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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连续两个月，“公益星火”三期的课程表上都安排了PPP课程。授课的分别是在PPP领域探索多年，熟稔政府和企业工作逻辑的王天义和深圳教育科学院副院长、教育专家叶文梓。
听课的是公益星火三期的60个学员，他们有政府官员、企业家、教育专家、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人，他们要一起完成一项使命，探路创客教育PPP，推动教育创新。
PPP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缩写，简而言之即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提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
2013年7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这被认为是PPP模式开启的信号。
2014年以来，国务院、财政部、发改委接连发文倡导PPP模式。明确鼓励在教育、养老、卫生等13个公共服务领域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由此驶向快车道，成为公共服务领域最受宠的模式。“PPP模式在未来5到10年将创造几万亿的市场机会”，王天义说。
如此大的市场，如何占有一席之地？公益星火无疑瞄准了创客教育。在《2014年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里，“创客空间”入选未来5年内影响基础教育12项关键技术名单，是促进基础教育学习变革的数字策略之一。
创客与教育碰撞的火花，正在我国教育的天空里蔓延。而能兼具政府平台优势，又能吸纳社会力量的PPP显然是在基础教育领域推广创客教育的最好路径。
公私部门的一场双赢
曾任济南市副市长、烟台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天义是“天然”的PPP专家。在政府、企业深耕多年，让他熟知PPP所涉主体的工作逻辑。目前，他所供职的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已在新能源、固废处理、环保水务等领域进行PPP的探索实践。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PPP是指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间就提供公共资产和公共服务签订的长期合同，私人部门必须承担实质性风险和管理责任。
在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未能充分满足人们对学校教育的需要，私立学校质量参差不齐引人担忧，PPP模式被视作摆脱这一僵局的有效途径。
在叶文梓看来，PPP实际是在构造一种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探索一种让教育回归社会的途径和机制。“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随着社会力量的发展，将来学校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来办学，不是作为政府附属机构来办学。将来教育发展要主要满足广大市民的教育需求，满足社会发展各类人才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力量是教育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叶文梓说。
国办发〔2015〕42号文明确鼓励在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实行PPP，则为私营部门和教育部门合作提供了“尚方宝剑”。
这被认为是一场双赢的合作。对于基础教育本身而言， PPP的驱动因素是“两个需要”：一是需要更多的资金对不健全的学校体系加以治理；二是需要提高学校管理水平以带动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PPP模式能让社会上大量优秀的资源、人才和资本，不管是公益资本还是商业资本都积极地转化成推动中国教育创新的能量。
学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实际上，在政府明确鼓励教育PPP之前，教育领域也尝试了相关探索。
早在2013年9月，深圳创办全国第一所由基金会承办的学校，即明德实验学校。它公立而非公办，政府为其提供基本财政拨款，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其注资5000万元，政府配套5000万元。
学校在政府资金不缺位的情况下，注入公益性社会资本多元参与，进行非营利运作，共同致力于探索推动教育综合改革之路。
与PPP模式相配套的是学校治理体系的巨大变革。明德学校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由基金会发起方代表、资深教育专家、社会贤达、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组成。校董会赋予校长管理团队更多的权力，使其在规范管理与监督下，真正实现学校日常管理去行政化与规范治理。
不到两年的时间，明德实验学校的全新办学理念和教学模式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与师生家长的认可与好评。今年在深圳各区的小学一年级招生计划陆续发布后，明德实验学校成为众多家长竞相追捧的对象。
教育多元化的必要补充
如果说明德实验学校实行的是“增量改革”，探索了一种全新的共办共营PPP模式的话，红岭中学则正在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探索公办共营PPP模式。
去年1月，教育部部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建立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
今年4月，与深圳特区同龄的老牌公办名校红岭中学成立了深圳红岭教育集团。8月，深圳红岭教育基金会成立。福田区政府与广东心里程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按1：1比例，各注资1亿元人民币。
这是政企联合对现有教育体制的创新，也是突破体制内的制度瓶颈，在公办体制和民办教育之间为学校发展寻求、设计的第三条路径。据了解，一旦改革见成效，福田区内的其他学校，都可以参照、借鉴红岭模式进一步探索。
“现有的教育体制，要更大程度上照顾教育公平，往往就会忽视教育的多样性和特色化，这也导致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而红岭教育基金会成立后，为特色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路径。”张健说。“比如，学校需要开展一些特色课程，教育部门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不一定批准。而基金会就给予了很好的补充。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决议选择是否可以支持这样的课程。这有利于课程创新，丰富我们的课程体系。”
教育改革的有力抓手 在叶文梓看来，无论是明德实验学校，还是红岭中学，都在教育领域PPP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基础教育PPP模式，促进了教育多元化，提高了基础教育的融资水平，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回归，让私营部门充分发挥运作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学校的质量和影响力。
实际上，近年来，基础教育PPP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力抓手。美国的教育慈善行动、特许学校，菲律宾的学校救助计划，巴基斯坦的教师集体培训等都是基础教育PPP的实例。
专家将国际上基础教育PPP模式分为7 种类型：（一）私营部门慈善行动计划，即私人慈善机构捐款资助基础教育，旨在提高公立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在于为低收入家庭儿童提供救助；（二）学校经营行动计划，即教育当局直接与私营机构立约对公立学校进行经营或负责管理公立学校某些方面的运作，尽管这些学校由私人经营，但仍属于公有和公助学校；（三）政府购买行动计划，即政府与私立学校立约以公共经费提供教育服务；（四）代用券与仿代用券行动计划，即政府资助学生到私立学校就读；（五）学校救助（收养）计划，即私人合作伙伴提供现金和实物资源以补充政府对公立学校的资助；（六）学校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即私人合作伙伴提供教师培训和课程发展计划；（七）学校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即私人合作伙伴依据与政府签订的长期性契约对公立学校的基础设施进行设计、投资、建设和经营。
在叶文梓看来，这些模式都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PPP模式所借鉴和利用。然而在构建基础教育PPP模式时，需要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部门要保障教育的公共权益，让每个人受到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市场，是扩大教育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市场原则是谁受益，谁付费；社会需要关注的是让最多的公众受到最长远的利益。”
创客教育PPP一片蓝海
公益星火三期的主题是“创客教育”，希望通过 PPP模式在基础教育领域推广创客教育。叶文梓毫不掩饰对这种主题和路径的赞许。
今年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健全创业辅导指导制度，支持举办创业训练营、创业创新大赛等活动，培育创客文化，让创业创新蔚然成风”。
如果说创客是创新的育苗工程，那么创客教育就是创新的土壤工程。如今，我国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创客教育课程，然而，在教育专家看来，只有通过普遍的基础教育，才能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和动手能力。
按照公益星火三期的目标，星火三期将孵化出创客教育课程实验版，并为全国中小学开展创客教育课程体系与师资培育体系提供示范；建立具有创客教育与教育前沿科技内容的创造力素养新学校，以基金会治理推动教育模式创新；创立具有创客教育内容的互联网+教育的OTO模式，并参与到教育体系内，以在线教育模式有效推动创客教育进入中小学。
“公益星火推动创客教育，其实就是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支持教育最前沿的创新。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让创客教育这种本来属于少数人的利益变成了多数人普遍的利益。”叶文梓说。
听课的是公益星火三期的60个学员，他们有政府官员、企业家、教育专家、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人，他们要一起完成一项使命，探路创客教育PPP，推动教育创新。
PPP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缩写，简而言之即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提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
2013年7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这被认为是PPP模式开启的信号。
2014年以来，国务院、财政部、发改委接连发文倡导PPP模式。明确鼓励在教育、养老、卫生等13个公共服务领域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由此驶向快车道，成为公共服务领域最受宠的模式。“PPP模式在未来5到10年将创造几万亿的市场机会”，王天义说。
如此大的市场，如何占有一席之地？公益星火无疑瞄准了创客教育。在《2014年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里，“创客空间”入选未来5年内影响基础教育12项关键技术名单，是促进基础教育学习变革的数字策略之一。
创客与教育碰撞的火花，正在我国教育的天空里蔓延。而能兼具政府平台优势，又能吸纳社会力量的PPP显然是在基础教育领域推广创客教育的最好路径。
公私部门的一场双赢
曾任济南市副市长、烟台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天义是“天然”的PPP专家。在政府、企业深耕多年，让他熟知PPP所涉主体的工作逻辑。目前，他所供职的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已在新能源、固废处理、环保水务等领域进行PPP的探索实践。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PPP是指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间就提供公共资产和公共服务签订的长期合同，私人部门必须承担实质性风险和管理责任。
在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未能充分满足人们对学校教育的需要，私立学校质量参差不齐引人担忧，PPP模式被视作摆脱这一僵局的有效途径。
在叶文梓看来，PPP实际是在构造一种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探索一种让教育回归社会的途径和机制。“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随着社会力量的发展，将来学校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来办学，不是作为政府附属机构来办学。将来教育发展要主要满足广大市民的教育需求，满足社会发展各类人才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力量是教育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叶文梓说。
国办发〔2015〕42号文明确鼓励在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实行PPP，则为私营部门和教育部门合作提供了“尚方宝剑”。
这被认为是一场双赢的合作。对于基础教育本身而言， PPP的驱动因素是“两个需要”：一是需要更多的资金对不健全的学校体系加以治理；二是需要提高学校管理水平以带动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PPP模式能让社会上大量优秀的资源、人才和资本，不管是公益资本还是商业资本都积极地转化成推动中国教育创新的能量。
学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实际上，在政府明确鼓励教育PPP之前，教育领域也尝试了相关探索。
早在2013年9月，深圳创办全国第一所由基金会承办的学校，即明德实验学校。它公立而非公办，政府为其提供基本财政拨款，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其注资5000万元，政府配套5000万元。
学校在政府资金不缺位的情况下，注入公益性社会资本多元参与，进行非营利运作，共同致力于探索推动教育综合改革之路。
与PPP模式相配套的是学校治理体系的巨大变革。明德学校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由基金会发起方代表、资深教育专家、社会贤达、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组成。校董会赋予校长管理团队更多的权力，使其在规范管理与监督下，真正实现学校日常管理去行政化与规范治理。
不到两年的时间，明德实验学校的全新办学理念和教学模式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与师生家长的认可与好评。今年在深圳各区的小学一年级招生计划陆续发布后，明德实验学校成为众多家长竞相追捧的对象。
教育多元化的必要补充
如果说明德实验学校实行的是“增量改革”，探索了一种全新的共办共营PPP模式的话，红岭中学则正在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探索公办共营PPP模式。
去年1月，教育部部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建立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
今年4月，与深圳特区同龄的老牌公办名校红岭中学成立了深圳红岭教育集团。8月，深圳红岭教育基金会成立。福田区政府与广东心里程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按1：1比例，各注资1亿元人民币。
这是政企联合对现有教育体制的创新，也是突破体制内的制度瓶颈，在公办体制和民办教育之间为学校发展寻求、设计的第三条路径。据了解，一旦改革见成效，福田区内的其他学校，都可以参照、借鉴红岭模式进一步探索。
“现有的教育体制，要更大程度上照顾教育公平，往往就会忽视教育的多样性和特色化，这也导致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而红岭教育基金会成立后，为特色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路径。”张健说。“比如，学校需要开展一些特色课程，教育部门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不一定批准。而基金会就给予了很好的补充。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决议选择是否可以支持这样的课程。这有利于课程创新，丰富我们的课程体系。”
教育改革的有力抓手 在叶文梓看来，无论是明德实验学校，还是红岭中学，都在教育领域PPP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基础教育PPP模式，促进了教育多元化，提高了基础教育的融资水平，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回归，让私营部门充分发挥运作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学校的质量和影响力。
实际上，近年来，基础教育PPP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力抓手。美国的教育慈善行动、特许学校，菲律宾的学校救助计划，巴基斯坦的教师集体培训等都是基础教育PPP的实例。
专家将国际上基础教育PPP模式分为7 种类型：（一）私营部门慈善行动计划，即私人慈善机构捐款资助基础教育，旨在提高公立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在于为低收入家庭儿童提供救助；（二）学校经营行动计划，即教育当局直接与私营机构立约对公立学校进行经营或负责管理公立学校某些方面的运作，尽管这些学校由私人经营，但仍属于公有和公助学校；（三）政府购买行动计划，即政府与私立学校立约以公共经费提供教育服务；（四）代用券与仿代用券行动计划，即政府资助学生到私立学校就读；（五）学校救助（收养）计划，即私人合作伙伴提供现金和实物资源以补充政府对公立学校的资助；（六）学校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即私人合作伙伴提供教师培训和课程发展计划；（七）学校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即私人合作伙伴依据与政府签订的长期性契约对公立学校的基础设施进行设计、投资、建设和经营。
在叶文梓看来，这些模式都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PPP模式所借鉴和利用。然而在构建基础教育PPP模式时，需要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部门要保障教育的公共权益，让每个人受到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市场，是扩大教育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市场原则是谁受益，谁付费；社会需要关注的是让最多的公众受到最长远的利益。”
创客教育PPP一片蓝海
公益星火三期的主题是“创客教育”，希望通过 PPP模式在基础教育领域推广创客教育。叶文梓毫不掩饰对这种主题和路径的赞许。
今年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健全创业辅导指导制度，支持举办创业训练营、创业创新大赛等活动，培育创客文化，让创业创新蔚然成风”。
如果说创客是创新的育苗工程，那么创客教育就是创新的土壤工程。如今，我国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创客教育课程，然而，在教育专家看来，只有通过普遍的基础教育，才能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和动手能力。
按照公益星火三期的目标，星火三期将孵化出创客教育课程实验版，并为全国中小学开展创客教育课程体系与师资培育体系提供示范；建立具有创客教育与教育前沿科技内容的创造力素养新学校，以基金会治理推动教育模式创新；创立具有创客教育内容的互联网+教育的OTO模式，并参与到教育体系内，以在线教育模式有效推动创客教育进入中小学。
“公益星火推动创客教育，其实就是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支持教育最前沿的创新。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让创客教育这种本来属于少数人的利益变成了多数人普遍的利益。”叶文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