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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穆青新闻作品,最有成就的当推人物通讯。对白描手法、典型细节、散文笔法等艺术手段的娴熟运用,使其作品极具“形”的魅力。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勿忘人民”等写作理念,使其作品在内质上具有深厚的蕴意。形质俱美使穆青人物通讯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关键词:穆青 人物通讯 “形” “质”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穆青为我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学术界有关穆青人物通讯写作的研讨文章不少,我以为分析其作品特色,不外有字里字外之说,蕴涵“字里”的属作品主题思想及意义范畴,坦乎“字外”的是作品艺术手段的运用。本文拟从穆青人物通讯作品的“外形”和“本质”两方面探析其特色,以重新解读其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
“形”的魅力
穆青人物通讯可贵之处在于朴实。穆青曾说:“我们的民族是朴实的,人民的内心世界闪烁着一种本质的朴实的美。因此,报道他们我一直采用朴实的语言、朴实的笔调。”①无论是对人物的描写,还是那种娴熟的散文化笔法,都为作品所透露出来的这种“朴实”增辉添彩。
白描手法的运用。所谓白描,就是用最经济的简括精练的笔墨,抓住形象的主要特征来进行描写。穆青人物通讯中这种手法俯拾皆是。在《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文中,对吴吉昌老汉在疯长的棉田外徘徊一段的描写:
“半响,吴吉昌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棉苗长得不错呵!’队长立刻回答说:‘就是挂桃少。’老汉说:‘那是因为后期管理没跟上。’这时候,一位中年女社员冲口说:‘吴劳模,你给指点指点吧。’吴吉昌凄然一笑,摆摆手说:‘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那位女社员噙着眼泪回答:‘老大哥,俺们心里明白’。”
亲切的称呼,简单的对话,朴实的动作,把人物心理刻画得真切动人。短短的几句对话和表情动作,把吴吉昌那种被逼无奈却又急切地想帮助乡亲们的情怀刻画得十分传神生动。穆青说过:“人物通讯常常需要叙述一些有关人物的概括材料,但要善于把这种叙述同描写结合起来,以描写带动叙述:描写为叙述张本,描写为叙述开路。这种描写和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要写出一个个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感人典型画面,再以这些画面为骨干,同那些叙述联缀贯穿起来。这样,就好比绿叶衬着红花,一条藤上牵着一串瓜,读起来感到疏密相间,有动静有起伏,不致沉闷。”②这种对描写与叙述关系的论断,实质就是对白描手法的作用及意义的精辟见解。
不加粉饰的白描化语言是穆青人物通讯作品极具震撼力的表现。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焦裕禄那句“我是您的儿子”温暖了那对无儿无女的老人的心,成为党员干部所追求的人民公仆的楷模;那句“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感人肺腑的话语,将人物精神实质抒发得锵铿有力。又如潘从正说“你们伺候俺,谁伺候树苗呢?不走”,再如吴吉昌说“棉花就是俺的命,啥也别想挡住俺”,等等。由于洞悉了人物真实的心理,所以这些语言格外质朴感人。
典型细节的运用。穆青善于选择新闻事实的典型细节来缀织意境,烘托或反映人物思想感情。《嘱托》一文中,在写吴吉昌听到周总理噩耗后的情景时,恰当地运用了这样一些细节:
“这巨大的打击和难言的悲痛,几乎把吴吉昌击倒了。当他踉踉跄跄从外地赶回家乡时,沿途的村庄、道路、田野在他的泪眼中都像蒙上了一层薄沙,模糊着、颤动着。‘再也见不到总理啦!再也见不到总理啦!’他失魂落魄地推开自家的院门,那些悬挂在檐下、窗前、墙头、树上的株株棉花,在他的眼前一下子都变成了痛悼总理逝世的白花……此时此刻,吴吉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悲痛,倒在炕上失声痛哭起来了。”
这些细节充分表现了吴吉昌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同时这些细节描写符合人物身份,具有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正是人物通讯作为新闻所获得感人力量的源泉。
人物通讯这种细节的真实性来自作者深入的采访和细心的观察。在《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典型细节:
“有一天,他突然独自收拾工具,刨出一批树苗,要扛到万碧风口去栽。老伴连忙拦阻道:‘你疯啦!你会栽,人家不会砍!别把树苗糟蹋完了。’老汉暴跳如雷,推了老伴一拳大声嚷嚷:‘你懂什么?……’”
这个细节的运用,居然把一个爱树如命的有着高大形象的老汉写成了打骂老伴的人。然而正因如此,这个细节才具有催人心酸的意味。它如实反映了当时“老坚决”潘从正那种一心植树为民造福而不能的十分痛苦的心情,侧面反衬出不许“老坚决”植树的错误势力对正直善良的人们心灵的伤害。当然细节的运用还在于作者的精心安排。例如,吴吉昌的腿被打断了,胳膊被拧残废了,仍然被勒令在村道上扫街。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有力控诉。但是孤立地写这件事,就不如这样写更有力量:交代出背景——那村道两旁的白杨树就是他前几年领回的奖品!这样一交代,白杨树就成了无言无语却悲愤满腔的历史见证:“白杨在迎风呼号,那是为老汉在呜咽,还是为这不平在愤怒?!”白杨树是吴吉昌为全村人赢来的荣誉树。这个细节本来是不难从采访中获得的,但是把它和吴吉昌被迫扫街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就增加了它的感染力,使读者对吴吉昌的被迫害,更感到无比愤慨!③
散文笔法写新闻。穆青于1963年就提出“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他在文中写道:“为什么新闻就非受一定的格式束缚不可呢?为什么散文可以有个人的风格,而新闻就只能按照死板的公式去套呢?我看只要事实能够交代得清楚明白,在写作上可以突破……可以百花齐放,大胆创造。”“我国有很好的散文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好的传统,充分吸取散文写作中那种自由、活泼、生动、优美、精练的表现手法。”④他在写作中身体力行进行改革,从而使他的作品以自由清新的风格享誉新闻界。
在穆青的人物通讯中,散文笔法犹如一条条五彩丝线,缀穿着那些闪光的珠子,用一种不露痕迹的力量让作品至臻完美富有生命力和感召力。
穆青的作品结构没有固定的格式,表现出自由、活泼及设计的精巧性。穆青到延安《解放日报》后第一篇报道是采写陕甘宁边区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后又有多次采访,共写了4篇通讯,都是用散文笔法,在结构形式上各不相同。第一篇《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采用了我国古代传统的结构方法,把赵占魁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通过第三者及周围人物的语言和眼神来表现、衬托。先是通过厂长的风趣介绍,接着是众人议论,再接下去是与他一起来厂者的夸奖、与他吵过架的人的自责和青年学徒的由衷敬佩,最后是附近老农的赞扬。通篇都以人们谈说来结构材料,取材自由,安排灵活,发挥了“散文形散”的优势。第二篇《赵占魁同志》,主要用客观叙述与场景描绘来结构,精选了“在工场里”、“老赵是火里炼出来的”、“惊人的耐心和仔细”、“工人参议员”等几个典型事例逐一报道。既有叙述,也有描摹特写,又有议论,显出散文的“变”性。第三篇《恭喜赵占魁同志》,完全采用散文式结构,而第四篇《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则用典型的人物通讯结构。综观这四篇人物通讯,充分体现了散文笔法的特点。⑤
这种“形散神聚”笔法的运用,使得穆青的作品结构和形式舒緩自如、清新明快,而又浑然天成。作品中看不出作者刻意的组织结构,用叙述或描写或言语的方式缓缓写来,如话家常,情节的发展或人物的精神面貌就会明白如画般呈现在读者眼前。如《河南农村见闻》中《抢财神》一篇中,写豫东地区扶沟县的一个叫刘风理的技术员在实行责任制以来成为最吃得开的人,以致发生到处被人抢以及徒弟也被抢光的事。篇中用一个很大的段落来叙述,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怎样“抢人”及农民们的话语:“……有一阵子农民抢得他不敢出门,只好到处躲,农民抢不到人就抢他的被子,说:‘我把你铺的盖的抢走,看你上哪儿去睡觉!’……干脆,再开上拖拉机,把人给接来。结果也没让人家在家好好过个囫囵年,又把高大套给接回来了。”⑥看似很无章法且结构松散,实则正是在这平白如话的叙述中事情发展及人物心理都完成了质的飞跃,正是这种看似啰唆的结构与形式准确地写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民思想带来的崭新变化,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很好地深化了主题。
“质”的蕴涵
抛开“句外”那种作文的种种典型手法,穆青人物通讯作品最具生命力的是潜于“句里”的那种时代精神和崇高的赤子情怀。如果离开作品主题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再高大的人物形象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如果作者不投入热情不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那么其作品也会显得软弱虚伪。穆青作为新闻工作者,敏锐把握时代脉搏,永远为群众着想,热切地关注民生,从而使其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抓住報道的时代精神,是成功的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能力,而能否反映时代最强音,是作品能否存活下去的根本。穆青的人物通讯正是处处与时代精神共鸣,“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唱响主旋律,为社会时代鼓与呼。
《嘱托》一文写于1978年3月,“文化大革命”的余毒还在肆虐,关于“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还未纠正过来,穆青在采写中排除了种种“干扰”,毅然把一个在周总理关怀下的老植棉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科学事业作不屈斗争的事件奉献给了广大读者。就是吴吉昌那句“啥也别想挡住俺”传神地表现出了时代留在他身上的烙印,从而让读者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同时作者在文末以一句预感性的话给人以鼓舞:“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这些话同时正深深表达了千百万读者的呼声与愿望。又如《一篇未写完的报道》中植树老人潘从正数次与造反派作斗争,他的树苗毁了又栽,栽了又毁,最后仍以茁壮的姿态织成新的林网,阻挡自然界的风沙,同时向人为的破坏作不屈的抗争。“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反映了亿万人民群众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渴望。
焦裕禄精神在中华大地上鼓舞了几代人,艰苦奋斗为人民谋福利的焦书记成为干部们的楷模。《焦裕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号召之后,全国上下需要树立硬骨头精神,树立能在困难面前挺身而出带领群众前进的好干部形象。《人民日报》为此还组织了关于县委领导班子革命化问题的讨论,在全国有很大反响。同时,在豫东地区,当时正遭受着风沙、盐碱、旱涝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着怕苦、怕犯错误及依靠国家救济等思想。怎样才能鼓舞土气呢?穆青根据时代要求,慧眼识珠,深入采访,及时抓住了焦裕禄这个典型,歌颂在困难时期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与上述错误思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混乱、人心惶惶的年代,焦裕禄精神的推出,成为一股弘扬正气、弘扬党员干部崇高品质的强大力量,作品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
除了赵占魁、吴吉昌、潘从正、焦裕禄、王进喜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外,穆青在人物通讯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模范人物形象,诸如《难忘那双手》中的孙钊、《情系人民》中的郑永和、《两张闪光的照片》中的排险英雄任羊成、《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阎建章等。无论是写战争年代的先进,还是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他们“反映的是整整一个时代、整整一代人”,正如作者所写:“对于党和人民的新闻记者来说,我们不能满足于单纯地讴歌我们时代的英雄,还必须着眼于透过人物去反映我们的时代。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要充分反映时代精神。这就要求记者……敏锐地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同时还要善于把人物推上广阔的时代舞台,发掘孕育和诞生人物的时代和社会的本质”,进而“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强大回声”⑧。
“勿忘人民”。穆青在为年轻的记者们讲述经验时,常把“勿忘人民”四个大字送给他们。这是作为一名为人民所尊敬和爱戴的老新闻工作者发自内心的感触。在穆青的作品中,书写人民、反映人民是他永恒的主题。从工人到农民到干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他始终以朴实真挚的笔调书写着他们。
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故乡奔赴解放区投身人民解放事业的穆青,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目睹过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太多的苦难和血泪,更看到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品质,”他说,“当下笔写他们的时候,我怎么按捺得了内心的强烈冲动呢?如果说我的作品还有些感人的力量的话,那么,这首先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崇高品质唤起了我对他们的真诚热爱。”⑨与人民群众一道经历过时代的波澜,迎接过斗争胜利的穆青,被多少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们感染着、激励着,他说:“我的目光和笔触时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特别是生活、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无论是写群像,还是典型人物……”⑩
穆青以一名老党员的原则和立场,关注着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鼓与呼。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于为人民直言,使得穆青作品具有深切的人民性。
在《焦裕禄》的写作过程中,“灾情”成了一只拦路虎。1957年反右扩大化及1959年的“反右倾”,使得新闻界的一些同志因写灾情反映社会阴暗面而遭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灾情要不要写,一度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困惑。穆青认为,不写不足以真实反映焦裕禄,他果断决定:一定要写灾情写困难!他挺身而出为人民吐真言,这是何等魄力!
穆青不仅在思想理论修养上始终与人民保持着血肉深情,果敢坚决地为人民“吐丝”,在他的采访实践中也处处显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观。深入基层、深人生活、理解群众,是穆青写作的第一位。1942年,在延安穆青和张铁夫一起去采访赵占魁。由于赵占魁不善言谈,他们两人就一直与赵占魁同吃同住,甚至当他的小伙计。这样他们得到了许多生动的素材并与赵占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穆青说:“作为人民的记者,一定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在斗争生活中认真改造世界观,努力获得同英雄人物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可以说记者这种感情是始终充溢于心胸,时时流露于笔端的。”这种激情,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像一条无形的鞭子,催促着他不停地写英雄的人民,“似乎不把他的精神面貌和透过这些精神面貌所宣示的真理真挚地、如实地、深刻地写出来,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和人民的事业犯罪,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我们伟大的时代!”
勿忘人民,书写人民,穆青始终与人民息息相关。从1942年第一篇关于赵占魁的人物通讯,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的人物英雄,穆青始终以一颗质朴的心去感受他们,塑造时代的英雄。当年穆青被指定报道那个被“四人帮”吹捧成“反潮流战士”的张铁生时,他严词拒绝。“文章不为千金卖,光明顶上啸天风”,真正的人民记者是光明磊落的,是什么力量也无法改变其诚挚的人民观的。穆青的新闻生涯中自始至终就是以一种热情昂扬的姿态来证明这些的。
注释:
①⑥⑧⑩ 穆青:《穆青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⑦彭正普:《当代名记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③④⑨穆青:《新闻散论》,新华出版社,第179、93～94、473、470、189页。
⑤王中义:《用散文笔法写新闻》,《新闻写作》,1997(4)。
(作者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文学艺术系主任)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穆青 人物通讯 “形” “质”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穆青为我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学术界有关穆青人物通讯写作的研讨文章不少,我以为分析其作品特色,不外有字里字外之说,蕴涵“字里”的属作品主题思想及意义范畴,坦乎“字外”的是作品艺术手段的运用。本文拟从穆青人物通讯作品的“外形”和“本质”两方面探析其特色,以重新解读其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
“形”的魅力
穆青人物通讯可贵之处在于朴实。穆青曾说:“我们的民族是朴实的,人民的内心世界闪烁着一种本质的朴实的美。因此,报道他们我一直采用朴实的语言、朴实的笔调。”①无论是对人物的描写,还是那种娴熟的散文化笔法,都为作品所透露出来的这种“朴实”增辉添彩。
白描手法的运用。所谓白描,就是用最经济的简括精练的笔墨,抓住形象的主要特征来进行描写。穆青人物通讯中这种手法俯拾皆是。在《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文中,对吴吉昌老汉在疯长的棉田外徘徊一段的描写:
“半响,吴吉昌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棉苗长得不错呵!’队长立刻回答说:‘就是挂桃少。’老汉说:‘那是因为后期管理没跟上。’这时候,一位中年女社员冲口说:‘吴劳模,你给指点指点吧。’吴吉昌凄然一笑,摆摆手说:‘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那位女社员噙着眼泪回答:‘老大哥,俺们心里明白’。”
亲切的称呼,简单的对话,朴实的动作,把人物心理刻画得真切动人。短短的几句对话和表情动作,把吴吉昌那种被逼无奈却又急切地想帮助乡亲们的情怀刻画得十分传神生动。穆青说过:“人物通讯常常需要叙述一些有关人物的概括材料,但要善于把这种叙述同描写结合起来,以描写带动叙述:描写为叙述张本,描写为叙述开路。这种描写和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要写出一个个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感人典型画面,再以这些画面为骨干,同那些叙述联缀贯穿起来。这样,就好比绿叶衬着红花,一条藤上牵着一串瓜,读起来感到疏密相间,有动静有起伏,不致沉闷。”②这种对描写与叙述关系的论断,实质就是对白描手法的作用及意义的精辟见解。
不加粉饰的白描化语言是穆青人物通讯作品极具震撼力的表现。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焦裕禄那句“我是您的儿子”温暖了那对无儿无女的老人的心,成为党员干部所追求的人民公仆的楷模;那句“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感人肺腑的话语,将人物精神实质抒发得锵铿有力。又如潘从正说“你们伺候俺,谁伺候树苗呢?不走”,再如吴吉昌说“棉花就是俺的命,啥也别想挡住俺”,等等。由于洞悉了人物真实的心理,所以这些语言格外质朴感人。
典型细节的运用。穆青善于选择新闻事实的典型细节来缀织意境,烘托或反映人物思想感情。《嘱托》一文中,在写吴吉昌听到周总理噩耗后的情景时,恰当地运用了这样一些细节:
“这巨大的打击和难言的悲痛,几乎把吴吉昌击倒了。当他踉踉跄跄从外地赶回家乡时,沿途的村庄、道路、田野在他的泪眼中都像蒙上了一层薄沙,模糊着、颤动着。‘再也见不到总理啦!再也见不到总理啦!’他失魂落魄地推开自家的院门,那些悬挂在檐下、窗前、墙头、树上的株株棉花,在他的眼前一下子都变成了痛悼总理逝世的白花……此时此刻,吴吉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悲痛,倒在炕上失声痛哭起来了。”
这些细节充分表现了吴吉昌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同时这些细节描写符合人物身份,具有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正是人物通讯作为新闻所获得感人力量的源泉。
人物通讯这种细节的真实性来自作者深入的采访和细心的观察。在《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典型细节:
“有一天,他突然独自收拾工具,刨出一批树苗,要扛到万碧风口去栽。老伴连忙拦阻道:‘你疯啦!你会栽,人家不会砍!别把树苗糟蹋完了。’老汉暴跳如雷,推了老伴一拳大声嚷嚷:‘你懂什么?……’”
这个细节的运用,居然把一个爱树如命的有着高大形象的老汉写成了打骂老伴的人。然而正因如此,这个细节才具有催人心酸的意味。它如实反映了当时“老坚决”潘从正那种一心植树为民造福而不能的十分痛苦的心情,侧面反衬出不许“老坚决”植树的错误势力对正直善良的人们心灵的伤害。当然细节的运用还在于作者的精心安排。例如,吴吉昌的腿被打断了,胳膊被拧残废了,仍然被勒令在村道上扫街。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有力控诉。但是孤立地写这件事,就不如这样写更有力量:交代出背景——那村道两旁的白杨树就是他前几年领回的奖品!这样一交代,白杨树就成了无言无语却悲愤满腔的历史见证:“白杨在迎风呼号,那是为老汉在呜咽,还是为这不平在愤怒?!”白杨树是吴吉昌为全村人赢来的荣誉树。这个细节本来是不难从采访中获得的,但是把它和吴吉昌被迫扫街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就增加了它的感染力,使读者对吴吉昌的被迫害,更感到无比愤慨!③
散文笔法写新闻。穆青于1963年就提出“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他在文中写道:“为什么新闻就非受一定的格式束缚不可呢?为什么散文可以有个人的风格,而新闻就只能按照死板的公式去套呢?我看只要事实能够交代得清楚明白,在写作上可以突破……可以百花齐放,大胆创造。”“我国有很好的散文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好的传统,充分吸取散文写作中那种自由、活泼、生动、优美、精练的表现手法。”④他在写作中身体力行进行改革,从而使他的作品以自由清新的风格享誉新闻界。
在穆青的人物通讯中,散文笔法犹如一条条五彩丝线,缀穿着那些闪光的珠子,用一种不露痕迹的力量让作品至臻完美富有生命力和感召力。
穆青的作品结构没有固定的格式,表现出自由、活泼及设计的精巧性。穆青到延安《解放日报》后第一篇报道是采写陕甘宁边区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后又有多次采访,共写了4篇通讯,都是用散文笔法,在结构形式上各不相同。第一篇《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采用了我国古代传统的结构方法,把赵占魁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通过第三者及周围人物的语言和眼神来表现、衬托。先是通过厂长的风趣介绍,接着是众人议论,再接下去是与他一起来厂者的夸奖、与他吵过架的人的自责和青年学徒的由衷敬佩,最后是附近老农的赞扬。通篇都以人们谈说来结构材料,取材自由,安排灵活,发挥了“散文形散”的优势。第二篇《赵占魁同志》,主要用客观叙述与场景描绘来结构,精选了“在工场里”、“老赵是火里炼出来的”、“惊人的耐心和仔细”、“工人参议员”等几个典型事例逐一报道。既有叙述,也有描摹特写,又有议论,显出散文的“变”性。第三篇《恭喜赵占魁同志》,完全采用散文式结构,而第四篇《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则用典型的人物通讯结构。综观这四篇人物通讯,充分体现了散文笔法的特点。⑤
这种“形散神聚”笔法的运用,使得穆青的作品结构和形式舒緩自如、清新明快,而又浑然天成。作品中看不出作者刻意的组织结构,用叙述或描写或言语的方式缓缓写来,如话家常,情节的发展或人物的精神面貌就会明白如画般呈现在读者眼前。如《河南农村见闻》中《抢财神》一篇中,写豫东地区扶沟县的一个叫刘风理的技术员在实行责任制以来成为最吃得开的人,以致发生到处被人抢以及徒弟也被抢光的事。篇中用一个很大的段落来叙述,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怎样“抢人”及农民们的话语:“……有一阵子农民抢得他不敢出门,只好到处躲,农民抢不到人就抢他的被子,说:‘我把你铺的盖的抢走,看你上哪儿去睡觉!’……干脆,再开上拖拉机,把人给接来。结果也没让人家在家好好过个囫囵年,又把高大套给接回来了。”⑥看似很无章法且结构松散,实则正是在这平白如话的叙述中事情发展及人物心理都完成了质的飞跃,正是这种看似啰唆的结构与形式准确地写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民思想带来的崭新变化,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很好地深化了主题。
“质”的蕴涵
抛开“句外”那种作文的种种典型手法,穆青人物通讯作品最具生命力的是潜于“句里”的那种时代精神和崇高的赤子情怀。如果离开作品主题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再高大的人物形象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如果作者不投入热情不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那么其作品也会显得软弱虚伪。穆青作为新闻工作者,敏锐把握时代脉搏,永远为群众着想,热切地关注民生,从而使其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
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抓住報道的时代精神,是成功的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能力,而能否反映时代最强音,是作品能否存活下去的根本。穆青的人物通讯正是处处与时代精神共鸣,“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唱响主旋律,为社会时代鼓与呼。
《嘱托》一文写于1978年3月,“文化大革命”的余毒还在肆虐,关于“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还未纠正过来,穆青在采写中排除了种种“干扰”,毅然把一个在周总理关怀下的老植棉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科学事业作不屈斗争的事件奉献给了广大读者。就是吴吉昌那句“啥也别想挡住俺”传神地表现出了时代留在他身上的烙印,从而让读者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同时作者在文末以一句预感性的话给人以鼓舞:“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这些话同时正深深表达了千百万读者的呼声与愿望。又如《一篇未写完的报道》中植树老人潘从正数次与造反派作斗争,他的树苗毁了又栽,栽了又毁,最后仍以茁壮的姿态织成新的林网,阻挡自然界的风沙,同时向人为的破坏作不屈的抗争。“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反映了亿万人民群众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渴望。
焦裕禄精神在中华大地上鼓舞了几代人,艰苦奋斗为人民谋福利的焦书记成为干部们的楷模。《焦裕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号召之后,全国上下需要树立硬骨头精神,树立能在困难面前挺身而出带领群众前进的好干部形象。《人民日报》为此还组织了关于县委领导班子革命化问题的讨论,在全国有很大反响。同时,在豫东地区,当时正遭受着风沙、盐碱、旱涝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着怕苦、怕犯错误及依靠国家救济等思想。怎样才能鼓舞土气呢?穆青根据时代要求,慧眼识珠,深入采访,及时抓住了焦裕禄这个典型,歌颂在困难时期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与上述错误思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混乱、人心惶惶的年代,焦裕禄精神的推出,成为一股弘扬正气、弘扬党员干部崇高品质的强大力量,作品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
除了赵占魁、吴吉昌、潘从正、焦裕禄、王进喜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外,穆青在人物通讯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模范人物形象,诸如《难忘那双手》中的孙钊、《情系人民》中的郑永和、《两张闪光的照片》中的排险英雄任羊成、《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阎建章等。无论是写战争年代的先进,还是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他们“反映的是整整一个时代、整整一代人”,正如作者所写:“对于党和人民的新闻记者来说,我们不能满足于单纯地讴歌我们时代的英雄,还必须着眼于透过人物去反映我们的时代。用一句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要充分反映时代精神。这就要求记者……敏锐地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同时还要善于把人物推上广阔的时代舞台,发掘孕育和诞生人物的时代和社会的本质”,进而“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强大回声”⑧。
“勿忘人民”。穆青在为年轻的记者们讲述经验时,常把“勿忘人民”四个大字送给他们。这是作为一名为人民所尊敬和爱戴的老新闻工作者发自内心的感触。在穆青的作品中,书写人民、反映人民是他永恒的主题。从工人到农民到干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他始终以朴实真挚的笔调书写着他们。
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故乡奔赴解放区投身人民解放事业的穆青,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目睹过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太多的苦难和血泪,更看到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品质,”他说,“当下笔写他们的时候,我怎么按捺得了内心的强烈冲动呢?如果说我的作品还有些感人的力量的话,那么,这首先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崇高品质唤起了我对他们的真诚热爱。”⑨与人民群众一道经历过时代的波澜,迎接过斗争胜利的穆青,被多少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们感染着、激励着,他说:“我的目光和笔触时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特别是生活、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无论是写群像,还是典型人物……”⑩
穆青以一名老党员的原则和立场,关注着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鼓与呼。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于为人民直言,使得穆青作品具有深切的人民性。
在《焦裕禄》的写作过程中,“灾情”成了一只拦路虎。1957年反右扩大化及1959年的“反右倾”,使得新闻界的一些同志因写灾情反映社会阴暗面而遭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灾情要不要写,一度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困惑。穆青认为,不写不足以真实反映焦裕禄,他果断决定:一定要写灾情写困难!他挺身而出为人民吐真言,这是何等魄力!
穆青不仅在思想理论修养上始终与人民保持着血肉深情,果敢坚决地为人民“吐丝”,在他的采访实践中也处处显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观。深入基层、深人生活、理解群众,是穆青写作的第一位。1942年,在延安穆青和张铁夫一起去采访赵占魁。由于赵占魁不善言谈,他们两人就一直与赵占魁同吃同住,甚至当他的小伙计。这样他们得到了许多生动的素材并与赵占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穆青说:“作为人民的记者,一定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在斗争生活中认真改造世界观,努力获得同英雄人物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可以说记者这种感情是始终充溢于心胸,时时流露于笔端的。”这种激情,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像一条无形的鞭子,催促着他不停地写英雄的人民,“似乎不把他的精神面貌和透过这些精神面貌所宣示的真理真挚地、如实地、深刻地写出来,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和人民的事业犯罪,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我们伟大的时代!”
勿忘人民,书写人民,穆青始终与人民息息相关。从1942年第一篇关于赵占魁的人物通讯,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的人物英雄,穆青始终以一颗质朴的心去感受他们,塑造时代的英雄。当年穆青被指定报道那个被“四人帮”吹捧成“反潮流战士”的张铁生时,他严词拒绝。“文章不为千金卖,光明顶上啸天风”,真正的人民记者是光明磊落的,是什么力量也无法改变其诚挚的人民观的。穆青的新闻生涯中自始至终就是以一种热情昂扬的姿态来证明这些的。
注释:
①⑥⑧⑩ 穆青:《穆青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⑦彭正普:《当代名记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③④⑨穆青:《新闻散论》,新华出版社,第179、93～94、473、470、189页。
⑤王中义:《用散文笔法写新闻》,《新闻写作》,1997(4)。
(作者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文学艺术系主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