俗、流光溢彩的装饰性色彩与题跋互相呼应，把情调、神韵与意蕴浓缩成诗一般的境界，这不仅流露出画家对诗意灵动与生活趣味之畅想，还能使观者心生妙意。
（二）用色大胆，对比鲜明
隋唐崇尚“绚丽”，元明追求“清雅”，明清之际迎来水墨写意的高峰与色彩表现的低谷，随着社会变革和西方价值观、审美观的冲击，绘画发展逐步走向市民化、大众化，近现代花鸟画的色彩表现形式亟待丰富与拓展。传统工笔花鸟画的敷色侧重于颜色质感的和谐，较少关注色彩语言的关系。郑乃珖借古开今、以西润中，在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形式探索中，主动探寻色彩这一绘画语言本体的表现性，充分利用画面的色彩关系和色彩趣味来调动观众的内在感觉，使用色相变化构造出新奇的画面韵律。 他承袭古法，仍取法于古典传统的以勾勒、渲染为基础手法的双勾细染方式，但他又不拘泥于传统工笔花鸟的程式，富有创新精神，大胆吸取体现透视与立体层次的西洋画法，或重色厚涂，或淡色薄染，或浓淡兼施，或局部敷色，充分表現出花木、珍禽、蔬果、青铜器等描绘对象的结构、质感与层次，形成色彩轻重得宜、气韵生动的风格。如《收获》中的玉米并不是大面积平涂颜色，只是在视觉重点上敷了淡淡的黄色，留下大面积的白描部分，达到“计白当黑”的效果，回味悠长。《绿影漫透碧窗纱》所描绘的绣球花，大量使用花青、三绿等矿物质颜料，设色鲜明、富丽，灵巧地采用平涂、“叠色渍染”与积染法等多种着色方法的组合，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创作出浑圆立体的绣球花形象，前后互相掩映，形成富丽高古、清新雅逸的意境氛围。
用色敢于对比，色相对比显著是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突出特点之一。这离不开他在绘画媒材上的创新，尽管在用色时仍是采用传统用色的程序和手法，但在颜料的选择上却不囿于中国画颜料，常常会把偏灰调的中国画颜料与更为鲜亮的水粉颜色、丙烯颜色等混合使用，使得色彩对比更为突出，通过色相色调、明度纯度的变化，使得色彩在视觉上形成大小、软硬、轻重、前后等丰富多重的视觉感受。如《金豆》中大量运用纯度高、明度高的淡绿色，使豆子在视觉上呈现出质地酥软的感觉，箩筐使用纯度低、明度低的墨色与赭石色，呈现出厚实的质感，通过纯度与明度的对比形成丰富的视觉效果。《景天花与虎耳草》中的景天花采用高明度、暖色调的红色，与低明度、冷色调的虎耳草形成差异，突出前后的距离感与空间感，浓重的墨色叶片用三青勾线达到醒线效果，又使用白色水粉颜料进行晕染，实现色相的和谐。
更为巧妙的是，色彩能在对比鲜明中实现调和，其关键在于笔迹形态与色彩形态之间的契合，通过调整色相色调、冷暖软硬等各方面达到色彩与笔墨的和谐，使整体色调达到清新质朴、艳丽雅逸、赏心悦目的效果。《三生果》利用色彩趣味调动着观众的内在感觉，暗红色的荔枝、粉中带白的菱角、净白透亮的葡萄与青中透黄的青铜器皿交相呼应、冷暖结合、明暗相生，形成了很强的透视关系和光影效果，营造出高古典雅、清新妍丽之感。
三、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色彩对当代花鸟画的影响
传统工笔花鸟没有完全释放出色彩本体的表现力，因而当代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表现有着巨大的潜力空间。诚然，工笔花鸟画色彩语言的探索离不开中国传统技法与西方色彩技法的交融渗透与相互改造，也离不开西方工具材料的引进和使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的色彩表现语言不能简单地吸纳西方绘画特色，而是要在审美内涵中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在艺术实践中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的色彩语言体系，最终构造出体现时代精神、富有民族特色的色彩表述形式和视觉形象。
郑乃珖注重写生，关注生活与自然，推崇“随心赋彩”，以色赋情，尤其注重发挥色彩的表情作用与联想象征的作用，并努力找寻笔迹形态与色彩形态之间的契合关系，取西洋设色方法与写实画法之妙实现工笔花鸟画的创新变革，用色大胆、对比鲜明，色彩清亮、色墨和谐，画面从题材选择到绘画语言表达都颇有生趣，雅俗共赏，形成平民化、日常化、生活化的工笔花鸟创作方式，这不仅是个体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识，也是时代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投射，对当代花鸟画创作颇具启发。
参考文献：
[1]童书业.唐宋绘画丛谈[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89.
[2]郑乃珖.郑乃珖花鸟画集：序[M].西安：陕西美术出版社，1999：4.
[3]张伟民.关于工笔画写意精神的砚边拾得[J].美术，2008（2）：98.
[4]宣和画谱[M].俞剑华，注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239.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郑乃珖;工笔花鸟;色彩;“随心赋彩”
郑乃珖（1911—2005年），号沙堤璞夫、璧啸、璧寿翁，福建福州人，是20世纪中期重要的花鸟画家，他的工笔花鸟画取材广泛，以线状物、以色赋情，让人称道。光华灿烂、艳而不俗的色彩是其作品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基于传统色彩理论的新时代审美意蕴的表达，是对民族色彩的批判性继承和对西洋画法的灵巧借鉴，能鲜明地展现出20世纪中期工笔画在色彩上的思考与探索。
一、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探索历程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郑乃珖自幼受到祖父与父亲的艺术教育，学习诗文书画，对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他一生始终坚持“以画为生”，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他广泛吸收民间精华，临摹流散乡间的名家画谱、碑帖，钻研民间祠堂寺庙的壁画、彩塑。在上海美专（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期间，他又积极吸收素描、色彩等西洋绘画知识，并与刘海粟、张大千等画坛先锋结交，受到海派的熏陶。后来扎根西安，他与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长安画派交流学习，艺术创作逐步趋向成熟。这些多元艺术交流渠道为他后期艺术创作中中西合璧、以西润中的创作手法打下坚实基底。
郑乃珖生活在民族从水深火热走向独立富强的年代，见证了人民从革命斗争到实现当家作主的曲折发展历程。在如此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始终坚定地“以画为生”，跟随时代脉搏，把人民群众作为主要的艺术服务对象，深挖生活之宝藏，探索工笔花鸟画在古典传承与创新发展上的方向。
郑乃珖的工笔花鸟画以重彩为主，用色大胆，对比强烈;部分为淡彩作品，以白描勾勒为主，施以淡墨或赭石色等进行色彩烘染，突出主体。传统绘画技法的积淀、西洋绘画知识的学习以及大众化的时代走向都对其色彩的创新性运用具有重要影响。《唐宋绘画谈丛》中说：“人物画代表线条美，山水画代表水墨美，花鸟画代表色彩美。”[1]即表明色彩是塑造花鸟画之气韵的核心要素，色彩也是展现画家个人审美与对艺术客体的理解的融汇表达。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表现，能高度体现其中西融合的独特色彩表现技法与强调雅俗共赏的审美观念。
二、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表现特征
（一）“随心赋彩”，诗意表達
先秦至战国时期基本确定了以线构形、以平涂敷色的传统绘画程式，南北朝时出现传统绘画的色彩理论，如谢赫提出的“随类赋彩”和宗炳提出的“以色貌色”，这些理论都强调不依附于瞬时的色彩表现，而是随物象的固有色来处理色彩，于是用色单纯微妙的中国传统绘画色彩观基本成型。它不同于调和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三者关系的西方写实体系，而是别具一格的中国画色彩运用原则。唐宋时期迅猛发展的青绿山水画、金碧山水画象征着古人对色彩的运用进入新阶段。
郑乃珖在传统色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随心赋彩”，即对客观物象的色彩表达要与画家的创作心境、瞬间情愫紧密结合。“类”虽作为事物的一种恒常属性，但对“类”的理解与认知过程始终离不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而“随类赋彩”虽表明用色原则是随物象的固定属性设色，但是对“类”的定义本身已融入了人对客观事物的感性体悟，带有一定的个人性与理想化，因此“随心赋彩”与“随类赋彩”二者实质上是不矛盾的。“随心赋彩”重点突出了画家的主观能动性，色本无情人有情，以情用色表心迹，色彩不仅是对客体的观照，更是主体内心情感的外化。郑乃珖的工笔花鸟画大量使用高明度、高纯度的红色、黄色、橙色与花青色，大部分作品都以暖色调为主，整体呈现出光彩熠熠、瑰丽多姿的画面效果，这无疑都是他积极向上、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的外化表现，正如刘海粟对其的称赞——“精深笔法，豁然心胸”。
郑乃珖的色彩观念既保留了“随类赋彩”的传统设色观念，又灵巧地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与对艺术的赤子之心，即他通过意象选择、线条变化与色彩浓淡共同塑造出能表达其阔达心境的画面意境，实现了“以工写意”。当代工笔画大家潘絜兹曾评价郑乃珖先生的花鸟画：“工笔以意笔出之，益见其工。”“意到神随，神随境出，笔不到而意到。”[2]工笔画的“意”在“象”中，而不在“形”中[3]。郑乃珖突破了工笔与写意分离的传承，实现白描与没骨、水墨与重彩的融合，将体现其精神意志与思考的“意笔”融入工笔花鸟画中，在法度中透出自由与变化，用色变化丰富，敷彩时淡雅相衬，虚实相生，一股盎然生气呼之欲出，给人以“神妙莫测，气韵天然”的意境感受。
古典花鸟画的独特审美意趣常体现在诗意化的“寓兴”里，自然界中富有生机的动植物形象往往能唤起人们对人生的遐想、对生命的感悟。“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当人的思绪、意志与花木虫鸟相通时，便“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4]。郑乃珖借助生动的笔墨、色彩记录下对自然与生活的观察与感悟，而后独具匠心地塑造意象，妙用线条和色彩等绘画语言，结合独具个性的题跋与印章，实现“画中有诗”，诗意地与自然、与生活神遇。在色彩表达上，他尤其注重色彩的赋情、联想与感发功能。如《龙虾与青铜盆》大面积使用高饱和的红色与青色，在固有色的基础上突出光感效果，色墨变化极其丰富，艳而不俗、流光溢彩的装饰性色彩与题跋互相呼应，把情调、神韵与意蕴浓缩成诗一般的境界，这不仅流露出画家对诗意灵动与生活趣味之畅想，还能使观者心生妙意。
（二）用色大胆，对比鲜明
隋唐崇尚“绚丽”，元明追求“清雅”，明清之际迎来水墨写意的高峰与色彩表现的低谷，随着社会变革和西方价值观、审美观的冲击，绘画发展逐步走向市民化、大众化，近现代花鸟画的色彩表现形式亟待丰富与拓展。传统工笔花鸟画的敷色侧重于颜色质感的和谐，较少关注色彩语言的关系。郑乃珖借古开今、以西润中，在当代工笔花鸟画的形式探索中，主动探寻色彩这一绘画语言本体的表现性，充分利用画面的色彩关系和色彩趣味来调动观众的内在感觉，使用色相变化构造出新奇的画面韵律。 他承袭古法，仍取法于古典传统的以勾勒、渲染为基础手法的双勾细染方式，但他又不拘泥于传统工笔花鸟的程式，富有创新精神，大胆吸取体现透视与立体层次的西洋画法，或重色厚涂，或淡色薄染，或浓淡兼施，或局部敷色，充分表現出花木、珍禽、蔬果、青铜器等描绘对象的结构、质感与层次，形成色彩轻重得宜、气韵生动的风格。如《收获》中的玉米并不是大面积平涂颜色，只是在视觉重点上敷了淡淡的黄色，留下大面积的白描部分，达到“计白当黑”的效果，回味悠长。《绿影漫透碧窗纱》所描绘的绣球花，大量使用花青、三绿等矿物质颜料，设色鲜明、富丽，灵巧地采用平涂、“叠色渍染”与积染法等多种着色方法的组合，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创作出浑圆立体的绣球花形象，前后互相掩映，形成富丽高古、清新雅逸的意境氛围。
用色敢于对比，色相对比显著是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突出特点之一。这离不开他在绘画媒材上的创新，尽管在用色时仍是采用传统用色的程序和手法，但在颜料的选择上却不囿于中国画颜料，常常会把偏灰调的中国画颜料与更为鲜亮的水粉颜色、丙烯颜色等混合使用，使得色彩对比更为突出，通过色相色调、明度纯度的变化，使得色彩在视觉上形成大小、软硬、轻重、前后等丰富多重的视觉感受。如《金豆》中大量运用纯度高、明度高的淡绿色，使豆子在视觉上呈现出质地酥软的感觉，箩筐使用纯度低、明度低的墨色与赭石色，呈现出厚实的质感，通过纯度与明度的对比形成丰富的视觉效果。《景天花与虎耳草》中的景天花采用高明度、暖色调的红色，与低明度、冷色调的虎耳草形成差异，突出前后的距离感与空间感，浓重的墨色叶片用三青勾线达到醒线效果，又使用白色水粉颜料进行晕染，实现色相的和谐。
更为巧妙的是，色彩能在对比鲜明中实现调和，其关键在于笔迹形态与色彩形态之间的契合，通过调整色相色调、冷暖软硬等各方面达到色彩与笔墨的和谐，使整体色调达到清新质朴、艳丽雅逸、赏心悦目的效果。《三生果》利用色彩趣味调动着观众的内在感觉，暗红色的荔枝、粉中带白的菱角、净白透亮的葡萄与青中透黄的青铜器皿交相呼应、冷暖结合、明暗相生，形成了很强的透视关系和光影效果，营造出高古典雅、清新妍丽之感。
三、郑乃珖工笔花鸟画的色彩对当代花鸟画的影响
传统工笔花鸟没有完全释放出色彩本体的表现力，因而当代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表现有着巨大的潜力空间。诚然，工笔花鸟画色彩语言的探索离不开中国传统技法与西方色彩技法的交融渗透与相互改造，也离不开西方工具材料的引进和使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的色彩表现语言不能简单地吸纳西方绘画特色，而是要在审美内涵中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在艺术实践中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的色彩语言体系，最终构造出体现时代精神、富有民族特色的色彩表述形式和视觉形象。
郑乃珖注重写生，关注生活与自然，推崇“随心赋彩”，以色赋情，尤其注重发挥色彩的表情作用与联想象征的作用，并努力找寻笔迹形态与色彩形态之间的契合关系，取西洋设色方法与写实画法之妙实现工笔花鸟画的创新变革，用色大胆、对比鲜明，色彩清亮、色墨和谐，画面从题材选择到绘画语言表达都颇有生趣，雅俗共赏，形成平民化、日常化、生活化的工笔花鸟创作方式，这不仅是个体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识，也是时代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投射，对当代花鸟画创作颇具启发。
参考文献：
[1]童书业.唐宋绘画丛谈[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89.
[2]郑乃珖.郑乃珖花鸟画集：序[M].西安：陕西美术出版社，1999：4.
[3]张伟民.关于工笔画写意精神的砚边拾得[J].美术，2008（2）：98.
[4]宣和画谱[M].俞剑华，注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239.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