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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拉乌尔·阿斯兰诺维奇·坎巴是于狩猎途中结识的。在塔梅什村外，一片四处生长着树莓丛、刺马甲子和金刚刺灌木的广阔海边旷地上，人们在猎鹌鹑。从远处传来稀稀拉拉的沉闷枪声，猎犬的吠叫声，能瞧见犬只在草丛中绕来绕去，以及跟在狗身后朝被击中的猎物奔去的猎人的身影。
而就在此时，在这阵热情高涨的狩猎大战中，我看见了一位身形高大魁梧的落后者，懒散地沿着小径在踱步，枪被横过来扛在肩上，而两只大手好似一对象鼻，在步枪两侧垂挂下来。
这是一位明显经受不住狩猎狂热的人。他似乎也注意到了我这么一位猎人。我迎面走去，当两人走近时，他停了下来，毫无征兆地问道：
“您不想喝两口吗？”
“为什么不呢？”我回答。
他的步伐多少变得振奋起来，将我领到一颗野生苹果树下，就像去到一家相熟的小馆子那样轻车熟路。他挑捡起几颗落果，我们便在茂密的苹果脚下席地而坐。他从腰带上取下一支小瓶子，拧开瓶盖，二人便开始一边啃着野苹果，一边品饮瓶中浓烈的白兰地。野果极酸，但用来下酒相当不错。
“出城的话我就喜欢这样，”他说道，“但打猎，实话实说，真是喜欢不起来。不知是打中了鹌鹑，还是打中了猎狗。我觉得鹌鹑可怜，狗就更可怜了。打猎对于我而言——不过是想法子换个新地方喝酒罢了。您呢，不打猎时都干些什么？”
我觉得他是在暗指，我从事的工作如同我打猎一般具有同样的成效性。不知为何，我始终觉得自己的职业羞于启齿。世界这么疯狂，以至于作家一职显得不合时宜，就像疯人院中的占星家一般。似乎只要道出了自己的职业，便会听到不解的声音：如果您是作家，那么为什么世界如此疯狂？如果世界如此疯狂，那为什么还要当作家？
该怎么回答？写作——是尝试改变疯狂世界的疯狂举动。最终是谁让谁变得疯狂，不得而知。而我个人的目标则更加谦逊一些——将世界从狂躁病房转到非狂躁病房。等到那时再作其他念想。
即便如此，我还是冷静了下来，道出了自己的职业。他点了点头，意思是丝毫都不觉得惊讶。“列夫·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宣扬基督教，但仍旧是个狂热的猎人，”他说道，看起来是要从大占星师开始讲起，“难道他自己看不到这其中的矛盾吗？”
“不知道，”我回答，“他本来就是个满腔热情的人。”
“那对于酒呢？”他问道，“他反对酒精，这很清楚。但是他自己喝不喝酒？”
“年轻时也许大醉过，”我说道，“但成年后他都尽量避免如此。”
“明白了，”他说，“先喝光自己的配额，然后开始反对酒精。”
我这位新朋友宽大却有身材十分相称的面庞，给人的印象十分愉悦：端正而有力的线条轮廓，和善而果敢的面部表情。但他稍带绿色的眼睛里透露着某种萧瑟的，深藏的抑郁，仿佛这种忧郁在漫长的消耗中逐渐凋谢了。他眼中的神色与他三句话不离玩笑的嗜好并不相符，这是我稍后才注意到的。但谁知道呢，也许这嗜好是一种无意识的与抑郁的斗争。
当我们一边饮酒一边吃树上落下的苹果时，他开始绘声绘色地引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一些滑稽场景，面带喜色有时甚至哈哈大笑着讲给我听。看来，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此类情境要远多于我原本以为的数量。这些情景在他表情丰富的演绎之下显得尤为可笑。他几乎将这些片段逐字逐句记在脑海中。当然，我也记得，但它们于我而言，只是托尔斯泰天才的诗学图景中的衬托。
所有这些喜剧场景在当下听来，不仅现实，甚至是尤为现实，所以它们被赋予了额外的幽默效果。最好的例子就是作品中的国家生活，官吏们的生活。他一边大笑得呛过气去，一边向我讲述《安娜·卡列尼娜》中高官们商讨外族事宜的情景。关于外族人他们到底想要说些什么，托尔斯泰故意不表，从而使读者觉得，高官们对外族的相关事宜是一无所知，更无从说起。
“无巧不成双，”他笑着说，“有时在州委员会办事处，当与建筑相关的议题被提上台面时，我听到他们说的那些话，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这个场景，在心里笑到快要死过去，虽然说实际上是该痛哭的。”
总的来说，拉乌尔在文学鉴赏方面是一把好手，尤其是在考虑到他是一名建筑工程师的情况下。他对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另一处见解，在我看来十分有趣。他所讲述的事例在文学评论中已经探讨过无数次，但他对其心理学本质的阐释却相当独特。
“当你读托尔斯泰时，”他忽然一本正经地说，“偶尔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笔下的拿破仑总是愚蠢又可笑的。虽然理智上你明白，拿破仑不可能如此愚蠢可笑，但你却屈从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对他的信任，认为事实就如同他所写的一样，不可能是别的情况。如果他写的是一篇关于拿破仑的学术论文，那我一分一毫也不会信他的。这里似乎就是文學魔力的秘密所在。他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星球。你走入了这个世界，并为此处的协调性所惊叹，以至于不得不对违背逻辑的事物予以容忍。你在这个构建的世界中感到如此轻快顺畅，如此确信它的真实性和美感，以至于不得不对违背清醒意识的事物加以忍让。你对自己说：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中，这便是真理。否则的话，你便应当怀疑那些让你感受到幸福的，对于这个世界中生活的描写。但又有谁会愿意拒绝自身的幸福，还说幸福都是谎言呢？放到库图佐夫元帅那边也是同样道理。你会相信托尔斯泰，虽然你的部分理智还未被这个世界所掌控，还明白一位伟大的统帅不会认为：应该顺从自然的力量，成事在天。但就是如此——事就成了！如果是我，举个例子，我是建筑师。假如我们进行一项工程，建筑材料齐备，工头和工人都就位。而我是工地主管，我对自己说：不会再管这项工程了，自然之力会让建设完工的。就是如此！但我知道：只要挪开视线——一周之后，半个工地会被偷走，另一半则盖成豆腐渣。这才是自然的力量！”
他哈哈大笑起来，并用嘲弄的眼神瞧了我一眼，仿佛是在寻求回应。于此同时他往瓶盖里倒了一口白兰地，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不知为何，我觉得在喝下去之前，为了报答这款待，自己需要说些什么。 “所有伟大智慧的中心思想，”我妄自阐述道，“便是思想的无力。对自然力量的迷信由此而来。”
很快，拉乌尔的一名同伴朝我们走过来，腰上挂满了鹌鹑。这人仿佛知道在哪里能够寻得到拉乌尔。他的棕毛猎犬张着火红大口神经质地冲过来，几乎和我们撞了个满怀，似乎是在号召：“我的主人已经收获颇丰了，但我还没猎够呢，我跟你们走，快起身！”
“给它嘴里倒点白兰地会怎么样，”拉乌尔说道，“也许能安静下来？”
他大笑起来，但狗主人颇以为忤。
“往你自己嘴里倒吧，”他恶狠狠地压低嗓子说，“反正这趟打猎你啥也干不了。猎狗——几乎就是家庭的一员，你怎么能这么说！”
他弯下腰来搂住猎狗，开始抚摩它的毛发，细心地检查它的皮肤，尤其是胸部皮肤的状况，时不时丛中挑出草屑弹到一边。
“该死的木刺，把我的狗都扎壞了，”他叹了口气说道。
“你该给它弄件防弹背心，”拉乌尔笑道，“在打猎前给它穿上。”
“你可别笑，”狗主人回答，“我的确想给它准备一件类似的物件。”
我们一同走回拉乌尔同伴的汽车。载我来打猎的那个人早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没了人影。即便他没把我忘掉，他也不是拉乌尔的同伴，不知道上哪儿去寻我。三人一车便回了城。
我就是这样认识拉乌尔的。那时我已在莫斯科定居，通常一年回阿布哈兹度一次假。在这里，我比在莫斯科时更加频繁地出入各类餐厅。通常我会去名叫“阿木拉”的高级餐厅，喝杯咖啡或者某些更醇厚的东西。我在这碰见过几次拉乌尔。当你偶尔去同一家餐厅又遇见同一个人时，那么就说明，他比你要更加频繁地光顾此处。
“你来这是不是来得太频繁了，”一次，我在“阿木拉”碰见他，边在他那桌坐下边说。
“没有啊，”他边推过来一只大高脚杯边回答，“但又能到哪儿去呢？我的朋友们把家庭筵席的道德伦理几乎忘光了。当他们到我家做客，又陷入这样那样的争论时，总是会变得粗鄙下流，转入人身攻击。我没办法同流合污，因为早在母乳中就吸来了一条准则：主人应当对客人宽容，应当宽恕他的不当言行。当我到他们那里做客时，又听得满耳的污言秽语和人身攻击。但是遵循上门做客的伦理，我还是不能反唇相讥，不能破坏了做客的礼仪。这样一来，不管是在家请客还是上门做客，我都像是坐在粪坑里。所以还是餐厅好——这里是中立地区，要是别人言行过界的话可以给他点颜色瞧瞧。”
在餐厅里，他常常与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们互送玩笑，有时也互送酒瓶（当然，是通过服务员），作为俏皮话的回赠。总而言之，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友善的大个子，不停寻找乐子的拖后腿的人。
某一天我和一位朋友无事可干，在工作时间拜访了他的办事处。在我看来，这位朋友把我拖到他那儿去，是希望有小酒几杯为我二人接风。我们便去了。
在他办公室外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女秘书，她格外惊奇地打量着我们。
“二位有何贵干？”她问道。
“没事，”我朋友坦承，“我们就是朋友。”
女秘书脸上此时显露出极度的惊讶。她迟疑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还是说：
“好吧，我去传达……”
这句话听起来就像：你们肯定是疯子，但好像不是狂躁的疯子。
她走进办公室，一分钟后又走出来。
“请进吧，”她边从办公室里出来边说，仿佛被我们的成功所挫败了，但仍旧希望这成功只是暂时的。我们走进他宽敞的办公室。桌上摆着几部电话，他正在用其中一部通话。他并未中断交谈，眼中稍带疑惑地朝我们点头示意，用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将我们指向沙发，而后大手向下一按，仿佛要将我们永久性地按进沙发里。就在此时，我看见了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人。这是一位身处舰桥面色冷峻的舰长。几部电话响个不停。他朝一部电话那头给出某种类似命令的建议，又朝另一部给出像是和善请求的命令。
有好几次，人们拿着某些文件走进来，如果他正在打电话，来人则以一种军事化的谦恭站在门边。而后他查阅简报，在审阅当中就将之缩减得更加简短。而来人则静悄悄地从办公室里消失。
我已然在为自己松懈散漫地拜访这部精准的工作机器而感到窘迫。我朝朋友使使眼色，暗示他我们最好赶紧滚回家去。似乎他在将我们溺死在沙发中后，就完全忘记了我们作为溺水者的存在。我们泅出沙发表面，站起身来。此时他正在打电话。他盯着我们看了三秒钟，仿佛在尝试理解我们到底是如何出现的，然后他挂掉电话说：
“如果你们没有具体的事情，那咱们就八点钟在阿木拉见。”也许是惯性所致，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命令。我们走出办公室，女秘书再次惊奇地打量着我们，而这一次仿佛是想弄明白，当他一刻停顿地在打电话时，我们是在哪一个瞬间与他完成了交流。难道是边打电话边用手势交流。他倒确实对我们做过一个手势，而那之后我们便淹没在沙发里了。
“真是个奇人”，朋友说道，“连咖啡都不招待一杯。”
怡然的太阳，怡然的海洋，慵懒的游客以及更加慵懒的老主顾们坐在露天咖啡馆里品着咖啡，仿佛是在对比着斯大林的统治、赫鲁晓夫的统治以及当下勃列日涅夫的统治对于咖啡口味的影响。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来，似乎是没有太大差别。
我惊讶地意识到在这座城市中，除却炎热带来的慵懒之外，还有一个地点正在进行着精确而热情高涨的工作。也许就是这样的点仍旧在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如果能得知这类点的在全国的确切数量，或许就可以确定我们还能撑多久。
傍晚在“阿木拉”，我们和拉乌尔再次碰面。从他身上察觉不出一丝疲劳的痕迹。仍旧是那个好心肠的，不时与邻桌交换笑话的拖油瓶，偶尔还会为了某些尤为逗乐的段子而互送瓶子。
一年后，当我再次来到阿布哈兹时得知，拉乌尔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毫无征兆地便离开城市，上北方工作去了。他去职之时，政府内部正在讨论任命他为部长。当然，是地方上的官职。 “抛下房子，妻子，朋友，一句话也没留就去了北方，”几位我们共同的老友都抱怨道。
在列举他抛下的东西时，始终不变的是将房子放在首位，妻子和朋友则不时变换名次，但房子始终处在第一。他多到数不清的朋友们是在他的妻子，现在是前妻那里才得知他北上的消息。据他们说，除此以外那女人一问三不知。看起来，是有人在阻碍本来就已相当闭塞的消息传播。
“州委会的人脑子坏掉了，竟然想冒险提名他做部长，”当地的某位自由主义者悲痛地说，“而他实际上是潜逃去了北方，这是在州委会自由派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就因为他，现在斯大林主义者完全掌控了高层职位。”
“我觉得，”那位同他一起去打猎的老兄在我面前滔滔不绝，“有可能他对利赫尼村的乡下亲戚们说了些什么，专门跑到那里去，但连那些人也不理解，于是他也啐了他们一脸。总之，我以他的密友的身份给您讲讲这个人。雖然他是个一流的工程师，但脑子并不完全正常。我是去年注意到这一点的，忽然就开始招惹我的猎狗，不仅惹还找茬儿！它到底哪里惹到你了？你在我家大嚼特嚼的鹌鹑都是它从刺窝里叼出来的。他不，就要招惹！去年打猎途中（看起来他了我也在场）他说：来，往它嘴里到点白兰地。自己是个酒徒，还想把所有人都变成酒鬼。他都已经把我那只听话的狗的嘴扒开了，想往里灌酒。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当时就毛了！从他那一把抓过酒瓶，卯足劲甩出去好远。”
“那他呢？”
“他能说什么？坐我的车来的，还能跑到哪儿去。乖乖地闭上嘴去捡酒瓶，捡起来原地就喝了个精光。真是本性难移！”
“喏，并不完全是那样，”我说道。
他气愤地瞪了我一眼，却忽然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中我那狡诈的存在。然而就在此时，他一把抓起我的双手，甚至提高了嗓音，补充道：
“你在的时候，也许并不完全是那样，但你不在场时就是那样！我可没说他只招惹了一次啊。要是就那一次，我干脆就不记得了。不，他每次都招惹它，但鹌鹑照吃不误，想呵呵笑就呵呵笑，想哈哈笑就哈哈大笑。天理啊！请问是非在哪里？”
就这样，拉乌尔在朋友们的叨叨声中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也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十年过去了。而忽然某一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如日中天的，如当下俄罗斯一般闲情逸致的泥潭日子里，他的名字陡然出现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
原来，他在北方已然主持了某项重大工程，并采用了一套新的鼓励获取个人利益的劳动计酬办法，最终达到公私双赢。报纸上描述了某些细节，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本质如此。
为了公道起见需要澄清的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一些新闻记者支持他的办法，但另一些则为了确保自己在当前意识形态中的个人利益而恶毒地嘲笑他，认为他可能蓄谋破坏我们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他们阴险的笔下不约而同地指出，拉乌尔派出一架专机飞到阿布哈兹，以便将一批金合欢花运回遥远的北方。如果一个人放任自己如此感伤的怪诞情绪，他们质问道，那么还能指望他干出什么好事来？
一年夏天，某位导演朋友忽然给我拨来电话。他住在城外，乡下。他说，有一位我的同乡想与我通话，然后就将话筒转给了另外一人。我即刻便认出了拉乌尔的声音。
“想见个面，”他说，“你能过来吗？”
“当然，”我答道。
我也确实想见他一面，而且或许能得知他从阿布哈兹消失的秘密。除此以外，我也特别喜欢那位导演的家人，以及他朴素的，却总是欢声笑语、殷勤好客的家。我乘电车前往，一路上都在猜测拉乌尔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如果他们交情不浅，那为何当着我的面又从未提起过他。
我走下车站，慢慢朝导演家里踱去。那是个温和的夏日，满眼皆是肆意生长的草木。离导演家中不远的地方，我看见了一幢迷人的住宅。长凳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和一位姑娘。姑娘侧身坐着，双脚齐齐地收拢，轻柔的身躯和发丝迷乱的头颈微微向前倾去：一位女式鞍座的骑手。童年时代我在阿布哈兹遇见过女骑手，而我一直忧虑焦急，她们双腿放在同一侧如何能够坐稳。年轻人跨坐在长凳上，就像骑着男式马鞍。他结实的身体和同样头发蓬乱的头颅向姑娘那边轻侧着。看上去，男骑手和女骑手似是在迎面飞驰，却又无法触及到彼此。他们坐在距离对方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奔驰的速度只能由身体，以及迷乱头发的倾角推算出来。他们沉默着，当我经过时，这沉默显得更加悠长。再明显不过，他们是一对恋人。庄重的沉默，彼此却在朝对方飞驰。
这幅画面不知为何激励了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终于，我见到了拉乌尔。岁月啊，岁月！他，我当然一眼就能认出来。但他现在已经从友善的拖油瓶变成了友善又略带忧郁的大石磨了：长胖了许多。
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容貌靓丽且演技精湛的著名女演员。她在剧院工作，而这剧院的导演正是这屋子的男主人。拉乌尔在这里出现的原因逐渐水落石出，后来我得知，拉乌尔与她有过一段延续多年的感情，但今天是他俩首次同时出现在这里。在场的还有一对，是导演的一位亲戚及其妻子，他们来这做客并住上几日。我同男方在这里见过几次面。他是一位重量级的物理学家，如果不是因为他非常遗憾的爱写一些谁都不愿出演的剧本，其中就包括他的亲戚在内，也许他在物理领域还能变得更重量级一些。
“不想回阿布哈兹吗？”我问拉乌尔。
“不，”他答道，“度假可以，但不想再住在那儿了：不成体统。我已经习惯了北方，能够舒展拳脚。”
听到不成体统这句话并不让人愉悦。爱国主义有很多种情调，但迄今为止这些情调中都不包含谦虚这一种。所以我们就该展示一下谦逊的爱国主义：不成体统就不成体统呗。这种观点也是合理的。
“你派飞机到阿布哈兹去运金合欢花是真事吗？”我想起了那场遥远的论战，问道。
“是真的，”他郁郁地承认道，“他们抓住金合欢这事不放，而我连花的影子都没看到。我们的女人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我是想送她们一件礼物。他们无数次写到，说我派了一架飞机到阿布哈兹去运金合欢，却一次也没报道在同一年，而且不是在我的倡议下，有五百架次的飞机被派出去运输酒精。” “金合欢，你哪怕送过我一次也好，”女演员调笑地抱怨道，“还我们的女人们……”
“我对他们说了，”他笑道，“让他们飞过莫斯科的时候抛一枝金合欢给你。难道他们没这么做吗？”
“大概是你弄错了地址，”女演员说，“而他们便抛给了别人？”
“我可没有留其他地址，”他回答，“我们现在就去阿布哈兹，我送一整棵金合欢树给你。”
“那我们怎么把它搬走？”她饶有兴致。
“用直升机，”他语中带着忧郁的严肃。
“不，还是算了，”她屈服了，“我能想象到时报上会怎么写你。”
“能写的早就写完了，”他回答道。
房子的女主人——也是一位演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露台上摆满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各式各样家庭制作的盐腌醋渍小菜，热气腾腾的小土豆以及各类下酒菜。从琳琅满目的酒类上可以感受到一股拉乌尔的风格。而这一桌沙漠中绿洲般的盛宴眨眼间便出现在香气四溢的露台上，神奇的速度！……是的，在俄罗斯的乡间依然存在着这样的知识女性，可以上舞台表演，可以在幕间休息时诞下孩子，还可以在闲暇时做一名慷慨好客的女主人。
对了，她的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此刻正在露台前大喊大叫着打羽毛球。
阳台之外，距我们不过十步之遥，便是货真价实的莫斯科郊外的森林：松树、白桦树、云杉树。粗壮而黝黑的松树之间显露出桦树躯干荒蛮的白色。不知为何，这让人想起黑海边的沙滩浴场，休假的女人们晒成古铜色的胴体间夹杂着片片白色，那是刚到此处的游客的皮肤。望着松树黝黑的树干以及白桦未经炙烤的树干，让人想要（在喝下第一杯后）做出假设，白桦出现在阳光之下要比松树晚上几百万年。阴郁的云杉仿佛想要证明，自己是某个比太阳更古老更阴沉的天体的子女，而且并不打算背叛这血脉。
我们围坐在阳台上，已然就着热土豆和盐腌小菜将两大杯伏特加灌下肚去，此时猛然传来了一声洪亮的女性声音：
“女主人！”
“是卖牛奶的女人，”男主人面色一沉说道，那样子就像是在宴会高潮时碰上了稽查队。
女主人子弹一般向屋里奔去。
“怎么回事？”拉乌尔问道，从卖牛奶女人的和睦来访与主人怪异的阴沉之间感觉到了某种不谐调。
“个中关系很复杂，”男主人说，“我妻子自己会讲的。”
“如果是要强迫我们就着鲜奶喝伏特加的话，那我们会反抗至最后一杯的，”拉乌尔带着滑稽的慌乱为所有人斟上酒。
不一会女主人便回来了。她的脸上表露出某种得胜后的张皇失措。
她即刻便开始讲述：
“村里卖牛奶的女人为我们送奶已经有一个月了。每一次我想付钱给她时，她都推诿道：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出门巡演的时候，家里遭了两次劫。全村人都说是卖牛奶的儿子干的。我们自己也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偷，但却没有任何证据。今天我想一次性把钱付清，但她却对我说：
‘我不会收您钱的。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好事。’
‘那好吧，’我放弃了，便送走了她。连拒绝她都鼓不起勇气：几个孩子需要牛奶啊。”
大家从这俄罗斯大地上普遍的现象中找到了一丝深层含义，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没有法律意识，但还有一点良心：我们从她家里偷一丁点东西，现在再用牛奶略微还上一些。”
“太不像话了——是偷一丁点吗！”女主人提高了声调。
“不，这不过是极端情况下的俄罗斯式好奇。她自己基本上已经承认了是他们偷了这栋房子。”
“愚蠢的坦白！”
“在西方，小偷可不会自愿找上被偷那一家的门来！”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的国民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点，因为国家总是在侵犯他的财产。”
“偷窃可以拉平俄罗斯社会的贫富不均。”
“偷窃——是俄罗斯人民极具忍耐力的秘密所在。”
“当没有东西可供偷盗时，也就是说偷东西是亏本的时候，俄罗斯人民很快便会忘记自己极具忍耐力而发动革命。而到那时，一切都会被扒个精光。”
“当没什么可偷的时候，最好眼睛放亮些，脚底抹油跑快些。”
“诸位放心，俄罗斯还相当富余呢。”
“不是俄罗斯人民的错，而是野蛮落后。我们高加索山区的偷窃现象比俄罗斯还要严重。当生活失却了创造意义时，人们就会染上偷盗的毛病。偷窃——是对创造的想念，对创造的仿造。”
“我与形形色色的西方出版商交往得比较多。偶尔也会在他们之中碰到一些小偷，和咱们讨论的也都差不多。自然而然，他们对本国作家下手是无法像对我们一样下手的。这关乎人的共性。人尽皆知，在俄罗斯是没办法同西方出版商打官司的。而他知晓这一点，这就对他产生了诱惑力。可见，事情在于法律惩罚的必然性。在无权的国家中可以无视法律惩罚，因为其人民也是没有权利的。坐牢的可能并不会构成道德上的不适。我们需要让人民尝到法律货真价实存在的甜头，只有那时他们才会真正惧怕法律的惩罚。”
“那是百年以后的事情了，”拉乌尔说，“不如我给你们说个不久前听到的笑话。有两个反犹太主义者——一个愚蠢一个聪明。葬礼进行的时候，笨反犹者问道：
‘葬的是谁？’
‘一个犹太人，’参加葬礼的人告诉他。
笨反犹者转过脸去问聪明的那个：‘难道犹太人会死吗？’
‘有时会死，’聪明的反犹者回答，‘但更多时候是假死。’”
众人大笑起来，又倒上一轮伏特加。
“无论如何，马克思仍旧是个伟人。创造了一套严整的，惩罚全世界有钱人的理论——没有天才可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于人类的理论方法已经延续了一百五年了。”
“但时间证明……”
“那可不一定。也许会有新的革命浪潮，而且多半就发生的西方。引領技术革命的电脑可能会成为社会革命的源泉。” “怎么会？”
“计划经济的主要缺点——在于不可能从一个中心点计算出全国要做的事。而电脑使这种计算成为可能。”
“俄罗斯的主要矛盾——是鹰一般的辽阔与领导人鸡一般的视野。”
“俄罗斯的各个区域独立自治——这才是出路。”
“我们的独立自治会以独断专行告终。”
“好吧，这是措辞问题。”
“你觉得，措辞在政治中重不重要？临时政府在称呼自己为临时政府时，已经注定了要灭亡。”
“说到这正好，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不找一首俄罗斯诗歌中的经典来作为国歌。打比方说，勃洛克的诗《啊，春天无边无涯》。”
“那可不，这绝对适合俄罗斯：永恒的春天！”
“你们注意到没有，北方冻土带的居民与很南边的，比方说阿富汗人或者各种岛民有着某种相似性。特别冷和特别热的地方——精神生活都被耽搁延误了。”
“确切地说，是那些过多的能量都用于生存斗争的地方，以及那些用极少能量来进行生存斗争的地方，精神生活都被耽搁了。得在中间才行。”
“至少我们还有一点可寥以慰藉，都说心灵空虚的人会先上天国。”
“得了吧——还心灵空虚呢！俄罗斯文学在七十年里，从普希金的成熟伊始，至契诃夫的成熟为止，以璀璨的流星大步走完了欧洲人民需要五百年跋涉的路程。”
“喏，这是由于十九世纪里形成的一些特殊条件。普希金的天才得以充分展现，是因为他拥有如恰达耶夫这样的读者。贵族们不从事实践，他们读书。”
“也许，俄罗斯是读得过于入迷了而错过了自己的火车？”
“有人犯了一些不小的错误。如果说社会的恶是唯一而且是主要的话，那么他还有可能是对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证明了，恶的所在并不止于人的社会生活，而是潜伏在人性深处。”
“人类需要一个宗教的罩子。”
“但上天不正好就是一个罩子吗。”
“不要挑剔字眼嘛。”
“对了，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存在决定意识。好像是恩格斯想出来又灌输给我们的。但事实确是如此？”
“这要看从哪个方面进行审视了。人越粗浅，存在就越无可争辩地决定其意识。人越智慧深刻，那么他的意识就更多地决定他的存在。”
“一切存在都孕育着新的意识！”
“完全正确，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对于有文化有休养的人而言，意识始终决定存在。如果爱因斯坦的存在决定了他的意识，那么相对论也就不存在了。”
“也许，它不存在才更好？”
“等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很明显，我们都同意智者的意识决定存在。但又是什么在驱使人民呢？这才是主要问题。驱使人民的，是决定意识的存在所具有的诱惑力，正因为此马克思才一直走在前面。而人民过去是，将来也会是粗浅的。道德不会遗传，每个新诞生的人都是野蛮的。即便马克思的冲击在第一次进入俄罗斯时未获得成功，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新的冲击迟早会在新的地点接踵而至。”
“你是想说，文化并不影响人民的生活？”
“历史证明，并不影响。似乎文化在一切民族身上都只能溶解到百分之五的浓度，不能更多，这之后便形成了饱和溶液。一切民族的化学性质都超不出这个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吸引的只是那些搞文化的人。由此可见，文化是在自耗。”
“你描绘的图景过于阴暗了。出路在哪里？”
“大概，在信仰上。最愚昧的人一旦有信仰，即便他对其无法理解，也会转变为一个智者，即是说他变成了一个信仰决定存在的人。”
“在我看来，一切世界史——都是头脑与智慧的斗争，文明与文化的斗争。文明——是裸露的头脑。而文化和智慧——是谨言慎行的头脑。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一直迫于压力而向文明低头。文明赢得了所有的战役，但它屡屡耗空自己。文化始终在退让，但得以留存并积蓄自己的力量。文明——是拿破仑，马不停蹄地向俄罗斯进军却最终一溃千里。头脑是无法理解别人的领域的，而在智慧面前没有别人的领域，因为对它而言不存在别人这种概念。”
“有人曾说过，在过于寒冷和过于炎热的国度，精神生活都不甚活跃。但要知道，所有伟大的信仰都是在炎热的国度创立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因此人类才如此幸福！”
“炎热国家的人因为炎热所以醒得早。事情就在于此！”
“在炎热的国家，意识很容易就会陷入恍惚之中。对绿洲的渴盼造就了蜃景。”
“这么说来，你认为基督教是一种蜃景幻影？”
“当然，一种美妙的蜃景。”
“即便事实真的如此，说话也要有分寸！”
“老兄，你喝醉了！”
“我没醉。我和人民一样——是饱和溶液。”
“说到底，信仰到底是蜃景还是现实，并没有区别，只要它确实有助于人。我年轻时练过铅球。那时我便注意到这么一种规律：当你推铅球时，心里想着铅球落在你通常落点的大约一米之外，那么球真的就会落得远一些，虽然没有远出一米。但当你想让它落在通常落点的两米外时，铅球反倒不如你大脑一片空白时抛得远。”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
“信仰——是你想要比自身实力多抛出一米。这会带来力量，也许还有正确的飞行轨迹。而幻想——是你想要比自身潜力多抛出两米。幻想是疯狂的梦想，它会毁掉一切。神讨厌那些疯狂的信徒。”
“那你们怎么看待女人魅力这个问题，如果讨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算太迟的话。”
“不不，亲爱的，对于你来说还不算太迟！”
“谢谢你如此的恭维！”
“有句话说得好：男人需要女性朋友，女人总不明白；而那些明白个中奥妙的，娶之为妻却又不该。”
“有两种女性魅力，公开场合的和家庭场合的。公开场合的女性魅力在于让人眼前一亮，需要以裸露和放肆让男人瞠目结舌。真正的女性魅力在于半遮半掩，这样一种由来已久的，花样繁多的运动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肉體上的。无论一个男人假装他有多喜欢裸露的女人也好……” “那这个男人就是个下流货，他这样做是为了不想结婚。”
“完全正确……实际上他以前喜欢，将来也会继续喜欢这场遮掩运动中的永恒女性之美。羞耻——是女性最具诱惑力的衣衫。现代文明似乎想要将一切女性变为娼妓，电影、书籍、电视节目、模特都用尽各种办法鼓励裸露。当然，这其中并无任何险恶的用意，有的只是更快将货物售出的愿望。但它带来的害处是相当大的。女人会想，如此这般男人便会更轻易地爱上我，而男人则已然无法分辨品行端庄的女人和妓女。”
筵席三位女性便都穿着轻薄的夏装连衣裙，香肩和双臂罗露在外。
“我不明白该如何是好了，”拉乌尔的女性友人说道，“难道我们穿着不当吗？”
“你们是局外人，”拉乌尔调笑道，“这和你们无关。”
“你确定吗？”他的女伴语中带刺，脸上显露出一种迷人的讶异，双手交叉在胸前，仿佛是在遮挡裸露的双肩。而的的确确，她即刻就变得更加具有诱惑力。她入戏了。
我们相谈甚欢。拉乌尔的女伴为人和善，喝起来也彪悍，几乎和在座男性喝的一样多。忽然，她意味深长地望对我说道：
“那还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的初期，我那时候还是个年纪轻轻的演员，在一场话剧中表演一位领导的女秘书。舞台上，我有大片时间没有台词，而我应当做出入迷地阅读一本闲书的样子，如此一来便显得玩忽职守心不在焉。这是话剧中一幕讽刺性的场景。而我那时的确在读一本非法出版的小说。在阅读中我忽然扑哧笑出声来，以至于印在卷烟纸上的书页四散纷飞了一地，有几张甚至飘到了场下的池座中。有一瞬间我感觉生不如死：如果领导知道了我读的是什么，会将我赶出剧院的。就在此时，我却听见了来自观众们的掌声。他们认为我彻头彻尾的肆无忌惮来自于戏剧本身的策划。我冷静下来，捡起散落的纸张，飞入池座的那里也有人递了上来。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若无其事地做出继续阅读的样子。谁也没有发现真相。导演认为我在这一幕的即兴演出非常成功，要求我在下一次演出时再现这个场景。而我，毫无疑问地，再也没有将之再现过。”
我们被她的故事逗乐了。礙于谦虚，我并没有说出那本潜流文学的作者是谁。此时，就在宴会气氛热火朝天，人人都想喝彩一句“不会吧，你也太绝了”的时候，拉乌尔的女伴忽然面色煞白，嘴中说道：
“我有些不舒服。去去就回。”
拉乌尔蹦起身来，但女主人抢在了他的前面，跑到她身边想要扶她站起来。但她谢绝了帮助，自己站起身来，面色苍白，额头满是渗出的细细汗珠。她一边推开女主人持续伸出的援手，一边迈着笔直而稳重的步伐走进了屋内。拉乌尔和女主人跟在她的身后。又过了一会，女主人回到露台上。
“给她服用了镇静的药物，”她说，“似乎好一些了。”
“她将每一场演出都当作首演，倾尽全力，”男主人语带骄傲却又忧愁地说，“天分显露无疑。但重压之下难免有时会扛不住。”
我们又稍稍坐了一会。傍晚微风拂起，白桦好似柳树一般，轻轻撩动满盈着绿意的枝条：是千万缕在临别时挥动的丝巾。我仿佛想要储备些许似的，深吸了一口怡人的空气，仿佛想要留存方寸似的，瞭望一眼天空：高远的卷云之下，最后一只燕子在缓缓滑翔。
我决定去探视一下病人的状况，而后便回家，只是不知道是和拉乌尔同行，还是自己独自上路。我走进他女伴的房间。门是敞开的。她卧在床上，毯子搭在身上。拉乌尔静静地坐在床边，一脸的愁闷苦恼让他显得更加虎背熊腰。
猛然间，我却在眼前的场景中发现了某种不合时宜的喜感。就在此处，在几千公里外的莫斯科郊外，他隐约间重新捡起了阿布哈兹民族的习惯。我们把这叫做值守病榻，如果译得更确切些得话，则是警戒，意思大概是及时地拦下病人的灵魂，以免它飞走了。
女主人走了进来，摸了摸病人的脉搏：
“一切正常，”她低声说道，“明天上了舞台又是生龙活虎。你们先走吧。”
我们喝过饯行的一杯，同大家道别，便朝车站走去。我注意到那坠入爱河的一对，仍旧保持着驾马相向奔驰的坐姿，但一双马儿仍旧迟迟不曾抵达。他们之间的距离依然如故，偏向彼此的头颅却已近在咫尺。这真正便是彼此间吸引的妙事，爱恋和羞涩的妙事。毕竟这地球上生命仍在继续！
男人需要女性朋友，女人总不明白；而那些明白个中奥妙的，娶之为妻却又不该。
拉乌尔口中呢喃着这句话。
“说的多好！这是谁的诗？”拉乌尔问道。
“吉卜林的，”我说。
二人沉默了。我忽然间觉得，被引用的诗句与他从阿布哈兹突然失踪有着某种联系，而他现在将和盘托出。但他开口所说的却是其他。
“听我说，”拉乌尔忽然说，因为窘迫而皱起眉头，一边将手伸进夹克的内荷包，“我知道，你的作品现在不让发表了……这些钱不是给你，就当是我想要借给你的，等日子好过些再……”
我，自然而然，没有接他的钱。但他的姿态如此真诚，表情又如此窘迫，以至于让我觉得受到了冒犯。
“那好吧，随你的便，”他说着又补充道：“你肯定对我忽然离开阿布哈兹的原因感兴趣。那我现在就全都说给你听。”
于是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的那段日子，而许多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在莫斯科建筑学院学习期间，他认识了一位阿布哈兹姑娘。她比拉乌尔小上几岁，在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学习。二人坠入了爱河，由此开启了一段炽热的罗曼史，几乎一直持续到他们大学毕业。初恋总是不幸的，即便是在它幸福的日子里。当身处初恋的幸福日子里时，人并不理解幸福，因为这初次。那时她便是他的全世界。他的第一个爱人也是他经历的第一个的女人。如此度过了几年阳光灿烂的日子。
夏天，当他们回到阿布哈兹时，二人分手了，因为他住在古达乌塔镇上，而她住在苏呼米城里。在与她的父母见面时，他感到极端的难为情，因为他已经和他们的女儿同居了，却没有娶她，甚至都没有订婚。即便如此，她仍旧将他拽进了家门，而他则永远记住了她的母亲，一位双目圆瞪，目光意味深长的美丽女性。这种铭记，多半是由于羞愧。 正因为他的初恋爱人也是他的第一个女人，正因为二人的感情一路阳光灿烂，所以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就是女人身上所有值得期待的东西？不可能！
正是这个念头冷却了他与女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结婚尚且太早。他认为他的爱情是平凡寻常的，而他需要体验非同寻常的爱情。毫无疑问，分手过程中有眼泪、解释、午夜的电话。然而她是一位骄傲的姑娘，解释也并未持续太久。况且这些年来——他心知肚明，她也从不掩饰——一直有一位大学里的爱慕者在她周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
总之，他们分开了。毕业之后他回到了家乡，开始在建设局工作。他在那里供职了几年，职位迅速的晋升。在这段日子里，他与几位来黑海边度假的女性有过几段罗曼史。而他惊讶地发现，她们之中没有一位能在感情中展示出任何新意。
不但如此，令他更为惊奇的是，他确信自己并未真正爱过她们，于他而言这仅仅只是肉体关系。而令他尤为讶异的是，他明白这些女人也从未爱过他，但与他不同的是，她们甚至没有这种爱的错觉。这使他震惊不已。在他看来，女人从本质上是比男人更加浪漫的。他愈发怀念起自己的初恋爱人，想要得知她的近况，但却无人可以打听。他没有冒险去询问她的父母。如果二老已经得知了他和他们女儿的实际关系，那他会羞愧到无地自容的。
最终，像许许多多男人一样，他爱上了一位外貌和初恋爱人有些许相似的姑娘，并娶她为妻。然而初恋无法重来，而且他在那女人身上感受不到心灵的亲近。于是乎，他彻底告别了爱情。他们没有孩子：妻子无法生育，而他又一门心思趴在离了他便不行的工作上。在繁重劳动的间隙，他要么沉醉于酒桌间，要么便埋醉在书海里，寻找那些用以代替尘世间幸福的幽默。
不久，他从古达乌塔镇上调到苏呼米城里，成为某个大建设单位的领导。州委会视他为一名能干的专家，对他身上某些古怪的越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的行为若是放在别人身上恐怕难以得到饶恕。
一次，在他们即将迁入新房之际，某个市苏维埃的官员从名单中删去了拉乌尔建设单位的一名排队分房的工人，还将自己的亲戚硬塞进去顶替前者。事情復杂就复杂在，这名工人早在离搬迁还有段日子的时候便来找过他，说自己的住房会被分给无关人等。拉乌尔给市苏维埃的那位官员拨去电话，但那边安慰他说名单从未变更过。如此，工人的疑虑便使得拉乌尔有所不解，于是他向其保证住房一定会分到手的。
“如果我说的成真了，拉乌尔·阿斯兰诺维奇，您要怎么直视我的眼睛？”那工人说。
“那您朝我眼睛里吐唾沫，我给您这个权利，”拉乌尔说，“如果房子没有分到手的话。”
于是在最后一刻，这名工人果然被从名单里划去了，而住房的确就分给了他指认的那名工程师。
在乔迁新居的那天，那名工人面色苍白，双手颤抖着闯入了他的办公室。
“您不会没有房子的，”拉乌尔抢在唾沫喷出之前对他说道，虽然后者未必真能吐出来，“今天您就搬来我家住。要么把我关起来，要么分我一套新的。这两种情况中，我都不会没有房子。”
说罢便大笑起来。而这则彻底征服了那位工人。他也于当天带着妻子、丈母娘和两个孩子一起搬进了拉乌尔的房子。而且拉乌尔的建筑单位还派出一辆汽车去帮他搬家。
最大建筑单位的领导将一名工人及其家属迁入自己家中，以之抗议住房分配中的不公，这条消息震惊了苏呼米的官场。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也不该发生！当然，不能够因此便逮捕拉乌尔，但所有人都相信，会找各种借口将他从单位开除。但会找谁来顶替他的位置呢，州委会的机关中都在猜测。
拯救拉乌尔的，是彼时主政阿布哈兹的赫赫有名的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他自己是个彪悍烈性子的人，同时也仔细网罗着有助于他统治的彪悍行为。
“他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在作为，”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在州委会的会议上说道，“而我们对此应当予以支持。”
但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如果没有毫无征兆地，当着拉乌尔的面，添加加醋地往他不大的功勋中塞进一些私货，那他便不是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了。
“诸位不要认为，这一切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 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补充道，“他打电话来向我报告了这位工人的事情，并询问该如何处置。我给他的回答如下：你向工人许下了承诺——那么就践行承诺。我们不能欺骗工人阶级。”
“好吧，但这是取悦讨好群众，”有州委会成员想起了一句熟悉的套话，牢骚道。然而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连这都应对自如。
“我们不取悦讨好群众，”他说，“却过多得朝另一个方向献媚去了。如果州委会不拨出一套住房给这位有本事的工程人才，那我也照样，将他请进自己家住着。到那时候，你们就不得不给州委会书记分一套新房，而这个代价可就大了。”
三天后，拉乌尔从州委会储备用房中分到了一套新房，而那位工人及其家属则安顿在他的老房子里。
整件事具有鲜明的特征和十分有趣的结局。首当其冲的，便是谁都没有想到要将那位鸠占鹊巢的工程师搬迁出去。这种事即便对于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来说也是力不能及。在生活中，我纯属偶然地遇见过几次厚颜无耻强占住宅的事情，而那些强占住宅者甚至没有得到官员们背地里的帮助。他们不请自来擅自占用房屋，而后把门封起来，一段时间内只从窗户放下绳子爬下来购买食品，到了最后便不会有人再去打扰他们。在自己的主导思想中赞颂暴力的权利机关，不知为何在这类情况中忌惮使用暴力。是什么阻止了他们？这是个谜。要么是害怕闹出沸沸扬扬的公众事件丑闻，要么是不好意思面对猝不及防的群众暴力？此时应该考虑到，迈出如此绝望一步的人群，都是在市苏维埃等待分房名单上枉然排队多年的人。
然而对于拉乌尔来说，尽管有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在上面护着，这件事还并未完结。当热情平息下来之后，拉乌尔的地方党组织，当然是在州委会的提示之下，给了他记了一个警告处分，处分原因的措辞十分有趣：“因管理失当，不讲策略”。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有可能对此并不知情。在州委会中，对应着辩证法（矛盾统一体），始终活动着两股力量。 不过广为人知的是，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在驾临阿布哈兹的莫斯科大领导面前，不无为自己邀功的嫌疑，多次提起过这件事。在这种时刻，他都会十分坦然地忘记拉乌尔从未向他寻求过建议，而他也从未给出任何意见。莫斯科的大领导们赞赏地点点头，心中为边陲地区具有异域风情的极端做法而惊诧不已。
“有时与官僚主义者做斗争要采取反常的方法，” 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为自己的故事结尾道。莫斯科的大员们赞许地点头，不仅毫不怀疑自己也是官僚主义者，而且还有些高兴，因为与自己身边的官僚们斗争时不需要如此反常的手法。
尽管如此，拉乌尔仍需与州委会成员进行复杂的谋略权衡，其核心在于，对他们的一般要求和推荐做出让步，但对于那些会使工作陷入危机的推荐则寸步不让。比如，他从不让州委会强行安排进来的工程师干活。强行安插的从来都是差强人意的。
完全不顾州委会而独立行事，他做不到。用他的话来说，在建筑工地上总是可以挑出毛病来把人开除掉的，然后再任命某个会把一切搞砸的蠢蛋。据他说，那时候土方工程的工资还按照三十年代的标准计件定额，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这么点钱出工。于是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为土方工程捏造工作量，使得工人拿到适当的工资。
于是，在某个周日，他坐在“阿木拉”餐厅里喝咖啡时，看见两位女性端着咖啡在离他一桌之隔的地方坐了下来。其中一位是他初恋爱人的母亲。他心中泛起了波澜。他迎上她的目光，以小心翼翼的恭敬向对方致意。但她的视线穿过了他，仿佛他是透明人一般，而后便收回了目光。他觉得可能是距离的原因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到他，便在她望向这边的时候再次对上她的视线，极为谦恭地向她致敬。她又一次没有做出回应！天晓得当时他是什么心情！他感觉，是她的女儿发生了某些不幸的事情，是这位母亲得知了他们真正的关系，如果他没有始乱终弃的话，这不幸也许不会发生。
心痛、遗憾、屈辱和可怕的预感让人陷入一片混乱，他逃出了“阿木拉”。自此，他的初恋爱人以及那位视他为无物的母亲萦绕在他脑中不肯离去。此后的两个月间，正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他好几次在街上碰见了她，远远地便认了出来。第一次时，他还是恭敬地向她点头致意，她是迎面走来，绝对不会看不见他，但她硕大的蓝色双眸一眨不眨，直直穿过被轻蔑冻结在原地的他。于是他不再同她打招呼，即便又在街上遇见过几次。
看见她，拉乌尔觉得好像看见了一个极高电压的放电现场，擦肩而过时因为恐惧几乎要失去知觉。但她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也找不到人可以打听。万一是她不留半句遗言就自杀了呢？他了解她的性子，而只在此时，他才弄懂她身上所有可以期待的东西。
从未体验过的失眠缠上了他。躺在不闻不问只顾酣睡的妻子身旁，漂浮在无眠长夜的无边海洋之中，他万念俱灰，竭尽全力才能拒绝敞开的窗户向他许下的安宁。妻子看不穿他的心思，一方面对他是一种安慰，但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极度的愤怒。她的丈夫躺在身旁挣扎辗转了几个星期之久，只差没有自杀，难道她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吗？确实，他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心想，难道这只蠢羊丝毫没有察觉吗？不，什么都没有察觉。有可能正因为如此，对初恋爱人的思念才像癌肿瘤一样膨胀扩散开来。
此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何抛弃了她。到底为什么，在热恋中抛弃挚爱的姑娘？我自己才是只蠢羊，他心中恶狠狠地想到。他回忆起二人生命中位于幸福顶峰时的一件事。那个夏天，他们俩去他朋友的乡间别墅做客，住上几日。别墅坐落在莫斯科河的岸边。那一天，他们俩乘一艘顺风船来到对岸，在森林中散步，在摘食甜蜜的树莓时迷了路，胡乱绕来绕去，钻出林子来到一个小城镇，饥肠辘辘，走进一家餐馆狼吞虎咽不肯走，离开时才发现最后一班电车已经开走了，他们俩回不去对岸了。
“我们游到河对岸去吧？”她用意乱情迷的双眼看看他说道。
“游吧，”他说，于是他们下到岸边。没有月光，几乎是个白夜，四周空无一人。他知道她水性不错。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他不去看她，一边竭力去目测河流的宽度，一边夸张的说：
“你考虑一下，我们可绝对不能淹死。”
“为什么？”她问道。
“你想啊，”他还是望着河水，说，“我们会被赤条条地打捞上来，太可怕了。”
“就这么可怕吗？”她调笑地对他说。他转过头去——她站在他面前，赤裸着，匀称挺拔，青春四溢。她怎么办到的？他心想，为她褪去衣裤的神奇速度所讶异。在他们幕天席地的流浪中，在冒险的幽静私会中，出现过许多次可能被偶然经过的路人撞破的情况，而那时她总能以同样神奇的速度将自己穿戴停当。
他也脱得一丝不挂，仔细地将二人的衣物卷好捆在一起，用一只手托起，他们便浸入了夜晚冰凉的河水中。他用一只手划水，另一只将衣服托举在水面之上。
“我知道如果我溺水的话，你会怎么做，”她说着，在水面上静静地绽放笑容。
“怎么做？”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单手击水，一边问道。
“首先你会游上岸，穿上短裤，而后再把我从水底拽出来。”
“确实，”他回答道，努力不让衣服捆浸入水中。
“也许，如果这里并不太深的话，你会把我从水底拉上来，小心地，就像这些衣服一样，拖到岸上去，”她幻想道。
“然后呢？”他问道，感觉托住衣服的手因为保持一个姿势而开始发麻。
“然后，”她回答说，“你会给我做人工呼吸，但我没有醒过来。然后你又尝试了另外一种方法，我就醒过来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差点没将衣服沉入水里。
“你还笑！”她咧嘴叫道，“滚开，你这刽子手！我要嫁给一个默默爱我的清白男孩，一位骑士！”
两个疯子！竟然还开玩笑！如果他们俩让巡逻艇撞见怎么办！但谁也没撞见他们，他只是不停望向她那被冰凉的河水冻得苍白，却愈发显得动人的脸庞，而后两人顺利地达到了彼岸。
多么令人讶异，是当他们刚爬上岸便投入彼此的怀抱，她浑身发抖牙齿打战，用自己的双唇搜寻着他的嘴唇；多么美妙满足，是紧贴她冰冷潮湿的身体，整个身躯渐渐变得血脉沸腾。多么长久——似是一生的时光——这无上的幸福延续着，由寒冷和恐惧而来，害怕会被人看见！但谁也未曾发现！谁也不曾发现他们曾幕天席地，曾在学生宿舍里，曾在城郊的森林中，曾在某人家中喧闹派对的一角偷偷幽会！ 他怎能抛弃这样的女孩，他怎能承受她的眼泪，当她最后一次打来电话约他见面，但他却觉得事已至此，再无话可说，而最主要的，是他不忍离朋友家中的酒席而去，这里，他们曾幽会过多次，这里，她猜到他会在场，也明白往朋友家中打电话找他是多么有损尊严，却仍旧打来，这里，她曾完全平等地作为他的唯一挚爱一同出席！
他错待了她，这罪责让他痛彻心扉。他不知道应该如何思考，她是得了不治之症，残疾了，还是死掉了？！但她的母亲行走在这城市中，双目圆瞪，视他为无物！无法忍受啊！再遇见两三次——他便会耻辱地瘫倒在地，失去知觉！
就在那时，他明白必须逃离阿布哈兹去往北方。为什么去北方？仅仅只因为他的大学同学在那里工作，并在来往通信中多次强烈邀他前往。在出发的前一晚，他压制住对妻子的负罪感，对她说要永远离开这里到北方去。在这之前，她已然感觉到会发生些什么。作为回应，她挑选了所有回答中最愚蠢也最令人安心的一句：
“那我们怎么分家？”
而这让他彻底确认了自己所做决定的正确性。
“不用分，”他说，“我只拿走这只装个人物品的箱子。”
就这样他出现在了北方，领导一项庞大的工程，大到他用飞机运金合欢这种事都可以被原谅。
当他说到那位因为蔑视而无视他的女士时，我差点没叫出声来，但仍及时地闭上了嘴。事情在于，我对于这位女士及其家庭相当熟悉。她居住在我那条街上，而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爱上了她的女儿，甚至为她写诗。不过，也许是为了押韵，他还爱着另外一位姑娘。
当她从坠满藤萝的淡紫色凉台窗户中探出身时，显得多么活泼可爱！那是她眸子的颜色！“是紫藤模仿了她眼睛的颜色，还是她的眼睛效仿了紫藤？”两个中学生提出了这这样的哲学问题。
通常，她会在我们放学回家时探出头来。我觉得，大概是放学铃声一直传到了她家里。虽然她没有回应我同学的单相思，但那个男生爱上了她，而且还是个中学里的诗人，还是让她感到荣幸。
我们俩曾有几次参加过她家中的娱乐晚会。虽然都是同龄人，但我明白，这位迷人的姑娘只想在我们身上磨尖自己女性魅力的獠牙。不知为何有种感觉，她是在等待某个比我们年长的男人。她的母亲非常近视，但看得出是因为生命不止卖俏不息而不肯戴上眼镜。那时，这位四十岁上下的漂亮的女性在我们眼中已是个无可救药的老妪。而她总是拼命地同我们卖弄风情，私底下时我们常拿出来津津乐道，更少不了一番大笑。对于女儿来说，我们太过年轻，而对于母亲来说——则不是。有一次，当我们正要离开时，她开玩笑似的蹦了过来，直接在我嘴唇上了亲了一下。我差点晕倒在地：为什么？！她不可能因为近视将我同她丈夫弄混的，因为他刚进家门，正在门边上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天啊，我要是知道她女儿在那一刻从哪儿跳下去了，这事就好办了！
显而易见，这位女士根本不认识拉乌尔，蔑视他更是无从谈起。她的女儿嫁得很成功，现在定居在基辅，有两个孩子。这一切我知晓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她嫁的正是那位在若即若離的距离耐心帮助她学习的爱慕者。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可以认为那通打到拉乌尔朋友家中的电话是最后一次挽回他的尝试。我觉得，在这次通话之后，她立刻便对那位爱慕者说了“好”。
听完拉乌尔的讲述后，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说，那个近视的女人仅仅只是因为近视就险些导致他自杀，并改写了他的整个人生？这我可说不出口。告诉一个人，他所有的苦难只是生活与他开的一个玩笑？不，这我做不来。只要稍加思索便会认识到，一个人的价值与他所受的道德压力是直接成正比的。至于这种压力是如何激起的，并无任何意义。哪怕只是因一个噩梦而起。
归根到底，他赢取了这段应得的苦难，并光荣地从中走了出来。但我还是告诉了他那位姑娘的近况，好让他从心中一劳永逸地将这根刺拔除。
“她住在基辅，生活美满，”我对他说，“有丈夫和两个孩子。”
“你从哪里知道的？”他纳闷地望向我问道，仿佛在为自己费了这么多口舌感到惋惜。
“她住在我那条街上，”我解释道，“上中学时我就认识她了。”
“那她母亲为什么要那样藐视我？”他恨恨地问。
“不知道，”我说，“但我相信她女儿什么都没告诉她。”
“也是，”他同意道，“这不像她的风格。大概是有些流言蜚语。那她第一个孩子多大了……是儿子还是女儿？”
他极度好奇地望向我。甚至有些激动。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我同她失去联系的时间比你要早得多。”
“其实，这些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地铁站里叹了一口气，我们准备在这分手了。他说这些时，眼睛在上方古怪地环视着。似乎，地铁就是为了这些大个子们而修建的，而他此时忧郁地环顾四周，却不见一位与自己比肩的同类。
此时此刻，他在我眼中显得尤为高大，尤为孤独。所有高大的人总是会显得孤独。但当他真正孤单一人时，我们又会安慰自己，他显得孤单只不过是因为高大罢了。
“你结婚了吗？”我问道，朝不知道在哪个方向的北方扬了扬脖子。
“好像，没有，”他说出口时哈哈大笑起来，并不是特别自信地在幽默的道路上摸索着。
我们拥抱过后便分道扬镳。自那天起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不久前我听说他在那边，在北方，忽然中风过世了。我心想，还会有许多酒精会运到那边去，但金合欢，确确实实不会再有人运去那边了。这些生长在不幸的阿布哈兹的不幸的金合欢哟！
（责任编辑：哨兵）
而就在此时，在这阵热情高涨的狩猎大战中，我看见了一位身形高大魁梧的落后者，懒散地沿着小径在踱步，枪被横过来扛在肩上，而两只大手好似一对象鼻，在步枪两侧垂挂下来。
这是一位明显经受不住狩猎狂热的人。他似乎也注意到了我这么一位猎人。我迎面走去，当两人走近时，他停了下来，毫无征兆地问道：
“您不想喝两口吗？”
“为什么不呢？”我回答。
他的步伐多少变得振奋起来，将我领到一颗野生苹果树下，就像去到一家相熟的小馆子那样轻车熟路。他挑捡起几颗落果，我们便在茂密的苹果脚下席地而坐。他从腰带上取下一支小瓶子，拧开瓶盖，二人便开始一边啃着野苹果，一边品饮瓶中浓烈的白兰地。野果极酸，但用来下酒相当不错。
“出城的话我就喜欢这样，”他说道，“但打猎，实话实说，真是喜欢不起来。不知是打中了鹌鹑，还是打中了猎狗。我觉得鹌鹑可怜，狗就更可怜了。打猎对于我而言——不过是想法子换个新地方喝酒罢了。您呢，不打猎时都干些什么？”
我觉得他是在暗指，我从事的工作如同我打猎一般具有同样的成效性。不知为何，我始终觉得自己的职业羞于启齿。世界这么疯狂，以至于作家一职显得不合时宜，就像疯人院中的占星家一般。似乎只要道出了自己的职业，便会听到不解的声音：如果您是作家，那么为什么世界如此疯狂？如果世界如此疯狂，那为什么还要当作家？
该怎么回答？写作——是尝试改变疯狂世界的疯狂举动。最终是谁让谁变得疯狂，不得而知。而我个人的目标则更加谦逊一些——将世界从狂躁病房转到非狂躁病房。等到那时再作其他念想。
即便如此，我还是冷静了下来，道出了自己的职业。他点了点头，意思是丝毫都不觉得惊讶。“列夫·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宣扬基督教，但仍旧是个狂热的猎人，”他说道，看起来是要从大占星师开始讲起，“难道他自己看不到这其中的矛盾吗？”
“不知道，”我回答，“他本来就是个满腔热情的人。”
“那对于酒呢？”他问道，“他反对酒精，这很清楚。但是他自己喝不喝酒？”
“年轻时也许大醉过，”我说道，“但成年后他都尽量避免如此。”
“明白了，”他说，“先喝光自己的配额，然后开始反对酒精。”
我这位新朋友宽大却有身材十分相称的面庞，给人的印象十分愉悦：端正而有力的线条轮廓，和善而果敢的面部表情。但他稍带绿色的眼睛里透露着某种萧瑟的，深藏的抑郁，仿佛这种忧郁在漫长的消耗中逐渐凋谢了。他眼中的神色与他三句话不离玩笑的嗜好并不相符，这是我稍后才注意到的。但谁知道呢，也许这嗜好是一种无意识的与抑郁的斗争。
当我们一边饮酒一边吃树上落下的苹果时，他开始绘声绘色地引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一些滑稽场景，面带喜色有时甚至哈哈大笑着讲给我听。看来，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此类情境要远多于我原本以为的数量。这些情景在他表情丰富的演绎之下显得尤为可笑。他几乎将这些片段逐字逐句记在脑海中。当然，我也记得，但它们于我而言，只是托尔斯泰天才的诗学图景中的衬托。
所有这些喜剧场景在当下听来，不仅现实，甚至是尤为现实，所以它们被赋予了额外的幽默效果。最好的例子就是作品中的国家生活，官吏们的生活。他一边大笑得呛过气去，一边向我讲述《安娜·卡列尼娜》中高官们商讨外族事宜的情景。关于外族人他们到底想要说些什么，托尔斯泰故意不表，从而使读者觉得，高官们对外族的相关事宜是一无所知，更无从说起。
“无巧不成双，”他笑着说，“有时在州委员会办事处，当与建筑相关的议题被提上台面时，我听到他们说的那些话，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这个场景，在心里笑到快要死过去，虽然说实际上是该痛哭的。”
总的来说，拉乌尔在文学鉴赏方面是一把好手，尤其是在考虑到他是一名建筑工程师的情况下。他对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另一处见解，在我看来十分有趣。他所讲述的事例在文学评论中已经探讨过无数次，但他对其心理学本质的阐释却相当独特。
“当你读托尔斯泰时，”他忽然一本正经地说，“偶尔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笔下的拿破仑总是愚蠢又可笑的。虽然理智上你明白，拿破仑不可能如此愚蠢可笑，但你却屈从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对他的信任，认为事实就如同他所写的一样，不可能是别的情况。如果他写的是一篇关于拿破仑的学术论文，那我一分一毫也不会信他的。这里似乎就是文學魔力的秘密所在。他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星球。你走入了这个世界，并为此处的协调性所惊叹，以至于不得不对违背逻辑的事物予以容忍。你在这个构建的世界中感到如此轻快顺畅，如此确信它的真实性和美感，以至于不得不对违背清醒意识的事物加以忍让。你对自己说：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中，这便是真理。否则的话，你便应当怀疑那些让你感受到幸福的，对于这个世界中生活的描写。但又有谁会愿意拒绝自身的幸福，还说幸福都是谎言呢？放到库图佐夫元帅那边也是同样道理。你会相信托尔斯泰，虽然你的部分理智还未被这个世界所掌控，还明白一位伟大的统帅不会认为：应该顺从自然的力量，成事在天。但就是如此——事就成了！如果是我，举个例子，我是建筑师。假如我们进行一项工程，建筑材料齐备，工头和工人都就位。而我是工地主管，我对自己说：不会再管这项工程了，自然之力会让建设完工的。就是如此！但我知道：只要挪开视线——一周之后，半个工地会被偷走，另一半则盖成豆腐渣。这才是自然的力量！”
他哈哈大笑起来，并用嘲弄的眼神瞧了我一眼，仿佛是在寻求回应。于此同时他往瓶盖里倒了一口白兰地，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不知为何，我觉得在喝下去之前，为了报答这款待，自己需要说些什么。 “所有伟大智慧的中心思想，”我妄自阐述道，“便是思想的无力。对自然力量的迷信由此而来。”
很快，拉乌尔的一名同伴朝我们走过来，腰上挂满了鹌鹑。这人仿佛知道在哪里能够寻得到拉乌尔。他的棕毛猎犬张着火红大口神经质地冲过来，几乎和我们撞了个满怀，似乎是在号召：“我的主人已经收获颇丰了，但我还没猎够呢，我跟你们走，快起身！”
“给它嘴里倒点白兰地会怎么样，”拉乌尔说道，“也许能安静下来？”
他大笑起来，但狗主人颇以为忤。
“往你自己嘴里倒吧，”他恶狠狠地压低嗓子说，“反正这趟打猎你啥也干不了。猎狗——几乎就是家庭的一员，你怎么能这么说！”
他弯下腰来搂住猎狗，开始抚摩它的毛发，细心地检查它的皮肤，尤其是胸部皮肤的状况，时不时丛中挑出草屑弹到一边。
“该死的木刺，把我的狗都扎壞了，”他叹了口气说道。
“你该给它弄件防弹背心，”拉乌尔笑道，“在打猎前给它穿上。”
“你可别笑，”狗主人回答，“我的确想给它准备一件类似的物件。”
我们一同走回拉乌尔同伴的汽车。载我来打猎的那个人早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没了人影。即便他没把我忘掉，他也不是拉乌尔的同伴，不知道上哪儿去寻我。三人一车便回了城。
我就是这样认识拉乌尔的。那时我已在莫斯科定居，通常一年回阿布哈兹度一次假。在这里，我比在莫斯科时更加频繁地出入各类餐厅。通常我会去名叫“阿木拉”的高级餐厅，喝杯咖啡或者某些更醇厚的东西。我在这碰见过几次拉乌尔。当你偶尔去同一家餐厅又遇见同一个人时，那么就说明，他比你要更加频繁地光顾此处。
“你来这是不是来得太频繁了，”一次，我在“阿木拉”碰见他，边在他那桌坐下边说。
“没有啊，”他边推过来一只大高脚杯边回答，“但又能到哪儿去呢？我的朋友们把家庭筵席的道德伦理几乎忘光了。当他们到我家做客，又陷入这样那样的争论时，总是会变得粗鄙下流，转入人身攻击。我没办法同流合污，因为早在母乳中就吸来了一条准则：主人应当对客人宽容，应当宽恕他的不当言行。当我到他们那里做客时，又听得满耳的污言秽语和人身攻击。但是遵循上门做客的伦理，我还是不能反唇相讥，不能破坏了做客的礼仪。这样一来，不管是在家请客还是上门做客，我都像是坐在粪坑里。所以还是餐厅好——这里是中立地区，要是别人言行过界的话可以给他点颜色瞧瞧。”
在餐厅里，他常常与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们互送玩笑，有时也互送酒瓶（当然，是通过服务员），作为俏皮话的回赠。总而言之，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友善的大个子，不停寻找乐子的拖后腿的人。
某一天我和一位朋友无事可干，在工作时间拜访了他的办事处。在我看来，这位朋友把我拖到他那儿去，是希望有小酒几杯为我二人接风。我们便去了。
在他办公室外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女秘书，她格外惊奇地打量着我们。
“二位有何贵干？”她问道。
“没事，”我朋友坦承，“我们就是朋友。”
女秘书脸上此时显露出极度的惊讶。她迟疑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还是说：
“好吧，我去传达……”
这句话听起来就像：你们肯定是疯子，但好像不是狂躁的疯子。
她走进办公室，一分钟后又走出来。
“请进吧，”她边从办公室里出来边说，仿佛被我们的成功所挫败了，但仍旧希望这成功只是暂时的。我们走进他宽敞的办公室。桌上摆着几部电话，他正在用其中一部通话。他并未中断交谈，眼中稍带疑惑地朝我们点头示意，用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将我们指向沙发，而后大手向下一按，仿佛要将我们永久性地按进沙发里。就在此时，我看见了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人。这是一位身处舰桥面色冷峻的舰长。几部电话响个不停。他朝一部电话那头给出某种类似命令的建议，又朝另一部给出像是和善请求的命令。
有好几次，人们拿着某些文件走进来，如果他正在打电话，来人则以一种军事化的谦恭站在门边。而后他查阅简报，在审阅当中就将之缩减得更加简短。而来人则静悄悄地从办公室里消失。
我已然在为自己松懈散漫地拜访这部精准的工作机器而感到窘迫。我朝朋友使使眼色，暗示他我们最好赶紧滚回家去。似乎他在将我们溺死在沙发中后，就完全忘记了我们作为溺水者的存在。我们泅出沙发表面，站起身来。此时他正在打电话。他盯着我们看了三秒钟，仿佛在尝试理解我们到底是如何出现的，然后他挂掉电话说：
“如果你们没有具体的事情，那咱们就八点钟在阿木拉见。”也许是惯性所致，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命令。我们走出办公室，女秘书再次惊奇地打量着我们，而这一次仿佛是想弄明白，当他一刻停顿地在打电话时，我们是在哪一个瞬间与他完成了交流。难道是边打电话边用手势交流。他倒确实对我们做过一个手势，而那之后我们便淹没在沙发里了。
“真是个奇人”，朋友说道，“连咖啡都不招待一杯。”
怡然的太阳，怡然的海洋，慵懒的游客以及更加慵懒的老主顾们坐在露天咖啡馆里品着咖啡，仿佛是在对比着斯大林的统治、赫鲁晓夫的统治以及当下勃列日涅夫的统治对于咖啡口味的影响。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来，似乎是没有太大差别。
我惊讶地意识到在这座城市中，除却炎热带来的慵懒之外，还有一个地点正在进行着精确而热情高涨的工作。也许就是这样的点仍旧在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如果能得知这类点的在全国的确切数量，或许就可以确定我们还能撑多久。
傍晚在“阿木拉”，我们和拉乌尔再次碰面。从他身上察觉不出一丝疲劳的痕迹。仍旧是那个好心肠的，不时与邻桌交换笑话的拖油瓶，偶尔还会为了某些尤为逗乐的段子而互送瓶子。
一年后，当我再次来到阿布哈兹时得知，拉乌尔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毫无征兆地便离开城市，上北方工作去了。他去职之时，政府内部正在讨论任命他为部长。当然，是地方上的官职。 “抛下房子，妻子，朋友，一句话也没留就去了北方，”几位我们共同的老友都抱怨道。
在列举他抛下的东西时，始终不变的是将房子放在首位，妻子和朋友则不时变换名次，但房子始终处在第一。他多到数不清的朋友们是在他的妻子，现在是前妻那里才得知他北上的消息。据他们说，除此以外那女人一问三不知。看起来，是有人在阻碍本来就已相当闭塞的消息传播。
“州委会的人脑子坏掉了，竟然想冒险提名他做部长，”当地的某位自由主义者悲痛地说，“而他实际上是潜逃去了北方，这是在州委会自由派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就因为他，现在斯大林主义者完全掌控了高层职位。”
“我觉得，”那位同他一起去打猎的老兄在我面前滔滔不绝，“有可能他对利赫尼村的乡下亲戚们说了些什么，专门跑到那里去，但连那些人也不理解，于是他也啐了他们一脸。总之，我以他的密友的身份给您讲讲这个人。雖然他是个一流的工程师，但脑子并不完全正常。我是去年注意到这一点的，忽然就开始招惹我的猎狗，不仅惹还找茬儿！它到底哪里惹到你了？你在我家大嚼特嚼的鹌鹑都是它从刺窝里叼出来的。他不，就要招惹！去年打猎途中（看起来他了我也在场）他说：来，往它嘴里到点白兰地。自己是个酒徒，还想把所有人都变成酒鬼。他都已经把我那只听话的狗的嘴扒开了，想往里灌酒。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当时就毛了！从他那一把抓过酒瓶，卯足劲甩出去好远。”
“那他呢？”
“他能说什么？坐我的车来的，还能跑到哪儿去。乖乖地闭上嘴去捡酒瓶，捡起来原地就喝了个精光。真是本性难移！”
“喏，并不完全是那样，”我说道。
他气愤地瞪了我一眼，却忽然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中我那狡诈的存在。然而就在此时，他一把抓起我的双手，甚至提高了嗓音，补充道：
“你在的时候，也许并不完全是那样，但你不在场时就是那样！我可没说他只招惹了一次啊。要是就那一次，我干脆就不记得了。不，他每次都招惹它，但鹌鹑照吃不误，想呵呵笑就呵呵笑，想哈哈笑就哈哈大笑。天理啊！请问是非在哪里？”
就这样，拉乌尔在朋友们的叨叨声中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也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十年过去了。而忽然某一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如日中天的，如当下俄罗斯一般闲情逸致的泥潭日子里，他的名字陡然出现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
原来，他在北方已然主持了某项重大工程，并采用了一套新的鼓励获取个人利益的劳动计酬办法，最终达到公私双赢。报纸上描述了某些细节，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本质如此。
为了公道起见需要澄清的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一些新闻记者支持他的办法，但另一些则为了确保自己在当前意识形态中的个人利益而恶毒地嘲笑他，认为他可能蓄谋破坏我们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他们阴险的笔下不约而同地指出，拉乌尔派出一架专机飞到阿布哈兹，以便将一批金合欢花运回遥远的北方。如果一个人放任自己如此感伤的怪诞情绪，他们质问道，那么还能指望他干出什么好事来？
一年夏天，某位导演朋友忽然给我拨来电话。他住在城外，乡下。他说，有一位我的同乡想与我通话，然后就将话筒转给了另外一人。我即刻便认出了拉乌尔的声音。
“想见个面，”他说，“你能过来吗？”
“当然，”我答道。
我也确实想见他一面，而且或许能得知他从阿布哈兹消失的秘密。除此以外，我也特别喜欢那位导演的家人，以及他朴素的，却总是欢声笑语、殷勤好客的家。我乘电车前往，一路上都在猜测拉乌尔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如果他们交情不浅，那为何当着我的面又从未提起过他。
我走下车站，慢慢朝导演家里踱去。那是个温和的夏日，满眼皆是肆意生长的草木。离导演家中不远的地方，我看见了一幢迷人的住宅。长凳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和一位姑娘。姑娘侧身坐着，双脚齐齐地收拢，轻柔的身躯和发丝迷乱的头颈微微向前倾去：一位女式鞍座的骑手。童年时代我在阿布哈兹遇见过女骑手，而我一直忧虑焦急，她们双腿放在同一侧如何能够坐稳。年轻人跨坐在长凳上，就像骑着男式马鞍。他结实的身体和同样头发蓬乱的头颅向姑娘那边轻侧着。看上去，男骑手和女骑手似是在迎面飞驰，却又无法触及到彼此。他们坐在距离对方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奔驰的速度只能由身体，以及迷乱头发的倾角推算出来。他们沉默着，当我经过时，这沉默显得更加悠长。再明显不过，他们是一对恋人。庄重的沉默，彼此却在朝对方飞驰。
这幅画面不知为何激励了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终于，我见到了拉乌尔。岁月啊，岁月！他，我当然一眼就能认出来。但他现在已经从友善的拖油瓶变成了友善又略带忧郁的大石磨了：长胖了许多。
在他身旁的是一位容貌靓丽且演技精湛的著名女演员。她在剧院工作，而这剧院的导演正是这屋子的男主人。拉乌尔在这里出现的原因逐渐水落石出，后来我得知，拉乌尔与她有过一段延续多年的感情，但今天是他俩首次同时出现在这里。在场的还有一对，是导演的一位亲戚及其妻子，他们来这做客并住上几日。我同男方在这里见过几次面。他是一位重量级的物理学家，如果不是因为他非常遗憾的爱写一些谁都不愿出演的剧本，其中就包括他的亲戚在内，也许他在物理领域还能变得更重量级一些。
“不想回阿布哈兹吗？”我问拉乌尔。
“不，”他答道，“度假可以，但不想再住在那儿了：不成体统。我已经习惯了北方，能够舒展拳脚。”
听到不成体统这句话并不让人愉悦。爱国主义有很多种情调，但迄今为止这些情调中都不包含谦虚这一种。所以我们就该展示一下谦逊的爱国主义：不成体统就不成体统呗。这种观点也是合理的。
“你派飞机到阿布哈兹去运金合欢花是真事吗？”我想起了那场遥远的论战，问道。
“是真的，”他郁郁地承认道，“他们抓住金合欢这事不放，而我连花的影子都没看到。我们的女人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我是想送她们一件礼物。他们无数次写到，说我派了一架飞机到阿布哈兹去运金合欢，却一次也没报道在同一年，而且不是在我的倡议下，有五百架次的飞机被派出去运输酒精。” “金合欢，你哪怕送过我一次也好，”女演员调笑地抱怨道，“还我们的女人们……”
“我对他们说了，”他笑道，“让他们飞过莫斯科的时候抛一枝金合欢给你。难道他们没这么做吗？”
“大概是你弄错了地址，”女演员说，“而他们便抛给了别人？”
“我可没有留其他地址，”他回答，“我们现在就去阿布哈兹，我送一整棵金合欢树给你。”
“那我们怎么把它搬走？”她饶有兴致。
“用直升机，”他语中带着忧郁的严肃。
“不，还是算了，”她屈服了，“我能想象到时报上会怎么写你。”
“能写的早就写完了，”他回答道。
房子的女主人——也是一位演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露台上摆满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各式各样家庭制作的盐腌醋渍小菜，热气腾腾的小土豆以及各类下酒菜。从琳琅满目的酒类上可以感受到一股拉乌尔的风格。而这一桌沙漠中绿洲般的盛宴眨眼间便出现在香气四溢的露台上，神奇的速度！……是的，在俄罗斯的乡间依然存在着这样的知识女性，可以上舞台表演，可以在幕间休息时诞下孩子，还可以在闲暇时做一名慷慨好客的女主人。
对了，她的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此刻正在露台前大喊大叫着打羽毛球。
阳台之外，距我们不过十步之遥，便是货真价实的莫斯科郊外的森林：松树、白桦树、云杉树。粗壮而黝黑的松树之间显露出桦树躯干荒蛮的白色。不知为何，这让人想起黑海边的沙滩浴场，休假的女人们晒成古铜色的胴体间夹杂着片片白色，那是刚到此处的游客的皮肤。望着松树黝黑的树干以及白桦未经炙烤的树干，让人想要（在喝下第一杯后）做出假设，白桦出现在阳光之下要比松树晚上几百万年。阴郁的云杉仿佛想要证明，自己是某个比太阳更古老更阴沉的天体的子女，而且并不打算背叛这血脉。
我们围坐在阳台上，已然就着热土豆和盐腌小菜将两大杯伏特加灌下肚去，此时猛然传来了一声洪亮的女性声音：
“女主人！”
“是卖牛奶的女人，”男主人面色一沉说道，那样子就像是在宴会高潮时碰上了稽查队。
女主人子弹一般向屋里奔去。
“怎么回事？”拉乌尔问道，从卖牛奶女人的和睦来访与主人怪异的阴沉之间感觉到了某种不谐调。
“个中关系很复杂，”男主人说，“我妻子自己会讲的。”
“如果是要强迫我们就着鲜奶喝伏特加的话，那我们会反抗至最后一杯的，”拉乌尔带着滑稽的慌乱为所有人斟上酒。
不一会女主人便回来了。她的脸上表露出某种得胜后的张皇失措。
她即刻便开始讲述：
“村里卖牛奶的女人为我们送奶已经有一个月了。每一次我想付钱给她时，她都推诿道：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出门巡演的时候，家里遭了两次劫。全村人都说是卖牛奶的儿子干的。我们自己也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偷，但却没有任何证据。今天我想一次性把钱付清，但她却对我说：
‘我不会收您钱的。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好事。’
‘那好吧，’我放弃了，便送走了她。连拒绝她都鼓不起勇气：几个孩子需要牛奶啊。”
大家从这俄罗斯大地上普遍的现象中找到了一丝深层含义，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没有法律意识，但还有一点良心：我们从她家里偷一丁点东西，现在再用牛奶略微还上一些。”
“太不像话了——是偷一丁点吗！”女主人提高了声调。
“不，这不过是极端情况下的俄罗斯式好奇。她自己基本上已经承认了是他们偷了这栋房子。”
“愚蠢的坦白！”
“在西方，小偷可不会自愿找上被偷那一家的门来！”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的国民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点，因为国家总是在侵犯他的财产。”
“偷窃可以拉平俄罗斯社会的贫富不均。”
“偷窃——是俄罗斯人民极具忍耐力的秘密所在。”
“当没有东西可供偷盗时，也就是说偷东西是亏本的时候，俄罗斯人民很快便会忘记自己极具忍耐力而发动革命。而到那时，一切都会被扒个精光。”
“当没什么可偷的时候，最好眼睛放亮些，脚底抹油跑快些。”
“诸位放心，俄罗斯还相当富余呢。”
“不是俄罗斯人民的错，而是野蛮落后。我们高加索山区的偷窃现象比俄罗斯还要严重。当生活失却了创造意义时，人们就会染上偷盗的毛病。偷窃——是对创造的想念，对创造的仿造。”
“我与形形色色的西方出版商交往得比较多。偶尔也会在他们之中碰到一些小偷，和咱们讨论的也都差不多。自然而然，他们对本国作家下手是无法像对我们一样下手的。这关乎人的共性。人尽皆知，在俄罗斯是没办法同西方出版商打官司的。而他知晓这一点，这就对他产生了诱惑力。可见，事情在于法律惩罚的必然性。在无权的国家中可以无视法律惩罚，因为其人民也是没有权利的。坐牢的可能并不会构成道德上的不适。我们需要让人民尝到法律货真价实存在的甜头，只有那时他们才会真正惧怕法律的惩罚。”
“那是百年以后的事情了，”拉乌尔说，“不如我给你们说个不久前听到的笑话。有两个反犹太主义者——一个愚蠢一个聪明。葬礼进行的时候，笨反犹者问道：
‘葬的是谁？’
‘一个犹太人，’参加葬礼的人告诉他。
笨反犹者转过脸去问聪明的那个：‘难道犹太人会死吗？’
‘有时会死，’聪明的反犹者回答，‘但更多时候是假死。’”
众人大笑起来，又倒上一轮伏特加。
“无论如何，马克思仍旧是个伟人。创造了一套严整的，惩罚全世界有钱人的理论——没有天才可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于人类的理论方法已经延续了一百五年了。”
“但时间证明……”
“那可不一定。也许会有新的革命浪潮，而且多半就发生的西方。引領技术革命的电脑可能会成为社会革命的源泉。” “怎么会？”
“计划经济的主要缺点——在于不可能从一个中心点计算出全国要做的事。而电脑使这种计算成为可能。”
“俄罗斯的主要矛盾——是鹰一般的辽阔与领导人鸡一般的视野。”
“俄罗斯的各个区域独立自治——这才是出路。”
“我们的独立自治会以独断专行告终。”
“好吧，这是措辞问题。”
“你觉得，措辞在政治中重不重要？临时政府在称呼自己为临时政府时，已经注定了要灭亡。”
“说到这正好，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不找一首俄罗斯诗歌中的经典来作为国歌。打比方说，勃洛克的诗《啊，春天无边无涯》。”
“那可不，这绝对适合俄罗斯：永恒的春天！”
“你们注意到没有，北方冻土带的居民与很南边的，比方说阿富汗人或者各种岛民有着某种相似性。特别冷和特别热的地方——精神生活都被耽搁延误了。”
“确切地说，是那些过多的能量都用于生存斗争的地方，以及那些用极少能量来进行生存斗争的地方，精神生活都被耽搁了。得在中间才行。”
“至少我们还有一点可寥以慰藉，都说心灵空虚的人会先上天国。”
“得了吧——还心灵空虚呢！俄罗斯文学在七十年里，从普希金的成熟伊始，至契诃夫的成熟为止，以璀璨的流星大步走完了欧洲人民需要五百年跋涉的路程。”
“喏，这是由于十九世纪里形成的一些特殊条件。普希金的天才得以充分展现，是因为他拥有如恰达耶夫这样的读者。贵族们不从事实践，他们读书。”
“也许，俄罗斯是读得过于入迷了而错过了自己的火车？”
“有人犯了一些不小的错误。如果说社会的恶是唯一而且是主要的话，那么他还有可能是对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证明了，恶的所在并不止于人的社会生活，而是潜伏在人性深处。”
“人类需要一个宗教的罩子。”
“但上天不正好就是一个罩子吗。”
“不要挑剔字眼嘛。”
“对了，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存在决定意识。好像是恩格斯想出来又灌输给我们的。但事实确是如此？”
“这要看从哪个方面进行审视了。人越粗浅，存在就越无可争辩地决定其意识。人越智慧深刻，那么他的意识就更多地决定他的存在。”
“一切存在都孕育着新的意识！”
“完全正确，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对于有文化有休养的人而言，意识始终决定存在。如果爱因斯坦的存在决定了他的意识，那么相对论也就不存在了。”
“也许，它不存在才更好？”
“等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很明显，我们都同意智者的意识决定存在。但又是什么在驱使人民呢？这才是主要问题。驱使人民的，是决定意识的存在所具有的诱惑力，正因为此马克思才一直走在前面。而人民过去是，将来也会是粗浅的。道德不会遗传，每个新诞生的人都是野蛮的。即便马克思的冲击在第一次进入俄罗斯时未获得成功，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新的冲击迟早会在新的地点接踵而至。”
“你是想说，文化并不影响人民的生活？”
“历史证明，并不影响。似乎文化在一切民族身上都只能溶解到百分之五的浓度，不能更多，这之后便形成了饱和溶液。一切民族的化学性质都超不出这个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吸引的只是那些搞文化的人。由此可见，文化是在自耗。”
“你描绘的图景过于阴暗了。出路在哪里？”
“大概，在信仰上。最愚昧的人一旦有信仰，即便他对其无法理解，也会转变为一个智者，即是说他变成了一个信仰决定存在的人。”
“在我看来，一切世界史——都是头脑与智慧的斗争，文明与文化的斗争。文明——是裸露的头脑。而文化和智慧——是谨言慎行的头脑。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一直迫于压力而向文明低头。文明赢得了所有的战役，但它屡屡耗空自己。文化始终在退让，但得以留存并积蓄自己的力量。文明——是拿破仑，马不停蹄地向俄罗斯进军却最终一溃千里。头脑是无法理解别人的领域的，而在智慧面前没有别人的领域，因为对它而言不存在别人这种概念。”
“有人曾说过，在过于寒冷和过于炎热的国度，精神生活都不甚活跃。但要知道，所有伟大的信仰都是在炎热的国度创立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因此人类才如此幸福！”
“炎热国家的人因为炎热所以醒得早。事情就在于此！”
“在炎热的国家，意识很容易就会陷入恍惚之中。对绿洲的渴盼造就了蜃景。”
“这么说来，你认为基督教是一种蜃景幻影？”
“当然，一种美妙的蜃景。”
“即便事实真的如此，说话也要有分寸！”
“老兄，你喝醉了！”
“我没醉。我和人民一样——是饱和溶液。”
“说到底，信仰到底是蜃景还是现实，并没有区别，只要它确实有助于人。我年轻时练过铅球。那时我便注意到这么一种规律：当你推铅球时，心里想着铅球落在你通常落点的大约一米之外，那么球真的就会落得远一些，虽然没有远出一米。但当你想让它落在通常落点的两米外时，铅球反倒不如你大脑一片空白时抛得远。”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
“信仰——是你想要比自身实力多抛出一米。这会带来力量，也许还有正确的飞行轨迹。而幻想——是你想要比自身潜力多抛出两米。幻想是疯狂的梦想，它会毁掉一切。神讨厌那些疯狂的信徒。”
“那你们怎么看待女人魅力这个问题，如果讨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算太迟的话。”
“不不，亲爱的，对于你来说还不算太迟！”
“谢谢你如此的恭维！”
“有句话说得好：男人需要女性朋友，女人总不明白；而那些明白个中奥妙的，娶之为妻却又不该。”
“有两种女性魅力，公开场合的和家庭场合的。公开场合的女性魅力在于让人眼前一亮，需要以裸露和放肆让男人瞠目结舌。真正的女性魅力在于半遮半掩，这样一种由来已久的，花样繁多的运动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肉體上的。无论一个男人假装他有多喜欢裸露的女人也好……” “那这个男人就是个下流货，他这样做是为了不想结婚。”
“完全正确……实际上他以前喜欢，将来也会继续喜欢这场遮掩运动中的永恒女性之美。羞耻——是女性最具诱惑力的衣衫。现代文明似乎想要将一切女性变为娼妓，电影、书籍、电视节目、模特都用尽各种办法鼓励裸露。当然，这其中并无任何险恶的用意，有的只是更快将货物售出的愿望。但它带来的害处是相当大的。女人会想，如此这般男人便会更轻易地爱上我，而男人则已然无法分辨品行端庄的女人和妓女。”
筵席三位女性便都穿着轻薄的夏装连衣裙，香肩和双臂罗露在外。
“我不明白该如何是好了，”拉乌尔的女性友人说道，“难道我们穿着不当吗？”
“你们是局外人，”拉乌尔调笑道，“这和你们无关。”
“你确定吗？”他的女伴语中带刺，脸上显露出一种迷人的讶异，双手交叉在胸前，仿佛是在遮挡裸露的双肩。而的的确确，她即刻就变得更加具有诱惑力。她入戏了。
我们相谈甚欢。拉乌尔的女伴为人和善，喝起来也彪悍，几乎和在座男性喝的一样多。忽然，她意味深长地望对我说道：
“那还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的初期，我那时候还是个年纪轻轻的演员，在一场话剧中表演一位领导的女秘书。舞台上，我有大片时间没有台词，而我应当做出入迷地阅读一本闲书的样子，如此一来便显得玩忽职守心不在焉。这是话剧中一幕讽刺性的场景。而我那时的确在读一本非法出版的小说。在阅读中我忽然扑哧笑出声来，以至于印在卷烟纸上的书页四散纷飞了一地，有几张甚至飘到了场下的池座中。有一瞬间我感觉生不如死：如果领导知道了我读的是什么，会将我赶出剧院的。就在此时，我却听见了来自观众们的掌声。他们认为我彻头彻尾的肆无忌惮来自于戏剧本身的策划。我冷静下来，捡起散落的纸张，飞入池座的那里也有人递了上来。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若无其事地做出继续阅读的样子。谁也没有发现真相。导演认为我在这一幕的即兴演出非常成功，要求我在下一次演出时再现这个场景。而我，毫无疑问地，再也没有将之再现过。”
我们被她的故事逗乐了。礙于谦虚，我并没有说出那本潜流文学的作者是谁。此时，就在宴会气氛热火朝天，人人都想喝彩一句“不会吧，你也太绝了”的时候，拉乌尔的女伴忽然面色煞白，嘴中说道：
“我有些不舒服。去去就回。”
拉乌尔蹦起身来，但女主人抢在了他的前面，跑到她身边想要扶她站起来。但她谢绝了帮助，自己站起身来，面色苍白，额头满是渗出的细细汗珠。她一边推开女主人持续伸出的援手，一边迈着笔直而稳重的步伐走进了屋内。拉乌尔和女主人跟在她的身后。又过了一会，女主人回到露台上。
“给她服用了镇静的药物，”她说，“似乎好一些了。”
“她将每一场演出都当作首演，倾尽全力，”男主人语带骄傲却又忧愁地说，“天分显露无疑。但重压之下难免有时会扛不住。”
我们又稍稍坐了一会。傍晚微风拂起，白桦好似柳树一般，轻轻撩动满盈着绿意的枝条：是千万缕在临别时挥动的丝巾。我仿佛想要储备些许似的，深吸了一口怡人的空气，仿佛想要留存方寸似的，瞭望一眼天空：高远的卷云之下，最后一只燕子在缓缓滑翔。
我决定去探视一下病人的状况，而后便回家，只是不知道是和拉乌尔同行，还是自己独自上路。我走进他女伴的房间。门是敞开的。她卧在床上，毯子搭在身上。拉乌尔静静地坐在床边，一脸的愁闷苦恼让他显得更加虎背熊腰。
猛然间，我却在眼前的场景中发现了某种不合时宜的喜感。就在此处，在几千公里外的莫斯科郊外，他隐约间重新捡起了阿布哈兹民族的习惯。我们把这叫做值守病榻，如果译得更确切些得话，则是警戒，意思大概是及时地拦下病人的灵魂，以免它飞走了。
女主人走了进来，摸了摸病人的脉搏：
“一切正常，”她低声说道，“明天上了舞台又是生龙活虎。你们先走吧。”
我们喝过饯行的一杯，同大家道别，便朝车站走去。我注意到那坠入爱河的一对，仍旧保持着驾马相向奔驰的坐姿，但一双马儿仍旧迟迟不曾抵达。他们之间的距离依然如故，偏向彼此的头颅却已近在咫尺。这真正便是彼此间吸引的妙事，爱恋和羞涩的妙事。毕竟这地球上生命仍在继续！
男人需要女性朋友，女人总不明白；而那些明白个中奥妙的，娶之为妻却又不该。
拉乌尔口中呢喃着这句话。
“说的多好！这是谁的诗？”拉乌尔问道。
“吉卜林的，”我说。
二人沉默了。我忽然间觉得，被引用的诗句与他从阿布哈兹突然失踪有着某种联系，而他现在将和盘托出。但他开口所说的却是其他。
“听我说，”拉乌尔忽然说，因为窘迫而皱起眉头，一边将手伸进夹克的内荷包，“我知道，你的作品现在不让发表了……这些钱不是给你，就当是我想要借给你的，等日子好过些再……”
我，自然而然，没有接他的钱。但他的姿态如此真诚，表情又如此窘迫，以至于让我觉得受到了冒犯。
“那好吧，随你的便，”他说着又补充道：“你肯定对我忽然离开阿布哈兹的原因感兴趣。那我现在就全都说给你听。”
于是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的那段日子，而许多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在莫斯科建筑学院学习期间，他认识了一位阿布哈兹姑娘。她比拉乌尔小上几岁，在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学习。二人坠入了爱河，由此开启了一段炽热的罗曼史，几乎一直持续到他们大学毕业。初恋总是不幸的，即便是在它幸福的日子里。当身处初恋的幸福日子里时，人并不理解幸福，因为这初次。那时她便是他的全世界。他的第一个爱人也是他经历的第一个的女人。如此度过了几年阳光灿烂的日子。
夏天，当他们回到阿布哈兹时，二人分手了，因为他住在古达乌塔镇上，而她住在苏呼米城里。在与她的父母见面时，他感到极端的难为情，因为他已经和他们的女儿同居了，却没有娶她，甚至都没有订婚。即便如此，她仍旧将他拽进了家门，而他则永远记住了她的母亲，一位双目圆瞪，目光意味深长的美丽女性。这种铭记，多半是由于羞愧。 正因为他的初恋爱人也是他的第一个女人，正因为二人的感情一路阳光灿烂，所以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就是女人身上所有值得期待的东西？不可能！
正是这个念头冷却了他与女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结婚尚且太早。他认为他的爱情是平凡寻常的，而他需要体验非同寻常的爱情。毫无疑问，分手过程中有眼泪、解释、午夜的电话。然而她是一位骄傲的姑娘，解释也并未持续太久。况且这些年来——他心知肚明，她也从不掩饰——一直有一位大学里的爱慕者在她周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
总之，他们分开了。毕业之后他回到了家乡，开始在建设局工作。他在那里供职了几年，职位迅速的晋升。在这段日子里，他与几位来黑海边度假的女性有过几段罗曼史。而他惊讶地发现，她们之中没有一位能在感情中展示出任何新意。
不但如此，令他更为惊奇的是，他确信自己并未真正爱过她们，于他而言这仅仅只是肉体关系。而令他尤为讶异的是，他明白这些女人也从未爱过他，但与他不同的是，她们甚至没有这种爱的错觉。这使他震惊不已。在他看来，女人从本质上是比男人更加浪漫的。他愈发怀念起自己的初恋爱人，想要得知她的近况，但却无人可以打听。他没有冒险去询问她的父母。如果二老已经得知了他和他们女儿的实际关系，那他会羞愧到无地自容的。
最终，像许许多多男人一样，他爱上了一位外貌和初恋爱人有些许相似的姑娘，并娶她为妻。然而初恋无法重来，而且他在那女人身上感受不到心灵的亲近。于是乎，他彻底告别了爱情。他们没有孩子：妻子无法生育，而他又一门心思趴在离了他便不行的工作上。在繁重劳动的间隙，他要么沉醉于酒桌间，要么便埋醉在书海里，寻找那些用以代替尘世间幸福的幽默。
不久，他从古达乌塔镇上调到苏呼米城里，成为某个大建设单位的领导。州委会视他为一名能干的专家，对他身上某些古怪的越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的行为若是放在别人身上恐怕难以得到饶恕。
一次，在他们即将迁入新房之际，某个市苏维埃的官员从名单中删去了拉乌尔建设单位的一名排队分房的工人，还将自己的亲戚硬塞进去顶替前者。事情復杂就复杂在，这名工人早在离搬迁还有段日子的时候便来找过他，说自己的住房会被分给无关人等。拉乌尔给市苏维埃的那位官员拨去电话，但那边安慰他说名单从未变更过。如此，工人的疑虑便使得拉乌尔有所不解，于是他向其保证住房一定会分到手的。
“如果我说的成真了，拉乌尔·阿斯兰诺维奇，您要怎么直视我的眼睛？”那工人说。
“那您朝我眼睛里吐唾沫，我给您这个权利，”拉乌尔说，“如果房子没有分到手的话。”
于是在最后一刻，这名工人果然被从名单里划去了，而住房的确就分给了他指认的那名工程师。
在乔迁新居的那天，那名工人面色苍白，双手颤抖着闯入了他的办公室。
“您不会没有房子的，”拉乌尔抢在唾沫喷出之前对他说道，虽然后者未必真能吐出来，“今天您就搬来我家住。要么把我关起来，要么分我一套新的。这两种情况中，我都不会没有房子。”
说罢便大笑起来。而这则彻底征服了那位工人。他也于当天带着妻子、丈母娘和两个孩子一起搬进了拉乌尔的房子。而且拉乌尔的建筑单位还派出一辆汽车去帮他搬家。
最大建筑单位的领导将一名工人及其家属迁入自己家中，以之抗议住房分配中的不公，这条消息震惊了苏呼米的官场。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也不该发生！当然，不能够因此便逮捕拉乌尔，但所有人都相信，会找各种借口将他从单位开除。但会找谁来顶替他的位置呢，州委会的机关中都在猜测。
拯救拉乌尔的，是彼时主政阿布哈兹的赫赫有名的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他自己是个彪悍烈性子的人，同时也仔细网罗着有助于他统治的彪悍行为。
“他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在作为，”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在州委会的会议上说道，“而我们对此应当予以支持。”
但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如果没有毫无征兆地，当着拉乌尔的面，添加加醋地往他不大的功勋中塞进一些私货，那他便不是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了。
“诸位不要认为，这一切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 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补充道，“他打电话来向我报告了这位工人的事情，并询问该如何处置。我给他的回答如下：你向工人许下了承诺——那么就践行承诺。我们不能欺骗工人阶级。”
“好吧，但这是取悦讨好群众，”有州委会成员想起了一句熟悉的套话，牢骚道。然而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连这都应对自如。
“我们不取悦讨好群众，”他说，“却过多得朝另一个方向献媚去了。如果州委会不拨出一套住房给这位有本事的工程人才，那我也照样，将他请进自己家住着。到那时候，你们就不得不给州委会书记分一套新房，而这个代价可就大了。”
三天后，拉乌尔从州委会储备用房中分到了一套新房，而那位工人及其家属则安顿在他的老房子里。
整件事具有鲜明的特征和十分有趣的结局。首当其冲的，便是谁都没有想到要将那位鸠占鹊巢的工程师搬迁出去。这种事即便对于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来说也是力不能及。在生活中，我纯属偶然地遇见过几次厚颜无耻强占住宅的事情，而那些强占住宅者甚至没有得到官员们背地里的帮助。他们不请自来擅自占用房屋，而后把门封起来，一段时间内只从窗户放下绳子爬下来购买食品，到了最后便不会有人再去打扰他们。在自己的主导思想中赞颂暴力的权利机关，不知为何在这类情况中忌惮使用暴力。是什么阻止了他们？这是个谜。要么是害怕闹出沸沸扬扬的公众事件丑闻，要么是不好意思面对猝不及防的群众暴力？此时应该考虑到，迈出如此绝望一步的人群，都是在市苏维埃等待分房名单上枉然排队多年的人。
然而对于拉乌尔来说，尽管有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在上面护着，这件事还并未完结。当热情平息下来之后，拉乌尔的地方党组织，当然是在州委会的提示之下，给了他记了一个警告处分，处分原因的措辞十分有趣：“因管理失当，不讲策略”。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有可能对此并不知情。在州委会中，对应着辩证法（矛盾统一体），始终活动着两股力量。 不过广为人知的是，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在驾临阿布哈兹的莫斯科大领导面前，不无为自己邀功的嫌疑，多次提起过这件事。在这种时刻，他都会十分坦然地忘记拉乌尔从未向他寻求过建议，而他也从未给出任何意见。莫斯科的大领导们赞赏地点点头，心中为边陲地区具有异域风情的极端做法而惊诧不已。
“有时与官僚主义者做斗争要采取反常的方法，” 阿别所罗门·纳尔多维奇为自己的故事结尾道。莫斯科的大员们赞许地点头，不仅毫不怀疑自己也是官僚主义者，而且还有些高兴，因为与自己身边的官僚们斗争时不需要如此反常的手法。
尽管如此，拉乌尔仍需与州委会成员进行复杂的谋略权衡，其核心在于，对他们的一般要求和推荐做出让步，但对于那些会使工作陷入危机的推荐则寸步不让。比如，他从不让州委会强行安排进来的工程师干活。强行安插的从来都是差强人意的。
完全不顾州委会而独立行事，他做不到。用他的话来说，在建筑工地上总是可以挑出毛病来把人开除掉的，然后再任命某个会把一切搞砸的蠢蛋。据他说，那时候土方工程的工资还按照三十年代的标准计件定额，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这么点钱出工。于是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为土方工程捏造工作量，使得工人拿到适当的工资。
于是，在某个周日，他坐在“阿木拉”餐厅里喝咖啡时，看见两位女性端着咖啡在离他一桌之隔的地方坐了下来。其中一位是他初恋爱人的母亲。他心中泛起了波澜。他迎上她的目光，以小心翼翼的恭敬向对方致意。但她的视线穿过了他，仿佛他是透明人一般，而后便收回了目光。他觉得可能是距离的原因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到他，便在她望向这边的时候再次对上她的视线，极为谦恭地向她致敬。她又一次没有做出回应！天晓得当时他是什么心情！他感觉，是她的女儿发生了某些不幸的事情，是这位母亲得知了他们真正的关系，如果他没有始乱终弃的话，这不幸也许不会发生。
心痛、遗憾、屈辱和可怕的预感让人陷入一片混乱，他逃出了“阿木拉”。自此，他的初恋爱人以及那位视他为无物的母亲萦绕在他脑中不肯离去。此后的两个月间，正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他好几次在街上碰见了她，远远地便认了出来。第一次时，他还是恭敬地向她点头致意，她是迎面走来，绝对不会看不见他，但她硕大的蓝色双眸一眨不眨，直直穿过被轻蔑冻结在原地的他。于是他不再同她打招呼，即便又在街上遇见过几次。
看见她，拉乌尔觉得好像看见了一个极高电压的放电现场，擦肩而过时因为恐惧几乎要失去知觉。但她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也找不到人可以打听。万一是她不留半句遗言就自杀了呢？他了解她的性子，而只在此时，他才弄懂她身上所有可以期待的东西。
从未体验过的失眠缠上了他。躺在不闻不问只顾酣睡的妻子身旁，漂浮在无眠长夜的无边海洋之中，他万念俱灰，竭尽全力才能拒绝敞开的窗户向他许下的安宁。妻子看不穿他的心思，一方面对他是一种安慰，但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极度的愤怒。她的丈夫躺在身旁挣扎辗转了几个星期之久，只差没有自杀，难道她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吗？确实，他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心想，难道这只蠢羊丝毫没有察觉吗？不，什么都没有察觉。有可能正因为如此，对初恋爱人的思念才像癌肿瘤一样膨胀扩散开来。
此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何抛弃了她。到底为什么，在热恋中抛弃挚爱的姑娘？我自己才是只蠢羊，他心中恶狠狠地想到。他回忆起二人生命中位于幸福顶峰时的一件事。那个夏天，他们俩去他朋友的乡间别墅做客，住上几日。别墅坐落在莫斯科河的岸边。那一天，他们俩乘一艘顺风船来到对岸，在森林中散步，在摘食甜蜜的树莓时迷了路，胡乱绕来绕去，钻出林子来到一个小城镇，饥肠辘辘，走进一家餐馆狼吞虎咽不肯走，离开时才发现最后一班电车已经开走了，他们俩回不去对岸了。
“我们游到河对岸去吧？”她用意乱情迷的双眼看看他说道。
“游吧，”他说，于是他们下到岸边。没有月光，几乎是个白夜，四周空无一人。他知道她水性不错。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他不去看她，一边竭力去目测河流的宽度，一边夸张的说：
“你考虑一下，我们可绝对不能淹死。”
“为什么？”她问道。
“你想啊，”他还是望着河水，说，“我们会被赤条条地打捞上来，太可怕了。”
“就这么可怕吗？”她调笑地对他说。他转过头去——她站在他面前，赤裸着，匀称挺拔，青春四溢。她怎么办到的？他心想，为她褪去衣裤的神奇速度所讶异。在他们幕天席地的流浪中，在冒险的幽静私会中，出现过许多次可能被偶然经过的路人撞破的情况，而那时她总能以同样神奇的速度将自己穿戴停当。
他也脱得一丝不挂，仔细地将二人的衣物卷好捆在一起，用一只手托起，他们便浸入了夜晚冰凉的河水中。他用一只手划水，另一只将衣服托举在水面之上。
“我知道如果我溺水的话，你会怎么做，”她说着，在水面上静静地绽放笑容。
“怎么做？”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单手击水，一边问道。
“首先你会游上岸，穿上短裤，而后再把我从水底拽出来。”
“确实，”他回答道，努力不让衣服捆浸入水中。
“也许，如果这里并不太深的话，你会把我从水底拉上来，小心地，就像这些衣服一样，拖到岸上去，”她幻想道。
“然后呢？”他问道，感觉托住衣服的手因为保持一个姿势而开始发麻。
“然后，”她回答说，“你会给我做人工呼吸，但我没有醒过来。然后你又尝试了另外一种方法，我就醒过来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差点没将衣服沉入水里。
“你还笑！”她咧嘴叫道，“滚开，你这刽子手！我要嫁给一个默默爱我的清白男孩，一位骑士！”
两个疯子！竟然还开玩笑！如果他们俩让巡逻艇撞见怎么办！但谁也没撞见他们，他只是不停望向她那被冰凉的河水冻得苍白，却愈发显得动人的脸庞，而后两人顺利地达到了彼岸。
多么令人讶异，是当他们刚爬上岸便投入彼此的怀抱，她浑身发抖牙齿打战，用自己的双唇搜寻着他的嘴唇；多么美妙满足，是紧贴她冰冷潮湿的身体，整个身躯渐渐变得血脉沸腾。多么长久——似是一生的时光——这无上的幸福延续着，由寒冷和恐惧而来，害怕会被人看见！但谁也未曾发现！谁也不曾发现他们曾幕天席地，曾在学生宿舍里，曾在城郊的森林中，曾在某人家中喧闹派对的一角偷偷幽会！ 他怎能抛弃这样的女孩，他怎能承受她的眼泪，当她最后一次打来电话约他见面，但他却觉得事已至此，再无话可说，而最主要的，是他不忍离朋友家中的酒席而去，这里，他们曾幽会过多次，这里，她猜到他会在场，也明白往朋友家中打电话找他是多么有损尊严，却仍旧打来，这里，她曾完全平等地作为他的唯一挚爱一同出席！
他错待了她，这罪责让他痛彻心扉。他不知道应该如何思考，她是得了不治之症，残疾了，还是死掉了？！但她的母亲行走在这城市中，双目圆瞪，视他为无物！无法忍受啊！再遇见两三次——他便会耻辱地瘫倒在地，失去知觉！
就在那时，他明白必须逃离阿布哈兹去往北方。为什么去北方？仅仅只因为他的大学同学在那里工作，并在来往通信中多次强烈邀他前往。在出发的前一晚，他压制住对妻子的负罪感，对她说要永远离开这里到北方去。在这之前，她已然感觉到会发生些什么。作为回应，她挑选了所有回答中最愚蠢也最令人安心的一句：
“那我们怎么分家？”
而这让他彻底确认了自己所做决定的正确性。
“不用分，”他说，“我只拿走这只装个人物品的箱子。”
就这样他出现在了北方，领导一项庞大的工程，大到他用飞机运金合欢这种事都可以被原谅。
当他说到那位因为蔑视而无视他的女士时，我差点没叫出声来，但仍及时地闭上了嘴。事情在于，我对于这位女士及其家庭相当熟悉。她居住在我那条街上，而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爱上了她的女儿，甚至为她写诗。不过，也许是为了押韵，他还爱着另外一位姑娘。
当她从坠满藤萝的淡紫色凉台窗户中探出身时，显得多么活泼可爱！那是她眸子的颜色！“是紫藤模仿了她眼睛的颜色，还是她的眼睛效仿了紫藤？”两个中学生提出了这这样的哲学问题。
通常，她会在我们放学回家时探出头来。我觉得，大概是放学铃声一直传到了她家里。虽然她没有回应我同学的单相思，但那个男生爱上了她，而且还是个中学里的诗人，还是让她感到荣幸。
我们俩曾有几次参加过她家中的娱乐晚会。虽然都是同龄人，但我明白，这位迷人的姑娘只想在我们身上磨尖自己女性魅力的獠牙。不知为何有种感觉，她是在等待某个比我们年长的男人。她的母亲非常近视，但看得出是因为生命不止卖俏不息而不肯戴上眼镜。那时，这位四十岁上下的漂亮的女性在我们眼中已是个无可救药的老妪。而她总是拼命地同我们卖弄风情，私底下时我们常拿出来津津乐道，更少不了一番大笑。对于女儿来说，我们太过年轻，而对于母亲来说——则不是。有一次，当我们正要离开时，她开玩笑似的蹦了过来，直接在我嘴唇上了亲了一下。我差点晕倒在地：为什么？！她不可能因为近视将我同她丈夫弄混的，因为他刚进家门，正在门边上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天啊，我要是知道她女儿在那一刻从哪儿跳下去了，这事就好办了！
显而易见，这位女士根本不认识拉乌尔，蔑视他更是无从谈起。她的女儿嫁得很成功，现在定居在基辅，有两个孩子。这一切我知晓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她嫁的正是那位在若即若離的距离耐心帮助她学习的爱慕者。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可以认为那通打到拉乌尔朋友家中的电话是最后一次挽回他的尝试。我觉得，在这次通话之后，她立刻便对那位爱慕者说了“好”。
听完拉乌尔的讲述后，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说，那个近视的女人仅仅只是因为近视就险些导致他自杀，并改写了他的整个人生？这我可说不出口。告诉一个人，他所有的苦难只是生活与他开的一个玩笑？不，这我做不来。只要稍加思索便会认识到，一个人的价值与他所受的道德压力是直接成正比的。至于这种压力是如何激起的，并无任何意义。哪怕只是因一个噩梦而起。
归根到底，他赢取了这段应得的苦难，并光荣地从中走了出来。但我还是告诉了他那位姑娘的近况，好让他从心中一劳永逸地将这根刺拔除。
“她住在基辅，生活美满，”我对他说，“有丈夫和两个孩子。”
“你从哪里知道的？”他纳闷地望向我问道，仿佛在为自己费了这么多口舌感到惋惜。
“她住在我那条街上，”我解释道，“上中学时我就认识她了。”
“那她母亲为什么要那样藐视我？”他恨恨地问。
“不知道，”我说，“但我相信她女儿什么都没告诉她。”
“也是，”他同意道，“这不像她的风格。大概是有些流言蜚语。那她第一个孩子多大了……是儿子还是女儿？”
他极度好奇地望向我。甚至有些激动。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我同她失去联系的时间比你要早得多。”
“其实，这些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地铁站里叹了一口气，我们准备在这分手了。他说这些时，眼睛在上方古怪地环视着。似乎，地铁就是为了这些大个子们而修建的，而他此时忧郁地环顾四周，却不见一位与自己比肩的同类。
此时此刻，他在我眼中显得尤为高大，尤为孤独。所有高大的人总是会显得孤独。但当他真正孤单一人时，我们又会安慰自己，他显得孤单只不过是因为高大罢了。
“你结婚了吗？”我问道，朝不知道在哪个方向的北方扬了扬脖子。
“好像，没有，”他说出口时哈哈大笑起来，并不是特别自信地在幽默的道路上摸索着。
我们拥抱过后便分道扬镳。自那天起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不久前我听说他在那边，在北方，忽然中风过世了。我心想，还会有许多酒精会运到那边去，但金合欢，确确实实不会再有人运去那边了。这些生长在不幸的阿布哈兹的不幸的金合欢哟！
（责任编辑：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