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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爸爸爸》作为寻根文学的典范之作，诠释了韩少功的“寻根”理念，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但文本中对劣根文化的书写，面对现实采取的逃避态度，以及盲目排斥新文化等，又暴露出作品的不足，显示出寻根文学的失落。
关键词：寻根文学；韩少功；《爸爸爸》
传统文化在文学思潮中，一直处于被反复抛弃拾起的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理解再度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命题。1985年，韩少功在《文化的“根”》中不失时机地提出“文化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1]的观点，为当代文学的走向提出了新的意见，寻根派文学由此兴起。人们暂时找到了一条可以堂而皇之远离政治，探寻民族真实精神世界的小径。
文化寻根的方式理论上是可行的，真正要论起来却十分复杂。就连韩少功本人也坦言：“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而是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2]这其中，所谓根伸向何处必定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其本人的论作来说，《爸爸爸》无疑是寻根理论主张下的最典型力作。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并以此窥见寻根文学的失落。
一、对劣根文化的书写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以及乌热尔图描写草原的小说等，是韩少功心目中找到了文化根基和文化依托的典型作品。这些作品中，对民族自我的回归是这种“根”的指向，盛放它们的最主要的容器是乡土。所谓“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3]在这座博物馆之中，诸如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风异俗等民间文化，虽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不规范文化”，却都无可否认皆属于此。韩少功对此未做过多修剪，而是一并收入麾下，其中不免掺杂一些劣根因素。
《爸爸爸》中的传奇人物丙崽，是被学界讨论得最多的形象之一。他长相畸形，智力低下，从来只会说“爸爸”和“X吗吗”两句话。这种呆傻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算少见，鲁迅笔下阿Q，《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秦腔》中引生等，都是疯疯傻傻。这类人物“要么是作为反抗荒诞现实的手段，要么是以受刺激被迫害的身世以疯傻者的姿态呼唤对自然人性的关怀，同时对造成疯傻的社会现实进行理性分析和思考。”[4]以之关照丙崽，显然有较大出入。这个未老先衰的蠢笨人物没有追问彷徨，也不曾未卜先知，他的所有情感好恶都是丙崽式的，没有确定的具体含义。丙崽身体上的畸形则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那个长了猪尾巴的孩子，不同的是猪尾巴最终还是死去，丙崽却一而再再而三躲过劫难，甚至作为唯一的幸存者顽强而固执地生存了下来。应该说，丙崽代表的只是一个抽象符号，即落后的传统文化。在文本中，这样畸形、病态的人曾经凭借仅会的两句话，以预言者的身份，为鸡头寨村民所崇拜敬畏。虽然之后有后生因为械斗惨败迁怒于这个白痴，但他们的打骂，最终还是被一向讨厌他的仲裁缝给拦了下来——落后文化甚至无法被伤害。而丙崽的将死未死，则更直观地体现出作者对落后文化的游离态度，文本批判的力量因此大为削弱。这就正如王一川先生所传达的那样：“丙崽是一位畸形儿、呆子。试想，这样一位畸形人怎能承担复活‘刑天精神’的大业呢？这一事实本身显然就又一次拆解了寻根意旨。”[5]
爱德华·泰勒对巫术的理解是，巫术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之上，具有纯粹幻想的性质，是对事物之间真实关系的曲解，它表现出人类的愚钝。在韩少功小说中，对巫术的一再描写，却不断地展现出对这种愚钝的赏识。丙崽的畸形纯属自然形成，但在鸡头寨人的既定思维中，世事讲究应果报应，灾难不可能无端降临，因此关于丙崽娘打死蜘蛛精，冒犯神灵得到报应的传言大肆传播。“有什么奇怪的呢？”[6]作者态度是如此轻描淡写，令人在意。又如鸡头寨流行的另一种巫术“花咒”——“后生看中哪位女子，只要取她一根头发，系在门前一片树叶上，当微风轻拂的时候，口念咒语七十二遍，就能把那女子迷住。”[7]倘若这种巫术真的有效，仁宝又何至于要不分人畜地进行偷窥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当然，封闭愚昧的村民对巫术的迷信并不是仅此一例，早前鸡头寨遭遇恶劣天气导致粮食歉收，村民们为祈求谷神的护佑，砍杀活人作为祭品。即便祭祀过后灾厄依旧，人们还是听信巫师的意见，摩拳擦掌地要炸掉鸡头峰。韩少功生动地呈现着这些本该是糟粕的巫术活动，其中却并未透露出些许批判的痕迹，这不禁让人对寻根文学的所“寻”感到疑惑。
总之，文学要寻找的“根”本该是优秀的、值得宣扬的民间文化，但在韩少功的作品中，很多具有劣根性的民间文化也充斥其中。寻根文学的民俗学指向，本来旨在构建民族新的文化形象，但作者不加筛选的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家在理论上的意图和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类乌托邦式的描绘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它产生于西方，但在中国的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屡屡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桃花源之所以令人向往，原因不外乎有三：首先，这里环境幽美，宛若仙境；其次，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杜绝了利益侵蚀，使得民风淳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具有超时间性。以之关照《爸爸爸》，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相同的影子。
“寨子落在大山里和白云上，人们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一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孤岛，托你浮游。”[8]诗一般的语言展示出一个极具梦幻色彩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人有自己的崇拜和信仰，他们自诩刑天后代，从东方迁移至此，依靠勤劳地耕作和精巧的手艺养活自己和家人。约束他们的不是具有政治强制性的法律，相反，“云下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似与寨里的人没有多大关系。秦时设过郡，汉时也设过郡，到明代‘改土归流’……这些都是听一些进山来的牛皮商和鸦片贩子说的。说就说了，山里却一切依旧，吃饭还是靠自己种粮。官家人连千家坪都不常涉足，从没到山里来过。”[9]除此之外，同《桃花源记》中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般，《爸爸爸》也取消了时间性指向，全文中无一明确的时间点指示，作品的时代背景模糊。以上种种，俨然构成乌托邦的另一种表述：一处超脱于时空的之外，不受政治的约束，人民享有充分自由，能长期保持闲散悠然的生存状态的人间天堂。 如果把目光暂时从作品转移至作者本身，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窥见这种乌托邦观念的源起。引领着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创作思潮的知青作家们并非扎根乡村的纯正庄稼人，却因为政治运动在都市与乡村之间徘徊不得，“怀旧”情绪的侵扰让他们对乡土文化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愫。20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与宏大的政治主题如影随形，而文化大革命给知青的身心带来的巨大创伤却促使他们急于要摆脱这种时代共名。在两者的作用下，寻根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远离政治的偏远乡土，企图从传统中寻得文学的新出路。他们访遍荒僻的村落，或许触摸到了文化的某一个层次，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他们同乡土最切近的落脚点还是曾经插队落户的那个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们对乡土文化的真实感受和判断，使一些作品情不自禁地表现出类乌托邦的倾向。
乌托邦固然令人神往，“与世隔绝”却使得作品被象征意义紧紧包覆，失去了其现实意义。因为，现实与历史、文化与政治之间终究水乳交融，沉迷于远离现实和政治的类乌托邦式描绘，也就脱离了社会本身。在《文学史中的“寻根”》一文中，韩少功也提到：“‘寻根’是一个现代现象，是全球化和现代化所激发的现象，本身就是多元现代性和动态现代性的应有之义。”[10]但是我们看到，打着“现代化”标签的寻根文化，却在对现实的回避中自我消解了这种现代化意义。1985年处于特殊的历史时代，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如果文学此时不能正视历史，那最终“寻”得的，不过是一个不现实的理想国，只能成为寄放作者个人理想的空中楼阁般的存在。
三、盲目排斥新文化
晚清以来，中国启蒙家们不约而同地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反对态度，传统文化和中国一样，沦为诸如“旧的”、“古老的”、“落后的”此类的代名词。悠久的历史不再是我们骄傲的资本，而是成为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只有与传统彻底“决裂”，才能真正“立人”，达到富国强种的目的。这一极端态度一度成为一个“传统”，影响甚至蔓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时的传统文化在文学史中以寻根意识的形态表现出来，传统的价值得以重获关注，但在这一过程中，倡导者们骨子里的激进和保守依然存在。新旧两种文化像是处于跷跷板上的两端，对一方的追捧，必定要以另一方的贬低为代价，这不得不使新旧两种文化再次陷入尴尬局面。
《爸爸爸》中的“仁宝”是现代文化的代表。从同样象征着新派力量的千家坪回来之后，他头发剪短了，胡桩刮光了，带回了一些新鲜玩意儿，脚下的旧皮鞋嘎嘎作响，似乎“很有新时代气象。”[11]“这鬼地方，太保守了，太落后了，不是人活的地方。”[12]开口闭口的新名词引得村子里其他年轻人心生崇拜。但这样一个自诩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新派代表，却从未真正做出什么使村庄走向文明和进步的举动。他扬言要在山里挖出金子来，又迟迟不动手；对祭谷神不以为然，还是迫于父亲的威胁准时到场；得知鸡头寨和鸡尾寨要行武，抱着劝和的态度回去，一开口却是“我们要争口气，争个不受欺！”[13]火山浇油，将两个村寨间的矛盾变得愈加不可调和。就其个人本性来说，仁宝也是劣迹斑斑。如果把之前偷看女崽洗澡、对牲畜进行试探，以及与丙崽娘的秘密纠葛等抛掷不论——这些行为均发生在其去千家坪之前，此时仁宝还未接触新文化，自然不具有派别的代表意义。那么在后来的祭谷神仪式上，他为女人撑开的裤缝中露出的一丝白肉想入非非的举动，就再无法解释了。武装上现代文明的仁宝不仅没有脱胎换骨，骨子里还依旧如此低俗下作，这样的一个人显然不可能是鸡头寨及其村民的救世主。而韩少功将“新派”的头衔附加在这样一个淫邪下流、集各种鄙陋于一身的狂妄之徒身上，足见其对现代文化的不信任。
在韩少功的心目中，鸡头寨是一座以神话、传说和各种祖规作为人们为人处世和生活准则的世外桃源。在这个被原始风俗围绕着的乡村里，我们不仅难以嗅到现代的气息，甚至连一切非本土的东西都遭到排斥。就好像鸡头寨人们宁愿沿用模糊不清的“叔叔”而不是富含现代意味的“爸爸”来称呼父亲一样，外界的现代化之风，永远飘不进鸡头寨这个驻扎在白云边上的古老“孤岛”，也永远影响不了鸡头寨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个世代生活在古老村寨、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群族不可能自觉接受现代文明，更不用说促进鸡头寨向现代性社会靠拢。因为赋予作品意识的韩少功在主观上对现代文明就是拒绝的。传统与现代，在作者的表现中，往往呈现出两不相容的姿态。这种近乎偏执的对新文化的全盘否定，实则是理论先行下的无奈之举。韩少功本人之后也遗憾表示“中国80年代的所谓‘寻根’不是什么文学妙方”。[14]而现实与理论间的悖反，让寻根文学最初的目标——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繁荣中国当代文学，只能成为一纸空谈。
参考文献：
[1][2][3][10]参见韩少功.想明白[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204，231，208，212.
[4]参见胡俊飞.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历史意识探讨[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5]参见王一川.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危机：“寻根文学”中的中国神话形象阐释[J].文学评论，1995（4）：97-108.
[6][7][8][9][11][12][13]参见韩少功.爸爸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47，61，49，50，58，58，75.
[14]参见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J].上海文化，2009（5）：54.
[15]洪子诚.丙崽生长记[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2（12）： 1-13.
[16]刘淮南.对寻根文学中文学性批判之不足的反思——以《爸爸爸》、《小鲍庄》为例[J].中国文学研究，2012（2）：28-32.
[17]杨国伟.民俗学视野下的寻根文学研究[D].成都.西南大学，2014.
关键词：寻根文学；韩少功；《爸爸爸》
传统文化在文学思潮中，一直处于被反复抛弃拾起的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理解再度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命题。1985年，韩少功在《文化的“根”》中不失时机地提出“文化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1]的观点，为当代文学的走向提出了新的意见，寻根派文学由此兴起。人们暂时找到了一条可以堂而皇之远离政治，探寻民族真实精神世界的小径。
文化寻根的方式理论上是可行的，真正要论起来却十分复杂。就连韩少功本人也坦言：“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而是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2]这其中，所谓根伸向何处必定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其本人的论作来说，《爸爸爸》无疑是寻根理论主张下的最典型力作。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并以此窥见寻根文学的失落。
一、对劣根文化的书写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以及乌热尔图描写草原的小说等，是韩少功心目中找到了文化根基和文化依托的典型作品。这些作品中，对民族自我的回归是这种“根”的指向，盛放它们的最主要的容器是乡土。所谓“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3]在这座博物馆之中，诸如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风异俗等民间文化，虽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不规范文化”，却都无可否认皆属于此。韩少功对此未做过多修剪，而是一并收入麾下，其中不免掺杂一些劣根因素。
《爸爸爸》中的传奇人物丙崽，是被学界讨论得最多的形象之一。他长相畸形，智力低下，从来只会说“爸爸”和“X吗吗”两句话。这种呆傻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算少见，鲁迅笔下阿Q，《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秦腔》中引生等，都是疯疯傻傻。这类人物“要么是作为反抗荒诞现实的手段，要么是以受刺激被迫害的身世以疯傻者的姿态呼唤对自然人性的关怀，同时对造成疯傻的社会现实进行理性分析和思考。”[4]以之关照丙崽，显然有较大出入。这个未老先衰的蠢笨人物没有追问彷徨，也不曾未卜先知，他的所有情感好恶都是丙崽式的，没有确定的具体含义。丙崽身体上的畸形则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那个长了猪尾巴的孩子，不同的是猪尾巴最终还是死去，丙崽却一而再再而三躲过劫难，甚至作为唯一的幸存者顽强而固执地生存了下来。应该说，丙崽代表的只是一个抽象符号，即落后的传统文化。在文本中，这样畸形、病态的人曾经凭借仅会的两句话，以预言者的身份，为鸡头寨村民所崇拜敬畏。虽然之后有后生因为械斗惨败迁怒于这个白痴，但他们的打骂，最终还是被一向讨厌他的仲裁缝给拦了下来——落后文化甚至无法被伤害。而丙崽的将死未死，则更直观地体现出作者对落后文化的游离态度，文本批判的力量因此大为削弱。这就正如王一川先生所传达的那样：“丙崽是一位畸形儿、呆子。试想，这样一位畸形人怎能承担复活‘刑天精神’的大业呢？这一事实本身显然就又一次拆解了寻根意旨。”[5]
爱德华·泰勒对巫术的理解是，巫术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之上，具有纯粹幻想的性质，是对事物之间真实关系的曲解，它表现出人类的愚钝。在韩少功小说中，对巫术的一再描写，却不断地展现出对这种愚钝的赏识。丙崽的畸形纯属自然形成，但在鸡头寨人的既定思维中，世事讲究应果报应，灾难不可能无端降临，因此关于丙崽娘打死蜘蛛精，冒犯神灵得到报应的传言大肆传播。“有什么奇怪的呢？”[6]作者态度是如此轻描淡写，令人在意。又如鸡头寨流行的另一种巫术“花咒”——“后生看中哪位女子，只要取她一根头发，系在门前一片树叶上，当微风轻拂的时候，口念咒语七十二遍，就能把那女子迷住。”[7]倘若这种巫术真的有效，仁宝又何至于要不分人畜地进行偷窥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当然，封闭愚昧的村民对巫术的迷信并不是仅此一例，早前鸡头寨遭遇恶劣天气导致粮食歉收，村民们为祈求谷神的护佑，砍杀活人作为祭品。即便祭祀过后灾厄依旧，人们还是听信巫师的意见，摩拳擦掌地要炸掉鸡头峰。韩少功生动地呈现着这些本该是糟粕的巫术活动，其中却并未透露出些许批判的痕迹，这不禁让人对寻根文学的所“寻”感到疑惑。
总之，文学要寻找的“根”本该是优秀的、值得宣扬的民间文化，但在韩少功的作品中，很多具有劣根性的民间文化也充斥其中。寻根文学的民俗学指向，本来旨在构建民族新的文化形象，但作者不加筛选的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家在理论上的意图和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类乌托邦式的描绘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它产生于西方，但在中国的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屡屡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桃花源之所以令人向往，原因不外乎有三：首先，这里环境幽美，宛若仙境；其次，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杜绝了利益侵蚀，使得民风淳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具有超时间性。以之关照《爸爸爸》，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相同的影子。
“寨子落在大山里和白云上，人们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一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孤岛，托你浮游。”[8]诗一般的语言展示出一个极具梦幻色彩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人有自己的崇拜和信仰，他们自诩刑天后代，从东方迁移至此，依靠勤劳地耕作和精巧的手艺养活自己和家人。约束他们的不是具有政治强制性的法律，相反，“云下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似与寨里的人没有多大关系。秦时设过郡，汉时也设过郡，到明代‘改土归流’……这些都是听一些进山来的牛皮商和鸦片贩子说的。说就说了，山里却一切依旧，吃饭还是靠自己种粮。官家人连千家坪都不常涉足，从没到山里来过。”[9]除此之外，同《桃花源记》中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般，《爸爸爸》也取消了时间性指向，全文中无一明确的时间点指示，作品的时代背景模糊。以上种种，俨然构成乌托邦的另一种表述：一处超脱于时空的之外，不受政治的约束，人民享有充分自由，能长期保持闲散悠然的生存状态的人间天堂。 如果把目光暂时从作品转移至作者本身，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窥见这种乌托邦观念的源起。引领着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创作思潮的知青作家们并非扎根乡村的纯正庄稼人，却因为政治运动在都市与乡村之间徘徊不得，“怀旧”情绪的侵扰让他们对乡土文化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愫。20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与宏大的政治主题如影随形，而文化大革命给知青的身心带来的巨大创伤却促使他们急于要摆脱这种时代共名。在两者的作用下，寻根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远离政治的偏远乡土，企图从传统中寻得文学的新出路。他们访遍荒僻的村落，或许触摸到了文化的某一个层次，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他们同乡土最切近的落脚点还是曾经插队落户的那个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们对乡土文化的真实感受和判断，使一些作品情不自禁地表现出类乌托邦的倾向。
乌托邦固然令人神往，“与世隔绝”却使得作品被象征意义紧紧包覆，失去了其现实意义。因为，现实与历史、文化与政治之间终究水乳交融，沉迷于远离现实和政治的类乌托邦式描绘，也就脱离了社会本身。在《文学史中的“寻根”》一文中，韩少功也提到：“‘寻根’是一个现代现象，是全球化和现代化所激发的现象，本身就是多元现代性和动态现代性的应有之义。”[10]但是我们看到，打着“现代化”标签的寻根文化，却在对现实的回避中自我消解了这种现代化意义。1985年处于特殊的历史时代，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如果文学此时不能正视历史，那最终“寻”得的，不过是一个不现实的理想国，只能成为寄放作者个人理想的空中楼阁般的存在。
三、盲目排斥新文化
晚清以来，中国启蒙家们不约而同地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反对态度，传统文化和中国一样，沦为诸如“旧的”、“古老的”、“落后的”此类的代名词。悠久的历史不再是我们骄傲的资本，而是成为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只有与传统彻底“决裂”，才能真正“立人”，达到富国强种的目的。这一极端态度一度成为一个“传统”，影响甚至蔓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时的传统文化在文学史中以寻根意识的形态表现出来，传统的价值得以重获关注，但在这一过程中，倡导者们骨子里的激进和保守依然存在。新旧两种文化像是处于跷跷板上的两端，对一方的追捧，必定要以另一方的贬低为代价，这不得不使新旧两种文化再次陷入尴尬局面。
《爸爸爸》中的“仁宝”是现代文化的代表。从同样象征着新派力量的千家坪回来之后，他头发剪短了，胡桩刮光了，带回了一些新鲜玩意儿，脚下的旧皮鞋嘎嘎作响，似乎“很有新时代气象。”[11]“这鬼地方，太保守了，太落后了，不是人活的地方。”[12]开口闭口的新名词引得村子里其他年轻人心生崇拜。但这样一个自诩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新派代表，却从未真正做出什么使村庄走向文明和进步的举动。他扬言要在山里挖出金子来，又迟迟不动手；对祭谷神不以为然，还是迫于父亲的威胁准时到场；得知鸡头寨和鸡尾寨要行武，抱着劝和的态度回去，一开口却是“我们要争口气，争个不受欺！”[13]火山浇油，将两个村寨间的矛盾变得愈加不可调和。就其个人本性来说，仁宝也是劣迹斑斑。如果把之前偷看女崽洗澡、对牲畜进行试探，以及与丙崽娘的秘密纠葛等抛掷不论——这些行为均发生在其去千家坪之前，此时仁宝还未接触新文化，自然不具有派别的代表意义。那么在后来的祭谷神仪式上，他为女人撑开的裤缝中露出的一丝白肉想入非非的举动，就再无法解释了。武装上现代文明的仁宝不仅没有脱胎换骨，骨子里还依旧如此低俗下作，这样的一个人显然不可能是鸡头寨及其村民的救世主。而韩少功将“新派”的头衔附加在这样一个淫邪下流、集各种鄙陋于一身的狂妄之徒身上，足见其对现代文化的不信任。
在韩少功的心目中，鸡头寨是一座以神话、传说和各种祖规作为人们为人处世和生活准则的世外桃源。在这个被原始风俗围绕着的乡村里，我们不仅难以嗅到现代的气息，甚至连一切非本土的东西都遭到排斥。就好像鸡头寨人们宁愿沿用模糊不清的“叔叔”而不是富含现代意味的“爸爸”来称呼父亲一样，外界的现代化之风，永远飘不进鸡头寨这个驻扎在白云边上的古老“孤岛”，也永远影响不了鸡头寨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个世代生活在古老村寨、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群族不可能自觉接受现代文明，更不用说促进鸡头寨向现代性社会靠拢。因为赋予作品意识的韩少功在主观上对现代文明就是拒绝的。传统与现代，在作者的表现中，往往呈现出两不相容的姿态。这种近乎偏执的对新文化的全盘否定，实则是理论先行下的无奈之举。韩少功本人之后也遗憾表示“中国80年代的所谓‘寻根’不是什么文学妙方”。[14]而现实与理论间的悖反，让寻根文学最初的目标——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繁荣中国当代文学，只能成为一纸空谈。
参考文献：
[1][2][3][10]参见韩少功.想明白[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204，231，208，212.
[4]参见胡俊飞.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历史意识探讨[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5]参见王一川.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危机：“寻根文学”中的中国神话形象阐释[J].文学评论，1995（4）：97-108.
[6][7][8][9][11][12][13]参见韩少功.爸爸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47，61，49，50，58，58，75.
[14]参见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J].上海文化，2009（5）：54.
[15]洪子诚.丙崽生长记[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2（12）： 1-13.
[16]刘淮南.对寻根文学中文学性批判之不足的反思——以《爸爸爸》、《小鲍庄》为例[J].中国文学研究，2012（2）：28-32.
[17]杨国伟.民俗学视野下的寻根文学研究[D].成都.西南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