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中国近代报刊大致有三个范式：第一个范式是国共两方面的党报，这里不必多说；第二个是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第三种范式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专业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商业运作都相当成功，但《大公报》更受知识人尊敬。林语堂毒骂《申报》 “编得很滥”，《新闻报》则是“根本没有编”，却赞扬《大公报》是“最进步、编得最好的报纸”，“肯定是诉诸教育过高的民众”（《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风花雪月、有闻必录的猎奇“小报”，为文人所唾弃，但近年来有学者为它们“洗冤”。当然，任何分类都不能绝对化而导致非白即黑，当时许多大报也以小报作风招徕读者。
　　唐小兵博士的《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企图比较《大公报》的“星期论文”（1934-1937）和《申报》黎烈文主编时期的“自由谈”（1933-1934）。他分析的重点是：“为什么这两个知识群体选择了这两家报纸作为舆论阵地，这两个知识群体是怎样历史形成的，其内部交往结构又是怎样的，体现了怎样的一种文化权力的场域？”本书有清楚的问题意识，涉及的层面甚广，包括这两个诠释社群的话语，自我意识和内在紧张，论述的义理、主题、价值取向和风格。唐著证据充足，分析细致，推论步步为营，最后联系并归结到公共舆论的宏大叙述。我在拜读以后颇受启发，愿意狗尾续貂，发表一些粗浅的读后感，以求教于作者和各路方家。
　　一九○五年科举制度取消以后，知识群体日趋边缘化，于是传统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知识人，纷纷透过媒介、学校和学会，重新进入政治中心。本书所关切的毋宁是近代中国知识界“救亡图存”和追求现代性方兴未艾的一部分。场景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引爆“九一八”事变，侵华日亟，中国何去何从？知识人“想象”哪些方案、思想、办法可以拯救一个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内忧外患的文明古国？他们对“亡国”、“亡天下”有切肤之痛，也普遍认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皆以“中国”为安身立命的“实在”共同体，绝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抽象而缥缈的建构。他们对于“现代化”的想象一直是相当实在的，不是虚无的遐想。（Leo Ou-fan Lee （1990）， “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Paul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 Ideas 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 Schwartz，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9-135.）这些救国方案从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包括杜威[John Dewey]/胡适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包括从英国引进温和的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乃至激进的共产主义），不一而足。但中国思想界病急乱投医，“主义”驳杂，“问题”混乱，各种势力的滋长与斗争，更反射报人的热情与无奈。本书选择两个关键的论坛园地，作具体而微的话语个案研究，企图以小见大，以刻画出“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的样貌和问题，透露了“后五四时代”启蒙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分道扬镳，他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两条政治和思想路线上产生分歧，其间更隐隐约约预示国共政权的消长与更替。
　　这两个报纸牵涉几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态。第一，晚清到民国，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是中国报业和出版业汇聚的中心。因为这些口岸代表资本主义初兴的基地，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沿，不仅工商和交通发达，而且华洋杂处，容易接受外来的新思潮。报纸寄生于租界管治的权力缝隙，享受较大的言论自由；一九三三年国民政府中宣部在租界成立新闻检查所，在这以前上海租界的言论是免于政治审查的。《申报》在上海，《大公报》在天津，南北辉映，都是拜赐于租界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第二，“五四”运动爆发十年以后，文化重心南移，文人纷纷由北平南下，“上海这十里洋场既是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家国前途未卜，上海文坛却初放异彩”（王德威《如此繁华》，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全中国只有上海这个“国中之国”，有能力包容、支持这么庞杂的文艺活动和报刊声音。一些左派异议文人在当局的迫害下，躲到租界寻求庇护，即使人身安全未必完全有保障，至少可以钻空子在租界宣扬政治理念；有趣的是他们基于民族主义，对租界既认同又排斥，可谓爱憎交加（唐小兵）。第三，这两派共同面对的国民党是“弱势独裁政权”，有独裁之心，无独裁之力，新闻控制表面严厉，实质上存在很多漏洞。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鲁迅本身，他为《申报》的“自由谈”写文章，屡遭宣传部的书报检查员删除若干句子和段落，但他在编成文集出版时，不但把那些文字补全，还特意在还原的文字下面画黑点标示出来。一般来说，国民党势力显然渗透不到报社的底层，只能在外部选定异己的报社老板和主笔，或威胁，或利诱，或暗杀，但这些手段往往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第四，一九二○年代中国的教育界和法律界开始有职业觉醒，不惜挺身捍卫他们的权益，而一九三○年代新闻记者的群体日益成熟，也努力争取新闻自由，言论独立，力图摆脱政党的控制。江浙人士得风气之先，在知识界和新闻界尤其如此。晚清时，报业是这些科举落第、仕途失意、落魄文人的归宿，但民国以后新式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渐渐成为主流，记者的社会地位提高，大报主笔和老板俨然成为社会名流，甚至跃居党国要人的行列（王敏《上海報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五，对本书更重要的背景，如前所述，就是日本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又接踵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全国抗日情绪高昂，更激发报人以“文章报国”的迫切心理，《大公报》开设“星期论文”，《申报》“自由谈”改变风格与论调。

二、 文本与脉络：两个诠释社群

　　商业市场勃兴是报纸专业化的原动力，这从美国报业发展史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上海和全国，《申报》是最老牌的报纸，《新闻报》则是销路最大的报纸。《申报》创刊于一八七二年，史量才于一九一二年接办。清末民初《申报》只有访员，没有记者，是江浙落拓文人的归宿，内容以奏折、官方文书、各省琐录、诗词和广告（商家市价、轮船航期、戏馆剧目）为主，没有太多新闻。以一九二二年为例，《申报》新闻占不到报纸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国际新闻只占新闻的百分之四，根本微不足道；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也好不了多少（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话说回来，如果说《新闻报》纯属商业经营，《申报》却在上个世紀三十年代编印全国地图，发行年鉴、《点石斋画报》和《申报月刊》，成立新闻函授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形成文化事业经营（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直到那个时候，中国知识人对《申报》评价还颇苛刻，林语堂抱怨它因循守旧，以一些无聊的消遣性文章充篇幅，徐铸成也批评该报文字“不关痛痒”（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与此截然异趣的，则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瓦格纳教授及其同事们。他们民粹式地美化《申报》、《点石斋画报》和沪上小报，宣称这些报刊把中国带进了“全球公共体”（global public）。我怀疑他们借用中国史料，过度迎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宏大架构（Rudolph Wagner， ed.[2007]，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SUNY Press.书评见李金铨：《过度阐释公共领域》，载《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月，110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举国沸腾，面对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大公报》为了巩固中央的领导中心，转而成为国民政府当局的诤友。对比之下，《申报》的史量才却由温和转趋激进，他邀请黄炎培、陶行知等人撰写评论，大声疾呼团结抗日，严厉谴责国民党“安内攘外”的剿共政策，导致于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长达三十七天，《申报》被国民党禁止邮递到上海租界以外的全国各地（黄瑚、葛怡廷《从九一八事变后〈申报〉所刊内容看史量才政治立场的转向进步》，载傅德华、庞荣棣、杨继光主编《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来虽然言和，但史量才拒绝党部派员到报社内指导。当他赴南京见蒋介石时，还对蒋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刻变了脸色。”（转引自熊月之《〈申报〉与近代上海文化》，载《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一九三三年起，他请由法国回来的黎烈文接编“自由谈”，锐意革新，一登场就宣称要“牢牢站定进步和现代的立足点”，宣扬民主科学，反对专制黑暗，“绝不敢以茶余饭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黎烈文首先停掉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接着带进鲁迅、茅盾、郁达夫、巴金、老舍、叶圣陶等作家，“自由谈”俨然成为左翼的喉舌。但黎烈文饱受国民党的压力，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撰《编辑室启事》，讽刺时局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故“呈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妄谈大事，少发牢骚”。他的编辑生涯只做了一年五个月，一九三二年冬起，一九三四年五月九日止。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遇刺身亡，接着鲁迅于一九三六年病逝。
　　鲁迅为“自由谈”写过一百三十三篇杂文，用过三十九个笔名。一九三三年前半年批判国民党剿共不抗日，下半年集中于社会与文艺批判，一九三四年则是批判帮闲文人、文坛及文化现象，这些文章全部编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其余编为《花边文学》。他自言“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根据鲁迅新闻系年的资料，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年，我的统计显示他的笔炮所及，至少轰炸四十八人次（包括黎烈文编务时期34人次，张梓生时期14人次），“重灾”对象包括林语堂（7次）、胡适（4次）、杨邨人（4次）、梁实秋（3次）、张若谷（3次）和施蛰存（3次）。他“不留面子”，照轰同党的廖沫沙和田汉（王春森、许兰芳编著《鲁迅新闻观及其报业缘》，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年）。鲁迅在为“自由谈”投稿以前，已经在许多报刊炮轰过许多人（如章士钊、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这个统计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自由谈”固然以鲁迅为中心，但不仅止于鲁迅，鲁迅和其他同文的话语和关系网络都必须作更细致的整理，才能看到比较整体的图景。
　　《大公报》自称是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公器，不惜高薪养士，希望能有《泰晤士报》般的影响力。《大公报》正因为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成功，客观上保障了它的言论独立。但该报却始终怀疑商业和金钱的腐蚀力量，矢言“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极力维持儒家自由知识分子轻财重义的作风。它认为言论独立必须来自知识人的良心，而不是市场机制的调节，故高悬“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原则，并获得一九四一年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外国报纸奖，允为中国新闻界最高的专业和道德标杆（李金铨《序言—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载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星期论文”（1934-1949）学自欧美的传统，出自张季鸾的主意，商请胡适登高一呼，并由胡适出面组稿，象征学界与报界的合作，蔚为自由派知识阵营的言论重镇。十五年间总共注销七百五十篇，作者多达二百多位，一直维持到国共政权易手为止。
　　一直以来，左派控诉《大公报》对国民党当局“小骂大帮忙’，俨然成为颠扑不破的定论了。其实，在抗战以前《大公报》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颇为严厉，但“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季鸾为了巩固领导中心，转而支持国民政府，蒋且以国士待之。张季鸾于一九四一年去世后，胡政之与蒋介石来往并不密切，继任主笔王芸生与国府若即若离，其言论更受到国共双方的责难。近年来学界开始出现翻案文章，尤其以方汉奇的见解最受重视，他认为《大公报》实际上帮的不是国民党，而是替共产党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方汉奇《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载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的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必须指出，《大公报》以 “不党”为号召，一旦发现记者有国民党的背景即以辞退，但国民党的身份是公开的，而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却是秘密的，党员的身份更是隐蔽的。最后一九四九年杨刚和李纯青策反时，谜底揭晓，发现《大公报》有许多地下党员长期埋伏其间（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载李金铨编著《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天津《大公报》的地下党员多为周恩来在南方局的旧部，见杨奎松《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过程：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改造为例》）。《申报》的社会教育事业本来就任用李公朴、艾思奇（化名李崇基）等一批左翼人物，撰写抗日反蒋的文章。若谓《申报》与左联和地下党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谓地下党对该报的编辑政策和言论方向毫无影响，当属匪夷所思。可能囿于数据未解密或政治禁忌，本书在这个问题上面着墨不多。 　　本书作者唐小兵引述王汎森的话：“思想之于社会就像血液透过微血管运行周身，因此，这必定与地方社群、政治、官方意识形态、宗教、士人生活等复杂的层面相关涉，故应该关注思想概念在实际甚或世界总的动态构成，并追寻时代思潮、心灵的复杂情状。”这是作者认定的研究取向和分析策略。一言以蔽之，我想作者是企图联系文本（text）到语境（context），即是把文本放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来理解。由于“读后感”不能取代文本阅读，又限于篇幅，我无意也无法详介唐著丰富的主题和细微的分析。我仅歸纳几个重点于下表，挂一漏万，自所难免：

　　先说文本的解读。唐著说要辨析关键词的意义，其实他用的还是朴素阅读的老办法，使文本的意义在阅读中跳出来，并找到内在联系。这是不可或缺或取代的步骤，但如能用一种“话语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解读，主题应该更鲜明有序，更有系统，层次更分明。“话语分析”的方法仍在各学科领域发展之中，差异甚大，有的还不太稳定。我推荐的是社会学家盖姆森（W.A.Gamson）所提出的“建构性话语分析”，步骤是先把报纸言论的文本解构打散，再往返反复重构，归纳集合成为几个“意识形态丛束”（ideological packages），从而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全面而崭新的理解。每个“意识形态丛束”由隐喻、举例、警句、描写、视觉映像、后果、道德原则等元素烘托而成。一个总结性话语包括几个次级话语，一个次级话语又可能包括几个第三级的话语，形成既提纲挈领、层次分明而又意义丰富的枝叶网状结构（William A. Gamson[1988]，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1：161-174； William Gamson， A. David Croteau， William Hoynes， and Theodore Sasson[1992]， “Media Imag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37）。这个分析方法当然不是万灵丹，但若配以成熟而灵活的学术判断，却有助于深刻解读文本。我获益于此，颇愿推荐一试。
　　其次，作者把两个诠释社群成员的“生命世界”（lifeworld）联系到话语的解读。概括来说，平津派学者以江浙籍美英归国学人居多，在著名大学任教，他们从自由主义的学理出发，自许凭借“公心”，多以具名的方式为国是建言，说的是正面话，其论述目的是追求“制度内改革”（change within the system），督促政府温和渐进，实行民主宪政。胡适在《新月》时期对国民党批评严厉，后来与蒋介石的关系改善，又加上共赴国难，转而与蒋温和合作，也是温和的批评者（高力克《在自由与国家之间：新月社、独立社留美学人的歧路》，载李金铨编著《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其他学者也先后入阁或当政府顾问。
　　相对的，上海左翼文人也以江浙人居多，多半教育不完整，生活穷愁潦倒，大多以匿名方式，凭新闻阅读的敏感性，再通过瞿秋白等地下党人所提供的政治情势和动态，在十里洋场卖文为生。他们多半和左翼文联有组织和思想的关系，故以半懂非全懂的阶级立场看问题，诉诸民粹和道德主义，“正面文章反看法”，反话正说，即以号称“推背图”的方法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为的是挑战或颠覆主流话语。这批文人否定国民政府的合法性，矛头指向当局，希望从根本上“改革制度” （change of the system）。被鲁迅称为“正人君子”、“博士”（胡适、刘半农）、“汉子”绝非好事，因为那纯是挖苦。他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更是毫无保留的人身攻击了。他对国民党的否定几乎是全盘的、彻底的，连政府为策安全转移北平文物到南方，在鲁迅看来也成了置北平民众（包括青年学生）安危于不顾的证据。
　　用英国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说，平津学者提出的是“主流（支配）论述“（dominant discourse），与当局的基本立场若符合节，或“另类论述”（alternative discourse），肯定当局的主旨或假设，再提出另一种途径以达成之；而上海文人提出的则是“敌对论述”（oppositional discourse），与支配性的论述针锋相对（Raymond Williams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最后，何不按图索骥，从这张人际网络图里，寻找在各自的社群中谁是意见领袖，谁是追随者，谁是当中的桥梁，谁是偶尔投稿的边缘人物？它们的组织形式、互动方法是什么？他们的言论和组织、行动之间的关系何在？