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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资料都会告诉你：他是一个诗人，也许应该和他多聊聊诗歌。其实，诗歌只是一种感情的寄托，真正的精彩是他笔下的人生。
采访前一天突然接到电话，老部长生病了，采访时间无法确定。七十岁的老人了，可以理解，但采访时他还是如约而至。握手的那一瞬间，才发现老人并不老：红光满面，声音洪亮。
岳宣义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中央纪委驻司法部纪律检查组组长。但他更是一名战士，一位诗人，亦是公益法援的引领者。现在的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部长”，一个真正“夕阳无限好”的老人。
“跃马横枪长征路，
来日沙场相逢”
这出自岳宣义的《西江月》。他是一位诗人，所以当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之战胜利结束时，他挥笔写下了这首词。
“昨日硝烟未抖，今朝聚会羊城。恰是木棉花正红，英雄笑谈狗熊。
高举一杯美酒，敬告九泉战友；跃马横枪长征路，来日沙场相逢。”
回首三十多年前，他对于战争的记忆依然清晰。每一个时间、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对他来说都历历在目。
1979年那场教训“小霸王”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1998年的长江抗洪抢险、2003年的防治非典，建国以后为数不多的几次“战役”，岳宣义大都遇上了。
1962年，岳宣义高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上大学。其时，台湾领导人叫嚣“反攻大陆”，台湾海峡形势骤起紧张。19岁的岳宣义响应党“上学服从参军”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将军。无论岁月如何流逝，讲起战争总是让他兴奋不已。“打仗是关系生死的事情，细节都能记得清楚的呀。”他说，“团长、政委打过仗，其他人都是第一次上战场，头三天谁不害怕呀？三天以后，掌握了点规律，大家的胆子就大了。这个炮弹、子弹从哪个方向来，离自己多远，大体上能判断出来。”
《高山下的花环》，这部老一辈人都不会忘记的电影，正是这位老战士回忆的起点。《高山下的花环》讲述的正是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某连队的故事。1984年，作为某师政治部主任的岳宣义参加了总政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的这部电影公映前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他说，电影中的人物和自己所在部队发生的故事都能对上号，“电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部队的情况”。
“比如影片中的‘小北京’，就是雷军长的儿子，牺牲了。我们五十四军一零六师师长张志信就一个儿子，在他所在师的三九零团五连当战士，也牺牲了。这个连就牺牲一个人，把师长的儿子给牺牲了。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师长，‘小北京’有原型。
又比如影片中砍甘蔗的靳开来，挨批评，最后牺牲了。我们团七连的一排长叫冷贤清，部队出境的第二天，他就砍甘蔗。当时按照国内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政策纪律，不准损害群众利益。我是团政治处主任，就宣布给他个行政严重警告处分。当时交通很差，物资一时供应不上，又在异国作战，没有老百姓的支持，饿着怎么打仗呀？为了保存战斗力，三天以后，我们领导就不吭声了。在以后的战斗中，这个排长牺牲了。‘靳开来’有原型。
影片中有个高干子弟叫赵蒙生，一说要打仗，妈妈就活动把他调走了。我们团宣传股有个干事，他的父亲当时是北京总部机关某军级单位的领导。部队接到作战命令没几天，他就调到了武汉军区机关去了。当时大家也有反映，怎么一打仗，他们高干子弟就走了，他们的命就比我们的命值钱？过了一段时间，武汉军区政治部首长来检查部队的战备情况，有人汇报了这件事。没过三天，那个干事又打着背包回来了，跟着我们打了一仗。‘赵蒙生’有原型。
再一个就是影片中的连长。连长不是有一张欠账单吗？我们团八连指导员易善举，四川奉节人，在战斗中负重伤。我派汽车把伤员烈士从前线接下来的时候，他们躺在汽车上，我看到易善举的肠子流出来了。当时他还活着，后来在送医院的途中牺牲了。他就有个欠账单，欠八百多块钱的账。那时候八百块钱是个大数。连长也有原型。”
“您还参加过1998年的抗洪抢险？”
“嗯，参加了1998年长江抗洪。我还受国务院委托，去青海抗击过非典呢。”2003年，那一年，岳宣义整整六十岁。
“在和平时期，几十年没有听到枪炮声的情况下，能够参加一场战争，有硝烟的和没有硝烟，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军人的荣幸。”岳宣义说，“在党和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战士，我是冲锋在前的。”
铿锵有力！这不是一名刚入伍的战士在宣誓，而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在回忆。我好像自己也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激情昂扬的时代。
“法援大门朝难开，
有理无钱请进来”
“红尘世界皆丘壑，来者毋需分对错。雄鹰展翅最开心，骏马奋蹄零淡漠。
无名小草拥天乐，微弱烛光多闪烁。蓦然回首望春风，美丽金莲花扮作。”
这是岳宣义为一名无手公益律师郭二玲所填的《木兰花》词。
岳宣义刚刚从汶川回来不几天。他去那里主持召开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理事长办公会议，走访了重建后的灾区。
尚未落座，这位老部长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讲述这次的汶川之行了。他兴奋地说：“那里灾区变景区，家园变花园，农民变居民，历史前进了五十年哪！”如今的岳宣义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理事长。他说：“我们是啥？我们就是帮助那些没有法律饭吃的老百姓‘要饭’的。”
岳宣义是四川人，离开家乡40多年，说话依然带着浓重的川味。他说：“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一个县里连一个律师都没得，有些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搞了个‘1 1’的活动，让那里的老百姓得到法律的帮助。”
据岳宣义介绍，到2009年，全国还有212个县没有律师，还有不少县律师资源严重短缺。“那么，我们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就和共青团中央商量了个办法，从2009年开始，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每年从东部几个省（市）招募志愿律师，共青团中央从应届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中招募大学生。一个律师加一个大学生，叫‘1 1’，到那些没有律师的县和律师资源严重短缺的县，志愿服务。” “这些人很高尚。”岳宣义稍微停顿了一下，“再加个词：很伟大。他们抛家别子，从东部奔向西部，奔向艰苦的地方，去为没有法律饭吃的老百姓无偿地提供法律服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郭二玲，这是岳宣义常挂在嘴边的名字。她幼年失去双手，本应受到大家的照顾，却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当上了一名公益律师。
岳宣义曾经去内蒙古考察并看望过她：“知道郭二玲住在什么地方吗？她在一家私人小旅馆里租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小房间，钉死的窗户、一张床、一个小电视、一张桌子。使用的是公共卫生间、公共洗漱池。她为了节省，夏天那么热，一周跑到大街上的公共浴池去洗一次澡。她没有手，冬天洗衣服，冰碴子把双肢磨出了血。但这个女孩子非常坚强，她感到很快乐。她说从小没有手，从小学读到中学，读到大学，获得律师资格证书，家里和社会上这么多人来帮助她。她现在就要做法律援助，帮助别人，回报社会，回报人民。”
七十岁的老人了，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却依然被一些事情感动着。他说，我们要把郭二玲的优秀事迹深度宣传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她，也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做贡献。
七十岁，依然精神抖擞，经常下基层。今年四月份，他到了贵州省的施秉县，一个苗族、布依族聚集区。他说，他见到了一个叫任向东的志愿者律师，安徽人。他已当了两年志愿者，因为太优秀，县里不让他走，叫他当县长助理。五月份，岳宣义又去陕西、四川调研。去年，他去了湖南湘西的保靖县，到了黑龙江的牡丹江市、鸡西市，还到过内蒙古。法律援助对于岳宣义来说是个新领域，他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岳宣义说，这些律师除了办案，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留下不走的志愿者——培养本土的法律人才，既输血，又造血。
“法援大门朝难开，有理无钱请进来”，这是岳宣义今年初提出来的口号。他说：旧社会是“官府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们把这句话反过来，翻新，并作为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价值追求。“你们在座的，如果钱花不完，就捐给我们吧。”我问他，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你们的援助呢？他大笑，“如果是老板，肯定不符合条件的呀”。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已建立十多个专项基金。岳宣义一一数着：有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还有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再早以前，还有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等等。去年以来，我们又和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合作，建立了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建立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都在考虑之中。
近年来，各国之间对于海岛的权益之争愈演愈烈，尤其是我国的南海海域，周围各国无视我国主权，想抢占海岛。岳宣义所在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在建立保护海岛专项基金。
“用一句简单通俗的话来说，我们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是为没有法律饭吃的老百姓要饭吃的。”
“要把有理没钱的老百姓请进来，我们要有钱才行，如果我们也没钱，那是请不进来的。所以，我们就得募资”，岳宣义说。
去年的郭美美事件使得整个公益慈善业陷入了信誉危机。这位出身司法部门的老部长带领着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很快走出了信誉危机的阴影。对于捐款的来源与去处，他们每季度向社会公布一次。他说，我们珍惜每一分善款，自我感觉良好。高度透明的机制让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免遭了质疑。
现在，已经有300多个志愿者律师奔赴中西部的200多个县，最远的到了西藏、青海、新疆。
老部长说，他近期要去西藏，那里有许多志愿者在等着他。
他的老朋友阎正老师说：我也去。
国艺大师阎正是岳宣义的同龄老友。对老朋友的采访，阎正老师也到场了。采访过程中，两个老朋友聊得兴浓。“你知道吗？那儿的秋天最好。”“是吗？我这个人到一个地方就想钻屋子里面写东西。去过很多地方，但没看风景。比如，多次去黄山，就是没上山。不过，这次我得去看看。”“去做个全面体检吧，我帮你联系。”“不用，我从来不体检，也没生过大病。”“一天抽多少支烟？”“三包。”“太多了。不过，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文章写得精，全靠烟来熏呢。”两位老朋友就这样一句接一句地聊着。
老部长身体康健。他向老友阎正老师耳传着自己的养生之道：每天“三八”：睡八小时觉，喝八杯水，吃八分饱。为共和国奋斗了一辈子的两位老人，现在终于可以聊聊养生，聊聊自己了。
采访前一天突然接到电话，老部长生病了，采访时间无法确定。七十岁的老人了，可以理解，但采访时他还是如约而至。握手的那一瞬间，才发现老人并不老：红光满面，声音洪亮。
岳宣义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中央纪委驻司法部纪律检查组组长。但他更是一名战士，一位诗人，亦是公益法援的引领者。现在的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部长”，一个真正“夕阳无限好”的老人。
“跃马横枪长征路，
来日沙场相逢”
这出自岳宣义的《西江月》。他是一位诗人，所以当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之战胜利结束时，他挥笔写下了这首词。
“昨日硝烟未抖，今朝聚会羊城。恰是木棉花正红，英雄笑谈狗熊。
高举一杯美酒，敬告九泉战友；跃马横枪长征路，来日沙场相逢。”
回首三十多年前，他对于战争的记忆依然清晰。每一个时间、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对他来说都历历在目。
1979年那场教训“小霸王”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1998年的长江抗洪抢险、2003年的防治非典，建国以后为数不多的几次“战役”，岳宣义大都遇上了。
1962年，岳宣义高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上大学。其时，台湾领导人叫嚣“反攻大陆”，台湾海峡形势骤起紧张。19岁的岳宣义响应党“上学服从参军”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将军。无论岁月如何流逝，讲起战争总是让他兴奋不已。“打仗是关系生死的事情，细节都能记得清楚的呀。”他说，“团长、政委打过仗，其他人都是第一次上战场，头三天谁不害怕呀？三天以后，掌握了点规律，大家的胆子就大了。这个炮弹、子弹从哪个方向来，离自己多远，大体上能判断出来。”
《高山下的花环》，这部老一辈人都不会忘记的电影，正是这位老战士回忆的起点。《高山下的花环》讲述的正是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某连队的故事。1984年，作为某师政治部主任的岳宣义参加了总政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的这部电影公映前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他说，电影中的人物和自己所在部队发生的故事都能对上号，“电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部队的情况”。
“比如影片中的‘小北京’，就是雷军长的儿子，牺牲了。我们五十四军一零六师师长张志信就一个儿子，在他所在师的三九零团五连当战士，也牺牲了。这个连就牺牲一个人，把师长的儿子给牺牲了。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师长，‘小北京’有原型。
又比如影片中砍甘蔗的靳开来，挨批评，最后牺牲了。我们团七连的一排长叫冷贤清，部队出境的第二天，他就砍甘蔗。当时按照国内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政策纪律，不准损害群众利益。我是团政治处主任，就宣布给他个行政严重警告处分。当时交通很差，物资一时供应不上，又在异国作战，没有老百姓的支持，饿着怎么打仗呀？为了保存战斗力，三天以后，我们领导就不吭声了。在以后的战斗中，这个排长牺牲了。‘靳开来’有原型。
影片中有个高干子弟叫赵蒙生，一说要打仗，妈妈就活动把他调走了。我们团宣传股有个干事，他的父亲当时是北京总部机关某军级单位的领导。部队接到作战命令没几天，他就调到了武汉军区机关去了。当时大家也有反映，怎么一打仗，他们高干子弟就走了，他们的命就比我们的命值钱？过了一段时间，武汉军区政治部首长来检查部队的战备情况，有人汇报了这件事。没过三天，那个干事又打着背包回来了，跟着我们打了一仗。‘赵蒙生’有原型。
再一个就是影片中的连长。连长不是有一张欠账单吗？我们团八连指导员易善举，四川奉节人，在战斗中负重伤。我派汽车把伤员烈士从前线接下来的时候，他们躺在汽车上，我看到易善举的肠子流出来了。当时他还活着，后来在送医院的途中牺牲了。他就有个欠账单，欠八百多块钱的账。那时候八百块钱是个大数。连长也有原型。”
“您还参加过1998年的抗洪抢险？”
“嗯，参加了1998年长江抗洪。我还受国务院委托，去青海抗击过非典呢。”2003年，那一年，岳宣义整整六十岁。
“在和平时期，几十年没有听到枪炮声的情况下，能够参加一场战争，有硝烟的和没有硝烟，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军人的荣幸。”岳宣义说，“在党和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战士，我是冲锋在前的。”
铿锵有力！这不是一名刚入伍的战士在宣誓，而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在回忆。我好像自己也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激情昂扬的时代。
“法援大门朝难开，
有理无钱请进来”
“红尘世界皆丘壑，来者毋需分对错。雄鹰展翅最开心，骏马奋蹄零淡漠。
无名小草拥天乐，微弱烛光多闪烁。蓦然回首望春风，美丽金莲花扮作。”
这是岳宣义为一名无手公益律师郭二玲所填的《木兰花》词。
岳宣义刚刚从汶川回来不几天。他去那里主持召开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理事长办公会议，走访了重建后的灾区。
尚未落座，这位老部长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讲述这次的汶川之行了。他兴奋地说：“那里灾区变景区，家园变花园，农民变居民，历史前进了五十年哪！”如今的岳宣义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理事长。他说：“我们是啥？我们就是帮助那些没有法律饭吃的老百姓‘要饭’的。”
岳宣义是四川人，离开家乡40多年，说话依然带着浓重的川味。他说：“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一个县里连一个律师都没得，有些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搞了个‘1 1’的活动，让那里的老百姓得到法律的帮助。”
据岳宣义介绍，到2009年，全国还有212个县没有律师，还有不少县律师资源严重短缺。“那么，我们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就和共青团中央商量了个办法，从2009年开始，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每年从东部几个省（市）招募志愿律师，共青团中央从应届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中招募大学生。一个律师加一个大学生，叫‘1 1’，到那些没有律师的县和律师资源严重短缺的县，志愿服务。” “这些人很高尚。”岳宣义稍微停顿了一下，“再加个词：很伟大。他们抛家别子，从东部奔向西部，奔向艰苦的地方，去为没有法律饭吃的老百姓无偿地提供法律服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郭二玲，这是岳宣义常挂在嘴边的名字。她幼年失去双手，本应受到大家的照顾，却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当上了一名公益律师。
岳宣义曾经去内蒙古考察并看望过她：“知道郭二玲住在什么地方吗？她在一家私人小旅馆里租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小房间，钉死的窗户、一张床、一个小电视、一张桌子。使用的是公共卫生间、公共洗漱池。她为了节省，夏天那么热，一周跑到大街上的公共浴池去洗一次澡。她没有手，冬天洗衣服，冰碴子把双肢磨出了血。但这个女孩子非常坚强，她感到很快乐。她说从小没有手，从小学读到中学，读到大学，获得律师资格证书，家里和社会上这么多人来帮助她。她现在就要做法律援助，帮助别人，回报社会，回报人民。”
七十岁的老人了，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却依然被一些事情感动着。他说，我们要把郭二玲的优秀事迹深度宣传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她，也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做贡献。
七十岁，依然精神抖擞，经常下基层。今年四月份，他到了贵州省的施秉县，一个苗族、布依族聚集区。他说，他见到了一个叫任向东的志愿者律师，安徽人。他已当了两年志愿者，因为太优秀，县里不让他走，叫他当县长助理。五月份，岳宣义又去陕西、四川调研。去年，他去了湖南湘西的保靖县，到了黑龙江的牡丹江市、鸡西市，还到过内蒙古。法律援助对于岳宣义来说是个新领域，他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岳宣义说，这些律师除了办案，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留下不走的志愿者——培养本土的法律人才，既输血，又造血。
“法援大门朝难开，有理无钱请进来”，这是岳宣义今年初提出来的口号。他说：旧社会是“官府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们把这句话反过来，翻新，并作为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价值追求。“你们在座的，如果钱花不完，就捐给我们吧。”我问他，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你们的援助呢？他大笑，“如果是老板，肯定不符合条件的呀”。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已建立十多个专项基金。岳宣义一一数着：有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还有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再早以前，还有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等等。去年以来，我们又和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合作，建立了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建立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都在考虑之中。
近年来，各国之间对于海岛的权益之争愈演愈烈，尤其是我国的南海海域，周围各国无视我国主权，想抢占海岛。岳宣义所在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在建立保护海岛专项基金。
“用一句简单通俗的话来说，我们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是为没有法律饭吃的老百姓要饭吃的。”
“要把有理没钱的老百姓请进来，我们要有钱才行，如果我们也没钱，那是请不进来的。所以，我们就得募资”，岳宣义说。
去年的郭美美事件使得整个公益慈善业陷入了信誉危机。这位出身司法部门的老部长带领着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很快走出了信誉危机的阴影。对于捐款的来源与去处，他们每季度向社会公布一次。他说，我们珍惜每一分善款，自我感觉良好。高度透明的机制让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免遭了质疑。
现在，已经有300多个志愿者律师奔赴中西部的200多个县，最远的到了西藏、青海、新疆。
老部长说，他近期要去西藏，那里有许多志愿者在等着他。
他的老朋友阎正老师说：我也去。
国艺大师阎正是岳宣义的同龄老友。对老朋友的采访，阎正老师也到场了。采访过程中，两个老朋友聊得兴浓。“你知道吗？那儿的秋天最好。”“是吗？我这个人到一个地方就想钻屋子里面写东西。去过很多地方，但没看风景。比如，多次去黄山，就是没上山。不过，这次我得去看看。”“去做个全面体检吧，我帮你联系。”“不用，我从来不体检，也没生过大病。”“一天抽多少支烟？”“三包。”“太多了。不过，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文章写得精，全靠烟来熏呢。”两位老朋友就这样一句接一句地聊着。
老部长身体康健。他向老友阎正老师耳传着自己的养生之道：每天“三八”：睡八小时觉，喝八杯水，吃八分饱。为共和国奋斗了一辈子的两位老人，现在终于可以聊聊养生，聊聊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