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清明祭父
2015年的清明时节。
黄土高原的天空说变就变。早晨还是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晌午时分黄风弥漫，黑云充塞沟壑山梁。风裹着雨，雨伴着雪，飘然而至，落地化為湿润。一片片的湿润连成一体后，土地墒饱气足。老天爷对久旱的土地一番犒赏后，似乎满足自己的得意之作，收拾起行云布雨的行头。澄澈的天空，斜阳送来一缕缕温馨，清明的气息于是充满山川村落。
雨后，空气清新。我和弟弟准备好祭祀的香表、纸钱、酒馔、果品，沿着崎岖的山路，趔趔趄趄走向父亲的坟地。雨洗后的土地面目一新，山杏含苞待放，柳丝泛着浅绿。一层层梯田中，一垄垄地膜银光闪闪，整齐有致。荒草掩盖不住春天的气息，一簇簇嫩黄的草芽破土而出，如唐装中的图案，擦亮行人的眼睛。蓝宝石般的天幕下，鸽群翱翔，翅翼掠动空气，呼呼作响。麻雀在树枝上叽喳吵闹，飞上翻下。抢食坟地的佳肴后，怀着惬意的心情，有的集结出发，飞向另一处圣地；有的掠上墓碑，啄弄羽毛。
不知不觉间，已来到父亲的坟地。父亲的坟地在高山上的一块坡地里，退耕还林后，人工栽培的沙柳和柏树，在山坡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绿油油的苜蓿包围着坟地，耸立的坟头如珍珠，昭示已逝去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怀着虔诚的心情，先到田埂上用青砖箍砌的袖珍窑洞里，摆上酒馔果品，点燃香烛，毕恭毕敬地磕头行礼，祭祀皇天后土，然后退至坟院，点燃纸钱。烧化的纸钱在火棒的搅动下，借助风势，和着青烟，在空中如黑色的精灵飞舞。一群黑鸦在坟墓的上空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取来几筐新土，添加在坟头上，把或黄或白的锯齿状花纹图案的纸带，小心翼翼地用土块压在坟头和坟地四角。长跪在坟院里，静思冥想，似乎阴阳两个世界不再隔绝，父亲的灵魂从天窗悄然而至，与我的灵魂进行零距离对话。一番絮叨后，思念之情消减了许多。睁开眼睛，把祭品掐成颗粒状，把酒水泼洒在坟院里，心里有一个声音轻轻地说：“父亲，请您享用吧！”然后磕头作揖，恭敬而虔诚地完成与父亲灵魂的告别仪式。
孔子曰：“敬神如神在，敬人如人在。”的确如此。每年清明节祭祖，身心经过天地神灵的洗礼，经过大自然生发的草木英华的启迪，父亲的身影更加真切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站在山包上，望着父亲的出生地四川省万源县的方向，父亲的生平事迹和为人风格，如快放的镜头连缀在一起，浓缩成诗的语言，从我的心头汩汩流出：
天朗气清清明天，登高祭父望万源。
少年辞亲红星耀，耄耋弃子黄泉眠。
身残高原甘平淡，命苦低调乐团圆。
幸有柳柏墓地伴，春草复生年复年。
二、为《区志》拟稿
安定区区志办的工作人员已经打了几次电话，催要父亲的生平简历。准确地讲，是西路军红军战士周维祯的简历。父亲一直对自己的红军经历缄口不谈，我也知之甚少。1979年平反昭雪时，父亲口述，我整理过一份简历，上交民政局，那时我还是一个14岁的懵懂少年，不知道保存原始资料的重要性。日历又翻过38年，残存的记忆只记得大概的轮廓，具体的细节也遗忘得一干二净。我决定顺藤摸瓜，从民政局逐级查起，最后把希望寄托在甘肃省安定区档案馆。档案馆保存的材料纸质已经发黄。油印的表格，手写的内容，我很快就找到西路军红军战士的平反材料和档案记录。可是，从头到尾过滤了好几遍，都未找到父亲的名字。惆怅之余，我再次从目录开始查阅，一页一页，一项一项，翻了一个下午。工作人员来来回回提取，或存放材料，临近下班之际，也耐不住性子，劝我放弃。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目录的纸缝里，我终于发现西路军红军战士的平反材料是分前后两批整理的。工作人员被我的诚心感动，主动推迟下班时间，帮我寻找到原始材料。抄写后，我做了整理：
周维祯，1916年4月9日生于四川省万源县。1923年至1928年在私塾上学。1933年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第一营通讯排战士。过雪山草地时，左手冻伤，手指脱落。1936年在甘肃省凉州因左臂中弹伤残住院。其后流落到定西县（后更名安定区）西巩驿乡中驿村务农。1979年平反，享受西路军红军战士优抚待遇。农历1999年11月1日去世。为人勤劳朴实，低调本分。
父亲虽未隐姓埋名，但是在“张国焘逃兵”的屈辱里生活了几十年。1979年平反后，父亲还是谨慎做人，低调做事，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既谢绝参加社会团体和学校组织的讲述革命经历的活动，面对记者的真心采访或者闲人的戏谑也守口如瓶。红军的经历在他的心中既是荣耀，也是伤痛。他埋藏在心底，不轻易启封。如今，《安定区区志》为西路军红军战士开设了新的一页，我是配合组织的安排，还是顺遂父亲的心愿？矛盾之余，思忖再三，我决定把父亲的生平简历交上去。西路军红军战士的历史，是中国红色革命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而父亲走过的峥嵘岁月，也是平凡家庭的一笔精神财富。为国家民族考虑，为普通家庭考虑，我决定为西路军红军战士周维祯写一篇回忆录，还历史一个清白，还父亲一份尊严，也谨以此文慰藉父亲困惑不安的灵魂。
三、担大粪的岁月
清明节扫墓回来，我的思绪一直在万源老家、长征路上、驿路古道飞扬。
父亲档案材料上记录生存状态的三个字“担大粪”，如重锤敲击我的心膜，拷问我的灵魂。多年来，稳定安逸的工作，丰衣足食的生活，已麻醉了我的灵魂，消磨了我的心志，淡忘了曾经的苦难。“忘记过去即意味着背叛”，回忆历史，重温历史，会发现平凡生活中许多不平凡的价值。
那时还是农业社大锅饭时期，“担大粪”是最脏最累的活。所谓“担大粪”，就是把各家各户的粪便，用马勺舀到马桶里，再担到田间地头，用细土层层覆盖发酵，等到春播秋耕时使用。那时化肥稀缺，属于奢侈品，只在平坦肥沃的土地里使用。大量的土肥，在冬季用架子车集中运到平畴，“大粪”要担到遥远的山地里。泥泞的河谷，崎岖的山路，呼啸的山风，灼热的日头，沉重的粪担，淋漓的大汗，是父亲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内容。父亲的扁担、垫肩、粪桶，不知道换了多少次，可是十年如一日，坚守这份工作没有放弃。父亲残疾的手臂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只有这份苦差事，只有磨破皮的肩膀，能担当起一个苦难家庭生存的责任，父亲用自己颤巍巍的身影，庇护他的子女，虽然饱受饥饿冻馁，但顽强地生活了下来。 时间会淡忘许多是非曲直，记忆深处能被激活、复印、上传、转载的，肯定是最具价值和底蕴的，而价值和底蕴需要岁月的涵泳、聪明智慧的挖掘才能发现。文革期间，我的老师讲评作文，有一句经典语言“阵阵粪香扑鼻”。說这一篇好就好在这一句，这一句好就好在“粪香”二字，体现了贫下中农、劳动人民对劳动和土地的感情。多年来，这句话无数次在公开场合被引用，都是作为“臭老九”又穷又酸的笑料传说的。如今再品“粪香”二字，我发现其真谛和含义超越了那个时代所能承载的分量，其中的厚重和沧桑如果记入文学史，也许将成为经典语言。
拂去记忆的灰尘，父亲“担大粪”的同一帧影像，在过去式和现在式两个不同的时空，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
过去式：
童年，驿道小街，上学路上。我和小伙伴远远看见父亲担大粪的身影，刺鼻的尿骚味和腐臭味首先呛入呼吸道，令人作呕。我和小伙伴捂住鼻孔，扭转身子，一路小跑离臭而去。不谙世事的我，之所以如此，还有深层的原因。父亲是张国焘的逃兵，只有和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身份相当的臭不可闻的人才干臭不可闻的事，属于劳动改造的工种。父亲是逃兵，我是逃兵的儿子，父亲的屈辱和我的屈辱息息相连，密不可分。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高压摧残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心灵，其阴影在子孙身心中也在无限量地放大。
现在式：
父亲瘦小的身影，和“红小鬼”时代相差无几，典型的四川东北汉子矮小的身躯。已过知命之年的身板变得更加结实，健步如飞的步履变得更加稳重。“红小鬼”的装束被黄土高原小老汉的装束所代替：头戴瓜皮帽，身着宽敞的黑色连襟上衣，肥大的口袋被旱烟袋撑得鼓胀，外露用子弹壳做烟嘴的旱烟锅。裤脚用布带捆绑，自然形成的“灯笼裤”，彰显劳动者的泼闯。颤颤悠悠的扁担，收放自如的动作，微笑的面孔，无不传递出劳动的节奏和美感。扁担换肩时，左右臂膀和手掌协调配合，180度的大换位形成的优美弧线，以及换位承前启后的自然，达到了超乎技艺、已臻大道的境界。我是劳动人民的后代，两膀有力后参加劳动也是寻常之事，我曾模仿和演练父亲扁担换肩的动作，自愧弗如。现在我才明白，父亲的骨力、筋力、血性、心境，都是我不具备的。战争带给父亲的不仅仅是灾难，更是精神和灵魂的一次次嬗变。我们走进了新时代，我们贪图安逸的心理、坐享其成的身骨，如果有一天“父亲的扁担”承载的分量压到肩头，不知我们会怎么说，我们又会怎么做。父亲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天赐予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父亲在战争中毁伤了身体，曾经被一场政治运动否定，蒙受耻辱，可是父亲用勤劳本色的行动所证明的，我们曾经也带着有色眼镜予以否定。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考，思考之后付诸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物品紧缺的年代，粮票、棉票、布票是农家人需要加锁保存的票据。父亲手中的“粪票”，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值得品味。
所谓“粪票”，就是把硬纸片剪成方块，写上“一担”“两担”“五担”等类的字样，加盖“周维祯印”，根据农家人收集粪便的数量，零发整换，生产队年终结算分红时，统计折合成工分，计劳计酬。当年，我的乐趣，就是帮父亲剪切纸片，加盖印章。后来听老队长说，让父亲干这个差事，他放心。许多人家希望父亲多发几张“粪票”，甚至往父亲的口袋里塞一块馍馍作为交换（当时小孩呼唤家人回家的口头禅是“某某，喝汤了”，馍馍一年也吃不了几顿），都被父亲一句“要不得，要不得”婉言谢绝，因此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老固执”。
在父亲心里，“粪票”就是票据，不打折扣地记录一段农家人真实的拥有与付出。父亲还有一个搭档，不止一次索要“粪票”，都被父亲断然拒绝。这位搭档就向老队长告状，说父亲给谁家多发过“粪票”，吃过谁家的馍馍。老队长说，老周不是那样的人。搭档多次争执，说“粪票”也是印把子，应掌握在贫下中农的手里。父亲是“逃兵”，不能信赖。老队长推脱说，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搭档还是不甘罢休，说“周没手”（对父亲侮辱性的绰号）干活不方便，他太吃亏，要求换人。最终找了个茬，把父亲打得浑身青肿，卧床半月。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父亲以人格、尊严捍卫了“粪主”地位，老搭档被撤换了。新搭档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愿意干最脏最累的活，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一方面能挣取高工分，一方面能忙里偷闲，拾取一点柴草，解决家庭燃眉之急。
毛主席说，不了解虱子，就不了解中国革命。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不了解“粪香”，就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父亲。“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粪给予土地、庄稼以营养，也是农民养生立命的根本。农民对土地和粪的感情，和企盼丰收的梦想连在一起，“粪香”和“稻谷香”是一脉相承的。“粪票”也是一道关隘，一道防线，父亲在清贫中坚守着一种品质，坚守着公平与公正，其中散发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魅力，历久弥新，值得品味。
四、革命成功早回家
《十送红军》中有一句歌词：“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家。”革命成功了，可是父亲的回家梦变得遥遥不可企及。
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秀才进京赶考，路过一户人家，有一个小女孩正好从大门里蹦蹦跳跳跑了出来。有一位算命先生说，十几年后，这个小女孩将成为你的诰命夫人。秀才不信也不服，捡起土块朝小女孩打了过去。正好打在额头上，小女孩哭哭泣泣跑回家。后来，秀才官居一品，死了夫人续弦，新婚之夜，揭起红盖头，发现新娘子额头上有一块伤疤，寻问原由，才明晓原来是当年自己的恶作剧。
宿命也好，天意也好，人为的编造也好，世事轮回，这个故事竟在父母亲身上惊人地上演了。
1936年，20岁的父亲流落到定西县西巩驿乡河畔村，母亲在西巩驿乡中驿村的一户字号为“盈庭染”的地主家降生。
流落后，父亲在西巩驿乡河畔村一户姓曹的大户人家以放羊为生，曹姓人家成了父亲的第二个家。定西方言说“曹的家”，带有古汉语的色彩，就是“咱的家”的意思。曹家既帮助父亲隐瞒了红军的身份，不受白匪的清算，又给父亲第二次生命，大难之后得以找到避难之所。后来，父亲亲切地称曹家为“娘家人”。解放后，搬到西巩驿乡中驿村（集镇）居住，在缺水断粮缺少被褥的年代，不管生活多么拮据，也要为“娘家人”提供食宿，给予人道主义帮助。 后来，父亲和当地农民曹建勋干起货郎的行当。有一次，往兰州担送清油时，由于体力不支，油泼了满山坡，小本生意以欠了一屁股债的结局而告终。可是，和曹建勋老人在风雨中建立的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却在后来的岁月中得以延续。
土改时期，父亲孤身一人来到西巩驿乡中驿村落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当地的土改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商号“盈庭染”的家庭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染坊”（对“盈庭染”的俗称）的主人，被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搞得六神无主。“农民协会”会长派人偷偷地说，“染坊”家从土地面积和雇人的数量看，划分成富农成分是不成问题的，这样可以保护你家的财产。如果划成地主，财产就要没收。不过你要答应一个条件，给协会的主要领导每人送几块烟土。生性倔强的“染坊”主人说，我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有做违法生意，哪里来的烟土？就是有，也不给你这敲骨吸髓的东西。结果“染坊”主人被五花大绑，严刑拷打。烟土自然没有着落，“染坊”主人从此半死半活。当然，“农民协会”会长索要烟土，也不是空穴来风：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彻底胜利。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一部分从鸡儿咀出发，路过定西西巩驿。在西巩驿打击了土豪恶霸，没收康文奎等两户小麦230000余斤，漆耀元银元1200块，水乐天烟土两缸并一批粮食。所得土豪不义之财，除少量用于补充给养，其余都分给贫苦农民。红军对开明人士宣布政策，动员他们捐款捐粮草。富户“盈庭染”声明拥护红军，积极捐献银元40块、烟土10碗，白土布10板。为此，红军会同西巩驿苏维埃政府发了《保护证》。一营营部设在富户“盈庭染”家，父亲也第一次来到这里。军马出进门时撞坏了大门栓子，红军留款又留条：“战士不慎，留下银元一块，请找木工修复。”当时，会长是“盈庭染”家的长工。
“染坊”主人拿出《保护证》，会长说，过去你骑在我的头上，现在我骑在你的头上，我说了算。分田分地，我就是土地爷。
有人出主意说，周维祯是红军，又是“农民协会”会员，你把孙女嫁给他，或许成分能划低。“染坊”主人无计可施，死马当作活马医，昏昏沉沉中把孙女嫁给了周维祯。
16岁的母亲和36岁的父亲，阴差阳错组成了家庭。“染坊”家的地主成分，自然是铁板上钉钉子，无法改变，田地和房产被分化。“染坊”主人，即我的外太祖父，带有政治色彩的夢幻破灭了，不久就双脚一蹬，命归西天。我的父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又分得地主“万盛福”家临街的一间狭小的门面，以及对应的狭长院落，一出荒诞的闹剧中父亲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穷叫花子终于在改天换地的运动中迎来了新天地。
流落红军老吴等相继回老家了，并写信说，四川那边比甘肃这边条件好，劝父亲回老家。
解放初，父亲给老家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流落到西巩驿乡河畔村。大伯和大妈回信说，以后再不要给老家写信了，因为父亲的流落身份，他们的“红军烈属”待遇被取消了。从此，回老家成了父亲心口的一道伤疤。
有人和父亲开玩笑说，“四川揪子”（对四川人的戏称）想不想老家？父亲说，不想。村里的老阴阳先生说，老周就是那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乐不思蜀。
母亲后来回忆说，每到清明时节和送寒衣的时节，父亲都要请阴阳先生写好封包，装上冥币和寒衣火化，寄给阴间的祖父和祖母，最终几个比我大的孩子糟蹋死了（夭折）。阴阳先生说，封包寄不到，凶神恶煞缠门。一场最传统最古老的祭祖方式，从此被废弃。父亲的思念和心结，从此也埋藏在心底，封存起来。
五、老城墙下的“土窝窝”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一场劫难还没有结束，另一场不幸不期而至。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供销社要扩建，勒令我家必须在百日内完成搬迁，而搬迁费不容商量，是供销社单方面核定的100元，美其名曰“安家费”，在搬迁完成后才支付。一个精心呵护了20年的安乐窝，在一个政治强权强奸民意的时代，被一场“旋风”拔地而起，完好的卵还得找一个适合生存发展的地方，谈何容易！
老队长指定的新宅基地在城墙下的叫“后官坑”的地方。中驿村所在地过去是驿站，当时城墙完好，东、西二城门还保留着当年的造型。“后官坑”是当年筑城取土时留下的沟壕。人家一般沿着东、西城门贯通的街道临街而居，“后官坑”自然成了丢弃垃圾和埋葬死婴的地方。沟壕的衔接处，有一块平坦的地方，据说过去是兵站。父亲就在兵站的废墟上，开始了建设新家园的艰难历程。
父亲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屡败屡起，屡起屡败，支撑他不倒的原因何在，思考之余，我不由想起清代钱大昕《恒言录》里的一句话：“家有万贯，不如出个硬汉。”
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晚上乘着月光，或马灯发出的暗淡灯光，父亲开始在城墙上挖窑洞，做搬迁前的准备。城墙是夯筑的，土层板结，牢不可破。父亲左手残疾，使不上力气。就用右手挥舞镢头，用左手做辅助，硬是一丁点、一丁点地掘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耗时半个月，终于挖好两眼窑洞。一眼父亲准备长久使用，所以用铲子做工具，把窑洞墙壁和穹顶铲磨得平整透亮。地上铺上一层麦草，上面再铺一块破席，破席上是补丁重重的褥子，算是父亲临时值班的地方。
准备工作都是夜幕下进行的。二舅和尕舅（小舅）帮忙，挖掘地基，用土筑墙。母亲、大姐、二姐负责运土、移土、换椽、换楔。父亲从苦水沟里担来碱水，负责浇土。墙似乎会吃土，父亲今天晚上浇湿了一小山土，明天晚上被吃得精光。这样紧张有序的夜战持续了一月有余，一座农家院落初具雏形。院墙已筑好，窑洞的墙基朝天露出口字型，等待箍窑匠箍上穹顶。
箍穹顶需要大量的“墼块”。打“墼块”是技术活，也是重体力活。打“墼块”用平正的木头做模具，用脚丫板子踩拢湿土，再用石础击打得瓦光锃亮。一块一块的长方形“墼块”码放成中间留有缝隙的土墙，一堵堵平行的土墙上面留下计数的土丸，估计达到需要数量的上线时，就在上面盖上草帘，等待“墼块”风吹日晒干透后使用。 打“墼块”需要大量的湿土，湿土需要大量的水浸润，水都是父亲从苦水沟里一担一担担来的。父亲曾经在长征路上，在过雪山草地时，用“红小鬼”的身躯挑战极限。建设新家园的艰难历程中，他白天出工，晚上夜战，又一次用血肉之躯，跨越了只有钢铁汉才能跨越的屏障。
“墼块”干透了，箍窑洞的事提上议事日程。箍窑匠是父亲解放前一起打长工的工友刘五。刘五慷慨答应，不计报酬帮忙。并一再提醒，多找几个青壮汉子，这样他手里催紧一点，别人家干五天的活，咱们两天就能干完，可以降低成本。
和老队长商量后，老队长派出六个青壮年帮工，这样搬运“墼块”、和泥，送泥，每一道工序上都有人把关。条件是给每人找回高工分，按生产队每天最高工分的二倍计算，并管好每天的三顿饭。
吃饭问题是最令人头疼的事。家里的粮食口袋已经是底朝天。自留地的荞麦长势旺盛，已有八九成熟。母亲捋下颗粒，在锅里烘干后，夜晚在土磨坊加工成面粉。推磨的差役自然也落在父亲身上，他就一个圈一个圈地重复劳作，起初还脚步轻快，推着推着，汗水淋湿了衣衫，姿势也由直挺变为斜倚，最后是推推停停，停停推推，但父亲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天磨圈里的荞麦不干净决不罢休。磨面的准备工作在磕磕绊绊中又过了半月。我那时还是七八岁的小孩，使尽吃奶的气力也就帮几分钟的忙。
也许是老天的特意安排，让父亲老年得子，让我赶上读书的好时代，能够吃“文秀才”的饭，在知天命之年良心忽然发现，真实而沉重地记录父亲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重新咀嚼困难日子生活的厚重味道，对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灵魂再次拷问：我们的幸福从何而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将怎样走向未来？
箍窑匠刘五果然艺高人胆大，预计干五天活缩短到两天，在他的部署、操作、指挥、督促下，只用了一天半就提前完成了。至今乡亲们说起此事，都说创造了箍窑史上的奇迹。刘五骨架高大，手掌肥厚结实。十几斤的“墼块”在他手里如棋子一般，接放自如。手里的铲刀削“机块”如泥，根据穹顶的不同位置，改变“墼块”的形状，以便一层层粘接成整齐划一的弧线。二舅和尕舅做他的帮手，在他的左右两侧摸泥，六个帮工的双腿就像车轮一样停不下来。哪个环节稍有衔接不紧的漏隙，刘五就瞪着环眼，粗声大嗓地吆喝，逼急了就说，滚一边去，还没老周的硬棒！
劳动人民不怕苦，就怕无处吃苦。劳动人民佩服劳动模范，刘五是没有勋章的劳动模范，劳动者对他心服口服，这也是创造奇迹的原因所在。
这次劳动过程中，还创造了一项奇迹，帮工的饭量大得惊人。荞麦面片最多吃12碗，荞麦干面馍，最多吃八碗。他们不怕吃苦，怕下了苦吃不饱肚子。下了苦吃饱了肚子，他们觉得“值”。可是超标准的饭量，苦了我的父母亲和姐姐，他们常常空着肚子，喝几口剩下的苦涩的面汤。刘五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帮工刚放下饭碗，炸雷一般的声音，暴风一般的行动，就督促帮工开工，丝毫不敢怠慢。
刘五的工钱，用父亲的话说“没得（dai）”，不是文绉绉的词语“囊中羞涩”能形容的。是今天吃了明天的粮，明天的肚子咕咕地响。原来准备把吃剩的荞麦面粉给刘五，以示酬谢，现在却落了空。刘五在褡裢里装好铲刀和泥壁，说，老周，剩下的就靠你了，我只能帮你这一点忙。他拍拍父亲的肩膀，大步流星地走向下一个施展才能的箍窑场所。在贫困的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农民，能盖起瓦房的少得可怜，箍窑匠是最实用最吃香的“技术农民”。
新窑洞的框架立起来了，零碎细小的土活更费时费工。供销社已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按期完成搬迁，100元的搬迁费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城墙下的两眼窑洞容纳了六口之家，就像“曹家”容纳了“红小鬼”，驿站容纳了“货郎”，穷窝窝里的故事有了新的开头。母亲、大姐、二姐住一眼窑洞，父亲、我、弟弟住一眼窑洞。
夜晚，敞口的窑洞对着天幕。我数着银河里的星星，遥想天堂的王母娘娘可能天天吃“长饭”（面条）。父亲砸吧著旱烟锅，浓烈的寒烟味弥漫开来。他用第六指（多余的畸形指头）弹压火星的动作，和星星一起，陪伴我进入梦乡。早晨醒来，夜气和露水浸湿了被褥、头发、面孔。把头颅缩进被洞，一觉睡过晌午。太阳舔舐着缺乏营养的黄皮肤，以及清晰可见的根根骨头，万道光芒温暖了身骨，心里也无比亮堂。麻雀在墙沿上排成一字形，祝福主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受到感染，一遍又一遍吟唱着刚学会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
好梦不长。有一天晌午时分，我和弟弟被二舅叫醒，赶出窑洞。不久，父母亲收工回来，二舅翻来覆去埋怨父母亲不操心，把娃娃们的命不当命。原来他发现城墙夯筑的夹层中不断地漏细土。不久，窑洞上面的城墙轰然坍塌，扬起的尘雾覆盖了小院。父母亲吓得脸色煞白，瘫坐在地上。
父母亲和大姐、二姐露宿，我和弟弟晚上睡在架子车下。建设“土窝窝”的工程，夜以继日，刻不容缓。
土窑洞，土灶，土炕，土磨头，土地板，一切准备就绪。在阴雨连绵的季节到来之前，我们终于搬进了湿漉漉的家。
挖水窖是一项大工程，对残疾的父亲来说，又是超越极限的挑战。
水窖分大窖和小窖，大窖丈五深，容量大；小窖丈二深，容量小。为了彻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父亲决定挖一眼大窖。水窖呈葫芦形，上小下大。上部窖口挖土时，仅容一人。一边挖土，一边用铲子把窖壁铲得光滑平整。随着深度的掘进，窖口就架上了辘轳，土的运送和人的上下都凭借辘轳和绳索完成。
父亲左手残疾，下窖时，用双腿盘铰绳索，用右手做辅助，还能勉强完成。上窖时，就把粗壮的麻绳系在腰间，窖底的人拉动辘轳，窖顶的人提升绳索受力的一端帮忙，艰难地被吊上。腰间起初被绳索勒得红肿，后来勒破了皮，流血流脓。
泥窖用的四五方的红酱泥，父亲从十里开外的红土坡，一担一担担来。红酱泥要用甘甜的泉水反复浸泡，才能保证水窖的质量。泉水是父亲从十几里开外的暖泉，一担一担担来。红酱泥还要用铁棍无数次纵横抽打，以增加筋力，父亲又用残疾的臂膀，一棍一棍，把他的筋力，与红酱泥的筋力融合在一起。窖基上有无数个方型的粘合口，填充的红酱泥需要用木锤打得劲道又方正，父亲又一锤一锤，征服红酱泥的同时，征服了自己。父亲就用看似寻常的“一”，撑起了一个家庭的天空，担当起了一份责任。 水窖终于泥好了。帮工的人陆续离开，可是“一”的工程还在继续。老天丝毫没有下雨的念头，如果水窖不能及时蓄水，窖壁干涸裂口，将会前功尽弃。父亲每天从暖泉担来一担水，麻烦尕舅下窖，洇湿窖壁。直到一个月后，老天开了眼，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蓄积了半窖水，“一”的工程有了新的进展。
冬天，他把积雪一扫帚一扫帚堆积起来，一铁锨一铁锨喂进窖口。从苦水沟一镢头一镢头掘起坚冰，一担一担补充到水窖里。父亲在“一”的工程里，艰辛地继续劳作。
老子《道德经》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父亲就用一个个坚实的“一”构筑生命的轨迹，从大巴山深处，到长征路上，再到黄土高原的驿城。而“一”衍生的“二”，以及“二”衍生的“三”，正是古人探讨的命题，也是本文要继续探讨的命题：天道、地道、人道，在普通而平凡的人的生涯中如何去践行？
六、新窑洞里的启蒙教育
湿漉漉的家升起湿漉漉的炊烟。由于缺柴断粮，做一顿饭炊烟也时停时歇。但只要有炊烟升起的地方，地气、人气、天气就连成一体，新的摇篮里升腾起新的希望。
我已到上学的年龄，父亲为五毛钱的学费和五毛钱的书本费提前做准备。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父亲从土坷垃里刨挖学费和书本费。
歇工后，父亲攀爬在田埂或悬崖边，挖掘野生的枸杞根。带刺的枝叶和枸杞根，积了一座小山后，晾晒的地骨皮攒够了上学的费用，也解决了家里烧柴的燃眉之急。
那把使用多年、豁牙裂齿的老剃头刀，父亲在磨刀石上磨了又磨，锋刃还是迟钝。父亲一边按着我的头，一边用开水浸泡，给我剃了光头。父亲抚摸着伤痕斑斑的光头，对我说，剃了光头头脑清醒，念书反应快，要好好念书，书里有馍馍疙瘩，书里有光阴（养家糊口的本领）。
母亲用五颜六色的破布，为我拼接了一个花色图案鲜艳的书包，对我说，不念书两眼瞎黑，斗大的字也不认识。念书还要心里念亮堂，不要像你“大”（方言对爸爸的称谓）那样，念得糊里糊涂。
长大后才理解，母亲的说法，是话里有话的。
母亲说，你“大”读过私塾，解放初也算文化人，土改时，乡上几次叫他当干部，他说不是吃公家饭的命，藏东躲西连面也不见。农业社缺念书人，让他当保管员。当时保管员有两人。仓库的一边放着农具，归人家（别人）管；一边放着粮食和油料，归你“大”管。人家管的连一根针也不缺，你“大”管的缺了一壶清油。你“大”声辩也不声辩，就不言喘（声辩）把赃背了，当年分红时，一算账，家里的口粮还倒欠了。老队长说，不能让这一家人饿死，就给了一点救命粮，剩下的逐年扣清。幸亏你曹爸（曹建勋）用长布口袋驮来了一袋粮，一家人才没饿死。一家人牙缝里抠了十年，才还清这笔账。往后你“大”当记工员，人固执死板，人家多要一分工，就好像要了他的命。这人告他的状，那人告他的状，一年后就被撤换了。倒是担了十年的“臭大粪”，还挣了一点工分，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少了许多波折。
母亲的话犹如种子扎了根，在我的心里，父亲成了懦弱、无能、固执、糊涂的典型代表，这个心结多少年挥之不去。
家里一贫如洗，父亲的货郎箱和油笼不管放在哪个位置，都是亮眼的家当。货郎箱改作他用。每人八两供应粮的年代，里边盛放薯干片、高粱等，外边加锁，防止小孩偷吃，货郎箱斑驳的油漆中，“货不二价”“童叟无欺”的毛笔字依稀可见，见证它曾经的价值。我喜欢货郎箱，是因为蹲坐地上，爬在货郎箱上写字，比趴在炕头上写字更能找到读书人的感觉。伏案学习，“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万岁”等字，写得格外精神。父亲辅导我写作业，露出少有的微笑。葫芦状的油笼是竹编的，用面糊糊住缝隙，经清油多次浸泡后，密不透气。母亲用它装莜麦面，并做好记号，放在窑洞窗台的高处。但是饥肠辘辘的我，多次经不住那种香味的诱惑，偷吃后又按压手印，恢复原状。下陷的上线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母亲打得我皮开肉绽，并严厉地告诉我，这是“救命粮”，不到断顿的时候，不能开封，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就要了我的命。少言寡语的父亲，给我第一次讲了红军的故事，说过雪山草地时，红军的粮食分开背在战士的身上，没有组织的命令，饿死也不能吃，我含着泪花似信非信地连连点头。
驿城自东向西，依地理位置，自然划分为上街、中街、下街，西巩小学在下街的最东端。几户干部家庭住在中街的十字路口，是我上学的必经之地。几个霸气十足的干部子弟，常常排成一字形，不让我通过，异口同声喊嚷：“堵住小逃兵，堵住小逃兵！”并夺下我的书包，在空中丢着哄抢。把我举起来，在空中疯狂旋转，转得我晕头转向。冬天下雪的日子，恶作剧升级，他们把我倒插在雪堆里，看着我扑腾挣扎的狼狈相，得意地忘怀大笑。有时路空人隐，我正庆幸可以夺路而逃，斜刺里，他们家肥头大耳的土狗狂吠而至，我一边蹲守防卫，一边撤退。那时吃了上顿没下顿，能养得起狗的人家寥寥无几，狗仗人势，它们的势力范围也不容别人轻易穿越。
受到欺负，我常常跑回家哭诉。父亲说，哭啥子嘛，哭啥子嘛，就当身上掉了一层垢痂。母亲说，有一个狠（逞强）死的，没一个屁（示弱）死的。好好念书，书装在肚子里，谁也抢不走！
读三年级时，有一篇课文，大意是讲“中国第一艘东风号万吨巨轮下水表明什么”。语文老师要求用“精神”一词造句。我联系课文和当时的政治说教，举手发言：“学习十大精神，打破洋框框。”语文老师狠狠揪扯我的耳朵，并给了两记重重的耳光，口里念念不休：“我让你反动子女口里胡说！我让你反动子女口里胡说！”当天中午回家，说明原委，父亲说，黄口角（傻小子）不知轻重，该忍的时候就要忍。
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错在哪里，只觉得那个时代人们的神经过于敏感。一不小心，我念书还念出了名堂，成了老家人心目中的“文人”，这是后话。
七、回老家一波三折
1973年冬天，二姑家的严表兄來信，邀请父亲回万源老家，说来往的费用由他管。 征得老队长同意，从下一年的副业款中预支了路费，兑换了粮票。1974年春节刚过，父亲就急不可待，领着我上路了。
为了节省费用，我们乘坐慢车。慢车每个小站必停，每个运行区间都晚点。竹板制作的座椅，上面坐着衣衫还算齐整的有票一族，下面躺着偷票的流浪人。难民中不乏患有地方病的人，有的脖子上吊着“肉口袋”，有的背上隆起“小锅”，有的身形瘦小，骨节粗大，酷似侏儒，背上背着歪着头斜着眼的小孩。站在走廊里，操一口土腔。
从定西到宝鸡，从宝鸡到阳平关，从阳平关到汉中，从汉中到西乡，从西乡到镇巴，从镇巴到万源，换车，买票；买票，换车。困了，累了，就在车站的墙旮旯里，在横躺斜睡的人堆里，挤一块巴掌大的地方休息。西乡换乘班车后，班车在大巴山深处颠簸，一路扬起的灰尘呛入呼吸道，加上我多次晕车呕吐，下车时，整个人失去重心，东倒西歪。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经过七天的“车震”和“挤宿”，我们终于到了终点站：喻家坝。踅进葫芦型的河谷，崇山峻岭中，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前行，在葫芦的小肚和大肚的衔接处，有一座曲尺状的小木楼屹立在眼前，父亲说，老家到了，梅子坝到了！
从荒山苦岭的黄土高原来到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从一天两顿汤到一天三顿有米有肉，环境和生活都发生了逆转，不明就里的我，贪吃贪玩的我，就像跟屁虫似的，跟着父亲走亲访友。
从大人们的交谈中，老家的世事变化和人事关系，也点点滴滴像谜一样在我的心头解开。
祖父俗称“周半河”。呈葫芦型的梅子坝，那个“大肚”包容的田地山林，曾经是“周半河”的家业。
祖父和祖母凭借“纺线”的手艺，勤劳持家，积攒银钱，购置了“半河”田产。用五年的时间，精心建造了二层木楼。
父亲有七个姐姐，只有二姑和父亲健在。
木楼里住着三户半人家：二姑的后代严绍登家，五姑的后代袁吕鹘家，五保户大妈（大伯已去世），还有从重庆来的上山下乡的女知青。
父亲说，祖母因为生养儿子困难，就把姓钱的长工收为养子，改姓周，这就是大伯的来历。
木楼中间镂花雕窗的房间常年“铁将军”把门，归生产队所有。过去是祠堂，现在做仓库用。隔壁女知青临时住宿的，曾经是祖父的寝室。
严表兄的本意，当初祖父把祠堂和寝室指定为父亲的财产。现在以父亲的名义赎回来，他子女多，好周旋。
父亲说，集体的就是集体的，不好说。
严表兄说，已和生产队长说好，只需要父亲出面说句话，对社员也好有个交代。
父亲握着老家人一米见长的烟管，伸进火塘，吧嗒吧嗒吸烟。等他吸足了劲，磕掉烟灰转身离开时，饭桌上的酒杯还满满的，一场宴席不欢而散。
当晚住在大妈家，硕大的老鼠成群结队在屋梁上攀爬嬉戏，让我长了见识：大妈家的那只粘人的小猫，见了老鼠就像小孩见了恶人，扑进大人的怀抱。
父亲的朋友孙光阳是红二方面军的，已告老还乡，当地人称“孙团长”。喻家坝小学旁边有一座四合院，过去是寺庙的地盘，他回家后就住在那里。
孙光阳的妻子是内蒙古人，也是红军，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干家务时，背上常常背着用布包裹的孩子。
孙伯伯家儿孙满堂，是个大家庭。开饭时坐两桌，大人哄小孩，小孩争抢食物，闹得不可开交。
夜静人寂时，二人围坐在火塘边，悄悄地谈一些红军的往事。我静静地坐在旁边，留下星星点点的记忆，后来在读书或看影视剧时被激活：
父亲说，他当时担任传令兵，会宁会师前后有一系列电报说明，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中央决定将过黄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甘西创建根据地，并打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力图打开前往苏联的通道。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困战五个多月后，由于补给缺乏，又无援军，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
徐向前和李先念化装成老百姓，才得以逃脱，回到延安。
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神勇无比，在少林寺学过武术，会飞檐走壁。
过雪山时，红军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瓶子装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由于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着夹衣，打赤脚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所穿衣服（很难说是军装了）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像原始人那样；也有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块的光板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
草地行军时，红军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有的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有的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拢在身上；还有不少的人既无军帽，又无斗笠、雨伞，完全成了“秃头军”。
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
草地是魔毯，晚上宿营，找一块比较干燥的草皮歇息，早晨醒来，发现睡在水泊中。草地是魔鬼，吞噬了无数红军的生命，眼睁睁看见战士和军马掉进泥淖，越陷越深，却谁也不敢上前救援。
说着说着，他们沉默不语，端起酒杯长叹。
每天下午未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但这点柴火，只能烧一点开水，哪怕你有米，也没法煮饭。每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雨水淋洗，结果青稞粉变成了粢团，结成一块。炒青稞自然更坏，好像橡皮胶，软纽纽。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分得的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没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疲，也吃不下四两。
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許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 没有水源，就喝马尿，就喝人尿。没有粮吃，就啃皮带，吃野菜。有的战士误食有毒的野菜，浑身发肿。有的口吐白沫，当场毙命。万不得已的时候，就杀掉军马，每人分一小块，饥不择食，血肉皮毛一起吞下。
父亲说，他穿的豹子皮很灵验，后来行军打仗，每逢敌人偷袭，浑身出奇的痒。孙伯伯拿出他的驳壳枪，上面系着黑里透红的布条。
他们还谈到万源籍的红军战士，知道去向的很少。其中包括红军高级将领熊国炳，父亲摇摇头，露出茫然无助的痛苦表情。这时，他们默默无语，端着酒杯，痴痴地坐着。
转眼间，又是一个周末，孙伯伯带着他的13条狗，背着猎枪，前呼后拥，进山打猎。父亲继续走亲访友。
关坝街上，四姑母已去世多年。年事已高的四姑父眼花耳聋，四姑母（续弦）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父亲。
大妈的娘家成分是富农，是黑夜里前往，黑夜里返回，只留下黑咕隆咚的黑色记忆。
童家的两个表兄，外甥见了舅舅不认识，交谈之后，说他们好像见到了故去的母亲，用粗糙的手掌揩着眼泪，唏嘘不已。
家道殷实的“周半河”，在葫芦肚口右边选择吉地，建造好二层木楼后，又在葫芦肚口左边选择宝地，修建了生祠（当地人叫寿葬）。
父亲跟着红军的队伍，一去不回头。生性倔强的“周半河”，拒不交出白匪摊派的巨额银元，遭到严刑拷打，气愤交加，半年后，呼唤着父亲的乳名，一命呜呼，住进了墓穴。28年后，不孝之子周维祯带着不孝之孙周德强，来到他的墓穴前。
父亲用镰刀割去荒草藤蔓，高大的坟冢和显赫的墓碑重见天日。
父亲长跪不起。
烧化纸钱，奠上薄酒。父亲抚摸着墓碑，指着“福禄永东，维德光宗，继承远大，世代昌隆”的宗系告诉我，周氏家族的姓名，已传到德字辈。
父亲和孙伯伯一夜长谈。孙伯伯握着父亲残疾的手，同意举家迁回老家的想法，并慷慨承诺，等事情有了眉目，由他出面争取一些生活补助。
父亲说路费不足，我暂时留在大妈家，一个月后他来领我。
父亲编了一个弥天大谎，盼星星，盼月亮，苦苦盼了半年后，领我回家的，竟然是母亲。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中午，喻家坝小学的书桌上，“异乡人”正伏案昏睡。母亲在小同学的簇拥中，似神兵天降。小同学三番五次摇晃我，说“周德强，你妈妈来了”，我理也不理。
母亲呼唤着我的乳名，我终于醒过神来，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说，回到甘肃后，父亲天天闹着回老家，他们一天一小仗，三天一大仗。起初还希望说服父亲，领我回家，可是父亲竟用罢工、绝食等手段逼迫。我的来信，父亲也隐瞒真情。当她央求其他念书人读信，知道我忍饥挨饿时，大骂父亲是骗子，风风火火下四川。
母亲说，她是睁眼的瞎子，一路打听，一路换车，好不容易来到镇巴。正巧发洪水，公路不通。起初班车这边送，那边接，道路断绝处步行，虽然艰辛，还有指望。后来由于塌方严重，车辆停运。她就出高价钱请了向导，在深山老林中，披荆斩棘，上山下河，磨了三天三夜才来到喻家坝。
母亲掀起衣袖，到处是伤痕。“小大脚”（幼年曾裹脚，形成畸形脚趾）的脚心，隆起块状的血包（以后成了痼疾）。
母亲说，天上下刀子，下冷子（冰雹），也要找到自己的儿子；找不到自己的儿子，死也要死在四川。
返程路费由于意外的天灾，已花得精光。我们发了挂号信，等待从甘肃寄钱过来。
大妈家本来就是五保户的底子，几个月来添丁加口，已到无米下炊的地步。因为我们的到来，生产队首先停止供应柴火，接着停止供应米面粮油。
我们从自留地里挖来洋芋、红薯勉强度日。袁表兄家时常接济生活，女知青也送米送面，虽然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可是那份恩情叫人永世不能忘记。二姑也偷着家人，用衣襟包来一小勺米。她那小脚蹀躞的姿态，惶恐不安的表情，也沉积在我的心头。
大妈整天以泪洗面，说母亲在甘肃有这么好的家，人都说她缺了后。
母亲说，你大妈是你“大”（爸爸）的童养媳，你“大”失去音信后，和你大伯才组成家庭。终生没有生养。你“大”把你留在四川，就是送给了你大妈。
在大妈绝望的哭叫声中，我高兴地离开了老家。母亲有我这个“识字人”，换站、买票不用操心。可是，买短途票而乘长途区间带来的恐慌，让她见了乘警东躲西藏。从前面的车厢逃到后面的车厢，从后面的车厢藏到厕所里。躲过了一劫又一劫，逃过了一难又一难。可是躲过了乘警，却躲不过“纠察队”。在定西的出站口，被衣袖上箍着红标记、手里提着“革命工具”的“棒棒队”驱赶到羁押室。母亲的口袋被翻了个底朝天，身上仅有的两元钱，顷刻间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母亲跪下来央求：“给我五毛钱，我给我的娃娃买点吃的。”
棒棒无情地落在身上，母亲和我夺门而逃。“棒棒队”不屑一顧的四川背篓里，还有老家亲人赠送的些许茶叶和薯干片，上天保佑，躲过了洗劫。
70华里的山路，我们从夜半一直走到太阳落山。
左邻右舍拥满了窑洞，“老周的娃娃回来了”的奇迹，在驿城传说。父亲收工回来，像犯了错误的小孩，躲得远远的。
母亲和父亲长时间冷战，偶尔说句话，也充斥着火药味。
八、天公送暖精神爽
1979年，西巩驿乡负责民政工作的“马乡”（当地人的尊称）来到我家，一见公门中人，父亲就惴惴不安。当马乡说及红军的话题，父亲一脸阴云，旱烟吸了一锅又一锅，默默无语。马乡三番五次上门，耐心细致地劝说，父亲还是半信半疑。马乡说，一则平反是上面的政策，这次只是做摸底工作；二则他是回族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不会骗人。他以人格担保，不会陷害无辜的好人。
马乡说，还要写一封参加红军的材料。
父亲操着四川腔说，老子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要承认就承认，不承认也没啥子。 母亲一再催促说，秀才不中举，原职在呢，你怕什么？
父亲说，闹不好留下话把，天上捅个窟窿怎么办？
母亲说，天上下纱帽，你头还要展一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父亲犹豫了好久，才斩钉截铁地说，天降公道，西路军要平反昭雪，我老周也不能背一辈子的黑锅。
于是，下晚自习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爬在炕桌上，一边听着父亲的口述，一边在麻纸上整理材料，然后整整齐齐地誊写在作文本上。父亲看了一遍又一遍，小心地撕下，小心地折叠，装在夹衣的内袋里。
事情比想象的还要容易。几个月后，父亲从乡政府回来，满面红光，把《流落红军证明书》《流落红军抚恤金定期定量补助证》放在手指脱落的左手掌上，用长着六指的右手小心翼翼地翻阅。
《流落红军证明书》的扉页，毛体题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2个字格外醒目。《流落红军抚恤金定期定量补助证》上，父亲的签名，每月20元的生活补助，让我的眼睛放光。我的记忆里，新窑洞也是有史以来最亮堂的一天。
父亲从土榨油坊里，打来二斤胡麻油，不管马乡的再三推辞，一定要他收下。说好年成遇上了好人，好人就要得到好报。不要小看四川人，我们四川人是最讲情义的。
驿城的乡亲说，老天睁眼了，老周的红军没白当。
父亲用第一笔抚恤金，给我买了一双黄球鞋。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供销社只有大人的鞋。我用破毡填补了宽绰的空间，穿着它跑操，感觉脚下生风。已届花甲之年的父亲穿着它参加劳动，雄风不减当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也自然分到承包地。
当地老百姓有一句俗语，政策端得和线一样，执行的时候弯得和担一样，驿城也不例外。执掌分地大权的，还是有权阶层。他们把地分为三六九等，按户分割。从表面上看，公平合理，可是具体操作的时候，有权阶层排名在前，分到的是大块的肥沃的土地，无权无势的排名在后，分到的是边角贫瘠的土地。我家属于后者。
承包地是生产队的草地。三面环沟，中间还有几眼口径一丈多、纵深一丈多的天坑。前三年种的禾苗，基本上被杂草吃掉了。可是不服输的父亲，就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挪移肥土，搬运死土，添平天坑，深挖野枸杞的宿根，把一块几乎不能耕作的土地，整理得恢复了元气。
第四年，禾苗虽然稀少，可是长势喜人。父亲承包了一个单位的厕所，义务打扫，积攒的土肥覆盖了每一粒土壤。“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家的麦垛一年年大起来，风调雨顺的那一年，竟然成为集体场院里的老大。
毛主席曾说：“与天争斗，其乐无穷；与地争斗，其乐无穷；与人争斗，其乐无穷。”表面上柔弱似水的父亲，骨子里却坚强似钢。既认同苦难的命运，却从来不屈服于命运。
天道酬勤。在风急天高的高山坡地上，我家种植的扁豆也喜获丰收。暑假里，天刚麻麻亮，我和父亲就早早出发，去收获胜利的果实。
我的个头疯长，已超出父亲一个头，自觉身强力壮。为了节省往返的次数，我不听父亲的劝阻，背负的田捆，在平时的重量上增加了20斤。背起田捆，掂量了一下轻重，就深一脚浅一脚，从松软的土地里走出。绳索勒进肩胛骨，越勒越深。负重随着淋漓的大汗，越来越沉。倚靠田埂休息的间距，也越来越短。粗重的喘息，帮助我一次次艰难地挪移，终于走完五里的山路。可是望着几十米深的沟涧，我不仅倒吸了一口气，生怕一个倒栽葱，年轻的生命从此不复存在。
父亲在沟涧的那一头已放下田捆，沿着崎岖的小路回返。瘦小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近，可是他强健的筋骨，在我的心里越来越丰满。
父亲告诉我，要想背起80斤的重量，你还要留下20斤的余力。当时，对这句话的内涵，我只理解了皮毛，没有理解其精髓。后来有许多事，我自不量力，正像父亲批评我“提着碌碡打月亮”。
父亲接过我的田捆，下沟攀涧。我垂头丧气地跟在他身后，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已届古稀之年的父亲，红色的信念曾支撑他三过雪山草地。流落到黄土地之后，有形的、无形的山梁沟坎，没有摧垮他的意志。《长征组歌》中有两句歌词，“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仰视着父亲负重的背影，我的悟性似乎增长了许多。
古稀之年，父亲咀嚼响当当的豌豆的镜头，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的镜头，许多年以后我记忆犹新。如果说巴蜀山脉的石性，赋予父亲坚强；那么黄土地的土性，赋予父亲柔韧。可惜作为一介书生，我枉知其中的道理，却不敢也不能真正地践行。
1984年，父亲的《流落红军证明书》更换为《西路军红军战士光荣证》，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负责民政工作的马乡告诉父亲，曾因作战负伤致残，现又符合评残条件的，可以补办评残、发证手续，并从批准之月起发给残废抚恤金。父亲说，做人要知足。我已拿到应有的一份，多拿老天会降罪的。马乡还告诉父亲，可以享受公费醫疗。父亲说，我无病无恙的，既不吃药也不打针，别糟蹋公家的钱。
就在这一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当地的一所八年制学校工作。学校条件艰苦，我央求父亲找人调动。父亲说，当老师的，当医生的，都是积德行善的，世道怎么变，孩子要上学，人们要看病。你好好教书，学问提高了，书教好了，就有人调你，磕头下话（乞求）那不是真本事。
父亲从供销社疏通关系，要来供应券，为我购买了当时的紧缺商品和奢侈品：飞鸽牌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父亲说，你是公家的人，上班下班要守时守点，这两样你用得着。当老师是人前头走的人，娃娃们学着你的走手（走路的样子），要走端正！
有人说，老周你高兴疯了，娃娃才上班，你就把一年的补助花掉了。父亲说，好钢要花在刀刃上，好钱要花在地方上。
还有人说，你每月的补助才40元，娃娃一上班每月就拿49元，当红军的还不如当孩子王的。父亲说，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就得有差别。如果都是满眼瞎，世界也就瞎茬了（黑暗）。 十、青山有幸埋忠骨
1999年10月中旬，84岁高龄的父亲卧床不起，在生命的边缘徘徊。
我用吉普车从县城接来名医杨大夫，她详细地做了检查，说心脏和其他器官功能正常，住院治疗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父亲说，他的命是从战场上捡来的，死了不知多少回了。能活到现在已知足了，没有必要住院活受罪。
母亲说，你“大”一辈子遇病不吃药不打针，抗一抗就过去了。这一次害的恐怕是老病，准备后事吧。
父亲水米不进，一天比一天消瘦。虽然神志不清，可是口口声声重复的总是“别挡，别挡，我要回四川”。瞅着五官凹陷，已是人面鬼脸的父亲，我心如刀割。乡亲们常说，人在死前要收自己的足迹，凡是走过的地方要重走一次。父亲长征途中三过雪山草地，流落黄土高原后又辗转奔波，一生留下的足迹确实不少。如果收完足迹，还有揪心的心事淹留，那么带给他的煎熬和痛苦还会持续。
1999年11月1日，屋子里死一般静寂。看着父亲抽搐的面孔，我实在于心不忍。心想，应该给父亲一个交代，一份安慰。于是我按自己的理解，以自己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撰写了一副挽联：“抚今忆昔，长征人南北鏖战，沦落他乡，抚育子孙惟艰惟苦，仰不愧于天；溯往追来，异乡客东西奔走，魂归故里，侍奉双亲至敬至孝，俯不怍于地。”然后，虔诚地把它焚化了。也许父亲的神志有知，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闭上了眼帘，垂下了头。丧事办得节俭但不失隆重，前来祭祀的乡亲很多，礼仪古朴而真诚。
乡亲们送来一幅挽幛：“巍巍雪山，永志芳德；茵茵草地，长吟雅风。”迎接时，我心头一酸，不禁大放悲声。
送殡的日子，阳光明媚。乡亲们坚持“八抬”的隆重礼节，一拨又一拨换人，把灵柩抬到五里外的山岗高地。送丧的队伍排了一里多长，飞扬的尘土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共同见证这个平凡而值得铭记的日子。
作为唯物论者，谁愿相信神灵鬼怪的说法，但作为人子，更愿相信灵魂不灭之说，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父亲啊，在你和所有的红四方面军“西部流落人员”背黑锅蒙受耻辱的年代里，你的儿子也曾站在对立面，审视并疏远你，如果你九泉之下有知，也许会理解在政治崇拜的年代里造就的愚昧与无知，但是我总觉得由于你生前跟我们缺少沟通，对你的革命经历了解甚少，对你的为人处世哲学否定过多，我们之间的距离始终存在并无法弥补。然而在你的第二故乡，父老乡亲没有嫌弃你，成了你的衣食父母，成了你的娘家人。在你命归西天后，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承认你是黄土地的主人，都证明你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青山有幸埋忠骨”，长眠于深厚而广博的黄土高原，你的灵魂应该安息、一定会安息吧！
十一、写在父亲诞辰
2015年农历四月九日，是父亲99周年诞辰，怀着敬仰的心情，我长跪在父亲坟前，思绪万千。
已届知命之年的我，品味着和父亲相关的零零总总，对父亲的乐天知命、低调本分，似乎理解了许多。
父亲去世后，我回了两次老家。
据万源梅子坝的老人讲，当年梅子坝周围参加“童子团”的有二百多人，如今有踪迹可觅的只有四五家人。父亲从枪林弹雨中捡回了一条性命，又把根系扎在黄土高原得以绵延，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父親从1933年参加红军，到1974年只回过一次老家。他长跪在祖父、祖母坟前的心思，我现在才得以理解：双亲生病不晓得时间，死亡不晓得日期，活着不能互相依靠，死后又不能扶着遗体表达哀痛，入殓时不能守在棺旁，安葬时不能亲临墓穴，祭祀的日子不能奉献微薄的祭品。不忠不孝的行为，实在愧对祖先神灵。而祖父在自己死前十年就预修了“寿葬”，是不是对不可把握的命运未卜先知、早早安排了后事、并把勤劳持家的家史刻入墓碑、把“福禄永东，维德光宗，继承远大，世代昌隆”的宗系刻入墓碑、长久地等待他的子孙来阅读和秉承呢？
孙伯伯的大儿子深情地回忆了一段往事，说周家是孙家的救命恩人：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孙家的茅草屋被天火点燃，化为一片灰烬。祖父周东海把周家的一处房产无偿赠给孙家，孙家虽然遭受灾难，但根基无损。并说他的祖母是父亲的乳娘，周家和孙家的关系，不仅仅是东家和长工的关系，是生死攸关、风雨同舟的近邻。他常常听孙伯伯说，老周在甘肃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家，实在是上天在保佑！
祖父的墓志铭是钱纯儒撰写的。钱家的后代说，钱纯儒老人通晓阴阳地理，曾经预测，周家的坟茔要出一文一武两个人才。我想，在他们心目中，父亲是红军战士，我是一个文化人，是偏僻落后的梅子坝的骄傲。他们的预测，其实是淳朴善良的人对现实的肯定。
喻家坝自号为“愚公”的诗人，研究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我问到万源籍西路军高级将领熊国炳时，他简述道：
1937年3月，西路军败局已定，陈昌浩提议，他和徐向前东渡黄河，去陕北找党中央汇报西征失败情况，剩下的人员由李先念、熊国炳等人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分左右两个支队，留在祁连山打游击。
后来熊国炳被俘，在敌人的严刑烤打下，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一个伙夫。敌人看他单薄褴褛的衣裳和蓬头垢面的形象，也不像个官，只好泄愤地抽打他。一个裕固族老乡看得不忍心，向马步芳的骑兵求情才放了他。后来在这个裕固族老人的帮助下走出了祁连山，流落到酒泉，化名张炳南，在这里和一个叫白玉生的女人结婚，并摆了个小烟摊，靠卖大饼过日子，直到全国解放。
解放后，熊国炳也没有向有关部门说出自己的身份，只是在1951年9月，才用张炳南的名字向酒泉人民政府登记过曾是红军西路军战士，他怀着什么样的原因去登记的，不得而知。
土地改革后，他还是没有归队，仅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在酒泉黄草乡泉湖村落户。1958年。“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浩劫，使河西走廊这块沃土饿殍遍野，实在没有办法，熊国炳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故乡万源县。由于这场灾难是全国性的，四川比其他地方更饥饿。他又于1960年春回到了酒泉黄草乡泉湖村。同年的10月，饥饿、疾病和战争时留下的伤痛复发，全身浮肿的他在痛苦中去世，年仅62岁。
一个从前那么坚强，对革命那么忠诚、工作中那么有能力的红军高级领导，却在西路军溃败后，人生陡然来了一个急转弯，变得那么消沉，只求谋生，不求复出，这太让人费解了。
在他死后，也有另一种解释。据说熊国炳说过：“共产党给了我这么多人，都打散了，那么多人都不在了，我还活着，我不想找政府，也不想找政府的麻烦。”这话让人肃然起敬，也许熊国炳是经历过太多红军时期“左”的路线，怕再卷入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运动，而宁愿流落民间饿死、病死吗？他生前有没有说过这些话，至今还是一个谜。
西路军流落人员，绝大多数在后来的岁月里命运多舛，饱受人间屈辱，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一直延续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歧视长达30多年之久，并且殃及自己子女的命运。他们的功劳曾经被尘封在看不见的历史深处，他们的悲壮，也是中国的悲壮，却从未出现在激励后人的教科书中。现今，实事求是地客观评价西路军的历史，以及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将士，不仅关乎尊重和承认历史史实的问题，也是对人们的良知、道德和胸襟的考验。
岁月的长河既能淹没历史，也能冲刷掉掩于事物表面的泥沙还其原状。当然，这只有让后来的有志者慢慢发掘了！
祖父留下的百年老屋已破烂不堪，可是严表兄和袁表兄以及他们的后代还住在里面。革命老区这片红色土地，是共和国将军的摇篮，是红军战士的故乡，为共和国的崛起无私奉献了生命、血泪、汗水、财富，可是何时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父亲去世后，母亲享受了抚恤待遇，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跟的是红军的人，花的是红军的钱。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红军栽下了共和国这棵大树，老百姓和他们的家属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战争年代，红军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和平年代，他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我虔诚地鞠躬，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愿西路军红军战士周维祯长眠黄土高原！
愿父亲的灵魂在地下安息！
2015年的清明时节。
黄土高原的天空说变就变。早晨还是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晌午时分黄风弥漫，黑云充塞沟壑山梁。风裹着雨，雨伴着雪，飘然而至，落地化為湿润。一片片的湿润连成一体后，土地墒饱气足。老天爷对久旱的土地一番犒赏后，似乎满足自己的得意之作，收拾起行云布雨的行头。澄澈的天空，斜阳送来一缕缕温馨，清明的气息于是充满山川村落。
雨后，空气清新。我和弟弟准备好祭祀的香表、纸钱、酒馔、果品，沿着崎岖的山路，趔趔趄趄走向父亲的坟地。雨洗后的土地面目一新，山杏含苞待放，柳丝泛着浅绿。一层层梯田中，一垄垄地膜银光闪闪，整齐有致。荒草掩盖不住春天的气息，一簇簇嫩黄的草芽破土而出，如唐装中的图案，擦亮行人的眼睛。蓝宝石般的天幕下，鸽群翱翔，翅翼掠动空气，呼呼作响。麻雀在树枝上叽喳吵闹，飞上翻下。抢食坟地的佳肴后，怀着惬意的心情，有的集结出发，飞向另一处圣地；有的掠上墓碑，啄弄羽毛。
不知不觉间，已来到父亲的坟地。父亲的坟地在高山上的一块坡地里，退耕还林后，人工栽培的沙柳和柏树，在山坡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绿油油的苜蓿包围着坟地，耸立的坟头如珍珠，昭示已逝去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怀着虔诚的心情，先到田埂上用青砖箍砌的袖珍窑洞里，摆上酒馔果品，点燃香烛，毕恭毕敬地磕头行礼，祭祀皇天后土，然后退至坟院，点燃纸钱。烧化的纸钱在火棒的搅动下，借助风势，和着青烟，在空中如黑色的精灵飞舞。一群黑鸦在坟墓的上空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取来几筐新土，添加在坟头上，把或黄或白的锯齿状花纹图案的纸带，小心翼翼地用土块压在坟头和坟地四角。长跪在坟院里，静思冥想，似乎阴阳两个世界不再隔绝，父亲的灵魂从天窗悄然而至，与我的灵魂进行零距离对话。一番絮叨后，思念之情消减了许多。睁开眼睛，把祭品掐成颗粒状，把酒水泼洒在坟院里，心里有一个声音轻轻地说：“父亲，请您享用吧！”然后磕头作揖，恭敬而虔诚地完成与父亲灵魂的告别仪式。
孔子曰：“敬神如神在，敬人如人在。”的确如此。每年清明节祭祖，身心经过天地神灵的洗礼，经过大自然生发的草木英华的启迪，父亲的身影更加真切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站在山包上，望着父亲的出生地四川省万源县的方向，父亲的生平事迹和为人风格，如快放的镜头连缀在一起，浓缩成诗的语言，从我的心头汩汩流出：
天朗气清清明天，登高祭父望万源。
少年辞亲红星耀，耄耋弃子黄泉眠。
身残高原甘平淡，命苦低调乐团圆。
幸有柳柏墓地伴，春草复生年复年。
二、为《区志》拟稿
安定区区志办的工作人员已经打了几次电话，催要父亲的生平简历。准确地讲，是西路军红军战士周维祯的简历。父亲一直对自己的红军经历缄口不谈，我也知之甚少。1979年平反昭雪时，父亲口述，我整理过一份简历，上交民政局，那时我还是一个14岁的懵懂少年，不知道保存原始资料的重要性。日历又翻过38年，残存的记忆只记得大概的轮廓，具体的细节也遗忘得一干二净。我决定顺藤摸瓜，从民政局逐级查起，最后把希望寄托在甘肃省安定区档案馆。档案馆保存的材料纸质已经发黄。油印的表格，手写的内容，我很快就找到西路军红军战士的平反材料和档案记录。可是，从头到尾过滤了好几遍，都未找到父亲的名字。惆怅之余，我再次从目录开始查阅，一页一页，一项一项，翻了一个下午。工作人员来来回回提取，或存放材料，临近下班之际，也耐不住性子，劝我放弃。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目录的纸缝里，我终于发现西路军红军战士的平反材料是分前后两批整理的。工作人员被我的诚心感动，主动推迟下班时间，帮我寻找到原始材料。抄写后，我做了整理：
周维祯，1916年4月9日生于四川省万源县。1923年至1928年在私塾上学。1933年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第一营通讯排战士。过雪山草地时，左手冻伤，手指脱落。1936年在甘肃省凉州因左臂中弹伤残住院。其后流落到定西县（后更名安定区）西巩驿乡中驿村务农。1979年平反，享受西路军红军战士优抚待遇。农历1999年11月1日去世。为人勤劳朴实，低调本分。
父亲虽未隐姓埋名，但是在“张国焘逃兵”的屈辱里生活了几十年。1979年平反后，父亲还是谨慎做人，低调做事，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既谢绝参加社会团体和学校组织的讲述革命经历的活动，面对记者的真心采访或者闲人的戏谑也守口如瓶。红军的经历在他的心中既是荣耀，也是伤痛。他埋藏在心底，不轻易启封。如今，《安定区区志》为西路军红军战士开设了新的一页，我是配合组织的安排，还是顺遂父亲的心愿？矛盾之余，思忖再三，我决定把父亲的生平简历交上去。西路军红军战士的历史，是中国红色革命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而父亲走过的峥嵘岁月，也是平凡家庭的一笔精神财富。为国家民族考虑，为普通家庭考虑，我决定为西路军红军战士周维祯写一篇回忆录，还历史一个清白，还父亲一份尊严，也谨以此文慰藉父亲困惑不安的灵魂。
三、担大粪的岁月
清明节扫墓回来，我的思绪一直在万源老家、长征路上、驿路古道飞扬。
父亲档案材料上记录生存状态的三个字“担大粪”，如重锤敲击我的心膜，拷问我的灵魂。多年来，稳定安逸的工作，丰衣足食的生活，已麻醉了我的灵魂，消磨了我的心志，淡忘了曾经的苦难。“忘记过去即意味着背叛”，回忆历史，重温历史，会发现平凡生活中许多不平凡的价值。
那时还是农业社大锅饭时期，“担大粪”是最脏最累的活。所谓“担大粪”，就是把各家各户的粪便，用马勺舀到马桶里，再担到田间地头，用细土层层覆盖发酵，等到春播秋耕时使用。那时化肥稀缺，属于奢侈品，只在平坦肥沃的土地里使用。大量的土肥，在冬季用架子车集中运到平畴，“大粪”要担到遥远的山地里。泥泞的河谷，崎岖的山路，呼啸的山风，灼热的日头，沉重的粪担，淋漓的大汗，是父亲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内容。父亲的扁担、垫肩、粪桶，不知道换了多少次，可是十年如一日，坚守这份工作没有放弃。父亲残疾的手臂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只有这份苦差事，只有磨破皮的肩膀，能担当起一个苦难家庭生存的责任，父亲用自己颤巍巍的身影，庇护他的子女，虽然饱受饥饿冻馁，但顽强地生活了下来。 时间会淡忘许多是非曲直，记忆深处能被激活、复印、上传、转载的，肯定是最具价值和底蕴的，而价值和底蕴需要岁月的涵泳、聪明智慧的挖掘才能发现。文革期间，我的老师讲评作文，有一句经典语言“阵阵粪香扑鼻”。說这一篇好就好在这一句，这一句好就好在“粪香”二字，体现了贫下中农、劳动人民对劳动和土地的感情。多年来，这句话无数次在公开场合被引用，都是作为“臭老九”又穷又酸的笑料传说的。如今再品“粪香”二字，我发现其真谛和含义超越了那个时代所能承载的分量，其中的厚重和沧桑如果记入文学史，也许将成为经典语言。
拂去记忆的灰尘，父亲“担大粪”的同一帧影像，在过去式和现在式两个不同的时空，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
过去式：
童年，驿道小街，上学路上。我和小伙伴远远看见父亲担大粪的身影，刺鼻的尿骚味和腐臭味首先呛入呼吸道，令人作呕。我和小伙伴捂住鼻孔，扭转身子，一路小跑离臭而去。不谙世事的我，之所以如此，还有深层的原因。父亲是张国焘的逃兵，只有和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身份相当的臭不可闻的人才干臭不可闻的事，属于劳动改造的工种。父亲是逃兵，我是逃兵的儿子，父亲的屈辱和我的屈辱息息相连，密不可分。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高压摧残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心灵，其阴影在子孙身心中也在无限量地放大。
现在式：
父亲瘦小的身影，和“红小鬼”时代相差无几，典型的四川东北汉子矮小的身躯。已过知命之年的身板变得更加结实，健步如飞的步履变得更加稳重。“红小鬼”的装束被黄土高原小老汉的装束所代替：头戴瓜皮帽，身着宽敞的黑色连襟上衣，肥大的口袋被旱烟袋撑得鼓胀，外露用子弹壳做烟嘴的旱烟锅。裤脚用布带捆绑，自然形成的“灯笼裤”，彰显劳动者的泼闯。颤颤悠悠的扁担，收放自如的动作，微笑的面孔，无不传递出劳动的节奏和美感。扁担换肩时，左右臂膀和手掌协调配合，180度的大换位形成的优美弧线，以及换位承前启后的自然，达到了超乎技艺、已臻大道的境界。我是劳动人民的后代，两膀有力后参加劳动也是寻常之事，我曾模仿和演练父亲扁担换肩的动作，自愧弗如。现在我才明白，父亲的骨力、筋力、血性、心境，都是我不具备的。战争带给父亲的不仅仅是灾难，更是精神和灵魂的一次次嬗变。我们走进了新时代，我们贪图安逸的心理、坐享其成的身骨，如果有一天“父亲的扁担”承载的分量压到肩头，不知我们会怎么说，我们又会怎么做。父亲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天赐予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父亲在战争中毁伤了身体，曾经被一场政治运动否定，蒙受耻辱，可是父亲用勤劳本色的行动所证明的，我们曾经也带着有色眼镜予以否定。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考，思考之后付诸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物品紧缺的年代，粮票、棉票、布票是农家人需要加锁保存的票据。父亲手中的“粪票”，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值得品味。
所谓“粪票”，就是把硬纸片剪成方块，写上“一担”“两担”“五担”等类的字样，加盖“周维祯印”，根据农家人收集粪便的数量，零发整换，生产队年终结算分红时，统计折合成工分，计劳计酬。当年，我的乐趣，就是帮父亲剪切纸片，加盖印章。后来听老队长说，让父亲干这个差事，他放心。许多人家希望父亲多发几张“粪票”，甚至往父亲的口袋里塞一块馍馍作为交换（当时小孩呼唤家人回家的口头禅是“某某，喝汤了”，馍馍一年也吃不了几顿），都被父亲一句“要不得，要不得”婉言谢绝，因此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老固执”。
在父亲心里，“粪票”就是票据，不打折扣地记录一段农家人真实的拥有与付出。父亲还有一个搭档，不止一次索要“粪票”，都被父亲断然拒绝。这位搭档就向老队长告状，说父亲给谁家多发过“粪票”，吃过谁家的馍馍。老队长说，老周不是那样的人。搭档多次争执，说“粪票”也是印把子，应掌握在贫下中农的手里。父亲是“逃兵”，不能信赖。老队长推脱说，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搭档还是不甘罢休，说“周没手”（对父亲侮辱性的绰号）干活不方便，他太吃亏，要求换人。最终找了个茬，把父亲打得浑身青肿，卧床半月。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父亲以人格、尊严捍卫了“粪主”地位，老搭档被撤换了。新搭档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愿意干最脏最累的活，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一方面能挣取高工分，一方面能忙里偷闲，拾取一点柴草，解决家庭燃眉之急。
毛主席说，不了解虱子，就不了解中国革命。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不了解“粪香”，就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父亲。“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粪给予土地、庄稼以营养，也是农民养生立命的根本。农民对土地和粪的感情，和企盼丰收的梦想连在一起，“粪香”和“稻谷香”是一脉相承的。“粪票”也是一道关隘，一道防线，父亲在清贫中坚守着一种品质，坚守着公平与公正，其中散发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魅力，历久弥新，值得品味。
四、革命成功早回家
《十送红军》中有一句歌词：“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家。”革命成功了，可是父亲的回家梦变得遥遥不可企及。
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秀才进京赶考，路过一户人家，有一个小女孩正好从大门里蹦蹦跳跳跑了出来。有一位算命先生说，十几年后，这个小女孩将成为你的诰命夫人。秀才不信也不服，捡起土块朝小女孩打了过去。正好打在额头上，小女孩哭哭泣泣跑回家。后来，秀才官居一品，死了夫人续弦，新婚之夜，揭起红盖头，发现新娘子额头上有一块伤疤，寻问原由，才明晓原来是当年自己的恶作剧。
宿命也好，天意也好，人为的编造也好，世事轮回，这个故事竟在父母亲身上惊人地上演了。
1936年，20岁的父亲流落到定西县西巩驿乡河畔村，母亲在西巩驿乡中驿村的一户字号为“盈庭染”的地主家降生。
流落后，父亲在西巩驿乡河畔村一户姓曹的大户人家以放羊为生，曹姓人家成了父亲的第二个家。定西方言说“曹的家”，带有古汉语的色彩，就是“咱的家”的意思。曹家既帮助父亲隐瞒了红军的身份，不受白匪的清算，又给父亲第二次生命，大难之后得以找到避难之所。后来，父亲亲切地称曹家为“娘家人”。解放后，搬到西巩驿乡中驿村（集镇）居住，在缺水断粮缺少被褥的年代，不管生活多么拮据，也要为“娘家人”提供食宿，给予人道主义帮助。 后来，父亲和当地农民曹建勋干起货郎的行当。有一次，往兰州担送清油时，由于体力不支，油泼了满山坡，小本生意以欠了一屁股债的结局而告终。可是，和曹建勋老人在风雨中建立的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却在后来的岁月中得以延续。
土改时期，父亲孤身一人来到西巩驿乡中驿村落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当地的土改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商号“盈庭染”的家庭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染坊”（对“盈庭染”的俗称）的主人，被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搞得六神无主。“农民协会”会长派人偷偷地说，“染坊”家从土地面积和雇人的数量看，划分成富农成分是不成问题的，这样可以保护你家的财产。如果划成地主，财产就要没收。不过你要答应一个条件，给协会的主要领导每人送几块烟土。生性倔强的“染坊”主人说，我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有做违法生意，哪里来的烟土？就是有，也不给你这敲骨吸髓的东西。结果“染坊”主人被五花大绑，严刑拷打。烟土自然没有着落，“染坊”主人从此半死半活。当然，“农民协会”会长索要烟土，也不是空穴来风：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彻底胜利。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一部分从鸡儿咀出发，路过定西西巩驿。在西巩驿打击了土豪恶霸，没收康文奎等两户小麦230000余斤，漆耀元银元1200块，水乐天烟土两缸并一批粮食。所得土豪不义之财，除少量用于补充给养，其余都分给贫苦农民。红军对开明人士宣布政策，动员他们捐款捐粮草。富户“盈庭染”声明拥护红军，积极捐献银元40块、烟土10碗，白土布10板。为此，红军会同西巩驿苏维埃政府发了《保护证》。一营营部设在富户“盈庭染”家，父亲也第一次来到这里。军马出进门时撞坏了大门栓子，红军留款又留条：“战士不慎，留下银元一块，请找木工修复。”当时，会长是“盈庭染”家的长工。
“染坊”主人拿出《保护证》，会长说，过去你骑在我的头上，现在我骑在你的头上，我说了算。分田分地，我就是土地爷。
有人出主意说，周维祯是红军，又是“农民协会”会员，你把孙女嫁给他，或许成分能划低。“染坊”主人无计可施，死马当作活马医，昏昏沉沉中把孙女嫁给了周维祯。
16岁的母亲和36岁的父亲，阴差阳错组成了家庭。“染坊”家的地主成分，自然是铁板上钉钉子，无法改变，田地和房产被分化。“染坊”主人，即我的外太祖父，带有政治色彩的夢幻破灭了，不久就双脚一蹬，命归西天。我的父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又分得地主“万盛福”家临街的一间狭小的门面，以及对应的狭长院落，一出荒诞的闹剧中父亲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穷叫花子终于在改天换地的运动中迎来了新天地。
流落红军老吴等相继回老家了，并写信说，四川那边比甘肃这边条件好，劝父亲回老家。
解放初，父亲给老家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流落到西巩驿乡河畔村。大伯和大妈回信说，以后再不要给老家写信了，因为父亲的流落身份，他们的“红军烈属”待遇被取消了。从此，回老家成了父亲心口的一道伤疤。
有人和父亲开玩笑说，“四川揪子”（对四川人的戏称）想不想老家？父亲说，不想。村里的老阴阳先生说，老周就是那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乐不思蜀。
母亲后来回忆说，每到清明时节和送寒衣的时节，父亲都要请阴阳先生写好封包，装上冥币和寒衣火化，寄给阴间的祖父和祖母，最终几个比我大的孩子糟蹋死了（夭折）。阴阳先生说，封包寄不到，凶神恶煞缠门。一场最传统最古老的祭祖方式，从此被废弃。父亲的思念和心结，从此也埋藏在心底，封存起来。
五、老城墙下的“土窝窝”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一场劫难还没有结束，另一场不幸不期而至。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供销社要扩建，勒令我家必须在百日内完成搬迁，而搬迁费不容商量，是供销社单方面核定的100元，美其名曰“安家费”，在搬迁完成后才支付。一个精心呵护了20年的安乐窝，在一个政治强权强奸民意的时代，被一场“旋风”拔地而起，完好的卵还得找一个适合生存发展的地方，谈何容易！
老队长指定的新宅基地在城墙下的叫“后官坑”的地方。中驿村所在地过去是驿站，当时城墙完好，东、西二城门还保留着当年的造型。“后官坑”是当年筑城取土时留下的沟壕。人家一般沿着东、西城门贯通的街道临街而居，“后官坑”自然成了丢弃垃圾和埋葬死婴的地方。沟壕的衔接处，有一块平坦的地方，据说过去是兵站。父亲就在兵站的废墟上，开始了建设新家园的艰难历程。
父亲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屡败屡起，屡起屡败，支撑他不倒的原因何在，思考之余，我不由想起清代钱大昕《恒言录》里的一句话：“家有万贯，不如出个硬汉。”
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晚上乘着月光，或马灯发出的暗淡灯光，父亲开始在城墙上挖窑洞，做搬迁前的准备。城墙是夯筑的，土层板结，牢不可破。父亲左手残疾，使不上力气。就用右手挥舞镢头，用左手做辅助，硬是一丁点、一丁点地掘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耗时半个月，终于挖好两眼窑洞。一眼父亲准备长久使用，所以用铲子做工具，把窑洞墙壁和穹顶铲磨得平整透亮。地上铺上一层麦草，上面再铺一块破席，破席上是补丁重重的褥子，算是父亲临时值班的地方。
准备工作都是夜幕下进行的。二舅和尕舅（小舅）帮忙，挖掘地基，用土筑墙。母亲、大姐、二姐负责运土、移土、换椽、换楔。父亲从苦水沟里担来碱水，负责浇土。墙似乎会吃土，父亲今天晚上浇湿了一小山土，明天晚上被吃得精光。这样紧张有序的夜战持续了一月有余，一座农家院落初具雏形。院墙已筑好，窑洞的墙基朝天露出口字型，等待箍窑匠箍上穹顶。
箍穹顶需要大量的“墼块”。打“墼块”是技术活，也是重体力活。打“墼块”用平正的木头做模具，用脚丫板子踩拢湿土，再用石础击打得瓦光锃亮。一块一块的长方形“墼块”码放成中间留有缝隙的土墙，一堵堵平行的土墙上面留下计数的土丸，估计达到需要数量的上线时，就在上面盖上草帘，等待“墼块”风吹日晒干透后使用。 打“墼块”需要大量的湿土，湿土需要大量的水浸润，水都是父亲从苦水沟里一担一担担来的。父亲曾经在长征路上，在过雪山草地时，用“红小鬼”的身躯挑战极限。建设新家园的艰难历程中，他白天出工，晚上夜战，又一次用血肉之躯，跨越了只有钢铁汉才能跨越的屏障。
“墼块”干透了，箍窑洞的事提上议事日程。箍窑匠是父亲解放前一起打长工的工友刘五。刘五慷慨答应，不计报酬帮忙。并一再提醒，多找几个青壮汉子，这样他手里催紧一点，别人家干五天的活，咱们两天就能干完，可以降低成本。
和老队长商量后，老队长派出六个青壮年帮工，这样搬运“墼块”、和泥，送泥，每一道工序上都有人把关。条件是给每人找回高工分，按生产队每天最高工分的二倍计算，并管好每天的三顿饭。
吃饭问题是最令人头疼的事。家里的粮食口袋已经是底朝天。自留地的荞麦长势旺盛，已有八九成熟。母亲捋下颗粒，在锅里烘干后，夜晚在土磨坊加工成面粉。推磨的差役自然也落在父亲身上，他就一个圈一个圈地重复劳作，起初还脚步轻快，推着推着，汗水淋湿了衣衫，姿势也由直挺变为斜倚，最后是推推停停，停停推推，但父亲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天磨圈里的荞麦不干净决不罢休。磨面的准备工作在磕磕绊绊中又过了半月。我那时还是七八岁的小孩，使尽吃奶的气力也就帮几分钟的忙。
也许是老天的特意安排，让父亲老年得子，让我赶上读书的好时代，能够吃“文秀才”的饭，在知天命之年良心忽然发现，真实而沉重地记录父亲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重新咀嚼困难日子生活的厚重味道，对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灵魂再次拷问：我们的幸福从何而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将怎样走向未来？
箍窑匠刘五果然艺高人胆大，预计干五天活缩短到两天，在他的部署、操作、指挥、督促下，只用了一天半就提前完成了。至今乡亲们说起此事，都说创造了箍窑史上的奇迹。刘五骨架高大，手掌肥厚结实。十几斤的“墼块”在他手里如棋子一般，接放自如。手里的铲刀削“机块”如泥，根据穹顶的不同位置，改变“墼块”的形状，以便一层层粘接成整齐划一的弧线。二舅和尕舅做他的帮手，在他的左右两侧摸泥，六个帮工的双腿就像车轮一样停不下来。哪个环节稍有衔接不紧的漏隙，刘五就瞪着环眼，粗声大嗓地吆喝，逼急了就说，滚一边去，还没老周的硬棒！
劳动人民不怕苦，就怕无处吃苦。劳动人民佩服劳动模范，刘五是没有勋章的劳动模范，劳动者对他心服口服，这也是创造奇迹的原因所在。
这次劳动过程中，还创造了一项奇迹，帮工的饭量大得惊人。荞麦面片最多吃12碗，荞麦干面馍，最多吃八碗。他们不怕吃苦，怕下了苦吃不饱肚子。下了苦吃饱了肚子，他们觉得“值”。可是超标准的饭量，苦了我的父母亲和姐姐，他们常常空着肚子，喝几口剩下的苦涩的面汤。刘五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帮工刚放下饭碗，炸雷一般的声音，暴风一般的行动，就督促帮工开工，丝毫不敢怠慢。
刘五的工钱，用父亲的话说“没得（dai）”，不是文绉绉的词语“囊中羞涩”能形容的。是今天吃了明天的粮，明天的肚子咕咕地响。原来准备把吃剩的荞麦面粉给刘五，以示酬谢，现在却落了空。刘五在褡裢里装好铲刀和泥壁，说，老周，剩下的就靠你了，我只能帮你这一点忙。他拍拍父亲的肩膀，大步流星地走向下一个施展才能的箍窑场所。在贫困的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农民，能盖起瓦房的少得可怜，箍窑匠是最实用最吃香的“技术农民”。
新窑洞的框架立起来了，零碎细小的土活更费时费工。供销社已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按期完成搬迁，100元的搬迁费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城墙下的两眼窑洞容纳了六口之家，就像“曹家”容纳了“红小鬼”，驿站容纳了“货郎”，穷窝窝里的故事有了新的开头。母亲、大姐、二姐住一眼窑洞，父亲、我、弟弟住一眼窑洞。
夜晚，敞口的窑洞对着天幕。我数着银河里的星星，遥想天堂的王母娘娘可能天天吃“长饭”（面条）。父亲砸吧著旱烟锅，浓烈的寒烟味弥漫开来。他用第六指（多余的畸形指头）弹压火星的动作，和星星一起，陪伴我进入梦乡。早晨醒来，夜气和露水浸湿了被褥、头发、面孔。把头颅缩进被洞，一觉睡过晌午。太阳舔舐着缺乏营养的黄皮肤，以及清晰可见的根根骨头，万道光芒温暖了身骨，心里也无比亮堂。麻雀在墙沿上排成一字形，祝福主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受到感染，一遍又一遍吟唱着刚学会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
好梦不长。有一天晌午时分，我和弟弟被二舅叫醒，赶出窑洞。不久，父母亲收工回来，二舅翻来覆去埋怨父母亲不操心，把娃娃们的命不当命。原来他发现城墙夯筑的夹层中不断地漏细土。不久，窑洞上面的城墙轰然坍塌，扬起的尘雾覆盖了小院。父母亲吓得脸色煞白，瘫坐在地上。
父母亲和大姐、二姐露宿，我和弟弟晚上睡在架子车下。建设“土窝窝”的工程，夜以继日，刻不容缓。
土窑洞，土灶，土炕，土磨头，土地板，一切准备就绪。在阴雨连绵的季节到来之前，我们终于搬进了湿漉漉的家。
挖水窖是一项大工程，对残疾的父亲来说，又是超越极限的挑战。
水窖分大窖和小窖，大窖丈五深，容量大；小窖丈二深，容量小。为了彻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父亲决定挖一眼大窖。水窖呈葫芦形，上小下大。上部窖口挖土时，仅容一人。一边挖土，一边用铲子把窖壁铲得光滑平整。随着深度的掘进，窖口就架上了辘轳，土的运送和人的上下都凭借辘轳和绳索完成。
父亲左手残疾，下窖时，用双腿盘铰绳索，用右手做辅助，还能勉强完成。上窖时，就把粗壮的麻绳系在腰间，窖底的人拉动辘轳，窖顶的人提升绳索受力的一端帮忙，艰难地被吊上。腰间起初被绳索勒得红肿，后来勒破了皮，流血流脓。
泥窖用的四五方的红酱泥，父亲从十里开外的红土坡，一担一担担来。红酱泥要用甘甜的泉水反复浸泡，才能保证水窖的质量。泉水是父亲从十几里开外的暖泉，一担一担担来。红酱泥还要用铁棍无数次纵横抽打，以增加筋力，父亲又用残疾的臂膀，一棍一棍，把他的筋力，与红酱泥的筋力融合在一起。窖基上有无数个方型的粘合口，填充的红酱泥需要用木锤打得劲道又方正，父亲又一锤一锤，征服红酱泥的同时，征服了自己。父亲就用看似寻常的“一”，撑起了一个家庭的天空，担当起了一份责任。 水窖终于泥好了。帮工的人陆续离开，可是“一”的工程还在继续。老天丝毫没有下雨的念头，如果水窖不能及时蓄水，窖壁干涸裂口，将会前功尽弃。父亲每天从暖泉担来一担水，麻烦尕舅下窖，洇湿窖壁。直到一个月后，老天开了眼，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蓄积了半窖水，“一”的工程有了新的进展。
冬天，他把积雪一扫帚一扫帚堆积起来，一铁锨一铁锨喂进窖口。从苦水沟一镢头一镢头掘起坚冰，一担一担补充到水窖里。父亲在“一”的工程里，艰辛地继续劳作。
老子《道德经》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父亲就用一个个坚实的“一”构筑生命的轨迹，从大巴山深处，到长征路上，再到黄土高原的驿城。而“一”衍生的“二”，以及“二”衍生的“三”，正是古人探讨的命题，也是本文要继续探讨的命题：天道、地道、人道，在普通而平凡的人的生涯中如何去践行？
六、新窑洞里的启蒙教育
湿漉漉的家升起湿漉漉的炊烟。由于缺柴断粮，做一顿饭炊烟也时停时歇。但只要有炊烟升起的地方，地气、人气、天气就连成一体，新的摇篮里升腾起新的希望。
我已到上学的年龄，父亲为五毛钱的学费和五毛钱的书本费提前做准备。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父亲从土坷垃里刨挖学费和书本费。
歇工后，父亲攀爬在田埂或悬崖边，挖掘野生的枸杞根。带刺的枝叶和枸杞根，积了一座小山后，晾晒的地骨皮攒够了上学的费用，也解决了家里烧柴的燃眉之急。
那把使用多年、豁牙裂齿的老剃头刀，父亲在磨刀石上磨了又磨，锋刃还是迟钝。父亲一边按着我的头，一边用开水浸泡，给我剃了光头。父亲抚摸着伤痕斑斑的光头，对我说，剃了光头头脑清醒，念书反应快，要好好念书，书里有馍馍疙瘩，书里有光阴（养家糊口的本领）。
母亲用五颜六色的破布，为我拼接了一个花色图案鲜艳的书包，对我说，不念书两眼瞎黑，斗大的字也不认识。念书还要心里念亮堂，不要像你“大”（方言对爸爸的称谓）那样，念得糊里糊涂。
长大后才理解，母亲的说法，是话里有话的。
母亲说，你“大”读过私塾，解放初也算文化人，土改时，乡上几次叫他当干部，他说不是吃公家饭的命，藏东躲西连面也不见。农业社缺念书人，让他当保管员。当时保管员有两人。仓库的一边放着农具，归人家（别人）管；一边放着粮食和油料，归你“大”管。人家管的连一根针也不缺，你“大”管的缺了一壶清油。你“大”声辩也不声辩，就不言喘（声辩）把赃背了，当年分红时，一算账，家里的口粮还倒欠了。老队长说，不能让这一家人饿死，就给了一点救命粮，剩下的逐年扣清。幸亏你曹爸（曹建勋）用长布口袋驮来了一袋粮，一家人才没饿死。一家人牙缝里抠了十年，才还清这笔账。往后你“大”当记工员，人固执死板，人家多要一分工，就好像要了他的命。这人告他的状，那人告他的状，一年后就被撤换了。倒是担了十年的“臭大粪”，还挣了一点工分，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少了许多波折。
母亲的话犹如种子扎了根，在我的心里，父亲成了懦弱、无能、固执、糊涂的典型代表，这个心结多少年挥之不去。
家里一贫如洗，父亲的货郎箱和油笼不管放在哪个位置，都是亮眼的家当。货郎箱改作他用。每人八两供应粮的年代，里边盛放薯干片、高粱等，外边加锁，防止小孩偷吃，货郎箱斑驳的油漆中，“货不二价”“童叟无欺”的毛笔字依稀可见，见证它曾经的价值。我喜欢货郎箱，是因为蹲坐地上，爬在货郎箱上写字，比趴在炕头上写字更能找到读书人的感觉。伏案学习，“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万岁”等字，写得格外精神。父亲辅导我写作业，露出少有的微笑。葫芦状的油笼是竹编的，用面糊糊住缝隙，经清油多次浸泡后，密不透气。母亲用它装莜麦面，并做好记号，放在窑洞窗台的高处。但是饥肠辘辘的我，多次经不住那种香味的诱惑，偷吃后又按压手印，恢复原状。下陷的上线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母亲打得我皮开肉绽，并严厉地告诉我，这是“救命粮”，不到断顿的时候，不能开封，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就要了我的命。少言寡语的父亲，给我第一次讲了红军的故事，说过雪山草地时，红军的粮食分开背在战士的身上，没有组织的命令，饿死也不能吃，我含着泪花似信非信地连连点头。
驿城自东向西，依地理位置，自然划分为上街、中街、下街，西巩小学在下街的最东端。几户干部家庭住在中街的十字路口，是我上学的必经之地。几个霸气十足的干部子弟，常常排成一字形，不让我通过，异口同声喊嚷：“堵住小逃兵，堵住小逃兵！”并夺下我的书包，在空中丢着哄抢。把我举起来，在空中疯狂旋转，转得我晕头转向。冬天下雪的日子，恶作剧升级，他们把我倒插在雪堆里，看着我扑腾挣扎的狼狈相，得意地忘怀大笑。有时路空人隐，我正庆幸可以夺路而逃，斜刺里，他们家肥头大耳的土狗狂吠而至，我一边蹲守防卫，一边撤退。那时吃了上顿没下顿，能养得起狗的人家寥寥无几，狗仗人势，它们的势力范围也不容别人轻易穿越。
受到欺负，我常常跑回家哭诉。父亲说，哭啥子嘛，哭啥子嘛，就当身上掉了一层垢痂。母亲说，有一个狠（逞强）死的，没一个屁（示弱）死的。好好念书，书装在肚子里，谁也抢不走！
读三年级时，有一篇课文，大意是讲“中国第一艘东风号万吨巨轮下水表明什么”。语文老师要求用“精神”一词造句。我联系课文和当时的政治说教，举手发言：“学习十大精神，打破洋框框。”语文老师狠狠揪扯我的耳朵，并给了两记重重的耳光，口里念念不休：“我让你反动子女口里胡说！我让你反动子女口里胡说！”当天中午回家，说明原委，父亲说，黄口角（傻小子）不知轻重，该忍的时候就要忍。
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错在哪里，只觉得那个时代人们的神经过于敏感。一不小心，我念书还念出了名堂，成了老家人心目中的“文人”，这是后话。
七、回老家一波三折
1973年冬天，二姑家的严表兄來信，邀请父亲回万源老家，说来往的费用由他管。 征得老队长同意，从下一年的副业款中预支了路费，兑换了粮票。1974年春节刚过，父亲就急不可待，领着我上路了。
为了节省费用，我们乘坐慢车。慢车每个小站必停，每个运行区间都晚点。竹板制作的座椅，上面坐着衣衫还算齐整的有票一族，下面躺着偷票的流浪人。难民中不乏患有地方病的人，有的脖子上吊着“肉口袋”，有的背上隆起“小锅”，有的身形瘦小，骨节粗大，酷似侏儒，背上背着歪着头斜着眼的小孩。站在走廊里，操一口土腔。
从定西到宝鸡，从宝鸡到阳平关，从阳平关到汉中，从汉中到西乡，从西乡到镇巴，从镇巴到万源，换车，买票；买票，换车。困了，累了，就在车站的墙旮旯里，在横躺斜睡的人堆里，挤一块巴掌大的地方休息。西乡换乘班车后，班车在大巴山深处颠簸，一路扬起的灰尘呛入呼吸道，加上我多次晕车呕吐，下车时，整个人失去重心，东倒西歪。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经过七天的“车震”和“挤宿”，我们终于到了终点站：喻家坝。踅进葫芦型的河谷，崇山峻岭中，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前行，在葫芦的小肚和大肚的衔接处，有一座曲尺状的小木楼屹立在眼前，父亲说，老家到了，梅子坝到了！
从荒山苦岭的黄土高原来到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从一天两顿汤到一天三顿有米有肉，环境和生活都发生了逆转，不明就里的我，贪吃贪玩的我，就像跟屁虫似的，跟着父亲走亲访友。
从大人们的交谈中，老家的世事变化和人事关系，也点点滴滴像谜一样在我的心头解开。
祖父俗称“周半河”。呈葫芦型的梅子坝，那个“大肚”包容的田地山林，曾经是“周半河”的家业。
祖父和祖母凭借“纺线”的手艺，勤劳持家，积攒银钱，购置了“半河”田产。用五年的时间，精心建造了二层木楼。
父亲有七个姐姐，只有二姑和父亲健在。
木楼里住着三户半人家：二姑的后代严绍登家，五姑的后代袁吕鹘家，五保户大妈（大伯已去世），还有从重庆来的上山下乡的女知青。
父亲说，祖母因为生养儿子困难，就把姓钱的长工收为养子，改姓周，这就是大伯的来历。
木楼中间镂花雕窗的房间常年“铁将军”把门，归生产队所有。过去是祠堂，现在做仓库用。隔壁女知青临时住宿的，曾经是祖父的寝室。
严表兄的本意，当初祖父把祠堂和寝室指定为父亲的财产。现在以父亲的名义赎回来，他子女多，好周旋。
父亲说，集体的就是集体的，不好说。
严表兄说，已和生产队长说好，只需要父亲出面说句话，对社员也好有个交代。
父亲握着老家人一米见长的烟管，伸进火塘，吧嗒吧嗒吸烟。等他吸足了劲，磕掉烟灰转身离开时，饭桌上的酒杯还满满的，一场宴席不欢而散。
当晚住在大妈家，硕大的老鼠成群结队在屋梁上攀爬嬉戏，让我长了见识：大妈家的那只粘人的小猫，见了老鼠就像小孩见了恶人，扑进大人的怀抱。
父亲的朋友孙光阳是红二方面军的，已告老还乡，当地人称“孙团长”。喻家坝小学旁边有一座四合院，过去是寺庙的地盘，他回家后就住在那里。
孙光阳的妻子是内蒙古人，也是红军，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干家务时，背上常常背着用布包裹的孩子。
孙伯伯家儿孙满堂，是个大家庭。开饭时坐两桌，大人哄小孩，小孩争抢食物，闹得不可开交。
夜静人寂时，二人围坐在火塘边，悄悄地谈一些红军的往事。我静静地坐在旁边，留下星星点点的记忆，后来在读书或看影视剧时被激活：
父亲说，他当时担任传令兵，会宁会师前后有一系列电报说明，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中央决定将过黄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甘西创建根据地，并打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力图打开前往苏联的通道。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困战五个多月后，由于补给缺乏，又无援军，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
徐向前和李先念化装成老百姓，才得以逃脱，回到延安。
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神勇无比，在少林寺学过武术，会飞檐走壁。
过雪山时，红军最初打算，命令各个连队用瓶子装一点酒，每人分配一两个辣椒，以备上山时压寒。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由于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着夹衣，打赤脚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所穿衣服（很难说是军装了）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像原始人那样；也有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块的光板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
草地行军时，红军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有的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有的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拢在身上；还有不少的人既无军帽，又无斗笠、雨伞，完全成了“秃头军”。
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
草地是魔毯，晚上宿营，找一块比较干燥的草皮歇息，早晨醒来，发现睡在水泊中。草地是魔鬼，吞噬了无数红军的生命，眼睁睁看见战士和军马掉进泥淖，越陷越深，却谁也不敢上前救援。
说着说着，他们沉默不语，端起酒杯长叹。
每天下午未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但这点柴火，只能烧一点开水，哪怕你有米，也没法煮饭。每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雨水淋洗，结果青稞粉变成了粢团，结成一块。炒青稞自然更坏，好像橡皮胶，软纽纽。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分得的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没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疲，也吃不下四两。
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許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 没有水源，就喝马尿，就喝人尿。没有粮吃，就啃皮带，吃野菜。有的战士误食有毒的野菜，浑身发肿。有的口吐白沫，当场毙命。万不得已的时候，就杀掉军马，每人分一小块，饥不择食，血肉皮毛一起吞下。
父亲说，他穿的豹子皮很灵验，后来行军打仗，每逢敌人偷袭，浑身出奇的痒。孙伯伯拿出他的驳壳枪，上面系着黑里透红的布条。
他们还谈到万源籍的红军战士，知道去向的很少。其中包括红军高级将领熊国炳，父亲摇摇头，露出茫然无助的痛苦表情。这时，他们默默无语，端着酒杯，痴痴地坐着。
转眼间，又是一个周末，孙伯伯带着他的13条狗，背着猎枪，前呼后拥，进山打猎。父亲继续走亲访友。
关坝街上，四姑母已去世多年。年事已高的四姑父眼花耳聋，四姑母（续弦）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父亲。
大妈的娘家成分是富农，是黑夜里前往，黑夜里返回，只留下黑咕隆咚的黑色记忆。
童家的两个表兄，外甥见了舅舅不认识，交谈之后，说他们好像见到了故去的母亲，用粗糙的手掌揩着眼泪，唏嘘不已。
家道殷实的“周半河”，在葫芦肚口右边选择吉地，建造好二层木楼后，又在葫芦肚口左边选择宝地，修建了生祠（当地人叫寿葬）。
父亲跟着红军的队伍，一去不回头。生性倔强的“周半河”，拒不交出白匪摊派的巨额银元，遭到严刑拷打，气愤交加，半年后，呼唤着父亲的乳名，一命呜呼，住进了墓穴。28年后，不孝之子周维祯带着不孝之孙周德强，来到他的墓穴前。
父亲用镰刀割去荒草藤蔓，高大的坟冢和显赫的墓碑重见天日。
父亲长跪不起。
烧化纸钱，奠上薄酒。父亲抚摸着墓碑，指着“福禄永东，维德光宗，继承远大，世代昌隆”的宗系告诉我，周氏家族的姓名，已传到德字辈。
父亲和孙伯伯一夜长谈。孙伯伯握着父亲残疾的手，同意举家迁回老家的想法，并慷慨承诺，等事情有了眉目，由他出面争取一些生活补助。
父亲说路费不足，我暂时留在大妈家，一个月后他来领我。
父亲编了一个弥天大谎，盼星星，盼月亮，苦苦盼了半年后，领我回家的，竟然是母亲。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中午，喻家坝小学的书桌上，“异乡人”正伏案昏睡。母亲在小同学的簇拥中，似神兵天降。小同学三番五次摇晃我，说“周德强，你妈妈来了”，我理也不理。
母亲呼唤着我的乳名，我终于醒过神来，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说，回到甘肃后，父亲天天闹着回老家，他们一天一小仗，三天一大仗。起初还希望说服父亲，领我回家，可是父亲竟用罢工、绝食等手段逼迫。我的来信，父亲也隐瞒真情。当她央求其他念书人读信，知道我忍饥挨饿时，大骂父亲是骗子，风风火火下四川。
母亲说，她是睁眼的瞎子，一路打听，一路换车，好不容易来到镇巴。正巧发洪水，公路不通。起初班车这边送，那边接，道路断绝处步行，虽然艰辛，还有指望。后来由于塌方严重，车辆停运。她就出高价钱请了向导，在深山老林中，披荆斩棘，上山下河，磨了三天三夜才来到喻家坝。
母亲掀起衣袖，到处是伤痕。“小大脚”（幼年曾裹脚，形成畸形脚趾）的脚心，隆起块状的血包（以后成了痼疾）。
母亲说，天上下刀子，下冷子（冰雹），也要找到自己的儿子；找不到自己的儿子，死也要死在四川。
返程路费由于意外的天灾，已花得精光。我们发了挂号信，等待从甘肃寄钱过来。
大妈家本来就是五保户的底子，几个月来添丁加口，已到无米下炊的地步。因为我们的到来，生产队首先停止供应柴火，接着停止供应米面粮油。
我们从自留地里挖来洋芋、红薯勉强度日。袁表兄家时常接济生活，女知青也送米送面，虽然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可是那份恩情叫人永世不能忘记。二姑也偷着家人，用衣襟包来一小勺米。她那小脚蹀躞的姿态，惶恐不安的表情，也沉积在我的心头。
大妈整天以泪洗面，说母亲在甘肃有这么好的家，人都说她缺了后。
母亲说，你大妈是你“大”（爸爸）的童养媳，你“大”失去音信后，和你大伯才组成家庭。终生没有生养。你“大”把你留在四川，就是送给了你大妈。
在大妈绝望的哭叫声中，我高兴地离开了老家。母亲有我这个“识字人”，换站、买票不用操心。可是，买短途票而乘长途区间带来的恐慌，让她见了乘警东躲西藏。从前面的车厢逃到后面的车厢，从后面的车厢藏到厕所里。躲过了一劫又一劫，逃过了一难又一难。可是躲过了乘警，却躲不过“纠察队”。在定西的出站口，被衣袖上箍着红标记、手里提着“革命工具”的“棒棒队”驱赶到羁押室。母亲的口袋被翻了个底朝天，身上仅有的两元钱，顷刻间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母亲跪下来央求：“给我五毛钱，我给我的娃娃买点吃的。”
棒棒无情地落在身上，母亲和我夺门而逃。“棒棒队”不屑一顧的四川背篓里，还有老家亲人赠送的些许茶叶和薯干片，上天保佑，躲过了洗劫。
70华里的山路，我们从夜半一直走到太阳落山。
左邻右舍拥满了窑洞，“老周的娃娃回来了”的奇迹，在驿城传说。父亲收工回来，像犯了错误的小孩，躲得远远的。
母亲和父亲长时间冷战，偶尔说句话，也充斥着火药味。
八、天公送暖精神爽
1979年，西巩驿乡负责民政工作的“马乡”（当地人的尊称）来到我家，一见公门中人，父亲就惴惴不安。当马乡说及红军的话题，父亲一脸阴云，旱烟吸了一锅又一锅，默默无语。马乡三番五次上门，耐心细致地劝说，父亲还是半信半疑。马乡说，一则平反是上面的政策，这次只是做摸底工作；二则他是回族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不会骗人。他以人格担保，不会陷害无辜的好人。
马乡说，还要写一封参加红军的材料。
父亲操着四川腔说，老子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要承认就承认，不承认也没啥子。 母亲一再催促说，秀才不中举，原职在呢，你怕什么？
父亲说，闹不好留下话把，天上捅个窟窿怎么办？
母亲说，天上下纱帽，你头还要展一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父亲犹豫了好久，才斩钉截铁地说，天降公道，西路军要平反昭雪，我老周也不能背一辈子的黑锅。
于是，下晚自习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爬在炕桌上，一边听着父亲的口述，一边在麻纸上整理材料，然后整整齐齐地誊写在作文本上。父亲看了一遍又一遍，小心地撕下，小心地折叠，装在夹衣的内袋里。
事情比想象的还要容易。几个月后，父亲从乡政府回来，满面红光，把《流落红军证明书》《流落红军抚恤金定期定量补助证》放在手指脱落的左手掌上，用长着六指的右手小心翼翼地翻阅。
《流落红军证明书》的扉页，毛体题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2个字格外醒目。《流落红军抚恤金定期定量补助证》上，父亲的签名，每月20元的生活补助，让我的眼睛放光。我的记忆里，新窑洞也是有史以来最亮堂的一天。
父亲从土榨油坊里，打来二斤胡麻油，不管马乡的再三推辞，一定要他收下。说好年成遇上了好人，好人就要得到好报。不要小看四川人，我们四川人是最讲情义的。
驿城的乡亲说，老天睁眼了，老周的红军没白当。
父亲用第一笔抚恤金，给我买了一双黄球鞋。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供销社只有大人的鞋。我用破毡填补了宽绰的空间，穿着它跑操，感觉脚下生风。已届花甲之年的父亲穿着它参加劳动，雄风不减当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也自然分到承包地。
当地老百姓有一句俗语，政策端得和线一样，执行的时候弯得和担一样，驿城也不例外。执掌分地大权的，还是有权阶层。他们把地分为三六九等，按户分割。从表面上看，公平合理，可是具体操作的时候，有权阶层排名在前，分到的是大块的肥沃的土地，无权无势的排名在后，分到的是边角贫瘠的土地。我家属于后者。
承包地是生产队的草地。三面环沟，中间还有几眼口径一丈多、纵深一丈多的天坑。前三年种的禾苗，基本上被杂草吃掉了。可是不服输的父亲，就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挪移肥土，搬运死土，添平天坑，深挖野枸杞的宿根，把一块几乎不能耕作的土地，整理得恢复了元气。
第四年，禾苗虽然稀少，可是长势喜人。父亲承包了一个单位的厕所，义务打扫，积攒的土肥覆盖了每一粒土壤。“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家的麦垛一年年大起来，风调雨顺的那一年，竟然成为集体场院里的老大。
毛主席曾说：“与天争斗，其乐无穷；与地争斗，其乐无穷；与人争斗，其乐无穷。”表面上柔弱似水的父亲，骨子里却坚强似钢。既认同苦难的命运，却从来不屈服于命运。
天道酬勤。在风急天高的高山坡地上，我家种植的扁豆也喜获丰收。暑假里，天刚麻麻亮，我和父亲就早早出发，去收获胜利的果实。
我的个头疯长，已超出父亲一个头，自觉身强力壮。为了节省往返的次数，我不听父亲的劝阻，背负的田捆，在平时的重量上增加了20斤。背起田捆，掂量了一下轻重，就深一脚浅一脚，从松软的土地里走出。绳索勒进肩胛骨，越勒越深。负重随着淋漓的大汗，越来越沉。倚靠田埂休息的间距，也越来越短。粗重的喘息，帮助我一次次艰难地挪移，终于走完五里的山路。可是望着几十米深的沟涧，我不仅倒吸了一口气，生怕一个倒栽葱，年轻的生命从此不复存在。
父亲在沟涧的那一头已放下田捆，沿着崎岖的小路回返。瘦小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近，可是他强健的筋骨，在我的心里越来越丰满。
父亲告诉我，要想背起80斤的重量，你还要留下20斤的余力。当时，对这句话的内涵，我只理解了皮毛，没有理解其精髓。后来有许多事，我自不量力，正像父亲批评我“提着碌碡打月亮”。
父亲接过我的田捆，下沟攀涧。我垂头丧气地跟在他身后，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已届古稀之年的父亲，红色的信念曾支撑他三过雪山草地。流落到黄土地之后，有形的、无形的山梁沟坎，没有摧垮他的意志。《长征组歌》中有两句歌词，“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仰视着父亲负重的背影，我的悟性似乎增长了许多。
古稀之年，父亲咀嚼响当当的豌豆的镜头，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的镜头，许多年以后我记忆犹新。如果说巴蜀山脉的石性，赋予父亲坚强；那么黄土地的土性，赋予父亲柔韧。可惜作为一介书生，我枉知其中的道理，却不敢也不能真正地践行。
1984年，父亲的《流落红军证明书》更换为《西路军红军战士光荣证》，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负责民政工作的马乡告诉父亲，曾因作战负伤致残，现又符合评残条件的，可以补办评残、发证手续，并从批准之月起发给残废抚恤金。父亲说，做人要知足。我已拿到应有的一份，多拿老天会降罪的。马乡还告诉父亲，可以享受公费醫疗。父亲说，我无病无恙的，既不吃药也不打针，别糟蹋公家的钱。
就在这一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当地的一所八年制学校工作。学校条件艰苦，我央求父亲找人调动。父亲说，当老师的，当医生的，都是积德行善的，世道怎么变，孩子要上学，人们要看病。你好好教书，学问提高了，书教好了，就有人调你，磕头下话（乞求）那不是真本事。
父亲从供销社疏通关系，要来供应券，为我购买了当时的紧缺商品和奢侈品：飞鸽牌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父亲说，你是公家的人，上班下班要守时守点，这两样你用得着。当老师是人前头走的人，娃娃们学着你的走手（走路的样子），要走端正！
有人说，老周你高兴疯了，娃娃才上班，你就把一年的补助花掉了。父亲说，好钢要花在刀刃上，好钱要花在地方上。
还有人说，你每月的补助才40元，娃娃一上班每月就拿49元，当红军的还不如当孩子王的。父亲说，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就得有差别。如果都是满眼瞎，世界也就瞎茬了（黑暗）。 十、青山有幸埋忠骨
1999年10月中旬，84岁高龄的父亲卧床不起，在生命的边缘徘徊。
我用吉普车从县城接来名医杨大夫，她详细地做了检查，说心脏和其他器官功能正常，住院治疗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父亲说，他的命是从战场上捡来的，死了不知多少回了。能活到现在已知足了，没有必要住院活受罪。
母亲说，你“大”一辈子遇病不吃药不打针，抗一抗就过去了。这一次害的恐怕是老病，准备后事吧。
父亲水米不进，一天比一天消瘦。虽然神志不清，可是口口声声重复的总是“别挡，别挡，我要回四川”。瞅着五官凹陷，已是人面鬼脸的父亲，我心如刀割。乡亲们常说，人在死前要收自己的足迹，凡是走过的地方要重走一次。父亲长征途中三过雪山草地，流落黄土高原后又辗转奔波，一生留下的足迹确实不少。如果收完足迹，还有揪心的心事淹留，那么带给他的煎熬和痛苦还会持续。
1999年11月1日，屋子里死一般静寂。看着父亲抽搐的面孔，我实在于心不忍。心想，应该给父亲一个交代，一份安慰。于是我按自己的理解，以自己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撰写了一副挽联：“抚今忆昔，长征人南北鏖战，沦落他乡，抚育子孙惟艰惟苦，仰不愧于天；溯往追来，异乡客东西奔走，魂归故里，侍奉双亲至敬至孝，俯不怍于地。”然后，虔诚地把它焚化了。也许父亲的神志有知，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闭上了眼帘，垂下了头。丧事办得节俭但不失隆重，前来祭祀的乡亲很多，礼仪古朴而真诚。
乡亲们送来一幅挽幛：“巍巍雪山，永志芳德；茵茵草地，长吟雅风。”迎接时，我心头一酸，不禁大放悲声。
送殡的日子，阳光明媚。乡亲们坚持“八抬”的隆重礼节，一拨又一拨换人，把灵柩抬到五里外的山岗高地。送丧的队伍排了一里多长，飞扬的尘土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共同见证这个平凡而值得铭记的日子。
作为唯物论者，谁愿相信神灵鬼怪的说法，但作为人子，更愿相信灵魂不灭之说，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父亲啊，在你和所有的红四方面军“西部流落人员”背黑锅蒙受耻辱的年代里，你的儿子也曾站在对立面，审视并疏远你，如果你九泉之下有知，也许会理解在政治崇拜的年代里造就的愚昧与无知，但是我总觉得由于你生前跟我们缺少沟通，对你的革命经历了解甚少，对你的为人处世哲学否定过多，我们之间的距离始终存在并无法弥补。然而在你的第二故乡，父老乡亲没有嫌弃你，成了你的衣食父母，成了你的娘家人。在你命归西天后，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承认你是黄土地的主人，都证明你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青山有幸埋忠骨”，长眠于深厚而广博的黄土高原，你的灵魂应该安息、一定会安息吧！
十一、写在父亲诞辰
2015年农历四月九日，是父亲99周年诞辰，怀着敬仰的心情，我长跪在父亲坟前，思绪万千。
已届知命之年的我，品味着和父亲相关的零零总总，对父亲的乐天知命、低调本分，似乎理解了许多。
父亲去世后，我回了两次老家。
据万源梅子坝的老人讲，当年梅子坝周围参加“童子团”的有二百多人，如今有踪迹可觅的只有四五家人。父亲从枪林弹雨中捡回了一条性命，又把根系扎在黄土高原得以绵延，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父親从1933年参加红军，到1974年只回过一次老家。他长跪在祖父、祖母坟前的心思，我现在才得以理解：双亲生病不晓得时间，死亡不晓得日期，活着不能互相依靠，死后又不能扶着遗体表达哀痛，入殓时不能守在棺旁，安葬时不能亲临墓穴，祭祀的日子不能奉献微薄的祭品。不忠不孝的行为，实在愧对祖先神灵。而祖父在自己死前十年就预修了“寿葬”，是不是对不可把握的命运未卜先知、早早安排了后事、并把勤劳持家的家史刻入墓碑、把“福禄永东，维德光宗，继承远大，世代昌隆”的宗系刻入墓碑、长久地等待他的子孙来阅读和秉承呢？
孙伯伯的大儿子深情地回忆了一段往事，说周家是孙家的救命恩人：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孙家的茅草屋被天火点燃，化为一片灰烬。祖父周东海把周家的一处房产无偿赠给孙家，孙家虽然遭受灾难，但根基无损。并说他的祖母是父亲的乳娘，周家和孙家的关系，不仅仅是东家和长工的关系，是生死攸关、风雨同舟的近邻。他常常听孙伯伯说，老周在甘肃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家，实在是上天在保佑！
祖父的墓志铭是钱纯儒撰写的。钱家的后代说，钱纯儒老人通晓阴阳地理，曾经预测，周家的坟茔要出一文一武两个人才。我想，在他们心目中，父亲是红军战士，我是一个文化人，是偏僻落后的梅子坝的骄傲。他们的预测，其实是淳朴善良的人对现实的肯定。
喻家坝自号为“愚公”的诗人，研究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我问到万源籍西路军高级将领熊国炳时，他简述道：
1937年3月，西路军败局已定，陈昌浩提议，他和徐向前东渡黄河，去陕北找党中央汇报西征失败情况，剩下的人员由李先念、熊国炳等人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分左右两个支队，留在祁连山打游击。
后来熊国炳被俘，在敌人的严刑烤打下，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一个伙夫。敌人看他单薄褴褛的衣裳和蓬头垢面的形象，也不像个官，只好泄愤地抽打他。一个裕固族老乡看得不忍心，向马步芳的骑兵求情才放了他。后来在这个裕固族老人的帮助下走出了祁连山，流落到酒泉，化名张炳南，在这里和一个叫白玉生的女人结婚，并摆了个小烟摊，靠卖大饼过日子，直到全国解放。
解放后，熊国炳也没有向有关部门说出自己的身份，只是在1951年9月，才用张炳南的名字向酒泉人民政府登记过曾是红军西路军战士，他怀着什么样的原因去登记的，不得而知。
土地改革后，他还是没有归队，仅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在酒泉黄草乡泉湖村落户。1958年。“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浩劫，使河西走廊这块沃土饿殍遍野，实在没有办法，熊国炳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故乡万源县。由于这场灾难是全国性的，四川比其他地方更饥饿。他又于1960年春回到了酒泉黄草乡泉湖村。同年的10月，饥饿、疾病和战争时留下的伤痛复发，全身浮肿的他在痛苦中去世，年仅62岁。
一个从前那么坚强，对革命那么忠诚、工作中那么有能力的红军高级领导，却在西路军溃败后，人生陡然来了一个急转弯，变得那么消沉，只求谋生，不求复出，这太让人费解了。
在他死后，也有另一种解释。据说熊国炳说过：“共产党给了我这么多人，都打散了，那么多人都不在了，我还活着，我不想找政府，也不想找政府的麻烦。”这话让人肃然起敬，也许熊国炳是经历过太多红军时期“左”的路线，怕再卷入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运动，而宁愿流落民间饿死、病死吗？他生前有没有说过这些话，至今还是一个谜。
西路军流落人员，绝大多数在后来的岁月里命运多舛，饱受人间屈辱，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一直延续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歧视长达30多年之久，并且殃及自己子女的命运。他们的功劳曾经被尘封在看不见的历史深处，他们的悲壮，也是中国的悲壮，却从未出现在激励后人的教科书中。现今，实事求是地客观评价西路军的历史，以及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将士，不仅关乎尊重和承认历史史实的问题，也是对人们的良知、道德和胸襟的考验。
岁月的长河既能淹没历史，也能冲刷掉掩于事物表面的泥沙还其原状。当然，这只有让后来的有志者慢慢发掘了！
祖父留下的百年老屋已破烂不堪，可是严表兄和袁表兄以及他们的后代还住在里面。革命老区这片红色土地，是共和国将军的摇篮，是红军战士的故乡，为共和国的崛起无私奉献了生命、血泪、汗水、财富，可是何时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父亲去世后，母亲享受了抚恤待遇，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跟的是红军的人，花的是红军的钱。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红军栽下了共和国这棵大树，老百姓和他们的家属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战争年代，红军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和平年代，他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我虔诚地鞠躬，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愿西路军红军战士周维祯长眠黄土高原！
愿父亲的灵魂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