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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中央特科在白色恐怖非常环境下的斗争，是中共早期党史上辉煌壮烈的一页。在严酷环境中坚持下来的李克农、陈赓、李强等特科早期负责人，日后成为新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第一代缔造者。
周恩来领衔新特科
1925年12月，中央军事部正式成立，确定了“军事部的技术部门分组织、情报两部分”。由于缺少专业人才，1926年9月，党中央派上海市总工会会员顾顺章、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陈赓和陆留（身份不详）前往苏联，向“格别乌”（苏联政治警察和情报机构）总局学习特工技能。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临时由上海迁往武汉。当年5月底，周恩来以中央军委书记的身份下令組建特务工作科，由顾顺章兼任科长，下辖情报、保卫、特务、匪运（土匪武装运动）4个股。7月15日，汪精卫以及武汉政府开始“分共”。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核心机关和人员撤往上海。两天后，老特科宣布撤销，主要成员在李维汉、顾顺章等人指挥下，秘密掩护中央主要领导分批向上海转移。
当年11月初，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压缩核心领导机构，改由直属于常委会的组织局负责日常工作。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3人组成，下设宣传、组织、军事、特务、交通各科，其中的特务科即“新特科”。1928年11月，新特科升格为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3名负责人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和中央委员顾顺章，可见其级别之高。
随着中央机构在上海逐步站稳脚跟，特科的部门构成也日渐正规化、完善化。到1928年年底，形成四大科的基本格局：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首任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刺探敌情、发展线人、合法营救被捕同志，首任科长陈赓；行动科（三科）由原红队成员和老特科武装人员组成，负责制裁叛徒、内奸、国民党特务人员，保卫中央机关领导人和劫囚，由顾顺章兼任科长；通讯科（四科）负责维持与江西苏区以及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联络，首任科长李强。
特科锄奸标准和方式
为降低风险，大部分特科成员在平时皆有合法职业作为掩护；即使是精通枪械、爆破的三科行动队员，日常也须从事工人、小商贩等行当，以免招人注意。重要负责人除去必要的出行和参加会议外，往往深居简出。周恩来等知名度较高的人物，每次出行都须经过精密的路线安排，以免暴露在公开场合、为密探或旧友所认出。
新特科成立之后，周恩来为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和纪律，明确规定：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而特科在实际行动中，也严格遵守了这三项纪律。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优先考虑通过线人和外围关系进行联络，以合法方式进行保释，万不得已之时再策划劫囚。
“拉出来”“打进去”获取绝密情报
全权掌控情报搜集的二科，从事的是更危险、更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二科的工作模式大体分为3种：一是“拉出来”，即设法接触国民党军警机关、租界巡捕房的中低层负责人，乃至社会关系复杂的流氓帮派人员，通过生意往来、交换情报、建立私人友谊等方式打探消息；二是“打进去”，即直接派遣身份未暴露的共产党人打进国民党警政机关内部，以在第一时间获知情报；三是发展外围关系，接触同情共产主义的各界人士，为营救被捕同志、安置烈士遗孀提供帮助。
二科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之一，是发展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作为情报关系，并派出女地下党员安娥（田汉夫人）担任其秘书。借助这条暗线，特科不仅得以提前掌握“中统”获知的若干中共机密情报，提前进行机关转移和锄奸行动，还成功搭救了被捕的中央委员任弼时和关向应。
遵循“拉出来”“打进去”两条线并行的方针，二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在1928年考入中统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直接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特务机关的核心部门。通过这3位二科精英，特科得以尽数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包括借由中统渠道接触到国民党当局的核心军事和政治情报。他们3人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
顾顺章叛变令特科损失巨大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叛变。虽然经过补救，但带来的破坏依然惊人。此前被捕入狱但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恽代英随即被验明正身，于4月29日就义。特委负责人之一、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在法租界被捕，一天后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处决。特科安插在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宋启荣等同志和杨登瀛等情报线人，或者被迫放弃当时的工作，或者因身份暴露而遭到羁押，整个情报网络几乎被一扫而空。
鉴于上海的环境已不适合再领导全国革命，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特科成员的保护下转移到江西瑞金。留在上海的特科工作人员，改为隶属上海中央局，继续从事地下活动。随着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江苏省委在1934年连续遭到6次严重破坏，1935年1月，红队功勋、特科三科前期著名锄奸队员龚昌荣（邝惠安）、王德明、欧志光在龙华英勇就义。同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直至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东山再起。
（据《三联生活周刊》）
周恩来领衔新特科
1925年12月，中央军事部正式成立，确定了“军事部的技术部门分组织、情报两部分”。由于缺少专业人才，1926年9月，党中央派上海市总工会会员顾顺章、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陈赓和陆留（身份不详）前往苏联，向“格别乌”（苏联政治警察和情报机构）总局学习特工技能。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临时由上海迁往武汉。当年5月底，周恩来以中央军委书记的身份下令組建特务工作科，由顾顺章兼任科长，下辖情报、保卫、特务、匪运（土匪武装运动）4个股。7月15日，汪精卫以及武汉政府开始“分共”。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核心机关和人员撤往上海。两天后，老特科宣布撤销，主要成员在李维汉、顾顺章等人指挥下，秘密掩护中央主要领导分批向上海转移。
当年11月初，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压缩核心领导机构，改由直属于常委会的组织局负责日常工作。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3人组成，下设宣传、组织、军事、特务、交通各科，其中的特务科即“新特科”。1928年11月，新特科升格为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3名负责人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和中央委员顾顺章，可见其级别之高。
随着中央机构在上海逐步站稳脚跟，特科的部门构成也日渐正规化、完善化。到1928年年底，形成四大科的基本格局：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首任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刺探敌情、发展线人、合法营救被捕同志，首任科长陈赓；行动科（三科）由原红队成员和老特科武装人员组成，负责制裁叛徒、内奸、国民党特务人员，保卫中央机关领导人和劫囚，由顾顺章兼任科长；通讯科（四科）负责维持与江西苏区以及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联络，首任科长李强。
特科锄奸标准和方式
为降低风险，大部分特科成员在平时皆有合法职业作为掩护；即使是精通枪械、爆破的三科行动队员，日常也须从事工人、小商贩等行当，以免招人注意。重要负责人除去必要的出行和参加会议外，往往深居简出。周恩来等知名度较高的人物，每次出行都须经过精密的路线安排，以免暴露在公开场合、为密探或旧友所认出。
新特科成立之后，周恩来为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和纪律，明确规定：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而特科在实际行动中，也严格遵守了这三项纪律。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优先考虑通过线人和外围关系进行联络，以合法方式进行保释，万不得已之时再策划劫囚。
“拉出来”“打进去”获取绝密情报
全权掌控情报搜集的二科，从事的是更危险、更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二科的工作模式大体分为3种：一是“拉出来”，即设法接触国民党军警机关、租界巡捕房的中低层负责人，乃至社会关系复杂的流氓帮派人员，通过生意往来、交换情报、建立私人友谊等方式打探消息；二是“打进去”，即直接派遣身份未暴露的共产党人打进国民党警政机关内部，以在第一时间获知情报；三是发展外围关系，接触同情共产主义的各界人士，为营救被捕同志、安置烈士遗孀提供帮助。
二科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之一，是发展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作为情报关系，并派出女地下党员安娥（田汉夫人）担任其秘书。借助这条暗线，特科不仅得以提前掌握“中统”获知的若干中共机密情报，提前进行机关转移和锄奸行动，还成功搭救了被捕的中央委员任弼时和关向应。
遵循“拉出来”“打进去”两条线并行的方针，二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在1928年考入中统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直接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特务机关的核心部门。通过这3位二科精英，特科得以尽数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包括借由中统渠道接触到国民党当局的核心军事和政治情报。他们3人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
顾顺章叛变令特科损失巨大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叛变。虽然经过补救，但带来的破坏依然惊人。此前被捕入狱但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恽代英随即被验明正身，于4月29日就义。特委负责人之一、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在法租界被捕，一天后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处决。特科安插在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宋启荣等同志和杨登瀛等情报线人，或者被迫放弃当时的工作，或者因身份暴露而遭到羁押，整个情报网络几乎被一扫而空。
鉴于上海的环境已不适合再领导全国革命，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特科成员的保护下转移到江西瑞金。留在上海的特科工作人员，改为隶属上海中央局，继续从事地下活动。随着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江苏省委在1934年连续遭到6次严重破坏，1935年1月，红队功勋、特科三科前期著名锄奸队员龚昌荣（邝惠安）、王德明、欧志光在龙华英勇就义。同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直至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东山再起。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