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里，性和死亡一直是不可触碰的禁忌话题。前者源于歪曲，看不到性的美好，于是就只有下流、淫秽乃至肮脏，即使心头无比向往，却又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后者源于恐惧，不愿意面对生命终止的必然，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期到来，总害怕“说曹操，曹操到”，于是就掩饰、委婉甚至讳莫如深。其实，两者都因无知而深受其害。
　　小时候问起什么是死，大人轻则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语搪塞过去，听过稍微浪漫点的说法就是“人死后天上就多了一颗星星”;重则大声呵斥，强行终止这个不吉利的话题。可是，我们内心关于死亡困惑的纠结解开了吗？依然没有。
　　2020年12月15日，四川泸州一名小学生跳楼自杀，他在自杀前留下一封遗书，上面写道：“我活得太累了，我只希望能多睡一会儿。”2019年4月15日，成都一名14岁男孩坠楼，还告诉别人“不要救我”。2019年4月17日，上海卢浦大桥上一个17岁的男孩从高架桥上跳了下去……自杀，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排名第二的死因。
　　我们往往把孩子的自杀归结于孩子的承受能力弱，打不得骂不得，一点委屈就要寻死觅活，这就是全部原因吗？
　　孩子遇到一点挫折就自杀，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死亡的代价是什么，他们把死当作远离爸妈唠叨的一条捷径，就跟离家出走一样稀松平常。死亡成了他们抵抗父母的對策，成为逃避惩罚的手段，殊不知，恰恰相反，唯独缺乏的是对生命的敬重。
　　巴雷特说：“只有认知死亡，才可以树立正确、健康的价值观。”这个关于生命至关重要的环节，我们有责任与孩子沟通，让孩子正视自然规律，是他们的权利。不仅是孩子，在所有人类所面对的问题中，最大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生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正视死亡教育，也许就能帮助孩子对生命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敬畏，也多一份珍视。因此，开展死亡教育已经是急需提上议事日程而不可忽视的事情。
　　让人欣喜的是，一些学校已有相关的尝试。
　　广州市二十一中作为心理示范学校，生命教育曾以辅导课形式出现。学校曾设置这样的情景：“假设在泰坦尼克号上，所有的人都即将面临死亡的威胁，你会先扔谁下去？最后留下谁？如果让你在这个时候写一封遗书，你会写什么？”这样的模拟活动，可以让学生对死亡心理、死亡体验有初步感知，也能了解内心的真实情感。
　　一些学校还让学生到殡仪馆、敬老院、临终关怀病区等场所去实地感知、考察或实践，略窥死亡面貌。如此，在和孩子谈论死亡时，就可以坦诚相待，让孩子知道死亡真正的含义。因为，获取生命认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孩子直面死亡——每个人对生命越无知，越无法重视生命本身。
　　但是，死亡，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情，成年人尚且感到迷惘不安，更何况孩子？死亡在一个孩子身上引发的焦虑、好奇与恐惧，我们要如何应对？我们如何谈论死亡的无可避免？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做，而是无从下手，那就挤出时间，带领他们看一些书本和电影吧，但愿这些能让孩子们在理解死亡的同时，得到某种程度的慰藉。
　　《鸭子、死神与郁金香》（[德]沃尔夫·埃布鲁赫）：一个雪花飘落的冬夜，鸭子平静地死去。死神温柔地抚平它的翅膀，目送它的尸体顺着河水远去，怅然若失，但这就是生活。
　　《当世上只剩下我们俩》（[瑞典]乌尔夫·尼尔松/文[瑞典]伊娃·埃里克松/图）：这是一场想象中的死亡。很多孩子都这样想象过，如果灾难发生了，我该怎么办？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灾难比爸爸妈妈的消失更可怕？
　　《小伤疤》（[法]夏洛特·蒙德利克/[法]奥利维耶·塔莱克）：妈妈不在了，要怎么保留她的味道，要怎么收藏她的声音？要怎么做，才不会忘记她？
　　…………
　　看日本电影《入殓师》（导演泷田洋二郎、主演本木雅弘，2008年出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差不多快要丢掉的传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体会每个人都会成为送别之人和被送别之人，感受骨肉之情、夫妻之爱、朋友之义，以及对工作的自豪，有笑、有泪，更有一份别具一格的感动——只愿你曾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唯愿人人敬其所尊、爱其所亲，而不至于把过世的人当成垃圾处理。正如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面所言：“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
　　问题的关键是，作为老师，面对生命的无常与死亡的残酷，你有顺其自然的淡定与驾鹤西去的坦然了吗？（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晏祥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