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钱昌照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宋子文是过从甚密的拜把子兄弟。
　　钱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曾透露过这种关系与在仕途上相依相存的几个关键人物。钱说，“我和蒋（介石）相识，始于黄郛的介绍，那时我同沈性元刚订婚。黄郛是性元的大姐夫，请我们吃饭，蒋和陈洁如亦在座。”
　　黄郛1907年在日本振武学校留学时与蒋介石和张群相识，武昌起义后，黄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自己任参谋长，后又兼沪军第二师师长。蒋介石适于此时由日本归国，陈、黄即派蒋担任第二师第五团团长，三人并结拜为“盟兄弟”。但是，“自从蒋宋（美龄）结合之后，黄郛的势力就开始衰弱了。”
　　黄的势力衰弱之后，钱更依靠蒋，而蒋也对其极度信任。钱对此毫不避讳，“多年来，蒋对我完全信任，见客都是我陪着。在筹办国防设计委员会前后，我罗致了大批的社会上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为他讲学，并参加到国防设计委员会来，替他做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对他很有好处，他当然知道这一点。”
　　沈怡，即钱的郎舅，当年曾在钱昌照当副主任委员的资源委员会做过一段时间的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晚年在台湾的时候，沈氏曾撰写过一部回忆录，后定名为《沈怡自述》。这部著述曾专门写了一章《资源委员会与我》，对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与副主任，也是他的妹夫钱昌照的性情、才学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方式、方法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在讲到钱时，沈怡说，“我赞美他的聪明过人，但我批评他自己一无根基。我说他的事业可以拿造房子来作譬喻，骤看不失一宅高大洋房，但不能老是借用他人的基础，我的意思在指出他最初利用膺白（即黄郛）姊丈接近了蒋先生，几乎言无不听，计无不从，蒋先生对一个青年的信任竟能到如此地步，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沈的回忆录称，“他依赖着蒋先生始则为国府秘书，继而教育部次长，最后则做到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俗气一点的说法，已是部长特任级的地位，他自己也隐隐然以此自得，及至翁先生已被他利用得差不多，他又送秋波于宋子文失意之际，‘慧眼’识英雄，两人成了莫逆……”
　　对于这一说法，钱昌照基本上没有否认，他在回忆录中说，“在宋子文做财政部长做不下去时，孔接替他做了相当长时期的财政部长。两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孔、宋都爱钱，不过宋搞钱搞得漂亮一些。英美人对宋的印象比对孔好……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
　　他也承认，“我想依靠蒋介石搞工业化，便不能不找一个掌握财经大权的人做靠山，而替蒋介石掌握财经大权的就只有孔、宋两家。我既和宋子文建立了私交，便一心一意依靠他，凡是孔宋之间有分歧，我总站在宋子文一边。”
　　钱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且“在重要关头，许多大问题，宋总与我商量”。尽管这个基础在钱看来颇为强大坚固，让胆敢来犯的孔祥熙辈常常是碰壁而回，或者被反击得抱头鼠窜。但这因政治需要而结成的联盟，总有泡汤倒塌的时候，因为政治本身是不稳定、且是千变万化的，政治本身起了变化，所谓的联盟自然也要随之发生变更。
　　抗战末期，钱昌照逐渐在蒋介石面前失宠，当时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就是宋子文。虽如此，就宋的处境和能量，只能救一时不能救一生，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钱昌照最终败下阵来，几乎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