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统计局相继公布了四月份的PPI、CPI数据，继续的高位运行并不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但其中一些小变化却值得我们注意。PPI指数创出3年来的最高点，尽管8.1%的幅度仅比上月高出0.1个百分点，但这一变化显示出农产品价格似乎已经传导至制造业领域；食品类价格虽然同比上涨22.1%，与上月水平相当，但环比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食品类消费品经过一定的生产周期，价格上涨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小的变化背后隐藏着大的问题。之前之所以形成关于通货膨胀可控制判断，是因为我们将农产品供需矛盾定义为此次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如果原因真是这个，那么只要经历一个农业生产的恢复周期，通货膨胀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但是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所虑有疏，这一逻辑链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被忽视了，即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波峰上，谁来承担价格上涨的损失？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是我们原本所期望的接盘者，残酷的市场竞争使得它们惧怕销售价格的上涨，它们将竭尽所能来化解成本上涨的压力，如果不是出现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被它们消化。
　　偏偏不巧的是，市场上触发价格上涨的动力并不只是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在汇率、关税、劳动力成本的重重夹击之下，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殆尽。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企业破产、资本和企业外迁的新闻，甚至有知名汽车企业老总因不堪忍受价格上涨而发出“卖汽车不如卖猪肉”的声音。
　　这还仅仅只是国内因素。除了上述不利原因之外，国际原材料的价格在软美元的刺激之下进一步高涨；世界各国在经济衰退的风险之下重拾“以邻为壑”稻草，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现在留给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路只有两个：要么涨价以自保，要么另寻生产基地。通货膨胀问题随农业生产周期自行解决的期望破灭了。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我们的经济中出现了两个相当危险的问题。第一，前期推动我国CPI指数上涨的食品因素已经开始淡化，工业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领涨者。如果价格上涨形成一个农业推动工业、工业再二次拉动农业的循环怪圈，我们的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地自动扩张、自我加强。第二，此轮通货膨胀已经超出了国内经济的范畴，供需矛盾形成的价格变动将恶化为货币过剩形成的危机，国内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无论怎么变动都将成为世界强势经济体政策变化的牺牲品。
　　任何危险的事件都来自于微不足道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是刻意的将通货膨胀的原因囿于农产品结构性上涨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对于通货膨胀原因认识的片面和内外脱节，这种认识的脱节必然造成所制定政策的脱节。
　　目前，所谓的输入性通胀或是成本推动型通胀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我国原油、铁矿石等基础性的原材料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传导到国内就形成了所谓输入性通胀或成本推动型通胀。
　　而原材料价格之所以上涨并不是供需条件出现了什么突发性的变化，新兴国家需求上升和开采能力的限制早在预料之中，并不能成为价格突然翻番的理由。真正的原因还是在货币层面，美国在2001年IT泡沫破灭之后一直奉行着低利率刺激经济的政策，过剩美元自此通过贸易和投资在世界各国泛滥。而2007年次级债危机爆发之后的美联储和白宫仍然采用这一套政策，其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将国内经济的问题通过输出通胀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一时间，欧洲美元、亚洲美元甚至非洲美元纷纷过剩，以美元为标的的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成为必然。
　　我国货币政策的某种脱节就来源于此，美国所奉行的政策是以挽救衰退为核心的，不惜以货币过量投放、价格上涨为代价。而国内政策则面临许多困境，一方面不断声称以防范通胀为核心，并据此一再出台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5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低估的币值已经形成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出于对出口衰退的考虑，一步到位的政策也不敢出台。这样，我国这一名义上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在留出一个货币进水口的情况下，显得有些无力。在软美元的持续冲击之下，我们面临着通货膨胀扩散和制造业萎缩的双重风险。
　　前述两大潜在风险并不是由于我国过去或是现在的政策所造成的，其化解自然也不是仅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汇率的大幅度调整自然是我们把握货币政策主动性的有效工具，同时也能化解部分进口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进而切断工农业价格交替推动上涨的链条，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办法，这也是学界专家普遍的观点。但是，升值带来的出口困难可能会将我国从通货膨胀山头一步打入经济衰退的深渊。是重复着试错思想主导的货币政策，还是以牺牲眼前利益来换回主动权，是摆在我国政策层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这才是目前一切问题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